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x刘师培：在金石收藏与报刊趣味之间
原标题：在金石收藏与报刊趣味之间：论洪宪帝制时期鲁迅与刘师培的文化政治抉择
关于鲁迅与刘师培的关系的探讨，学界成果颇多。在学术联系方面，早期有张杰的《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顾农的《鲁迅手抄刘师培著作二种》，展现了刘师培在学术方面对鲁迅的影响[1]；在思想联系方面，尽管鲁迅文本中并未出现过《天义报》字眼，但亦有学者钩沉出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鲁迅的影响[2]；在史实探讨方面，有学者回到周氏兄弟的《河南》投稿问题，厘清了周氏兄弟对刘师培的非确切回忆[3]—这些都有助于认识周氏兄弟与刘师培的交往。
实际上，探讨鲁迅与刘师培的关系需要在学术思想脉络和政治历史境遇两个层面上展开，需要回到重大历史时刻发掘二人的联系及异同，二者不可偏废。
鲁迅、刘师培都是近现代历史文化浪潮中的潮头人物，历史事件催生文学事件，两人都于辛亥前后到达北京，且分别是洪宪帝制、“文学革命”的文化主将；刘师培在1919年因病去世，鲁迅在同一时期暴得大名，两人在“五四”之后一衰一盛；刘、周二人在文化趣味上相互承接却又有根本差异，探讨刘、周二人的政治文化取舍对理解近现代文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洪宪帝制与“吃人”的发生
鲁迅文本明确谈及刘师培是在“文学革命”阶段。1918年7月5日，鲁迅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提及刘师培，言辞颇为辛辣：“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4]以往研究刘、周二人关系的学者对此信中的说辞往往不大在意，仅看出鲁迅在此言论中指涉的刘师培叛变革命、告密变节一事，一句刘师培失足变节便草草了事。但无论是“国粹”、“刊丛编”，还是“吃人”、“卖过人肉”，对理解鲁迅这一阶段的思想生成都极为重要。
1918年，鲁迅完成了洞悉“吃人”历史的《狂人日记》。这一年成为鲁迅长期沉默后的发声之年，以“吃人”历史批判为主题的鲁迅发声也成为鲁迅思想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已有文本中，1918年鲁迅三次明确谈及吃人问题：第一次，４月２日，鲁迅作“吃人”历史批判的《狂人日记》；第二次，７月５日，鲁迅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谈及“坏种吃人”、刘师培“卖过人肉”；第三次，鲁迅在８月２０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及《狂人日记》与“吃人”问题，并道明自己“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5]。
三次谈及“吃人”却各有不同。《狂人日记》以小说形式论述吃人问题，复杂而又隐微，有多方歧义。相较而言，后两次的“吃人”批判显白而又关键：与钱玄同通信谈及的“吃人”指涉了现实事件触发下的“吃人”批判，与许寿裳的通信道明了“吃人”历史批判的学理渊源。三次“吃人”批判宜当参照理解，相较而言，现实事件中的“吃人”理解起来最为直观。
至少在与钱玄同通信的语境中，“吃人”恶骂是一种修辞症候，背后存在着需要填补的现实事件。王瑶认为《狂人日记》在主题上表达了对革命党人如章太炎、孙中山的礼赞[6]，而鲁迅与钱玄同通信中的“坏种吃人”、“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嘲骂也正是对《狂人日记》这一主题的现实确认。而以此语境，可见鲁迅所说的“吃人”、“卖人肉”都指涉辛亥前后杀害、出卖革命党人的诸种血腥气氛，“吃人”的修辞症候表达着鲁迅对现实境况的重大关切。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罔替承接的现实事件将呈现刘、周二人的直接、间接关系，这些明暗关系有助于理清刘、周二人的思想动态及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文化政治生态。周作人对这一阶段的回忆值得注意。在周作人看来，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复古气氛引发了反复古的潮流，所谓“文学革命”、“思想革命”都旨在毁灭古旧的偶像[7]。周作人提醒我们：“文学革命”是作为洪宪帝制结果出现的。历史事件催生文学事件，也正如周作人所说：“在交战的状态时当然认他为敌，不惜用尽办法去攻击他……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座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8]正是在周作人所解释的这种政治文化境遇里，我们才能理解鲁迅对刘师培的恶骂。
