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阳师范大学 贺绍俊、北京师范大学 张晓琴 

一 鲁迅，“字书”与《反杜林论》

张晓琴：贺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做这次访谈。我在对您的学术之路进行回望时，发现除了《读书的行为艺术》等极少短文中提到了您一些童年与青年的读书经历外，您没有写过什么回忆性文章，也找不到您更多的资料来参考。这倒也符合您为人为文的特点，低调，稳健，然而，这对于试图实践知人论世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一个迷藏，能否谈谈您童年、青年时的经历？

贺绍俊：我出生在长沙。父亲在一个工厂做会计，母亲是印刷厂的装订工人。我基本上是在一个工厂宿舍大院里长大的。大院里有着鲜明的工人文化印记，也有着亲密无间的邻居友情，我有很多玩得好的朋友，大家也愿意与我玩，我似乎很有人缘似的，可能我的性格比较随和。同时我也显示出聪明的一面，别人也佩服我。上小学后这一点更突出，因为我的成绩特别优秀，老师总夸我，考中学时毫无悬念地考上了长沙最好的中学：长沙市一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我的作文写得好，所以他非常欣赏我。有一次，他来上课，首先就拿出我刚写的一篇作文朗诵起来，显得特别兴奋，他说因为有一个词用得不是太准确，所以扣了我一分，不然他要给我一百分的。我大致还记得写那篇作文的情景，头天晚上在教室里晚自习时，我做完了作业，没事就翻看一本成语小词典，特别喜欢其中一些优美典雅的词语。第二天写作文时，我把这些词语都用上了，作文显得特别华丽。他还专程到我家劝我妈妈，让她答应让我去学校寄宿，因为这样会让我学习得更好。但我家里那时很困难，拿不出钱来让我寄宿，班主任还提出要给我一点助学金，最后妈妈也就答应了。

但1964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情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父亲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的薛岳部下任职，解放前夕投诚，并获得了一张相关证书，凭这证书可以进当时的参事室工作，但父亲性格孤傲，并没用这张证书。他在解放后自己找工作，通过考试进了湖南日报财会部门，后来又调到了新华印刷厂。父亲在工厂里受到控制，学校也把我当成可教育好子女，不能再当任班干部了。班主任也换了一个家庭出身好的党员老师。我被冷落了，明显也感到了歧视，后来想想这也许是好事，没有让我一直在一种夸赞声中生活，从小开始学习如何面对逆境，也使我对追逐虚荣或荣誉不再有兴趣。

张晓琴：您的经历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那句话。不过，看清世人的面目是一回事，如何面对逆境更为重要。说到鲁迅，您编著过《鲁迅与读书》，虽说这是一本人文知识普及的图书，但是我看到您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梳理了鲁迅的读书史，并将鲁迅爱读的二十七种书进行了介绍。您还主编过《鲁迅儿童文学选集》美绘版的散文杂文卷和小说卷。在您的成长历程中，鲁迅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贺绍俊：鲁迅是我们这一代人都要接触的精神遗产，但我从来不敢说我深受鲁迅影响，我对鲁迅的学习很不够。小学时我特别喜欢鲁迅的几首古体诗，一边背诵一边仿写。比如《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一首，于我心有戚戚焉，就仿其意写了一首。中学时，我转而喜欢鲁迅的散文，尤其喜欢其散文叙述方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等散文中的很多段落我都忍不住要背下来。但少年与青年时期我并不喜欢读鲁迅的杂文，往往挑着读，只读其中比较抽象的、有哲理意味的部分。上大学后，我阅读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小说集，但是当时我将更多的兴趣与精力放在了当代文学上。在我看来，当代批评家追诉鲁迅的真正目的是追问什么是真正的文艺批评，还在于分辨清楚如何对待文艺批评中的否定性言论。今天，我们普遍感到缺乏像鲁迅这样的文学艺术大家，也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相互接纳和宽容贬损评价的文艺批评的心态和环境。

张晓琴：是的，鲁迅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而又不可言说的存在。再回到您的童年，能否谈谈您童年的阅读经历？

