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忆卞之琳先生
卞之琳
好几个朋友来信，说卞之琳先生去世已快20年了，要做些什么来纪念。也确实应该如此。2000年年底，我从陆灏兄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获悉卞先生去世的消息，但不巧，赶上要出门去美国签售我的第一本英文小说《红英之死》。行色匆匆之际，只能随手写了几句塞责。这些年每每想到，总觉得歉疚。
还是在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年龄最小的一个研究生。我们这一届学生有好几个导师集体辅导，但各自还有一个负责专业方向与硕士论文写作的导师。或许是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时写的一篇莎士比亚论文，卞之琳先生读后说要跟我面谈一次。我忐忑不安地去了，他问了一系列有关西方诗歌的问题，却又意外地要我自己也写几首诗，仿佛是要交他的一份作业。几天后，卞先生在我交递的作业上批改了，说写得还不错；接着所里宣布，卞先生同意把我安排在他名下攻读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我自然受宠若惊，朱虹导师可能也听卞先生提起了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说：“把你的诗寄《诗刊》去，告诉他们说，卞先生都认可了，诗要发出来。”年轻气盛，我兴冲冲地把那几首诗寄往《诗刊》社，居然真发了出来。
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徐志摩先生当年也是这样带自己的学生：他把卞之琳先生交给他看的诗直接推荐、寄到诗歌刊物去，让他的学生从此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尽管我的专业方向是研究西方现代诗歌，但在卞先生看来，学生不仅仅要读诗，同时也要写诗，要译诗，要在实践中对中文、英文的诗歌感性具有真正的认知。写诗、批评诗，这在英国文学中是一个传统，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中，同样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学者诗人。这方面，卞先生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从一开始就影响了我，为我画出了新的地平线。
在我最初寄给《诗刊》的那些诗里，有一首名字是《今天》：“不仅仅因为昨天冰封的记忆，/不仅仅因为明天含苞的期冀，/我们才这样热爱你呵，今天。/因为除了今天，生活还在哪里？//不爱你，一意耽于昨天的幻灭，/生活只是一声叹息——犹在梦里，/不爱你，只愿坐等明天的出现，/生活只是一个呵欠——进入梦里。”
这首最初发表于《诗刊》的诗，后来还出现在《中国日记》（China Diary）中，作者是英国著名现代主义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艺术家戴维·霍克尼（David Hockney）。他们来华访问期间，《诗刊》主编邹荻帆先生安排我在编辑部与他们会面。我朗读了这首诗，斯彭德当场记录下来，在《中国日记》引用了，并说“我顿时更理解了他对玄学派诗歌的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没有自己的校所，大多数学生借用北师大的宿舍和教室。我跟卞先生读研究生，只能到他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家里去听课。通常是一星期一次，有时有新的内容要讲，他也会让我多去一两次。或许因为不同于正规的课堂环境，他上课要随意得多，充满了诗人特有的即兴跳跃，话题也常常是天马行空。
卞先生的不少名篇为人们熟知，他在现代诗格律方面的主张和追求，特别是关于“顿”的理论，人们却不一定熟悉。在他看来，写现代自由体诗不是“自由”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摒弃诗的内在韵律，只是不像古典诗那样有现成的格律可循，要写好因此更不容易。他特意为我讲过一堂英语格律诗的课。英语格律诗中有所谓的音步（foot），即由不同的轻/重音音节组合构成音步，如begin是轻/重音的一个音步，又称抑扬格音步；一行诗中音步的数目需大致相同，藉此构成诗的韵律。不过，中文无重轻音节，难以照搬，卞先生提倡的顿，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说话时习惯的停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可以划成三顿。在一首诗中，各行的顿数要大体上一致，尽管顿数与字数并不可能一致。为此，他还几次给我举了电影《哈姆雷特》译制的例子。《哈姆雷特》有多个中译本，但孙道临最后挑选的是卞先生的译本。这是因为他的译本充满中文内在的韵律节奏，读起来抑扬顿挫。至于其他的译本，文字自然也优美，却缺乏音乐感，很难朗朗上口地读。
在跟卞先生读研的那三年日子里，北京的生活条件远不能与今天的相比。绝大多数住家都没有暖气和冷气，到了冬天，家里就得烧煤。卞先生家里只有师母和他们的女儿，于是我偶尔也会自告奋勇，为他家往楼上搬蜂窝煤。当时的食品供应更差，好几个月只有堆在楼梯过道的大白菜，师母青林时不时留饭，说要为我改善营养。茶余饭后，卞先生倒不尽是在一本正经地谈学问，常会海阔天空地漫谈开去，跟我聊起一些往事，种种细节在记忆中一会儿显得那么遥远，一会儿又仿佛从他的诗中，一下子跳到了这一刻……
你回忆往事，回忆像笔下的白螺壳，
细小的往事有大海成千上万的感性——
谁在去昆明的途中，独骑一头驴子，
“先做人，再作诗”，“人”字上落重音。
但一到国际新闻时刻，你忙打开电视，
思路似通着电波，来自今天的卫星，
接着，打字机的嘈杂与厨房的气味，
都在你头脑里把一个新的整体形成。
——《远与近》
