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转引自福柯《疯癫与文明》

“残冬行将消失，春天恍若来临。”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萨利·鲁尼的《正常人》很可能是近年来最好的表达当代年轻人精神状态的小说。无论将它放在由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所开启的“教育小说”脉络之中，或是在其细化的分支“青年艺术家的成长史”类别中，又或是20世纪以来人们更常用的“青春小说”如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线索下，它都足以跻身其中，甚至有可能以其“当代性”和“未来性”在当代年轻人心中引发更加强烈和深入的共鸣。

萨利·鲁尼是一位出生于1991年的爱尔兰女作家，这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出版于2018年，曾入围2019年度布克奖、英国女性文学奖等，并获得爱尔兰年度图书奖、英国图书奖，在《纽约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畅销书单里都榜上有名。鲁尼延续了英国文学由女性书写成长的伟大传统，以及爱尔兰文学独有的深邃和激进风格，在小说中以细腻、简洁的笔触描写了两个年轻人从高中到大学数年间的共同经历。故事时间被设置在2001-2005年间，整体上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章节，同时在局部使用蒙太奇手法。人物情感表现细致入微的程度令人惊叹，并由情感的缺口打开了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我们见惯了“经典”作家们面对这个时代所显露出的批判态度，他们或纠结于形式，或苦心孤诣于用牛刀去捕捉碎片，但那些看似精辟的结论背后是某种真正的无所适从。因为无论怎样努力，对于年轻读者来说，他们书写的是此前的某个时代。过去数十年间时代的迅疾变化使得人们的经验分化愈发明显，在纵向的时间线上尤其如此，因此，以横向的时间轴作为参照系，不同空间的同龄人之间很可能拥有更多共鸣。在此意义上，《正常人》显得举重若轻，鲁尼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捕捉到了当代的精神气质。如何在琐碎与深刻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将黑暗的核心与纯粹的理念结合起来，是否有可能破碎着并完整而坚强，鲁尼的书写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既是文学也是完全现实的问题。她的出现很可能打破现有的文学序列，甚至足以改变我们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认知和期许，让我们在“小说已死”的论调中重寻小说的尊严。

“康奈尔按了门铃，是玛丽安应的门。她还穿着校服，但把毛衣脱了，只穿着衬衣和短裙，没穿鞋，只穿着腿袜。”小说开头，康奈尔到玛丽安家中去接即将结束清洁工作的母亲洛兰。洛兰上楼完成最后的工作，康奈尔和玛丽安这两个平常在学校从不交谈的高中生，在无人打扰的空间里，进行了将近10页的对话，内容涉及成绩、老师和学校生活，言语短促而充满机锋。玛丽安刻薄、直接，康奈尔友善、犹豫，他们的思想发生了真实的碰撞。玛丽安表达她对刻板教育方式的反感，还问起学校某位女教师对康奈尔过分亲昵的不当举止。他们的对话有一种“完完全全的私密感”，他发现他在她面前会说他平时绝不会说的话。最后，玛丽安毫无征兆地说了一句：“好吧，我喜欢你。”这时，洛兰的工作结束了，康奈尔和母亲一同离开。

这样的交流在小说中几乎都发生在康奈尔和玛丽安之间。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作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设置人物交流的层次。真正的交流、不同层面的交流，以及不同的沟通方式，是小说隐秘的核心之一。或许可以说，她试图探讨真正的交流何以可能。这在道德感强烈的康奈尔身上尤其明显。小说的前半部分，康奈尔是高中足球队的主力，他很受欢迎，有众多仰慕者，他为了被误解的“喜欢”而苦恼，但他从来没在人前说过。尽管他有一群常常一起出入酒吧的伙伴，但他从没告诉他们，他课下最喜欢的事情是读书，因为他觉得“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相互陪伴，一起度过大量的时间，但很少深入彼此的内核。康奈尔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但当母亲问他对于玛丽安的看法时，“她其实很敏感”。洛兰说，“我们聊点别的行吗？”康奈尔友好地把话岔开。这样的对话方式在小说中几乎是一以贯之的。此外，在小说重现的历史场景中，他们在公共场合讨论马克思主义、言论自由、女权问题、全球范围内的暴力事件、贫富不均等议题，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真知灼见的提出，仍然是发生在私密空间里。