贺绍俊：第一个刻在头脑里的读书行为艺术是我四岁时的印象。那时候父亲为我订了一份《小朋友》杂志。也许我童年的启蒙就是从这份杂志开始的，但我那时候从这份杂志里读到些什么倒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或许还有一个张乐平的“三毛”，因为每期都会刊登一组《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但关于“三毛”的记忆与其说是四岁读《小朋友》时留下来的，还不如说是长大后反复看张乐平的图书留下来的。然而我会永远记得我小时候读《小朋友》，每当新的一期即将来到的那几天，我总是站在我家小院的门口，等待着父亲下班归来，一直等到暮色降临，我的目光都有些游散。而就在这时候父亲仿佛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似的，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如果这一天新的《小朋友》还没有到，我就非常失望，任父亲牵着我的手往家走去。但总会有一天，父亲把一份崭新的《小朋友》伸到我的眼前。我的眼睛一亮，双手赶紧接了过来，连蹦带跳地跑回家去认真地读了起来。

张晓琴：这是您生命中有关启蒙的最早记忆了，您童年时期应该有很多深刻的阅读记忆吧？

贺绍俊：认识几个字以后就开始对书籍充满了好奇，这大概是很多人共同的童年记忆吧。我记得自己是刚刚上了小学一年级，就迫不及待地找来大人读的“字书”（那时孩子们把自己读的连环画之类的书称为图书，大人们读的书称为字书，因为大人读的书只有文字没有图画，在孩子们眼里字书是深奥无比的世界，能够读“字书”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果看到哪一位孩子捧着一本字书在读的话，马上会对他肃然起敬），先是从书中寻找自己认识的那几个字，慢慢地就开始跳着读了，跳过那些还不认识的字，那些不认识的字真是一只只凶恶的拦路虎，不得不采取连蒙带猜的方式，蒙对了，就明白了书中的意思，心中格外高兴，但多数时候是蒙不对的，蒙不对就被生字拦截在那里，不能继续读下去，心中懊恼不已，就恨不得赶紧多学几个字。识字的人大概都会有读书的经历，因为书籍里面有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书籍其实也是我们大脑的延伸，一个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有些东西就存在书籍里面，比方说圆周率，人们一般可能记得π≈3.14，至于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五位数六位数乃至几十位数，人们的头脑也许有这个能力记住，可将头脑全花在记这样的数字上实在是不情愿。我过去一直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分量，一直认为阅读就是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的确我也从阅读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但随着阅读经验的积累，越来越发现阅读不能等同于学习，阅读决不仅仅是要从书本从获取知识，有一些东西比知识更重要。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也很难说清楚。

我小时候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本书并不是什么经典作品，它是康濯的一部长篇小说《东方红》。那是我小学二年级的寒假，白天父母都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又不愿意出去玩，父亲说我到工会图书馆给你借本书来看吧，他就借了这本书。长沙市的冬天很寒冷，人们过冬天的时候有一个围在炉前烤火的习惯。家里生着一炉火，白天父母都上班去了，我就坐在炉前捧着一本厚厚的书阅读。我觉得那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最温暖的冬天，我觉得那时独自坐在火炉前的时刻特别地温馨，我觉得那一段的时钟走得特别地快，不知不觉中，桌子上的座钟就“当当当”地敲出了十二下。那时候肯定书上还有很多字我不认识，但这丝毫不妨碍我进入到小说的情景中，小说中的人物仿佛活灵活现地在眼前闪动。其实现在我一点也记不得当时读到了什么故事，也一点记不得小说中的人物，我只记得那次读的小说是康濯的《东方红》。后来我学习文学史，知道这个长篇小说并不是康濯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是《我的两家房东》，我也知道了《东方红》是写农村生活的。我很纳闷，我一直在城市长大，一点也不了解农村，当时八九岁的我怎么竟会读得有滋有味？也许这就是小说的魅力。也许就是这部长篇小说，开启了我的文学情趣。《东方红》让我在孩童时代曾经有了一个美妙的寒假，我独自一人在房里享受着语言的神奇，去展开我的尚未丰满的想象的翅膀。后来，我对《东方红》中的哪怕一个人物或哪怕一个情节都遗忘得干干净净，即使如此，我仍要感谢这部小说，因为它在那么一个瞬间触动了我心灵的某些东西，让我对文字的想象性充满了兴趣。在我个人的阅读史和文学史上，它当然是一部经典。

