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岳：用文学色彩渲染家国情怀
访者：宋灵慧，河北献县中学教师，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第101朵花开》。
被访者：李西岳，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百草山》《血地》《独门》《戎装之恋》等，中短篇小说《农民父亲》《哥们儿兄弟》《军婚》等。
01
“绿”“黄”相间，
在军事题材和农村题材两大谱系中
左右腾挪，纵横驰骋
宋灵慧：作为你老家的中学教师和忠实读者，若干年来，我一直在追踪和研究你的作品，并在老家文化讲堂进行了你的作品系列讲座。我将你的作品题材大致划分为“绿”和“黄”两大类别，“绿”即绿军营，也就是军事题材；“黄”即黄土地，也就是农村题材。比如《百草山》《血地》《戎装之恋》《哥们儿兄弟》《战友》《遍地胡麻》《军婚》等属于“绿”色谱系，而《独门》《农民父亲》《人活在世》《大奶奶》《秋凉秋热》《洗澡》《车祸》等属于“黄”色谱系，细分析，发现很多作品又是在这两大谱系之间左右腾挪，纵横驰骋。请谈一谈你是如何选材的。
李西岳：你分析和归纳的很有道理，我觉得这大概跟我的职业和出身有关系。我的职业是军人，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入伍，到二〇〇七年十二月退休，穿了四十一年军装，当了多半辈子兵，算是职业军人了，量化这四十一年军旅生涯，我在基层部队干了十三年，当过战士、副班长、保管员、文书、司务长、指导员、干事，调到原北京军区机关工作以后，当过几年报刊编辑，搞了十七年的专业创作。可以说，自己是在部队火热的生活中锻造成长的，当然写小说的能力是部队培养的。自己的一生，应该感恩部队，感恩军营，感恩穿了四十多年的绿军装，所以，把自己的感恩化作文字，诉诸文学，便成为我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再有，军队文艺工作的职能是为提高战斗力服务，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是这样，干什么吆喝什么，干什么喜欢什么，痴迷什么，干什么就靠什么安身立命，甚至相依为命，这大概就是选择军事题材创作的理由。
至于说我的小说一部分选择农村题材，也就是你说的“黄”色谱系，大概跟我的出身有关系。一位名人说，优秀文学作品往往和童年联系在一起，和故乡联系在一起。我出生在冀中平原的农村，从小受农民文化教育熏陶，受农村成长环境影响，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虽然我当了四十多年兵，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血液里至今流淌的还是农民的血液，骨子里打下的是农民的文化烙印，眼睛一闭，总是家乡那片白花花的盐碱地，梦里总是儿提时代上树掏鸟、下河摸鱼、光屁股洗澡、拾柴火打草的故事，少年萌动幻想，土地滋养文学，从写作文，到作打油诗，一来二去，就跟文学沾上边儿了。我从上初中开始就偏科，文科成绩突出，理科成绩稀松，到了高中就更明显，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朗诵，那时我就大言不惭地发誓，长大要当一名作家，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成小说。
你说的另一种现象也存在，我写的军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我的很多作品都是一边写部队一边写家乡，在“绿”和“黄”两大谱系中左右腾挪，跳来跳去，比如《百草山》《农民父亲》等都是用部队和老家两条线来叙述，就像立体几何中的两条线，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时而重合。这两个叙事环境我都熟悉，笔下无障碍，写起来一发不可收，我能在这两种环境中写出军人最具本质的生命姿态，写出他们最鲜活的思想灵魂。沈从文曾说过：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我写的军人，无论成与败，显赫与平庸，都始终与生他养他的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百草山》中的贺金柱、魏猛子，《戎装之恋》中的储大亮，都是这样的人物。