而仔细辨析，周作人在解释“文学革命”发生时道出了前、后两层历史语境，一是洪宪帝制时期，一是“文学革命”时期。“复古气氛引发了反复古潮流＇周作人为两次事件连上了因果关系。鲁迅对刘师培的恶骂实则也含有这两层历史事件语境。如鲁迅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所说：“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9]。”
也正是因此，复辟的政治语境对于研究此一阶段鲁迅思想的形成极为重要。如钱玄同记录过鲁迅1919年初的一番话：“豫才说：如其大东海国大皇帝竟下了吃孔教的上谕，我们惟有逃入耶棘教之一法。豫才主张用耶教来排除中国旧儒，我本来是不赞成的，但彼等若竟要大家吃孔教来研究那狗屁的‘三纲五常’，则我们为自己计，惟有此法而已。颂平说，他入耶稣教全为反对丧礼，这是和豫才一样的意思。”[10]可见，纵使复辟浪潮退去，复辟的政治语境依然会长时间笼罩在社会环境中，作用并形成同时代人的心理语境。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语境作用下，“文学革命”阶段所有的“恶骂力攻”着力点都在于“反复古”、“反复辟”。由此，鲁迅有关反复古、反复辟的诸种偏激言论才有其历史性、自卫性、正当性。
辛亥革命后鲁迅的北京生活以1918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期重大事件包括洪宪帝制以及张勋复辟，后期则主要是“文学革命”，而后期发声更多是对前一阶段政治禁言的回应。1918年是鲁迅沉默后的发声期，鲁迅最大的发声主题便是“吃人”。历史地去看，“吃人”发声更多是沉默禁言期的思想补白。
因为洪宪帝制前后的政治寒噤，沉默时期鲁迅直接的思想表达并不多。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翻脸肃清革命力量，鲁迅在事后有着对此的回忆。鲁迅在《〈杀错了人〉异议》中呈现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期间气氛的寒冷。鲁迅说袁世凯从“国民公仆”变成了吸血魔王，“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桟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先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11]。
正是基于此，1918年的“吃人”恶骂才成为复辟血腥屠杀和政治文化挤压后的一次显白宣泄。但发声期的鲁迅与沉默期的鲁迅并非判若两人。在语言沉默的背后，沉迷金石收藏、醉心抄录古碑、收藏借阅学术时政报刊，这些沉默行为有着暗暗的政治拒绝姿态，于鲁迅这一时期与刘师培的直接、间接关系中可见一二。
二、端方与鲁迅的金石收藏活动
在反复古、反复辟语境中，复辟时期的红人刘师培自然成了复辟退潮后的标粑—“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鲁迅所说的“卖过人肉”正指涉刘师培辛亥前告密于端方、出卖革命党人的事件。汪东在《致黄焯书》中陈述了辛亥前刘师培告密、背叛革命事件的细节：“刘申叔告密于南北洋，袁世凯置之不理，端方则密侦党人。”[12]而鲁迅在1918年重提刘师培背叛革命与其任职教育部期间的沉默活动不无关系。
历史地来看，不论是刘师培辛亥前变节告密于端方，还是在辛亥后附袁政治失足，刘师培政治生涯中的转折人物是端方和袁世凯。而此两人不光是对刘师培，对鲁迅、刘师培的交互关系也产生巨大影响。“卖过人肉”是指涉出卖革命的修辞症候。在相同语境下，“吃人”也包含了屠杀革命党人的相近语义。也正是因此，鲁迅嘲骂刘师培“卖过人肉”的背后，隐而不现地涉及了刘师培曾依附的，并在不同时期大肆屠杀革命党人的南北洋大吏—端方、袁世凯。不容忽视的是，沉默时期的鲁迅与端方的联系极大。从任职教育部到投人“文学革命”浪潮，端方频繁出现在鲁迅的视野。从鲁迅日记中可见，鲁迅从1916年7月28日“往留黎长买端氏臧石拓本一包”[13]，一直到1921年“德古斋赠砖拓片三种，皆端氏物”[14]，“端氏”字眼在５年内出现了11次，而“端氏”正是已经去世的端方。
端方是晚清重臣，也是金石收藏大家。刘师培变节人幕端方也是以“为方考订金石”的名义。端方在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因军队哗变被杀后，其丰赡的金石收藏为辛亥后的北洋政府所注意。从1914年到1916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国务院、内务部、教育部各级机关互致公函，对端方之子希望政府收购端方收藏之事作出决议，然而此决议最终因端方之子“移居天津，物经散佚，无从汇辑”而告终，“家藏古物购归国有”的提议也被销案[15]。实际上，有着金石趣味且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却是事后端方散佚金石藏品最用力的收集者。