张晓琴：一个人阅读史未必与文学史的写作标准重合。还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著作吗？

贺绍俊：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阅读是在我的中学时代，那时候迷上了福尔摩斯探案的小说，我好不容易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这本书，回到家吃完晚饭就读了起来，不知不觉天都黑了。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南方都有乘凉的习惯，家里人都到院外乘凉去了，我沉浸在小说的情节里，把炎热也忘记了，把时间也忘记了。当我读到在那漆黑的夜晚，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来到郊外沼泽地，远远的一双幽蓝的眼睛在闪烁，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仿佛就置身在那片恐怖的沼泽地，我不敢再读下去了，但是当我抬头一看，屋里安静极了，在灯光照不到的四周，黑黢黢的角落里似乎藏着隐秘的东西，我感觉到那只可怕的猎犬已经悄悄地仆伏到了我的身后，突然，我扔掉书，掀开椅子，吓得拼命往门外跑，一直跑到院外，面对夜空璀璨的星星，满院子乘凉的人群和嘈杂的人声笑语，我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慌乱的心跳终于平缓了下来。后来，我经常回想起这次阅读的经历，我从阅读中获得了什么呢。是获得了一次冒险的经历，当然，这是一次精神的冒险，想象的冒险。

张晓琴：接下来的时光呢？是不是遭遇了一个特殊时期？

贺绍俊：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我在长沙市一中读初中。突然之间，学校的正常秩序全都打乱，课也停了，老师也不来管我们了，到处贴着大字报，但我们每天还跑到学校来。有一天，一个同学急急忙忙跑来叫我，快快，图书馆都撬开了，再不去就没有书了。我跟着他跑到学校图书馆。图书馆无人看管，书库的大门虽然还锁着，但墙上的一扇窗户被砸开，同学们从窗户爬进书库。那一刻我很兴奋，有一种冲上战场的激动，一个翻身就从窗户上翻进了书库。书架上的图书已经凌乱不堪，地上也堆着书籍，我只记得当时的头脑突然出现了空白，一种浩渺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挤到书架前翻看那些凌乱的书籍，随手拿起来的一本就是我喜欢读的，再拿起一本又让我爱不释手。那时候的我特别爱读科幻文学、科普著作，还有诗歌。我捧着一本书痴痴地读了起来，我的同学推我一把，慌慌地说，莫看啦，快走快走，我才发现他背了一个书包，此时书包里已塞满了书。他已经朝那扇敞开的窗户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催促道，快点呀！我不情愿地合上手中的书，这真是一本好看的书。我后来一点也记不得这本书的书名，更记不得书里的内容，但我始终记得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非常精致的书，当我合上书时，硬皮封面上的艳丽色彩好像还闪耀着光芒，我还情不自禁地用手轻轻地触摸了一下。“快点呀！”我的同学已经站在窗户下面了，他使劲朝我喊了一声。我捧着这本书准备就走了，可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像鬼使神差似的，刚迈出一步又转过身去，将手中的书小心翼翼地插回到书架上。跑到窗下，我帮着同学把他沉重的书包递了出去，忽然有些不甘心空手而归，我弯腰随便捡了一本不知是谁扔弃在地上的小册子，就赶紧爬了出去。我的同学把沉甸甸的书包抱在胸前，他一再地叹息说，你胆子太小了。后来我多次回忆这段经历，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是我胆子太小了吗？也许有一点，恐怕也不全是，否则我也不会那么果断地从窗户里爬进去了。但我永远记得，如此精美的书籍我是第一次亲手触摸到，我记得当我有意识地轻轻触摸它时，仿佛感觉到手微微一烫，紧跟着心也微微一烫。也许是我觉得它太宝贵了，我不敢以这种行为来亵渎我心中最宝贵的东西。

