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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 著 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

今年11月21日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中华书局推出学者王水照教授新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表达最真切的敬意与纪念。

王水照教授曾于中国社科院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多年，二人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始终保持密切的来往。王水照对钱锺书的学术、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他在宋代文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果，亦曾受钱锺书启发。王水照认为,钱锺书手稿中尚有大量相关研究未及整理发表，实为学界之憾。而关于钱氏曾被诬告的经历、学术究竟有无体系、钱锺书与陈寅恪观点碰撞等众说纷纭的问题，亦以亲身见闻，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给出了答案。

本文是该书责任编辑的编辑手记，讲述了该书的出版经过，及其作为编者的感悟。

困难和收获，都出乎意料

在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当天，一场“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与会的有来自钱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代表，有曾与钱锺书先生交往密切的前辈学人，还有对“钱学”研究精湛的中青年学者。但在所有“钱迷”中，最资深的莫过于《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作者王水照先生。他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60年秋，王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等。

座谈会上，嘉宾之一的董乃斌教授回顾自己在社科院与钱先生、王先生朝夕相处的情景，感慨“水照是我们这代中文学者里最了解、最有资格写钱先生的人”。刘永翔教授亦说：“王水照先生追随钱先生38年之久，有他人无法企及的全面深入了解，本书（指《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价值也在于此。”

傅杰教授则详叙了自己阅读《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的两点感受。他说：“一是王先生对钱先生太‘知其人’了。我想现在在世研究钱锺书先生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的了解可以深入到王先生的程度，有这么多年非同寻常的师弟之谊。二是平实的态度与精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王先生做古典文学研究非常精细，平时做事也很精细，钱先生就表扬过他的‘明通之识，缜密之学’，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这本书的高度。”

傅杰教授的总结极为精准。自去年9月商定选题至今年11月见书，一年多来我与王先生频繁往来打磨书稿，对这两点体会尤其强烈。说实话，全书共20万字，通常情况下本不需做这么久，但其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困难，却也因此而有了出乎意料的收获。且正因这困难与收获，我深刻感受到王水照先生尊师重道的品格与大力弘扬“钱学”的心意，能够见证这种师弟之谊和学术传承，真是一种幸运。

新增两篇万字长文

座谈会上，有学者感慨，拿到书后“原本以为里面很多论文以前都是在期刊网下载读过的，只需看看新文章就好了。结果开卷发现全书结构非常连贯，不由使我整体重读了一遍”。如其所言，本书并非已有文章的简单结集，而是将所有篇目打通，重新编排，不仅统一各方面体例，内容亦有增，有改，有删。删的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因单篇文章发表时，须照顾首尾周全，部分内容不得不反复出现，但作为书中的章节，前后有所呼应，便不必重复了。适当的删减既可提升读者的阅读感受，也可节约篇幅，降低成本和定价。而增改的内容都由王水照先生以86岁高龄，克服疾病困扰，一字一句写成。

全书的第一篇文章是《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撰于1998年12月23日，钱锺书先生去世后的第四天。此后，王先生又撰写了《钱锺书先生横遭青蝇之玷》《“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等文章，梳理钱先生生前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为他遭受的一些误解乃至污蔑辩白，澄清事实；为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他撰写了《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回忆钱先生当年对自己的指导与教益，探讨其间透露的学术理念。在《钱锺书手稿集》出版后，他更是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其间，非但在征得杨绛先生同意后即着手整理《容安馆札记》中有关宋代文学的部分，还撰写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等多篇论文，或是通过手稿与正式出版著作相互印证，解答钱先生的宋诗观等困扰学界许久的问题，或是归纳手稿集相关段落，阐发钱先生的学问精髓，更希望由此探索钱先生潜在的学术体系。此次成书，首先自然是将这些文章全部收集起来，并大致分类，归为四辑。