宋灵慧：这两种选材，是你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优势，你笔下的军人虽大部分是农民出身，但却个性突出，命运迥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刻意选择这两种题材，倾心塑造农民军人形象，是不是还与你的读书和教育背景有关系呢？
李西岳：说起读书和教育背景，令我惭愧。搞创作这些年，出了一些作品，但没有哪一部作品是在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完全是凭积累，凭经验，凭感觉，凭想象，凭发自于内心的东西，用这些去展示自己的感情生活和内心世界，把要说的话、要讲的故事、要表达的感情，一股脑地倾注在小说里，就交差了。
我的知识背景可以说是先天不足，我一共上了九年学，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学什么东西。家里没有一本可读的书，读小说主要是向同学借，通过各种手段把想看的小说借到手，然后在人家要求的时间内还回去或者拿东西换，用这种办法如饥如渴地读书，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家巷》《苦斗》《红旗谱》等等，到了部队才读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飘》《别了，武器》《活着，并且要记住》等外国小说，到了一九八九年上军艺，才读卡夫卡、福克纳、茨威格、梅里美、米兰·昆德拉等多种流派的外国名家作品，按这个节奏，比同龄出名早的作家，慢了何止半拍？所以，我的作品至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中，没有任何朦胧、晦涩、魔幻和先锋的东西，或者压根儿就不是那品种。在作家队伍中，我读书数量不算多，但我有股狠劲儿，就是把喜欢的名著反复读、仔细抠，比如读《红楼梦》，我用最笨的办法，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人物关系列成表，把几百个人物分成类，把里面的诗词楹联抄下来认真背。读《静静的顿河》也是这样，把它的结构画成图，主人公葛利高里个人生活中，他两次回到妻子身边，三次投入情人怀抱；革命生涯中，他两次参加红军，三次加入白军，穷途末路之际，他把武器丢进顿河的冰水之中，回到家破人亡的故乡。这样的人物，不下功夫抠，就弄不清他的复杂性，如留下死角和盲区，就等于白读，也就吸收不到营养。
宋灵慧：刚才你提到军艺，记得你给我们讲课，说军艺的老师“逼人太甚”。讲讲你当时是如何被“逼迫”的。
李西岳：我们是军艺第三届的学员，相比第一、二届的师哥、师姐们来说，我们第三届的同学大致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部分都来自基层部队（前两届专业作家多一些），二是大部分都没什么名气。大家共同的愿望是通过军艺文学系的深造，使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军旅作家。所以一入学，大家就表现得急功近利，不甘寂寞，好多人不好好听课，躲在屋里搞创作。那时候还没电脑，货真价实地爬格子，每个人都暗里使劲儿。开学一个多月，有人就写了几个中、短篇，都投给了《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这些大刊物，然后就等消息，看看作品发在哪一期，第几条。
记得一个礼拜二的下午，本来没课，班主任黄献国突然召集全体学员到阶梯教室集合，说是要开紧急会议。我们一个个都慌里慌张地从布帘子里钻了出来（当时四个人住一个宿舍，每个人都拉了布帘子，像钻地道），到了教室一看，黄献国、朱向前、张志忠、刘毅然几位老师都在，老师们个个表情严肃，讲桌上摆着一大堆稿子。见此景况，学员们人心惶恐，如临大敌。
黄献国老师情绪激动地指着一大堆退稿道：“同学们，我郑重地提醒你们，从现在起，你们一个字也不要写了，再写就把文学系的牌子给砸了！”学员们像惹了祸的孩子，低着头胆战心惊地听候发落。谁知，朱向前老师却接过话来说：“文学系的牌子是李存葆、莫言创立的，谁也砸不了！”接着，张志忠、刘毅然老师都劝大家，不要急于创作，先静下心来听课、读书。最后，黄献国老师说：“以后谁写了稿子，首先让老师们看看再往外投。”散会之前，我们情绪低落表情尴尬地走上讲台拿回了自己的退稿，然后回到布帘子里面静静反思。现在回忆起来，那次会议扭转了大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局面，使每个人对自己来文学系读书的目的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创作有了更加准确的定位。同时，对老师们的“恨铁不成钢”也有了善意的理解。没有当年老师们的逼迫，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02