张晓琴：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中一个少年对美好书籍的珍视，甚至敬畏。这段文字场景感太强了，很打动人。您若写回忆录，应该是非常吸引读者的。

贺绍俊：1968年学校复课了，复课没多久就动员学生们下乡当知识青年，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和几个同学结伴选择了到洞庭湖的沅江县插队当知识青年。在农村，就把拼命干活当成了最优秀的行为，什么苦活累活都争着去看，我这弱小的身体，当时我竟咬着牙能挑起一百多斤的重担。我在农村一直干了六年，后来通过上县里的师训班，被分配到县文化馆做创作辅导员。

张晓琴：为什么选您去做创作辅导员？创作辅导员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贺绍俊：1972年，县里举办全县文艺汇演，每一个区要编一台节目，最后还要评比。我们所在的区成立起文艺宣传队，调了很多知青来参加，也把我叫去了。宣传队的一台节目几乎全是我写的，有一个小戏曲、一个相声，还有对口快板、小合唱、诗朗诵，等等。我自己也串演了几个角色，这台节目在县里演出时把大家都镇住了，特别是因为所编写的节目内容特别新颖，人们发现我有创作才华，文化馆准备调我去，但外调时才知道我的家庭政治问题很严重，没人敢承担责任，直到几年后通过师训班的形式把我调到了文化馆，给业余作者办创作班，给他们讲课并辅导他们写作。另外就是下到基层辅导基层的文艺活动，帮他们写节目，那时我几乎什么形式的创作都搞，包括谱写曲子，我记得我曾谱写了一个儿童歌曲，特别动听，把当时的音乐老师都震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出了这么优美的旋律，可惜这支歌曲的乐谱没有留下来，我现在是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张晓琴：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忙碌的工作，而且还需要“全能型人才”。没想到您竟然能谱曲，那您是不是没有时间去读书了？

贺绍俊：当时的文化馆馆长是一位革命立场特别坚定、思想觉悟特别高的领导干部。所谓革命立场，所谓思想觉悟，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听着就像天书一般，但相信凡是经历过那种历史语境的人，对这两个词语的丰富内涵会深有体会。说说他是如何革命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的吧。那时我们几位年轻人就住在文化馆里，住在文化馆里的还有几名家属在乡下的两地分居者。后来馆长也住进文化馆里来了。他住进来以后就宣布一条学习制度：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统一到会议室政治学习。有几位爱熬夜的人可是叫苦连天，他们早上根本起不来。但馆长觉悟高，自然有办法，更何况他睡眠神经短路，天没亮就醒来了。于是六点没到，就穿着大皮鞋，在楼道里一路走过来，挨着门“咚咚”敲得山响，一边还使劲喊着，学习了学习了。馆长要我们学习当时下发的政治文件，还有报纸上的“两报一刊”社论或批判文章。开始，我带一份我想读的文章，压在政治文件或批判文章的最下面，我也在会议室的大桌子前正襟危坐，却把眼前的文件、报纸扒开一道缝，从这道缝我读着压在最下面的文章。但我的行为很快被馆长发现，自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过了几天，我拿着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进了会议室，这次我不是把它压在下面，而是公开地摆在上面，让《反杜林论》压着那些政治文件或批判文章。我对馆长说，我想借政治学习的时间好好读一读马列的原著。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只好说，是要读马列原著，不过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重要文件也必须好好学习。他不敢制止我读马列著作。没想到我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下把《反杜林论》认真读了一遍。《反杜林论》中广博的知识面吸引了我，恩格斯的辩论式的思维方式也对我有启发。

张晓琴：在那种情况下读理论著作，确实难得。

贺绍俊：在农村当知青时，当然就想着要离开农村，但对前程一片涉茫，也就不去想它，知青们在一起时还是顶愉快的。我们有一批知青爱学习，还成立起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一起学习讨论，读了好几本大部头的马列原著。