但是王先生对此并不满意，一直希望增补。2019年底到2020年初那段时间，他身体状况欠佳，深受头晕之苦，完全无法动笔，但待身体稍一好转，便又坐在书桌前展开研究与写作。一直到2020年7月，王先生增写了数万字内容。最醒目的是两篇万字长文：《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1.2万字，除了交代此次成书缘由外，更以强健的笔力和清晰的学术思辨，分析了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之间五个学术观点的交集，并从这个角度切入探索钱先生的学术体系，指出“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这样有力的文字一面世，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即如陈引驰教授所言：“这次新写的序言谈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学术观念的关系，触及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很了不起！”

另一篇《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1.3万字，是王水照先生近年来反复研读《容安馆札记》的心得，此前未及成文，借这次成书的机缘，他“逼迫”自己写了出来。要知道，王先生不用电脑，这几万字都是他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王先生在自序中说：“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这是择要的说法，实际上还有不少散于全书各处的增补。零散的就不提了，这里介绍几篇较长较重要的。

为《〈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增写的附记，补充交代了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于1959年4月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上发表为钱氏“平反”之书评的前因后果，词学大家龙榆生在其中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增写的附记，进一步分析了钱先生不选《正气歌》的原因，对照大力推崇《宋诗选注》一书的小川环树却对《正气歌》“大选特选”，阐述自己这些年对此事的探究与理解。

《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一文中，原本只是分段引用了钱先生审稿意见中的话，此次则新增两篇审稿意见全文，附在文后。顺便提一句，对此王先生一直很犹豫，最后在我们再三劝说下，考虑到原文件系工作性质的公函，且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才同意全文公开。其中一份审稿意见因当时用圆珠笔写于薄纸上，年久漫漶，王先生怕我们认不清，特地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第14页所附钱锺书先生1984年12月信函，情况也与此类似。

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教授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1988年，他到复旦大学进修，跟随王水照先生学习宋代文学。此前，他在日本已与若干同道学人一起从事《宋诗选注》翻译工作，到沪后就与王先生做了一次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钱锺书先生看到了这篇《对话》，在信中表示“奖借过量，益增惭悔”，这当然是他一贯的谦辞，但应该确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同意内山精也到他家中拜访，畅谈许久，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即此次收在书中的第219页的照片。此事的前因后果，王先生原在《钱锺书先生的闲谈风度》一文开头有过简单介绍，此文发表时，自需一个冒子，既是引起全文，也是交代前情；但收进书中时，因全书均围绕钱先生，故不再需要这个冒子了。我便建议王先生把这一段移作《对话》一文的附记，王先生采纳了这个建议，但认为直接移过来不够妥帖，遂在吸收原先文字的基础上补写附记，将事情交代得更全面。他的精细缜密，于此亦可见一斑。

一张张拍照传校样

除了新增大量内容外，王水照先生逐字逐句审阅了全新编排过的书稿。本来每次书稿有进展，或是王先生有什么新材料要交代，都是我到学校或他的住处送、取；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各个小区封闭。春节前，我把一校样送到了王先生住处，没想到当王先生看完校样时，我却不能去取了。那怎么办呢？起初试过电话沟通，但因修改得太多，这样要讲很久，还容易听差记错，并不可行。最后采取的办法，是逐页拍下来，再用微信发给我。86岁的王先生，虽然一向与时俱进，也早就有了微信，但说实话用得并不多，毕竟看手机伤眼，所以我一般也尽量把材料打印出来送去，减他负担。但这时实在没有办法，逼得王先生使用微信的频率大幅提升。一校样比成书篇幅少一些，但也有200多页，老先生硬是逐页拍照后发送给我。

王先生那段时间身体仍然虚弱，却还是坚持一页一页看完全部校样：从小标题的修改，到出处的校正，乃至一个字或一个标点，都一丝不苟地批注在稿面。整本校样看完，对我来说仿佛是上了一堂精彩的学术写作课。

其中有一页校样，令我尤感触动。王先生有许多材料留在旧居，他一直想找，但因为疫情无法回去。在校样处理到相关问题时，他批注道：这个材料须回旧居找，然后情不自禁地大叹一句：“快点解除隔离吧！”王先生性情是极温和的，我自读书时认识王先生，20年来似乎从未见他着急慌忙，总是那样淡定，不疾不徐；但看着这行字，我好像见到了王先生苦恼烦闷的样子，他对这本关于钱先生的书稿的重视，在这不经意的字里行间亦展露无遗。