1916年7月18日，北洋政府因端方之子移居天津取消人购端方所藏文物的决议；7月28日，鲁迅开始收集散佚的端方金石藏品。从刚开始大量收集端方所藏碑碣、墓志、造像拓本、石刻小品拓片，到后来开始收集木刻本、墓砖、瓦当拓片、砖拓片等，人购种类繁多，收藏数量颇巨。据笔者统计，从1916年到1921年，鲁迅耗费巨资、不遗余力地搜集端方流落在琉璃厂的墓志、拓片等金石藏品，出入琉璃厂11次，共收端方散落的各类拓片905枚。鲁迅的拓片收藏共５千余种、６千多枚，端方死后散落出来的拓片成为其重要来源。鲁迅最常出人琉璃厂的德古斋购买端方金石藏品，乃至于后期德古斋赠送鲁迅端方藏品，“德古斋赠砖拓片三种，皆端氏物”[16]。鲁迅收集端氏金石收藏之用力可见一斑。
金石收藏风气在晚清大盛，而究其源流，与雍乾时期大兴文字狱息息相关。当时政治禁锢，文人避祸，考据、金石风气大兴。而鲁迅之所以能在1918年一语道出刘师培“侦心探龙”实在与鲁迅此时金石收藏经历中频频出现的端方大有关系。但历史往来相替的背后却各有不同，刘师培背叛革命，入幕端方，“为方考订金石”；鲁迅在袁世凯屠戮革命党人时期辑藏端方金石旧物，对洪宪帝制禁言沉默。
金石趣味往来承继，此一时而彼一时，在鲁迅金石收藏沉默的背后，不仅掩藏着刘师培“卖人肉”的陈迹，更隐现着文化代际带来的迥异的政治文化选择。
三、刘师培的报刊抉择与“妖孽”的发生
尽管鲁迅比刘师培还年长3岁，但基于不同学养，刘、周二人在重大历史事件的离合中产生了迥异的文化代际。刘师培的生命始终，面对西学的冲击，每每慨然“国学沦夷”：在“太少二叔”交往阶段，以《民报》、《国粹学报》为阵地共同提倡国粹；在人幕端方阶段，以“正人心，息邪说”为由３次上书端方在南京设立“两江存古学堂”，培训国学教员；在川地参与创办《四川国学杂志》（1914年改名《国学荟编》）、四川国学会；人京后复刊《中国学报》，任《国故月刊》总编辑。借助报刊发声、发扬国粹，在刘师培的生命中一以贯之。
作为学者的刘师培也并未完全褪下刘光汉时期的政治诉求。辛亥后进人北京，基于自己的政治诉求，刘师培亦是学者亦是报人。办报对于刘师培来说是本色当行，从《民报》编辑到创刊《天义报》，乃至于与周氏兄弟前期交往都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交往；从革命者刘光汉转变为学者刘师培，《国粹学报》、《四川国学杂志》、《中国学报》、《国故月刊》都是其主要阵地；无论是作为同盟会员的刘光汉还是作为端方幕僚的学者刘师培，乃至于作为袁世凯“上大夫”的刘师培，报人角色充分表达着作为学者的刘师培的政治诉求。相对于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沉默，刘师培以报刊为阵地，在复辟浪潮中大红大紫。
1918年，刘师培意欲复刊《国粹学报》、《国粹汇编》，虽无疾而终却引来鲁迅恶骂。鲁迅后期提到“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17]。可见鲁迅反对国粹，更多的是反对袁世凯称帝预备阶段的复辟政治威权，所以鲁迅发出的“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的“吃人”恶骂表面看来是针对刘师培的文化旨趣，历史地来看，实则更多是针对刘师培的政治诉求以及延宕不退的复辟反革命政治语境。
但刘师培在北京期间因办报招致恶骂不止上述这一次。在此前后，1916年刘师培成功复刊《中国学报》，1919年刘师培任《国故月刊》总编辑。三次报刊活动都招来不同程度的非议，而招致最大恶骂的则是复刊《中国学报》。
1916年1月，刘师培经由袁世凯出资3万大洋复刊《中国学报》，《中国学报》成为洪宪帝制时期刘师培的主要阵地。钱玄同记录了他在“洪宪元年”阅读《中国学报》的感触：“归得心孚寄来《中国学报》第一册，其中申书之文无可复言。噫！三世传经，结果至此。”[18]曾追酬师培学习无政府主义的钱玄同感叹此时的刘申叔“身败名裂，一钱不值”[19]。
作为袁世凯复辟时期的“上大夫＇刘师培在1916年受命袁世凯迎接“衍圣公”孔令贻人京。鲁迅对此事格外注意，“报上载清廷赏衍圣公孔令贻‘骑朝马’，孔令贻上折谢恩。原来他也是个遗老。我从前听人说，孔教与帝制及复辟，都极有关系，这事虽然有筹安君子和南海圣人的著作作证，但终觉得还未十分确实，现在有这位至圣先师的嫡孙证明，当然毫无可疑了”[20]。
鲁迅口中的“筹安君子”除了刘师培，还包括严复、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五人。筹安会是洪宪帝制筹备期间君主制的鼓吹机构。筹安会成立后发表《筹安会宣言》，刘师培在《中国学报》发表《君政复古论》，在文化宣传上为袁世凯称帝张目鼓吹，一时间舆论哗然。“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包括刘师培、严复在内的“筹安六君子”一时间被称为“妖孽”。
“文学革命”期间有两句经典口号一“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鲁迅谈到“桐城谬种”日才指出其文章特征是“载飞载鸣”，“选学妖孽”的特征是“抱住《文选》寻字类”[21]，两句经典口号的矛头所指正分别是严复、刘师培。而无论是严复的桐城文风还是刘师培的六朝笔法，放到反复辟政治境遇中，“文学革命”经典口号的生成与这一阶段苟活下来（“筹安六君子”在袁世凯逝世后只有严复、刘师培两位因各自的文化影响而保全性命）的两位“筹安君子”的复辟政治选择不无关系。