在农村不知为何有那么大的学习愿望，几年光景，我自学了高中的数学和部分物理，特别是还自学了微积分（微积分当时属于大学课程），洞庭湖农村冬天要去洞庭湖中的洲子砍芦苇，砍下芦苇再用船运回来。我去参加砍芦苇，然后主动提出留下来守芦苇，这时候一个人守在洲子上用芦苇搭的棚子里，安静极了，我就趴在棚子里看微积分书，做微积分题，每解答出一个难题时，那个高兴劲真是没法形容。虽然那个时候只是孤单的一个人与茫茫的湖水和芦苇做伴，但觉得特别幸福和充实。现在回想起当年学习微积分的经历还是很有意思的。作为知识，我基本上对微积分学有了初步了解；同样作为知识，微积分学对我来说又是没有用处的，在我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再也没有与微积分学发生过关系，现在，微积分那些稀奇的公式和定理，我也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正是一次没有用处的学习，让我的精神得到了解脱。也许可以说，这才是学习最大的用处。因此，我常想学习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涤活动，也是一种心智的训练活动。因此我们要用心灵的触觉去读书，要通过读书让我们的心灵的触觉变得越来越敏感。

二 思想激情的自由释放

张晓琴：一个人的阅读史很重要，但意志力更为重要。您参加高考是否顺利呢？

贺绍俊：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参加了高考，当时似乎是考了全地区的第一名，但因为当时父亲的政治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学校敢接受我。1978年我接着考，又考了高分，但同样没有学校接受。1979年我不想考了，但在周围很多朋友劝说下我又报了名，所幸这一年父亲的政治问题也平反了，我也就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张晓琴：您的经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部起伏跌宕的命运之书。您大学期间应该是非常充实了。

贺绍俊：我是1979年进大学，这一年是最后一次允许从社会上招生，社会上招的学生也比1977和1978这两届少了，我是我们班年龄第二大的（第一大的是吴秉杰，他后来当过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他是“文革”前就考入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因为写了与姚文元商榷的文章，被取消了入学资格，“文革”后平反就进了中文系），大部分同学是应届毕业生，还是孩子似的，因此我被推选为班长，我这个班长还真是像给孩子们做服务工作，包括给他们缝被子，买车票，买食堂饭票，送他们上医院，安抚他们的情绪等。我特别留恋当时北大的学习氛围，各种新思潮新知识扑面而来，开启了你的心智，我一方面上课学习很认真，保证成绩优秀，另一方面也不读死书，愿意接触新的知识，我几乎每期都要到别的系去选修一两门课，主要是哲学系，好像还选过心理学系的课。大学时开始对当代文学感兴趣，读最新的作品，也有兴趣写评论文章。

张晓琴：您毕业后被分配到《文艺报》理论组工作，这对您的学术道路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贺绍俊：《文艺报》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刊物，而且它与文学现场联系非常紧密，因此毕业后来到这里工作，就与文学现场直接发生关系。《文艺报》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刊物，它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风眼，一个聚焦点，一个风浪的旋涡。因此处在这样的地方，耳濡目染，使我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文艺的最新动向、最新潮流，逐渐培养起我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固然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但我以为这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张晓琴：“批评双打”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吗？今天回过头看，“批评双打”的意义何在？