“远与近”是应友人要求写的。在卞先生家里我遇见过许多人，其中有一位是他以前的学生高庆琪，20世纪80年代初在《青海湖》杂志任编辑。他自己写关于卞先生的文章，也要我写。“远与近”一诗发表后，《青海湖》给卞先生寄了过来，他看到后还是挺高兴的。当时他正指导我写T.S.艾略特的论文。艾略特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英国玄学派诗人能在诗中把种种似乎毫不相干的事物都放到一起，却又形成有机而感性的整体。在卞先生看来，这也是艾略特的夫子自道。如在他的“荒原”长诗里，尽管内容极其庞杂，艾略特却成功地把现代社会中复杂的、似乎互不相连的片段叠放在独特的空间形式中，写出了现代主义的里程碑作品。其实，卞先生在他作品里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他的“白螺壳”既是一例。至于诗中提到的一些具体细节，有些是卞先生跟我聊到的，如骑驴入昆明，有些是从他诗作中化出的，更多是我在他家里的所见所思，有些也可以说是他为我讲解艾略特诗歌理论的反应。
1981年我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回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那些年从上海去一趟北京不是容易的事，快车也要十多个小时，住招待所还需介绍信。毕业后与卞先生见面的次数并不多。记忆中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80年代初，卞先生要来上海参加莎士比亚研讨会。主办方给会议参加者安排的住宿是通铺（当时学术会议的安排普遍如此）。卞先生在家里原本睡得不好，担心到了通铺大间里，与会众人“鼻息雷鸣”，更让他难以入眠。他来信很委婉地要我想想办法，帮他订个单人间。我通过远房亲戚的关系，在福州路的吴宫饭店帮他解决了问题。单人间其实小得可怜，仅放得下一张单人床，条件远不如现在的标间，但还算清静。好在我也参与了这个会，吴宫饭店离我家不远，会议期间每天都可以陪他。第二天晚上，还带他去了离饭店不远的一家面馆，名字就一个“家”字，隐在上海工人文化宫旁的一条小弄堂里。面馆仅容得下两张桌子，不过顾客盈门。店主声称供应上海最正宗的鸡汤煨面，加上时鲜的现炒过桥浇头，远近的伊壁鸠鲁们都闻风而来。关于那个晚上，还有另一个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原因。卞先生听说我在翻译艾略特的诗集《四个四重奏》，就把他收藏的《荒原》赵萝蕤译本从北京带了过来，在“家”面馆里交给了我。他对油焖对虾过桥鸡汤面也相当满意，我勉强算是面馆的老客人，让老板娘取出已有不少名人题词的留言簿。卞先生在上面签了名，并认真地写了几句赞扬的话，有点像写诗。
1988年我作为福特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阴错阳差地留了下来，读了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开始用英语写作诗歌和小说。那些年电子邮件还不普及，未能向卞先生汇报自己在那里的工作学习情况，但还是时常想起，尤其是他写的一部名为《山山水水》的英文小说。
卞先生曾告诉过我，上世纪40年代末，他在英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开始用英文创作一部小说，但尚未写完，听到国内翻天覆地的种种变化，冲动之下立刻启程回国，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在热火朝天的理想主义激情中，他反思了《山山水水》中的内容，觉得书中洋溢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儿女情长，似乎与时代太脱节了，于是一把火烧掉了小说手稿。不过，到了我跟他读研究生的那些年，时过境迁，他再说起当年焚稿一事，言下不无遗憾之意。好像是到了80年代中，香港有家出版社找到了他先前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片段，应该是他自己翻译成了中文，印成了一本小书。他签名送了我一本。我读到的是中文，可他怎样用英语创作小说，而且得到Isherwood等多位名家好评的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我自己也置身海外，打算在那里用英文创作，又想到了《山山水水》。卞先生当年做到的，我作为他的学生，是否也能来尝试一下呢？让我最终下决心动笔来写，卞先生的影响肯定是因素之一。也就是在写《红英之死》的那些日子里，我改写了曾写给卞先生的一首诗，诗名也是《山山水水》（卞之琳先生赠书有感）：“一页页都翻过去了，/只剩下书桌依旧陪伴，/空烟盒在案头堆成小山，/这一抹黄，这一带绿，/这一角生气烂漫，这一片/伤心徒然，你仿佛径自喃喃/说着，像流水潺潺，/流过了多少时间，/时急时缓——//许是太累了吧，/山弓起背蹲在天边，/水声歇了，再勾不起悲欢，/哦这一路的水水山山，/长亭接着短亭，/只意味着得重新上路的地点。/雁群似乎写出了人字，/接着散去，在寂寥的蓝天。//雁还是前度的雁吗？/疲倦的过客无言。”
在跟卞先生读研究生时，堆积的烟盒是在他家里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 “意象”。他烟瘾大，讲课时也不停抽，吸完一盒，随手把空烟盒在书桌上叠起来，叠得很高，像春山似的，倒也色彩斑斓，给他的书房平添一片生趣。不过诗中的感伤，或许多少折射了自己在异国的沮丧、疲惫。一个过客，在他乡重新上路，看雁群消逝在寂寥的蓝天……
这首诗可能都没有给卞先生看过。虽说在读研的那些日子里，我间接或不那么间接地了解到他的一些生平经历，看了小说的片段，更增感慨，可不管诗中所写的是否与小说的内容有关，按他给我阐述的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文学批评理论，我作为他的学生，觉得还是私底下想想较稳妥一些。当然，这里因为要谈卞先生对我的影响，只能把“山山水水”再提一下。
说到影响，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有个影响焦虑论。按照他的观点，新进的作家受到先前的作家影响，同时又感到一种焦虑，担心受影响太深，写不出真正有自己特色的作品。这是相当辩证的。就我自己而言，可能还有另一个层面，自己在潜意识中感觉到，写不出卞先生那样的诗，只得另辟蹊径，一本接一本地往下写我的陈探长系列小说。不过，还是因为卞先生，自己这些年没有偏离文学这条路，心中因此对他充满了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