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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40年代，延安解放区的农民文盲率极高，以文字为媒介的小说无法被农民读者直接阅读。赵树理以农民为写作对象，但农民却无法阅读他的小说。这导致小说作者拟想的读者和实际的读者并不一致。但小说通过视听媒介的转化，深入影响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成为小说的“读者”。媒介形式的转换导致小说文本传递的意义被再生产，形成1940年代解放区多种话语叠加的独特现象。革命新话语、五四话语与农民话语之间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1940年代 赵树理 延安文学 媒介 文学再生产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延安解放区的文学具有鲜明的大众通俗特色和意识形态色彩，但学界对其研究相对来说不是很充分，有待于进一步推进。特别是对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的研究有一个误区：认为农民是那些通俗化作品的直接读者。但实际上这些通俗作品创作的拟想读者和实际的读者并不一致。尽管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小说又深入影响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赵树理1940年代小说传播的角度分析这一矛盾，并发掘这一矛盾掩藏的复杂的话语关系。

一、小说如何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视听媒介转化

赵树理小说创作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他的小说如何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如何被农民接受。这一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当时边区的文盲率。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如果说全国80%的文盲率是毛泽东的估计，那《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可以印证毛泽东的估计：“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2 就全国来看，当时中国南方的文化水平总体要高于北方。基于这一认知，偏僻的北方解放区的文盲率应高于卜凯的调查水平，这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可以得到确认：“西北地区除几个地主、官僚和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读书写字；文盲大概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3

解放区如此之高的文盲率就决定了作为文字媒介的小说对底层农民的直接影响是相当微弱的。就赵树理而言，创作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使他的小说具有具体的指向性阅读对象，即农民，“过去我写的小说都是农村题材，尽管写得通俗易懂，本心是让农民看的”。4 但他很快发现，农民并不是他小说的主要读者，“全国真正喜欢看我的小说的主要是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真正的农民并不多”。5

赵树理小说的拟想读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还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农民为什么没有成为赵树理小说的真实读者？除了上面分析的识字率的问题之外，还涉及农民的对传奇性故事偏好和赵树理创作本身的问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那些在他们经验世界之外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更能吸引他们。赵树理小说取材农民日常生活，是农民切身的生活经验，农民对此很熟悉，但熟悉的故事难以长久吸引农民。赵树理自己总结说，“一啰唆，观众就不爱看了”。农民喜欢听评书，“听了五分钟以后就不想走”。6

而评书大多是传奇故事的演绎，说书人大多依靠《七侠五义》《呼家将》之类的故事吸引农民。在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对农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作，他小说故事的传奇性就弱化了。正是赵树理小说故事传奇性的减弱和农民对经验世界之外的想象之间的矛盾，使得农民对赵树理小说的兴趣不大。如果从农民的文盲程度和赵树理小说的创作内容及农民的阅读偏好来说，赵树理的小说应该无法在农民中产生较大影响。但事实却是，赵树理的小说在年代的解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何来解释这一相背离的事实呢？

对于农民不识字的问题，赵树理有着清醒的认知。赵树理采用民间说书人作为中介，让说书人来讲述他的故事。赵树理从中国传统文学去汲取资源，采用一种话本或拟话本小说的表述方式。这实际是将现代小说的书面化表述转化为中国传统话本小说（或拟话本小说）的表达方式。现代小说的传播模式是“写／读”，作者通过个体的创作，提供以文字为媒介的纸质文本，读者通过对文字文本进行阅读解码，从而获得文字文本意义的生成，但这种现代文学传播是建立在读者的文字阅读能力之上。对于解放区那些文盲农民来说，这种模式是无效的。而话本小说（或拟话本小说）的表达方式却是“说／听”的模式，这一传播模式对读者的文化要求不高，哪怕是文盲也能听懂讲故事人的讲述。正是这种“说／听”的传播模式的转化，使得赵树理必然要找到与此一致的表述方式，语言的通俗化也就顺理成章。