鲁尼让我们再次意识到，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在刻意避免真正的交谈。日常的交流能够帮助我们维系表面看来坚固的社交关系，但真正的交流却可能改变我们的人生。康奈尔填报志愿时毫无头绪，玛丽安建议他报考英文系，毕竟，他读了那么多书，不是为了任何考试，也不为迎合任何人。康奈尔最终接受了她的建议，后来顺利进入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英文系。

小说对于康奈尔和玛丽安两人关系的设置也耐人寻味。他们在高中阶段保持了秘而不宣的关系，探索对方身体的奥秘，对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交谈，但在公众场合始终相互漠视。康奈尔在毕业舞会之前，为了维持自己在朋友面前的形象，丢下了玛丽安。两人失和。后来他们在三一学院再次相遇，玛丽安已成为学校的明星，洒脱、自我，在任何场合都显得轻松自如；康奈尔却被排斥在社交圈之外。这并未妨碍他们相互吸引，恢复原有的亲密关系。但康奈尔依旧只在私密的空间里和玛丽安亲近，他在人群中几乎从不以恋人的方式接近她。当他们因为误会而分开之后，仍然会在关键时刻给对方以强大的支撑。这种关系的私密性因其持续而长久，在小说中已具备某种隐喻意味。它既是康奈尔的个性使然，私密性让他有结实的安全感；也构成了某种喻示：即真正的交流很可能只能发生在私密空间中，而对于康奈尔这样的“好人”来说，更是如此。

时至今日，这个“私密空间”，已不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同一个房间，也可能是电话、短信、电子邮件、远程视频等。康奈尔在为小说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一直在给玛丽安写电子邮件，这些信“精彩极了”，康奈尔认为它们比自己的小说更好。远程交流在小说中对于情节推进、人物情感表现等方面的重要性，不亚于《傲慢与偏见》中姐妹之间的通信。的确，书写与深层情感之间的关联从未断绝。而沟通方式作为人们之间关系的物质载体，对于年轻人来说完全是内在的。依托于新方式的人际关系，只有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才能真切自然地描摹其所是。他们不需要“把握”，只需任其流淌。

直到小说结束，尽管他们又因为各种原因分别、重聚，但始终没有以“爱情”的名义或通常意义上“恋人”的方式在一起。他们之间拥有一种被提纯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和黑塞笔下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有相似之处，又像是“青年艺术家”成长小说里主人公一分为二的变体。

在康奈尔看来，玛丽安“身上有让人害怕的地方，在她的灵魂深处有某种巨大的虚无……她缺少某种原始本能，那种自卫或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其他人的行为都可以通过这种本能得以解释。当你向她凑近，以为会遇到某种阻力时，结果一切却在你面前崩塌了。”而康奈尔则是玛丽安眼中惟一没有“变坏的男孩”，用他自始至终秉持的无条件的善意，给玛丽安以慰藉和支持。他们在小说中多次感慨说，这样的关系是不同的，和跟别人在一起“不一样”，因为他们在对方面前，能够表现得“完全真实”。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误会和无法沟通的时刻，而是说，他们不必为了对方假装“正常”。换言之，成为他人眼中的“正常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为了换取社交资本，参与“友谊”的兜售。尽管小说中的人物并未因此有任何越矩之举，但他们心灵深处显然有着非常强烈的道德感，这使得他们“放大生活中的小事”，康奈尔甚至不能接受大学的同学们不读书便在课上发表意见。更让人赞叹的是，作者并未借助任何过分戏剧化的情节安排来塑造人物，而是通过充沛的情感和严肃的态度推动情节发展，几乎没有任何矛盾是通过“故事的滥用”得到解决的。这在类型文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难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康奈尔和玛丽安的关系之所以是“隐秘”的，也来自成长过程中个人对于社会压力的幽微洞察。首先是阶级差异。高中时，康奈尔的母亲为玛丽安家打扫卫生，这在同学之中几乎是禁忌的话题。康奈尔和玛丽安在圣三一学院再度相遇时，康奈尔与友人合租，而光芒四射的玛丽安在都柏林有自己的居所，并时常在家中招待友人，举办聚会。康奈尔痛苦地发现，“这里所有的人都在到处攀比他们的父母赚多少钱。”玛丽安出身上层阶级，她的社交圈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共同出身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小社会中，他们慷慨陈词，讨论重大问题，他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聪明”的标准是他的出身，以及与此相关的“做派”。一身运动装束、沉溺于书本、不善言表的康奈尔成为他们眼中的边缘人物。