亲身示范“弟子服其劳”

王水照先生自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当时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即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一直到1978年他调至复旦大学，18年间始终亲承謦欬；而自1978年至1998年钱先生去世，20年间他们也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书里有一封杨绛先生写给王先生的信件，对他为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写的文章表示肯定，还回忆了当年生活的情景：“我还记得我们那间陋室，你曾为我们缠上一条铅丝。铅丝始终‘直如弦’，整栋七号楼已无迹可寻矣。”当年钱、杨二先生住在一间小宿舍，王水照先生住在兼做仓库的门房，距离非常近。除了在屋内拉一根铅丝用来晾衣服、毛巾，他还为钱先生的台灯换过功率较大的灯泡。因书桌前的窗户朝北，光线不足，灯亮一些，钱先生才好读书，不至于伤眼。

另一封信中，杨绛先生问：“‘烧饭人’还记得我吗？”这个“烧饭人”是谁，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兴趣。答案是：王先生的公子。当时王先生尚年轻，公子更是只有几岁，在社科院里自己玩，遇到了杨绛先生。难得碰到一个说上海话的小朋友，杨先生非常喜欢，就与他聊起来。小朋友叫她“阿姨”，杨先生说：“你应该叫我阿婆。”“为什么？”“你去问你爸爸就知道了。”王先生的回答是：“因为她是我的老师，所以你要叫阿婆呀。”杨先生听到后笑说：“我不是你的老师，钱锺书才是。”这句话被王先生视作一种认可，一直记在心里。当时杨先生还问小朋友你以后要做什么，答曰“要烧饭”，逗得杨先生大笑，后来每与王先生通信，末尾总要问一句“烧饭人”如何了。

这次的书中，最遗憾的是没有一张王水照先生跟钱先生的合影。对此我再三问过王先生，为什么别人都有，您反而没有呢？王先生说：“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见到钱先生，都是毕恭毕敬的，哪敢提什么要求！你看到广宏当年在章先生跟前的样子，就知道我的样子了。”外子陈广宏是章培恒教授弟子，所以王先生这么跟我说，我便完全明白了。另外，在那个时代，照相机是稀罕物，拍照远不如现在这样方便，别说合影，那些年的单人照，王先生都几乎没有。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讲，但我想还在于日常天天见面的人，往往想不到特意去拍照；反而是难得见面、特地相约的，才会专门准备相机合影。就像内山教授去拜访钱先生，一方面是当时他在日本比较容易获得相机，一方面是专程拜访，知道机会难得，所以才留下了这次收在书中的珍贵照片。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关于“钱学”的探讨，已经受到许多关注。王水照先生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以他的学术功力，去分析、探究钱先生的学术思想，自然与他人不同。对此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专业学者讨论。而我在这次出书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王门弟子对老师的满腔热情。侯体健教授作为王先生的助手，从选题、分辑到搜集文章，均深度参与，后来新增的两篇万字长文，都是王先生手写后，由他输入电脑并校对的；书后附录的“本书所涉与钱锺书先生相关文献”，则是由他的太太刘晓旭整理的初稿。卢康华博士是西泠印社社员，艺术功力深厚，书中所有涉及《钱锺书手稿集》的引文，都由他校对一至二过。钱先生的手稿集是公认的难读，不仅多为草书蝇头小字，而且从天头到地脚密密麻麻，或横或竖，或忽然一根细若游丝的线条指引到旁边插入。我复校引文时，常常半日只能找到一条，眼睛却看到刺痛流泪了。如果没有卢博士的校核，真不知该怎么办。书中钱先生信函和两篇审稿意见的释文，都是卢博士做的，他还取钱先生“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之句，篆刻了“书癖诗情”印章一方，作为钱先生110周年诞辰的纪念。另外，王先生门下还有许多学生参与了书稿校对和纪念会筹办的工作，正如王先生自序最后所云，他们都有“弟子服其劳”的精神。我想，这跟王先生对自己的老师始终敬重、以弘扬老师的学术为己任有关，言传身教，给他自己的学生做了最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