四、坏种”与鲁迅的“坏种”报刊趣味
针对刘师培的复刊行为，鲁迅说“坏种”想要吃人。“吃人”的“坏种”到底是谁？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与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认为复刊《国粹学报》的是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人[22]，实际上未必如此。《国粹学报》、《国粹汇编》的复刊失败使“坏种”是谁难成定论，但理清复刊《国粹学报》前后刘师培主阵《中国学报》、《国故月刊》的人员构成将有助于发现鲁迅口中“想要吃人”的“坏种”到底是谁。
《国粹学报》是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1905年创刊于上海。同一时期，蔡元培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刘师培也是该组织成员。《国粹学报》初期创办人包括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主要撰稿人包括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章太炎、王闾运、廖平、王国维等。《国粹学报》在“排满”的民族主义声浪中创刊，发刊词深叹“夏声不振”、“师法式微”，强烈呼吁“保种、爱国、存学”，以“发明国学，保存国学”为宗旨。
《中国学报》是北京中国学报社出版的月刊，出版发行于1912年（民国元年）至1913年，出版至第９期后停刊，后于1916年（洪宪元年）１月至５月复刊，刘师培任总编辑。从复刊后《中国学报》的作者构成来看，基本涵盖刘师培在北京、川地的人际交往，包括北大教授陈汉章、张尔田、周祺、康宝忠，金石学家吴士鉴、移、王树枬，川地名家廖平、谢无量等人。
复辟失败后刘师培受聘北京大学，北大教授颇多像陈汉章、张尔田、周祺这样的硕儒遗老，加之亦是“光复会”同志的蔡元培主阵，复刊《国粹学报》成为刘师培又一次发扬国粹的题中之意。回顾后来《国故月刊》的构成群体，除了北大学生之外，同样包括陈汉章、康宝忠等人。因此，复刊《国粹学报》的人及其供稿群体应不出《中国学报》的作者群，而这些人也就是鲁迅恶骂的“坏种”。
另外，鲁迅实际也对“坏种”们办的报刊保持着关注。至少对于《中国学报》，无论是复刊前还是复刊后，鲁迅均多方购买、邮寄、收藏、借阅，用力甚深。
鲁迅自1912年至1918年持续关注着《中国学报》。从1912年11月13日获赠《中国学报》第１期之后，持续对其保持关注。同年12月28日，鲁迅“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23]。之后，鲁迅又从常毅蔵处获赠《中国学报》第３期。鲁迅阅后，将这３期寄给了在绍兴的周作人。
鲁迅在日记中说得很明白，购寻《中国学报》是因为爱好其乡贤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而实际上，《越缦堂日记》连载于《中国学报》的前５期，1912年到1913年鲁迅只阅其前３期。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复刊后的《中国学报》又开始连载《越缦堂日记》，一直持续至袁世凯病逝停刊，共连载５期。1917年２月24日，鲁迅连夜又从常毅箴处借出《中国学报汇编》５册，而此次阅读过程长达一年多，于1918年6月16日将其归还。鲁迅显然熟悉刘师培复刊后的５期《中国学报》内容，熟悉“坏种们”所写的国粹文章。复刊后的５册《中国学报》满含着包括刘师培《君政复古论》在内的洪宪帝制时期复古、复辟言辞，而这一段阅读史也成为鲁迅1918年做出“狗屁国粹”、“吃人”发声的重要阅读语境。
结语
20世纪的前两个十年，政治风浪与文化潮流相互翻涌。钱玄同曾总结过其在２０世纪前两个十年的心路历程：在他二十二三岁时，“忽然要保存国粹，从章太炎师问小学，专文字名称，一切主张极端的复古”；1911年，民国成立，“我因为前此主张光复汉室之后一切应该复古，于是做了深衣玄冠来穿戴，又要复古礼制”；1916年，“因为袁世凯造反做皇帝，并且议甚么郊庙制度，于是复古思想为之大变”；1917年，“此时始知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二十世纪共和时代，而废汉文等思想发生”[24]。
用鲁迅趋时复古的历史哲学来看，钱玄同是趋时的人，刘师培也是趋时者，但显然入幕、附袁的政治身份使刘师培在趋时的复辟浪潮中不断滑向保守复古；复古行为在20世纪前两个十年基于不同的历史境遇可谓此一时而彼一时，刘师培在1918年复刊《国粹学报》之不适也可见一斑；刘师培复刊《国粹学报》不行而终任《国故月刊》总编辑，“国粹”在反复古、反复辟浪潮中终究变为“国故”。
晚清巨变后，如何实现己身价值是旧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问题，而20世纪前两个十年则可以被看作一系列文化实验，诸种旧知识分子的过失、失败都有着试错价值。