文学作品
就是要把人物命运推到极致，
把灵魂撕开给人看，
从而带给读者永无止境的心灵折磨
宋灵慧：《百草山》是你的长篇处女作，却给你带来了很多荣誉光环：多家报刊争相转载或连载；中国作协等五家单位共同举办了作品研讨会；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图书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二〇〇七年入选向党的十七大献礼优秀文学作品；二〇一六年入选《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等等。事隔多年，如今你如何看待这部作品？
李西岳：《百草山》出版后，我没想到会在读者中引起那样的反响，更没想到会获得那么多的荣誉。百草山是我老家村后的一座古汉墓，我早就立志为它写一部大书，我当时的构思是，以百草山为叙事平台，以革命军人叱咤风云的辉煌历史和苦涩纠结的心路历程为主线，写三代人的命运悲欢，当时这类题材已冒出了许多，比如《历史的天空》《亮剑》《我是太阳》等，尤其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后，“石光荣”这一形象家喻户晓，再碰这类的题材，肯定是费力不讨好，但我认为自己积累的素材装在脑子里，谁也偷不走，也不会撞车，所以下决心还是要写。二〇〇一年下半年，我开始动笔，记得当时创作室一些关心我的老同志劝我不要轻易写长篇，认为我的积累和功力，还不具备写长篇的资质。我表面接受，但还是偷偷干上了。很顺利，半年多的时间，拿出了四十多万字的初稿，拿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郭米克看，他很快给我手机回了两个字：好看。接着又提了一些意见。那年正赶上我到鲁迅文学院进修，我一边听课一边修改，毕业前给老师胡平、王祥，学员柳建伟、许春樵等看，他们都给我一定的鼓励，也提出了诸多诚恳的意见，我都认真领会，虚心接受。就这样，这部长篇先后八易其稿，写了两年多，最终于二〇〇四年一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又相继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我自己认为一部比一部用心，一部比一部成熟，但在读者眼里，还是认为《百草山》才是我的长篇代表作。我不大服气，但没办法，我想大概是当初写《百草山》时把激情都用尽了，好的素材也都装进去了，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宋灵慧：在你的作品中，爱情撞上军人，屡屡被残酷地“牺牲”掉，《百草山》中贺金柱是这样，《血地》中李长生是这样，《戎装之恋》中的储大亮也是这样，作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却都是婚姻和爱情的悲情者，军人是铁血亦柔肠，他们的血肉之躯，除了气度，还有温度。这是你作为军人走进军人灵魂的一个高度吧？
李西岳：贺金柱这个人物是英雄的另类，也可以说是尴尬而悲情的人物，他十五岁离开家乡参加了新四军，从一个士兵一路晋升为军长，并荣获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的称号，然而，和平年代进了城，换了城市老婆，就这一换老婆事件，就弄得他一辈子活得不消停，他的父亲为此上吊自杀，他的弟弟为之娶不上媳妇，他的亲生女儿死活不叫他一声爹。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进行心灵忏悔和道德救赎，结果却适得其反，变本加厉，英雄难过美人关，冲冠一怒为红颜，在贺金柱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血地》中的李长生，高蠡暴动失败后出逃当了红军，家里得到的消息是他死在了白洋淀，几年后他回到老家带领群众打鬼子，妻子香梅却由娘做主嫁给了自己的弟弟，因为从青梅竹马夫妻生活的影子中走不出，他难以接受漂亮女大学生的热烈追求。《戎装之恋》中的储大亮，为逃婚偷了八块大洋离家出走，从红军游击队员干到大军区副司令员，一生与四个女人纠缠不休，结婚两次，娶得都不是意中人。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为作家，捕捉的恰恰是各有各的不幸的家庭，而军人在战争中却最容易承受各种各样的不幸，包括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他们所表现的铁血柔肠，剑胆琴心，温度和气度，虽不一定完美，但同样可爱。