说书人的引进不仅解决了农民文盲对小说文本的阅读的限制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说书人在面对农民讲述赵树理小说故事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故事对听众的吸引力，这就弥补了赵树理小说故事传奇性较弱的不足。也就是说，赵树理的小说在创作时就充分考虑到了其传播方式，通过拟想的说书人的中介向普通不识字的农民进行讲述。赵树理的这一策略很好地解决了文学与农民大众的关系问题，这恰是五四新文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赵树理小说传播的中介不仅仅是说书人，而应该还包括党的干部。在当时的延安地区，为了发动农民参与、支持革命，党派遣了大量的工作队深入农村，通过干部做农民的工作。这些干部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经常向农民讲述赵树理的小说文本，因为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农村中的实际问题。“农民不识字，看不懂书报，只能让别人念给他们听。所以，办小报是给农村干部看的，通过干部再向群众宣传。”7 而这又使得赵树理小说反映的农民问题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关联起来，增强了小说对农民的影响。

除了中介人的引入，赵树理小说还通过戏曲舞台的转化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赵树理对民间的戏曲形式具有特殊的癖好，胡絜青和舒乙在文章中都提到赵树理在老舍家旁若无人地高唱上党梆子。他自己说自己“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8 。正是对农民艺术形式的真正了解，他更为重视通过民间戏曲向农民传播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在正式出版之前，“就被改编成襄垣秧歌剧而被搬上舞台”。小说出版后，解放区各地剧团“纷纷改编演出，又上党梆子、武安落子、中路梆子、沁源秧歌、襄垣秧歌、武乡秧歌、小花戏、蒲剧、歌剧、 话剧等，一时间轰动了太行、太岳解放区”。9 此后多次被改编成鼓词、话剧、歌剧、山东快书、弹词、快板、连环画等不同的艺术形式。《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也被搬上了舞台。

赵树理的小说通过这种视听的媒介转化，深入影响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在另一方面，为使得自己的小说能够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赵树理又有意识地采用农民能够听得懂的文学表述方式，“我是写小说的，过去我注意让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因此在语言结构、文字组织上只求农村一般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人一听就懂，这就行了”10 。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赵树理小说在中国乡土小说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

二、媒介转化与延安文学再生产

即使赵树理最大限度降低小说文字的阅读障碍，在文盲率惊人的延安解放区也无法实现小说文本直接走进农民的日常生活，必须进行小说文字文本的视听媒介转换，而这种转换为文学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他们采用的是农民表达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而农民最易接受的形式是以视听的媒介为表达方式的戏剧曲艺。1943年7月，《小二黑结婚》在正式出版前，曾以手稿的形式被交给襄垣县农村剧团，由李森秀、李琪鸣改编为秧歌剧。秧歌剧对小说进行了重新演绎，强化了小二黑和小芹的男女爱情故事。为了爱情的幸福，二人在红娘的帮助下，坚持与封建家庭斗争，与恶势力斗争。这就将传统的戏曲形式与革命的主题关联起来，即青年男女的爱情斗争只有在党领导的基层政权支持下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反观小说，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并不是文本最重要的部分，它只起情节结构的作用，核心是在宣传婚姻自主的革命政策中反封建迷信思想，同时反映基层政权中的问题。小说的戏曲舞台转化反映的是文学媒介形态的转化中隐含的文学的再生产问题。