贺绍俊：是的。“批评双打”也可以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1980年代出了那么多的“批评双打”，并不是偶然的事情。1980年代初有一个词叫得特别响亮：思想解放。文学界特别钟情于这个词，并身体力行要让这个词成为现实。那时候，我们被各种新奇的理论所震撼，这些新奇的理论也激活了我们的大脑，各种“奇谈怪论”由此应运而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谈阔论”，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见解。相聚和讨论，成了19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当时还年轻，旺盛的青春荷尔蒙却甘愿挥洒在相聚和讨论上。我们讨论的话题固然从文学出发，但不时却会扩散到政治、哲学与历史，而扩散开去有时就收不回来，有时又回归到了文学。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等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当然那毕竟还是乍暖还寒的时代，我们的耳边不时还会听到政治的警钟在敲响，但这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我们的相聚和讨论，在这样的小环境里，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释放。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才体会到那种心灵的自由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精神享受！说实在的，当时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斗争和批判声音，加上我们身处工作岗位的特殊，让我们不得不常常绷紧思想的弦。但我们不能指望别人给你自由，因为别人给予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看来，我们能够在当时为自己开辟出一个心灵自由的空间，实属不易，当然我们也在这个空间里真正享受到自由的愉悦。还得感谢我们那时候旺盛的青春荷尔蒙！终究还是年轻气盛，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大的群体，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心灵自由的小空间，那时候没有QQ、没有微信、没有互联网等迅捷的交流方式，但我们仍能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流不同空间的相聚和讨论。那时我们都很珍惜出差的机会，到了某一个地方，办公事往往变成了次要的任务，首要的则是和当地的朋友接洽上，参与到当地的小空间里，在异地也来一次相聚和讨论。还得说说我们在讨论中的态度。在刚刚经历了一个知识荒芜的年代后，我们开始参与到文学批评时，倍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这样的条件客观上带来了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于是在讨论中，我们多半都愿意听到补充、修正、甚至反驳的意见，通过对这些意见的听取和消化，忽然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批评双打”就是在这样一种良好的讨论风气中悄然敲定下来的。在当时自由平等的讨论中，想必会有其中的某两位发现互相之间更容易理解，思维方式相对接近，两人通过互相之间的切磋总会将思想观点变得更完美。于是他俩便说“我们一起合作吧”。由此看来，促成一对又一对的“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19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批评双打”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里吧。从文学批评写作的角度说，双打并不是值得推荐的写作方式，但1980年代“批评双打”现象中所体现的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等精神内涵等，恰是当下的文学批评所缺失的，应该加以提倡。

张晓琴：工作之初，您好像比较关注文学中的性别意识与性爱研究，后来也关注过当代诸多重要女作家，您的性别研究的基点是什么？

贺绍俊：其实也谈不上是关注性别意识与性爱研究。我和潘凯雄曾写过一篇评新时期小说性爱描写的文章，被出版社的编辑盯上了，约我们在此基础上写一本关于文学中的性爱描写的书，我们当时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就答应了，这样一来也逼着我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功课。但在后来的文学批评中，并没有在这些功课的基础上刻意做一些性别研究的文章。在性别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是不可忽视的内容，我读过不少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文章，但我发现，其中有一些只能称其为虚假的女性主义批评。因为其批评路径、立场、方法以及价值观与非女性文学研究的文本基本上相一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研究的对象包含着女性的特征，比如是专门研究女性作家的作品，或者是专门研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等等。真正的女性主义批评应该是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之上的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伊丽格瑞认为，性别差异是一个本体论事实。她批评西方的哲学传统是一个无视女性存在的传统，这表现在或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忽视女性的存在和独立性，或是以男性体验来代替人类的体验，把女性仅仅看成与男性、男性的欲望或者需要相关；或是把女性视为不完整的人，是不成功的和不充分的男性；抑或是以哲学是性别中立的为由抹杀女性的体验和利益。因此她断言，现有的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无法为性别差异提供基础，必须开展一场思想革命，为性别差异分析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能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被广泛认可的性别差异理论，但我以为，在对文学进行性别研究时，性别差异是最起码的思维方式。我在批评中凡是涉及到女性作家的作品时，首先关注的是作品中所流露的女性心理和女性意识。这是否说明我比较在意文学中的性别差异，也不知能不能算是我在性别研究中的基点。