宋灵慧：有人说，你的笔下手狠，尤其在女人身上，比如《百草山》中的魏淑兰，《独门》中的蕊，她们都是爱情的牺牲品，命运都是相当凄惨的。在我的印象中，你是比较温文尔雅的人，为什么却在塑造悲情人物上那么狠心？
李西岳：卡夫卡说：“人们应该只读那些撕咬人们心灵的作品。”我的理解，就是说，文学应该摒弃那些不痛不痒的东西，不管是歌颂还是批判，褒还是贬，要想让作品达到撕咬人们心灵的目的，下手就一定要狠。魏淑兰虽然是个农村妇女，但她有觉悟，有个性，尤其是有刚性，她等了贺金柱十五年才得以完婚，刚怀孕却被遗弃，她没找贺金柱去闹，而是痛痛快快地答应了离婚；她一人抚养一对双胞胎，拒不接受贺金柱的接济；她摁住女儿死活不让她到贺金柱的部队当兵；她和贺金柱的弟弟情投意合，但一再拒绝他的追求，天长日久，而当她准备接受这份真爱时，却又意外地得了脑溢血……《独门》中的蕊和丑儿是青梅竹马，在丑儿追求婷遭到拒绝时，主动向丑儿求婚，在圆房献身后又被丑儿抛弃，她自杀未果，最后远嫁他乡。命运对这两位女性是不公平的，然而，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好多女性就是这样忍辱负重，尽管她们也在极力抗争，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命运的凄惨，比如电视剧《大宅门》里的杨九红，因为是窑姐出身，虽嫁了七爷，但婆婆死活不让她进大宅门；年幼的女儿被婆婆抱走抚养，长大不认她这个娘；婆婆死了，大宅门里连狗都披麻戴孝，却唯独不准她送殡；等她下手把得意受宠的新姨太太收拾服了，准备被扶正做太太时，却发现七爷又爱上了抱狗的丫头……这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命运凄凄惨惨戚戚，她像一把斧头一下凿开了人们冻动的心海，从而遭受永不止境的心灵折磨。我认为，文学作品就是要把人物的命运推到极致，把灵魂撕开给人看，从而带给读者永不止境的心灵折磨。
03
从小处着眼，
在生活中不经意的细小细节上
写出人物大的命运抑或生死转折
宋灵慧：著名评论家何向阳曾这样评价你的短篇小说：李西岳的小说往往从小处着眼，在生活中不经意的细小细节上写出人物大的命运抑或生死转折，其行文的短小精悍，结局的出人意料，令我们领略短篇小说言简意深，管中窥豹的艺术魅力。对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李西岳：这是何向阳老师为我的短篇二题《洗澡》《车祸》写的颁奖词，那两篇小说在二〇一四年获得了《边疆文学》“金圣杯”短篇小说大奖，这两个小说，每篇都不足一万字，但我却是用精制的细节和细微之处，分别写出两个人物的生死命运。《洗澡》中的胖丫儿从来没进过城里的澡堂子，她的男朋友是个当兵的，回来探家带她到澡堂子洗澡，她见男男女女说说笑笑一起从澡堂子出来，就说男朋友没安好心，后来，她听闺蜜说，澡堂子里的男女是分开洗的，才知道误会了男朋友。结婚头一天，她换上全新大红的衣裳，自己到澡堂子里去洗澡，打算新婚之夜给丈夫一个干净的身子，结果出了澡堂子被一辆急驰而来的货车轧死。《车祸》中的麻子鱼买鱼苗时占了卖主两块钱的便宜，慌忙回家途中撞了一个晒太阳的老头儿，受害家属让他回家取钱赔偿，他让老婆回娘家借钱，老婆骂他，你闯这么大祸，死在外头算了。他找村长借钱，村长怀疑他是不是在外面泡妞儿被讹上了，他浑身都是嘴也为自己洗白不清，一气之下跳进鱼塘自尽了。老婆带着儿子到被撞老头儿家去送钱，结果得知，那老头儿几年前就得了半身不遂，那天，麻子鱼根本就没撞着他。这两个小人物的死都与车祸有关，却是不同的原因，一个是爱美，一个是无奈，一个是意外，一个是有意，生死命运在小人物身上就是如此寻常，如此简单。
宋灵慧：这就是宿命论。你的作品中还有不少小人物，如《照片》中的班长，《独门》中的丑儿、三叔，《血地》中的小白鞋、铁榔头等等，虽然他们也有得意的时候，但结局都令人唏嘘，甚至酸楚。你为什么要精心设置这样一些小人物，生活中是否有原型？