党的革命要求与农民自身的文化形态有时候会出现矛盾，这就需要对农民旧的艺术形式进行改造，以达到适应新的话语传播的要求。延安的新秧歌剧运动及对旧艺术形式和旧艺人的改造运动等充分反映了这一诉求。延安时期，最为典型的就是对民间秧歌剧的革命化改造。传统秧歌以表现男女的爱情为主要内容，周扬虽然也承认爱恋在反对旧的封建文化、秩序中的作用，但他进一步认为，在解放区新的政治秩序中，还有比爱情更为重要的事情，他强调，“新的秧歌必须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11 。正是在这种革命叙事要求之下，新的艺术将旧秧歌表现农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转变为表现农民生活中的大事件、大问题，并通过这样的转化来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秧歌使得农民的日常生活就与党的具体的政策方针出现了高度的一致化。“改造后的秧歌也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引导着民众，使其在突出的革命意识浸润中自觉主动地认可和遵循了主流意识。”12 最终旧秧歌改造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回报，即将农民纳入新的政治秩序中，并使得他们对这种政治秩序产生了新的情感认同。

在对旧的视听媒介的改造之后，新的民间艺术形式需要表达新的内容，但普通的民间艺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难以创作出符合党的政策方针要求的作品。这一重任只有落在以文字媒介为主业的知识分子身上，因此，政治意识形态从赵树理的小说中读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进而将其标举为“方向”，周扬、荒煤的策略是将赵树理的小说与《讲话》勾连，认为赵树理创作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获得创作的成功，从而为毛泽东的理论提供了文学创作实践的支持。赵树理在创作小说之前就充分考虑到了农民的接受方式，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已经设想了他小说的视听媒介的转化。

1940年代的延安解放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说它取得了多高的艺术成就，而是说它通过文字媒介的视听化转变，将新的话语传递给社会底层，达到对农民的革命启蒙，从而实现文学话语的再生产，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规范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像赵树理这样长期在农民中生活，以农民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也涉及一个问题：要通过文字来反封建迷信的问题。这就涉及作家文字文本中的潜文本以隐含的形式表达出的五四话语，与解放区的革命意识形态冲突性的一面。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即革命知识分子企图用文学创作来进行农民的思想启蒙，这与革命意识形态要破除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动员农民革命之间具有同一性。知识分子在革命的共同目标下，依靠意识形态的革命动员对农民进行再启蒙，而意识形态依靠知识分子的革命启蒙破除农民的迷信思想，动员农民参加支持革命。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在达成这个方面的共识之后，需要找到一种适合农民接受的、“喜闻乐见”的表述方式。

1940年代，解放区的农民不仅是被动的文学和话语的接受者，他们在接受文学作品时具有一定的自由选择度，甚至能够进行文本的再生产。乡土社会信息的主要传播方式是面对面社群里的传播，文字是一种间接的说话，每个字难以听清楚，赵树理就说，“在太行时，群众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唱成‘自由之神在宗清阁上’”13 。以文字为媒介的小说在传播中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但文字的抽象性就会使得文字记录的时候会将意义传递过程的具体情境给遮蔽，视听媒介的转换却弥补了文字媒介的这种缺陷。因此，说书人或戏曲的演出人员在这种文字文本的视听转化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文本的再生产，“农村中那些善于演讲故事的说书人往往都具有添油加醋、节外生枝的本领。他们的兴趣点往往不在于如何才能准确地表述原文，而在于如何才能享受作为话语垄断者的优越感”14 。这些中介者是文字文本的接受者，同时也是视听文本的生产者。作为接受者，他们在接受文字文本提供的信息时是选择性地接受，这种选择是根据他们生活的需要。作为新文本的生产者，他们又将自己解码后获得的对文字文本的理解进行二次加工，从而创造出新的文本。这种二度创作的新文本与原始文本之间必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因民间艺人的身份，使得这种视听文本具有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而言自身的独立性和民间性。这就是1940年代文学的再生产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再生产之间的重要差异。

对于赵树理而言，他的小说创作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是教育农民，使农民从旧的封建迷信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因此赵树理的小说侧重于说理，强调文学的认识价值和教育功能。但对于农民来说，他们通过评书、戏剧等民间视听艺术形式接受的赵树理小说文本是经过媒介转化后的再生产文本，而这些视听媒介文本强调的是文本的趣味性以及以情感为支撑。这就将赵树理小说以说理性为核心转变为以农民接受的以抒情为核心的文本。农民正是凭借着这种再生产文本的情感性，激发了他们对于封建迷信思想的嘲讽，对于旧势力的憎恨，并由此生发出对新政权的认同。也就是说，农民是经由情感的认同而进入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在政治权力的压迫下对新政权的认同。