革命者刘光汉选择成为学者刘师培，前后依附端方、袁世凯，可谓走了一条鲁迅所概括的，也是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都走过的“趋时”、“复古”道路。刘师培以其国粹理想深人到动荡的历史实践中，面对新旧沸腾翻滚的历史潮流，国粹成为其应对时变的信念和策略。在刘师培的文化试验案例中，我们看到经纶满腹的旧知识分子在现代性巨变中的无归属性，这种无归属性迫使其不断地试图认同别的阶级，却又不断地遭遇失败。应该说，鲁迅与刘师培代表了20世纪早期新旧知识分子的分野，而新旧知识分子迥异的文化政治抉择更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他们在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1]张杰：《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顾农：《鲁迅手抄刘师培著作二种》，《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5期。
[2]张全之：《无政府主义“东京派”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黄佚：《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辩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4]鲁迅：《致钱玄同》，《鲁迅书信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7页。
[5]鲁迅：《致许寿裳》，《鲁迅书信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8页。
[6]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第19期。
[7]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611页。
[8]周作人：《国语文学谈》，《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3页。
[9]鲁迅：《致钱玄同》，《鲁迅书信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7页。
[10]钱玄同:《钱玄同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
[11]鲁迅：《〈杀错了人〉异议》，《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12]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72页。
[13]鲁迅：《鲁迅日记》（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14]鲁迅：《鲁迅曰记》（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6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辑录：《北洋政府收购端方所藏文物有关文件》，《民国档案》1995年第２=2期。
[16]鲁迅：《鲁迅日记》（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6页。
[17]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18]钱玄同：《钱玄同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页。
[19]钱玄同：《钱玄同曰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
[20]刘运丰：《鲁迅佚文全集》（上册），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21]鲁迅：《五论文人相轻一明术》，《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22]参见林贤治：《人间鲁迅》，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林非、刘再复：《鲁迅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23]鲁迅：《鲁迅日记》（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24]钱玄同：《钱玄同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337页。
（转载自“西川风”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