李西岳：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强调：发现唯有小说才能表达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说只有小说能说出的东西，而其他艺术形式是望尘莫及的。写小人物是我比较擅长的，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人微言轻的小人物，所以朋友中小人物偏多，写起他们来得心应手。《照片》中的班长为了激发战士们的施工热情，每逢上夜班就掏出自己漂亮未婚妻的照片给大家看，看了美人照，兵们便撒了欢儿地干活儿。有一次，班长进山洞寻找美人照，却被哑炮炸死了。事后发现，那张照片上的美人并不是班长的未婚妻，而是一张电影明星照。《独门》中的丑儿虽出生在小户人家，却是个地道的叛逆分子：为戴上红小兵袖章，他当着全村人的面上台唾被批斗的奶奶；为得到王家女儿婷的喜欢，他挖空心思地出卖了家族史，使李家清代末年小资本家的历史公布于众；为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他被人利用把无辜的奶奶推上了绝路……三叔是个敢爱敢恨，能屈能伸的农村青年，为不让李家全家为王家出狗殡，他大口大口喝下仇人的尿，但他也敢把强奸自己侄女的村支书押到家里来开批判会，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报复，他快要到手的媳妇儿，让仇人踹了锅。《血地》中的铁榔头是个没正形儿的八路军侦察员，打仗不怕死，但他好喝酒，常常误事儿，又跟村里的小寡妇有染。小白鞋是村里漂亮的小寡妇，好吃懒做，风流成性，但当鬼子在村里屠杀八路军时，她勇敢地站出来和铁榔头紧紧地抱在一起。写这些小人物，我觉得很过瘾，笔墨不多，但却能放开，又能赋予他们多面性，这样的小人物在农村很多，有原型可参照。
宋灵慧：我还发现，你在作品中还善于写坏人，大部分都是坏到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地步，比如《百草山》中的贺六指，《血地》中的瘦驴脸，《农民父亲》中的刘爷等。
李西岳：你说的前面两个坏人都是汉奸。我从小就听老人说，汉奸比日本鬼子还可恨，好多坏主意都是汉奸们出的。《百草山》和《血地》都讲述了抗战故事，我就专门写了两个汉奸。贺六指为讨日本人的欢心，把村里最漂亮的小姑娘送到日本兵营，为了霸占地主的姨太太，他带着日本人去抄家，而得知日本人天亮前要进村搜查八路军时，他又半夜跑到村里报信，说明这个汉奸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瘦驴脸则不同，为了苟且偷生，他把自己的本事全用上了，日本人分不清谁是八路军，谁是老百姓，瘦驴脸突然下达口令：“立正！”训练有素的八路军战士立刻成立正姿势。瘦驴脸笑着对日本人说：“太君，看了没有，对付中国人，还得靠我们中国人。”这个汉奸就是这么可恨可恶。至于《农民父亲》中的刘爷，那个年代农村不少见，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每天希望自己家天天办喜事儿，别人家天天出殡。
我的创作理念是，战争中不能缺少英雄，英雄可以平民化，但不能淡化其崇高。生活中也会有坏人，坏人可以坏得流油，但不能脸谱化，他可以让你恨得牙根儿疼，也会让你觉得他可怜兮兮。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4
受命之时忘其家，
用文学色彩渲染家国情怀
宋灵慧：作为军旅作家，要有家国情怀，一旦担当国事，就得忘其家。你在二〇〇八年汶川地震后，深入灾区，大笔书写《大国不屈》，赢得一片好评；二〇〇九年和二〇一五年，你又分别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阅兵、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撰写解说词。小说是虚构的纯文学艺术，而这些不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之“虚”与写实之“实”，不是一个领域的语言思维形式，而你完美地完成了虚实之间的对穿。