这种文学再生产是构建在赵树理小说原始文本的基础上，都能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二度创作或者再阐释，形成一套符合自我需求的文本。这就意味着赵树理小说文本的丰富性及多样意义生成的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发现，这同时反映了赵树理小说文本自身的矛盾性。

三、文学再生产与话语“重叠”

对比1943年张万一改编的秧歌剧与1948年于村改编的话剧版本，我们可以从其中的差异分析出不同媒介形式的文本隐藏的缝隙。这两部戏剧尽量在忠实于小说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对故事和人物做出了改写，强化了主要人物小二黑和小芹的斗争性，在小说中被一笔带过的大黑也增加了出场和对白，突出了他的斗争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在改编中出现的差异。秧歌剧是民间戏剧，它的改编侧重于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如增加旦嫂这一红娘角色，从而推动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发展，并鼓励他们为爱情进行斗争。这样的改编就将小说转化成了农民青年男女为爱情自由的斗争在青天老爷区长主持正义下的胜利。这是一种典型的民间化处理，暗含的是传统民间的清官主持正义价值观念。

于村改编的话剧在秧歌剧版本上进行了重新演绎，将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进一步革命化处理，强化小二黑的特等射手的身份和小芹拥军模范的身份。正是这一身份的凸显，就将爱情叙述转化为革命叙述，兴旺兄弟的干涉就是对革命的破坏。具体来说，话剧版本一是通过人物小芹和小二黑转述落后人物二诸葛“不宜栽种”和三仙姑“米烂了”的典故，从而弱化了小说文本的反封建迷信的主题。二是减少反面人物兴旺、金旺兄弟的出场，如“拿双”中，金旺没出场，兴旺也只有两句台词，甚至取消了小说和秧歌剧中有关于群众对兴旺兄弟的斗争会。三是进一步突出小二黑、小芹的斗争性，不仅与落后的父母斗争，与反动的恶势力兴旺兄弟斗争，还进一步与村长为代表的和事佬斗争，这在小说和秧歌剧中没有出现。话剧改编就与政治革命话语密切关联，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青年为代表的革命力量，通过斗争争取中间力量打倒反动的恶势力，从而强化了农村的革命斗争性。话剧通过这种斗争叙述激发农民参与革命的激情并由此获得对革命的认同。

1940年代，《小二黑结婚》的小说、秧歌剧和话剧这三种媒介形态所呈现出来的差异充分反映了文学再生产和话语重叠的关系。秧歌剧是民间戏曲形式，它偏向的是民间的文化逻辑但又认同革命政权，只不过是把革命政权与传统的清官联系起来，呈现出整体守旧的价值取向。而话剧版本更偏向于主流意识形态，强化党对革命的领导和群众斗争的重要性，但又不完全否定旧道德。相对来说，小说处于民间和意识形态之间，既批评民间文化的封建迷信，又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偏保守；既肯定革命意识形态又批评基层政权出现的问题。

19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再生产使得其与十七年文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多种话语形态在解放区的重叠。解放区农民的艺术形式虽然也被改造，但因为视听媒介的传播形式使得民间旧艺人有二度创作的可能，这种二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民间话语方式的生存。因此，这一时期的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多媒介文本大多具有文本的缝隙。