张晓琴：《铁凝评传》是您一本重要的著作，您认为在当代文学史中，铁凝的意义何在？

贺绍俊：要说铁凝的意义，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铁凝有多重身份，我曾强调她的三重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和政治身份，她在三重身份之间转换与平衡，毫无疑问，她做得非常好。她在21世纪之后，政治身份更加凸显出来，特别是她成为中国作协主席之后，她必须将政治身份置于首位。从政治身份来看铁凝的意义，就与从作家身份来看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从政治身份来看铁凝的意义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这涉及对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和文学观念的研究，这个话题还是留待以后再说吧。铁凝的女性身份在她的文学写作中同样具有很重的分量，但她对于女性文学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当代文学史学界的关注。1980-1990年代之交，中国当代女性写作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当代文学史学界一般是将1990年代的女性个人化写作作为其转型标志，用一些文学史专著的话来概括，它标志着女性文学的“性别觉醒”，意味着“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从无意识场景走向历史场景”，但无论是从“性别觉醒”的角度，还是从“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从无意识场景走向历史场景”的角度，应该承认铁凝出版于1980年代末期的《玫瑰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这部小说中，铁凝公开、全面地表达了从身体到精神的女性自赏，“玫瑰门”是比喻女性最隐秘的部位，过去女性作家羞于提及，但铁凝则宣称，这是女性骄傲的部位，是美丽的器官，像玫瑰一样的美丽。可以说，《玫瑰门》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具有鲜明女性觉醒意识的长篇小说，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是勿庸置疑的。当然最重要的是铁凝的作家身份。从作家身份来看，铁凝在日常生活叙事上的实践和努力也应该得到文学史的充分重视。关于这一点我在《铁凝评传》中说过这么一段话：“铁凝的写作实际上起到了将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这两种叙事传统融合为一体的作用……她是以日常生活叙事为肉，以启蒙叙事为骨；日常生活叙事是水，启蒙叙事是糖，她把糖充分溶解在水中。但是，从八十年代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界仍被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主宰着，各种观念以泾渭分明的姿态在对抗中发展着，越是对抗性强的越是引人注目，而融合的思想往往被视为中庸、和稀泥、两面讨好、缺乏创新，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文化思潮明显出现一种合作、对话、融合的趋势，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重新解读铁凝的写作，阐释铁凝的意义，也许会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三 重构宏大叙述，重建民族精神

张晓琴：您认为，“所谓真诚就是说对文学批评是抱有真诚的态度，是期待通过文学批评达到弘扬文艺精神的目的，是要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传递真善美。”真诚在您的文学世界中意味着什么？是态度，还是伦理？

贺绍俊：既是态度，也是伦理。

张晓琴：宏大叙述一度被看成新型文学前进的最大敌人，它包含着一种对文学发展的判断，即新型的文学肯定是消解宏大叙述的文学。新世纪之初，您却提出了重构宏大叙述的观点，先是发表了重要文章《重构宏大叙述：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检讨》，后又以《重构宏大叙述》为题出版了学术专著，重构宏大叙述成为您的代表性学术观点之一，能否谈谈您这一观点的核心思想？

贺绍俊：我提出重构宏大叙述，可以说是学习后现代主义的收获。后现代主义最初是以解构的方式去处理现代主义的困境，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成为了一种宏大叙述，世界都得服从于这个宏大叙述，因此解决现代性造成的问题就得解构现代性的宏大叙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对于长期受困于全社会一种声音、一种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来说，是解决某些问题非常实用的武器，因此，解构、颠覆、消解这些词语成为1990年代的热词。但我注意到西方后现代主义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当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获取成功后，西方社会出现了碎片化的状态，这使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认识到解构不是思想的终止，解构以后应该有自己的建构，人们把这一阶段的后现代主义称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我以为中国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的思想和伦理都处于无序和溃散的状态，解构主义大行其道。但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处于思想和伦理的无序和溃散状态之中，必然会滋生出新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中国到1990年代后期这些问题就非常突出了。我就是在对中国社会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后，提出了重构宏大叙述，我以为中国这时候更需要“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当然，重构宏大叙述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在那篇文章里重点谈了两方面的构想。一是知识分子应该重新担当起社会职责。二是文学应该直面政治。关于这两点，我就引用文章中的两段话来说明吧。一段是谈知识分子的：“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过程，就成为了知识分子对其身份的传统性不断进行‘脱脂’的过程，特别是对‘仕’意识的‘脱脂’，注重于对传统性的‘脱脂’就带来一个后果：我们认同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却抽去了知识分子社会职责中的政治内涵。说到底我们还是对本土和传统缺乏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认识，仍然在‘入世’还是‘出世’间游离。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缺失并不在于对政治的热情投入，而是在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约束，因此我们所要否定的是致‘士’与‘仕’于一体的政治、文化结构，而不是传统士阶层沿袭至今的忧国忧民的政治立场。因为对社会职责的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最终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一段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文学尽管不再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但也不会对政治意识形态构成威胁。真正受到损失的还是文学自身，文学虽然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但它转眼又沦为经济的附庸，它的独立性在市场化的腐蚀下大打折扣……因此文学批评应该为文学的精神承担重构起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宏大叙述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体现出批评主体的独立品格和社会职责。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要问什么是宏大叙述，那么回答就是：文学的精神承担就是最根本的宏大叙述。”