李西岳：军旅作家是穿军装的作家，属性是军人，职业是作家，家国担当，是军旅作家的职责。我所在的原北京军区，地处京畿要地，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经常执行重大任务，而每项任务一下达，作家就要跟上，去承担文学使命，作为文艺创作室主任，我必须把自己置身于最前沿阵地。二〇〇三年“非典”疫情期间，我到一线采访“白衣天使”，写出了报告文学《托起崇高》。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 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一周后，我带五名创作员深入一线灾区采风，十几天的时间，汶川、北川、都江堰、安县、绵竹，重灾区几乎都跑遍了，面对灾难，面对生死，面对满目疮痍，我的心灵受到震撼和洗礼，回来之后，我一天也没休息，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二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不屈——一位军旅作家眼里的汶川大地震》，那是我最富有激情的一次创作，也是最高效的一次创作，完成之后，如释重负，痛快淋漓。后来，这部作品获得了全国抗震救灾优秀文学作品奖。还没喘口气，奥运安保任务又下达北京军区，我和我的战友们又整装出发了，我们合作完成了四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至高荣誉》，还没等歇歇脚，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首都大阅兵任务又下达了，我进驻阅兵联指，承担大阅兵解说词的撰写任务。
宋灵慧：参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光荣而艰巨，但对于作家来说，并不一定有创作灵感和快感，受条条框框的限制，要求又那么严格，保密性那么强，而且也与名利无缘，你是如何认识这种使命的？在你所担负的这些重大历史任务中，哪一项最让你刻骨铭心？
李西岳：做任何事情都有得有失，执行这些重大任务，虽然耽误了自己的创作，但也有收获，比如到地震一线那种生命体验，在强烈余震中经受的惊险考验，会成为一生最难忘的记忆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到奥运安保一线采访官兵，到阅兵村体验受阅官兵的一日生活，都会获得别样的感受，从而丰满了自己的阅历，也为自己的创作丰富了素材。写阅兵解说词，使自己对阅兵礼仪和受阅程序，对装备性能和作战模块等方面的知识，都是一次补课。兼收并蓄，用时无疑，我觉得作家只要带着创作目的去生活、去体验，哪怕当时并不快乐，但只要用心，还是有收获的，而这种收获不知什么时候就用得上。
两次为大阅兵写解说词，我深得体会，这是与诗、词、歌词、散文诗、电视画面解说词不同概念的文体，它的行文语境、节奏、情绪、特点等首先要与队列步伐、现场氛围及军乐背景相吻合，同频共振，相得益彰。文字要求大气而又严谨，庄重而又朴素，凝练而又上口，引用数字事例要权威、准确，经得住核实，除此之外，它对文字数量的要求也是极其苛刻的，少了太空，多了太满，而信息量必须传达出去，文采还要展示出来。行文中，每个方队通过的时间都用秒计算好，然后往里填字，字数统计要标在每个方队解说内容之前，与通过时间绝对吻合。这种苛刻的要求，是在其他文体的写作中难以体会到的。
要说刻骨铭心的话，那就是为“九三”大阅兵撰写解说词了。二〇一五年九月三日阅兵，我在一月初就上岗了，可手里只有一本印有“绝密”字样的阅兵实施方案，抗战阅兵在我国是首次，没任何范本可参考，没人告诉我这解说词要说什么，怎么说，一切由我来定调，我感觉到完成这次任务，是对作家政治智慧和艺术胆识、综合素质与写作经验，都是一场严峻而残酷的考验。好在我用了一些年头研究中国抗战史和“二战”史，再加上自己的深入思考，解说方案很快拿出来了，得到了各级首长和各位专家的认可。等初稿拿出来之后，一级一级地送，一层一层地审，一次一次地改，一字一字地抠，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直到受阅前一周才定稿，打印的文稿，摞起来要有一人高。阅兵那天，我在现场，当解说员富有激情地开场朗诵：“今天是胜利的日子！今天是伟大的日子！”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写大阅兵解说词也给我带来了荣誉，在外面参加活动，介绍我的几部作品，人家都不动声色，当说我是“九三”大阅兵解说词撰稿人时，人家就热烈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