鲁尼触及到文学被“现代主义”化以来在严肃文学中被淡化的主题，即阶层差别、贫富差距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论是由于已成名作家的上层化，或是出于不言而喻的政治正确性，这个问题都变得讳莫如深。而与此同时，众所周知，从20世纪到21世纪，它不但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反而还在不断加重。

此外，社会对于“正常”的规约在鲁尼笔下得到了严肃深入的探讨。小说后半段，玛丽安离开了有虐待倾向的男友杰米，去往瑞士。康奈尔获得奖学金，摆脱了经济拮据的窘境，逐渐适应大学生活，也有了一个让他觉得自己会显得“正常”一些的女友。这时，高中同学罗布——一个在中学时看起来浪荡大胆且颇受欢迎的男孩——他的自杀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再次向他们揭示这个世界美好表象之下的冷酷现实。康奈尔回想，“对罗布来说，最要紧的是获得他人的认可，被别人尊重，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作为中学时一起踢球的朋友，康奈尔事实上没有参与罗布毕业后的生活，他不知道是什么最终击倒了这个有点“坏”的小伙子。与此同时，他痛苦地意识到，在成长过程中，“为了被社会接受，他们都可能背叛任何信赖，任何善意……他自己也曾是这样，可能比罗布还糟。他只是希望能做一个正常人，掩饰让他感到羞耻或困惑的地方。”

康奈尔和玛丽安在小说的不同章节都有过类似的反思。他们分别意识到，为了维系各自的社交关系，迎合他人眼中的自我，在多大程度上牺牲了对方，变成一个虚伪的人。而每当他们以为终于在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圈子里成为一个“正常人”时，更残酷的真相便给他们以迎头痛击。康奈尔在中学毕业时才知道，原来朋友们早就觉察了他和玛丽安之间的秘密关系，他所有的掩饰都是徒劳的，以伤害玛丽安为代价，换来的只是虚假的安全感。而玛丽安大学的社交圈则包含同性恋、药物、不平等的两性关系。这个家境优渥的群体中，人们热衷于控制和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它既存在于玛丽安和男友杰米之间，也存在于玛丽安和好友佩蒂之间。玛丽安和乔安娜的相处是平等友善的，但乔安娜有一位同性的恋人。对于控制与被控制的热情，在玛丽安身上演绎到极致。她在和杰米、卢卡斯的两段恋情中，都显示出强烈的受虐倾向。

不仅如此，压在他们身上的父辈的状态，本身也存在着“正常”的悖论。康奈尔的母亲年轻时未婚先孕，独自抚养他长大，背负着“不良少女”的名声。他的家族在当地毫无声望可言，但母亲和大家庭的爱却给了康奈尔幸福的成长环境，他温柔、坚定，秉持了母亲身上不受世俗影响的道德感。玛丽安住在镇上人人知晓的白色豪宅里，她的律师母亲看起来总是那么“利落”，丝质衬衫、高级正装，然而却冷淡，漠然。玛丽安从小被家中的男性施以暴力，而母亲从未“看见”这些。

在鲁尼笔下，对“正常”的过度追求，不但不会建构出“正常”的人格，反而可能堕入意识分裂的深渊。康奈尔在罗布自杀后陷入重度抑郁。“自杀”包含着的决绝姿态让他对罗布的死怀有自责，他在罗布的“死”之外，这让他无法释怀。同时，正是罗布的死，促使他重新审视离开家乡后在都柏林的生活。他痛苦地意识到，他在“都柏林化”的同时已经永远地告别了故乡的小镇，即便他想要回去，它也已经不在了。鲁尼用极为简练的笔法描述了康奈尔患抑郁症后的生活，他意识混乱，无法与人相处，随时可能情绪爆发，甚至不能把自己从床上拉起来。他听从好友的建议前往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但是偏见和程式化的交流无法给他安慰。换言之，体制化的机构是成人世界的集中表征，在这个庞大的机器看来，康奈尔不过是在经历每个年轻人都在经历的困境，你不必也不该为朋友的死感到歉疚。每个人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并接受它，然后继续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罗布的死象征着康奈尔与故乡之间脐带的断裂，他终于要告别那个纯粹、安全的童年世界，改造自己，克服不适感，进入表面上看来无比“正常”的成人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奈尔的症状是对于成为一个“正常人”的爆发式反抗。只是，它如此寻常而隐忍，简直失去了它悲壮的意涵，但也正因为如此，成长的过程才显得更加残酷和惨烈。