延安解放区文学多媒介文本的这种缝隙，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区别于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规范内的文学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不是革命话语对五四话语与革命冲突部分的有意容忍，而是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中，革命意识形态不得不采用的一种临时妥协性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革命话语要完成对农民的阶级启蒙，使农民从旧的封建迷信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从而打破旧有的封建文化伦理秩序，发动农民支持革命。这一迫切的革命任务使得其必须要充分遵从农民的个体解放要求，既是精神文化上的也是物质利益上的。因此，在经济上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经济诉求。同时，在精神上通过对启蒙话语的革命化改造对农民进行新启蒙，让农民获得主体意识进而形成阶级意识。精神解放的农民才能参与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保证建立的基础政权的稳定性。延安解放区时期形成的革命新话语明显吸收了部分五四话语的内容，并将其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延安革命新话语与农民话语也存在重叠的一面。

作为解放区农民的代言人，赵树理通过革命启蒙思想，来破除毒害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赵树理在生活的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凭借文学破除农村封建思想的艰难性，他也看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的解放区政权在这场反封建迷信斗争中的主导性作用。因此，他有意识采用配合党的具体方针政策的创作思路间接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既要写农民的喜闻乐见，又要政治上有作用。如《小二黑结婚》等小说表层是为了宣传边区政府的婚姻政策，但实际却是要破除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但赵树理又是以农民立场为出发点进行文学创作，他在倚重边区政权的同时，也就看到了新政权基层组织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另外，虽然革命新话语与五四话语之间具有重叠性，但同样也有矛盾性的一面，五四话语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延安革命新话语必然产生冲突。但五四话语已经被历史确立了地位，毛泽东也肯定了鲁迅为代表的五四话语。如何破除五四话语的神话，确立革命新话语的权威，就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执行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成功让毛泽东新话语找到了证明自己正确的创作实践的支持，于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民话语与延安革命新话语形成了一种相互倚重的关系，他们共同抵抗来自五四话语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压力，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延安革命新话语在获得农民话语的支持后，着手对五四话语进行改造，解决与新话语矛盾冲突的问题，保留其与新话语重叠的部分。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改造，愿意成为革命新话语的宣传者，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革命新话语与五四话语的重叠部分，即两种话语都企图建立起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加上当时民族抗战的大环境，新话语要求知识分子放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具有合法性。

对于农民来说，问题要简单得多，但实际上也复杂得多。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农民的需求简单，只要新政权能够解决其生存问题，就会得到农民的支持。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让农民从反封建中获得个性解放，从而肯定个体的需求和价值。我们从赵树理小说中看到，农民在外部力量的启示下获得觉醒。赵树理小说写的就是农民觉醒后争取自身权利成为新人的故事，觉醒后的农民借助于新政权获得解放。农民在经济上翻身后就要做回人的尊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五四启蒙的再继续。

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解放区革命新话语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采用改造的方式处理，而对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民个性解放却是肯定和支持。新话语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呢？这可以从赵树理为什么会被新话语吸引中得到答案，“共产党猛烈抨击中国封建旧社会，号召建立新社会，把我吸引住了”。15

赵树理认同共产党反封建建立新社会的主张。革命新话语考虑的却是整个民族国家的问题，它处理一切问题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革命新话语采用的是一种临时策略性的方式来肯定农民的个性解放，其目的是要将农民纳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为取得革命的胜利服务，待到革命胜利后再对农民进行改造。延安革命新话语对解放区农民个性解放的肯定只是暂时性的策略，是按照既有的战略问题来处理的，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必然开展对农民改造，并将其纳入到现代国家建设，农村合作化运动就是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

注释：

1 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2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9页。

4 5 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174、438、174页。

6 《歌颂当代英雄、提高创作质量——北京市文联召开业余作者短篇小说座谈会，赵树理等同志同业余作者促膝谈心，介绍创作经验》，《光明日报》，1962年11月1日。

7 赵树理：《编小报的回忆》，《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02页。

8 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9 袁汉学：《〈小二黑结婚〉创作与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国档案报》，2004年5月28日。

10 赵树理：《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赵树理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11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 1944年3月21日。

12 谢丽：《论延安解放区新秧歌的意识形态性特征》，《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3 赵树理：《在文风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14 赵勇：《完美的假定，悲凉的结局——论赵树理的文艺传播观》，《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

15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