张晓琴：与之相关的是对当代文学民族精神内涵的探寻与重建，《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一书是您不懈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之道的重要成果。2014年，此书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它以当代的批评实践呼应了鲁迅“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观点，您如何理解文学精神的真正体现？

贺绍俊：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方式之一，承载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内涵，因此文学精神应该是一个丰富的所指。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当代文学存在着精神贫困的问题。我在文章中认为，当代文学尤其缺乏三种精神资源，一种是诗性精神，一种是批判精神，一种是悲剧精神。我把诗性精神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感化心灵的，和人的内心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神秘的，充满灵性的，充满情韵的。诗性精神是文学的灵魂。

张晓琴：您专门论述过生态文学文本《云中记》和《森林沉默》，读您此篇文章时，新冠疫情尚未平静，病毒仍在肆虐。您如何看待生态文学的本质和关键？

贺绍俊：生态文学是人类文明进入到生态文明阶段的产物，生态文学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去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新的世界观是建立在生态主义基础之上的。生态主义告诉人们，人类不是地球上的任性的孩子，可以完全凭自己的喜好来处理地球上的一切事务。生态文学目前正是方兴未艾之际，但它也许代表了文学的未来。我以为，一个作家要进行生态文学的写作，他首先要学习好生态主义理论，真正做到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去认识现实。现在有不少生态文学只能算是一种伪生态文学作品，因为作者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就是在世界观上是有问题的。生态文学同样也是人的文学，所以生态文学应该是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是将人道主义推进到更高层次的文学。

张晓琴：读到您最新的一篇文章《〈山乡巨变〉中的隐形身份转变》，您认为“身份认同的问题处理得是否妥当,关系到一个作家的主体性能否在写作中得以充分的彰显”，“一个作家能否在身份问题上具有更大的主体性,能否自主地、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身份优势,是能否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那么批评家如何处理好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

贺绍俊：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身份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方式，也是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一张通行证。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多重身份的指认，他在不同的场合会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清醒的认识，他就会在不同场合选择正确的身份。在当代文学的语境中，作家或多或少都会面临身份选择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是一种具有组织性与目的性的制度，以便于统领全社会的文学活动，但这种制度很容易伤害到文学的自由精神。所以，当代作家如何在写作中把握自己的作家身份，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使自己的作家身份得到最充分的彰显，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值得探讨的事例。这个问题对于批评家来说也许在操作上难度更大。

张晓琴：您多次提到，中国文学最根本的精神是“文以载道”，而所谓“道”的理解可以有多种，但从根本上，它是“度人之道”，它承载精神价值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我非常想知道，在当代，文学如何度人？批评又如何度人？

贺绍俊：这个问题太宏大，也很有诱惑力，但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让人掉进“宏大叙事”的陷阱里啊！关于文学如何度人以及批评如何度人，也许我们可以列出许多条结论并加以理论阐述。但理论的概括性往往会牺牲事物的丰富多样性。比如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文学如何在他们身上达到度人的目的都会因每个人的不同条件而不一样，而且文学度人还要受制于人是如何看文学的，也就是说，人们看待文学的态度和观念不一样，文学对他们的影响也会不一样。总之，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我在每一次具体的批评实践中都提醒自己，应该将内心的一盏文学度人的警示灯点亮，从而对自己的每一句话有所担当。

张晓琴：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当如是观，坚守批评伦理与文学精神。走进您的文学世界，仿佛打开了一部丰富立体的个人史，由此照见一段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精神史。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