在今天，建构完整的自我并不比任何时代更容易。比起歌德笔下的威廉·麦斯特，康奈尔和玛丽安面对的困难不再是知识的匮乏、实践经验的贫乏，也不是艺术与现实生活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困境，而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教育的体制化、知识的过剩、艺术的非道德化等。人物的成长也因此不再是启蒙的“理性”理想，而是成为一个普通的“正常人”，这无疑是讽刺的。

对于任何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不断调适自己以扩大生长空间，都像是植物的向光性那样的本能。小说结尾处，康奈尔解救了被兄长言语、行为暴力对待的玛丽安，而他也在玛丽安的陪伴和药物帮助下逐渐康复。他的小说发表了，他被纽约的研究生写作项目录取。他通过写作，找到了一条“只需要一点点伪装”，就能够在两者之间穿梭的道路。玛丽安开始意识到，文学是康奈尔的另一个世界，她可能无法了解的另一部分的他，她仍然鼓励他离开。“他将美德赠给了她。”“与此同时，他的人生在他面前展开，通往四面八方。”

康奈尔身上寄托着鲁尼的文学观念。写作，无论是那些满含深情的邮件，还是他的创作，在小说中都具备救赎的力量。但这不是通过它不言自明的所谓“艺术”的属性而来。玛丽安在瑞士期间曾结交了一位摄影师卢卡斯，“作为艺术家，对艺术的敏感未能让他发展出鉴别对错的能力。”作者借玛丽安之口，对“生活的一切都是艺术手法”做出了直接的辩驳。康奈尔在参加过一次某位知名作家为营销图书而做的朗诵会后，虽然认为“在这种公共朗读场合出现的文学，不具备抵抗任何东西的能力。”但他也因此重新意识到自己为短篇小说所积累的笔记所具有的价值，它们“激起了观看一次完美射门之后的情感。”正是完全被社会化的朗诵会，让康奈尔再次看到了这些尚未成型的笔记真正的魅力。也是沉于深渊中的书写和亲密关系中的陪伴，将康奈尔从精神的渊薮中拖出来，让他的生命重新焕发了生机。是的，他可以像中学时在足球场上那一记令所有在场者终身难忘的进球一样，用他的小说击中人们的心脏。

这一切来之不易。正因为康奈尔和玛丽安的关系是“私密”的，不背负任何名义，他们也在这样的关系中完全袒露自身，不为任何社会规范所规约，提供了人们能够给予他人的最大限度的真诚和友善。而写作对于作者有相似的意义。尽管小说的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娱乐方式所取代，但它仍然可以是私密的书写，并表达人们情感中最为隐秘的跳动。同时，康奈尔作为小说中的“艺术家”，他的敏感与道德感直接相关，他的形象体现出鲁尼寻找意义回归的努力。她让我们看到，年轻人已经从麦克尤恩那一代人年轻时“悬空”的爱中摆脱出来，他们带着上一辈人的偏见与呵护，秉持自己的判断，拥有超越世俗和虚假的规范之上的道德感，真诚、投入，不计代价，像任何时代的年轻人一样，从未放弃过追寻意义和“自我”的真相。小说依然可能承载他们最深刻最真切的情感，它并未颓败，而是需要新鲜血液。

200多年前，《少年维特之烦恼》亮相莱比锡书籍展览会，并迅速成为当时畅销一时的读物。这部书信体的小说，以其充沛的情感和对年轻人初入社会时心态的洞察引起了正处于工业化浪潮之中的人们的共鸣。我们有理由相信，萨利·鲁尼的《正常人》也可能会在全世界年轻的心灵里掀起共鸣。是的，他们理应由他们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说出他们。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