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正伟：我眼中的草婴先生
书橱里整齐地排列着草婴先生赠我的译作，除《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因他患重病无法签名外，其他译作的扉页上都公正地题签着上下款，而且还清楚地标明送书的日期，最后不忘钤上一枚鲜红而又艺术的名章，细微之处不难看出草婴先生做事严谨、待人真诚的品行。
遭受羞辱，铭记“38”这个数
恕我陋寡，闻知草婴先生大名亦晚，那还是在1984年上海作协换届前的一份登记表上，只见姓名栏内填着“草婴”，觉得这名字很新奇，在职业栏里写的是“自由职业”。一位作家见我面露不解，便对我说道，这位是著名文学翻译家，“草婴”是其笔名，自小爱吟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他把自己比作是路边的小草。后来作品发表多了，笔名也就替代了原名。谈到“自由职业”，他说：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说实话，在市场刚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解脱还尚未完全开放之时，这样的“个体”职业常会让人误解，有时还会被另眼相看，听了作家的一番解释后就此记住了这个独特的名字，还知道他没有工资，是一个像巴金那样靠稿费生活的人。
真正认识草婴先生是在作协换届以后了，第四届会员大会产生了由于伶为主席，茹志鹃、王元化、王西彦、王辛笛、柯灵、杜宣、吴强、峻青、哈华、师陀、草婴、包文棣、罗洛、艾明之、菡子、徐中玉、肖岱、陈伯吹、蒋孔阳为副主席的新一届主席团，这些老作家中有不少成名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的还加入过“左联”，都是历经坎坷的元老耆宿，何况他们分别又都是作协小说、诗歌、散文、古典、理论、儿童、外国文学及影剧文学各个大组的翘楚，如此强大的主席团阵容，在上海作协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所以，只要召开主席团会议，那就闹猛了，济济一堂，各抒己见，议题有时会被搁浅，会议也就成了“马拉松”。每当此时，我看到草婴先生慢步走出东厅“透透气”，有时我会放下相机跟随他走进隔壁的大厅坐一歇，与他东一搭、西一搭有话无话地说上几句，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一次，他用宁波上海话问道：“小陆，侬晓得?作协大厅是一个展现人生百态的舞台。”我被问得一头雾水连连摇头。过后才知他在解放初就是华东作协（上海作协前身）的专业会员了，所以一直参加作协的各种活动，他对四十多年来作协发生的大事如数家珍，如1950年代初，在大厅里批判电影《武训传》，紧接着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然后又是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在大厅里他亲眼目睹一个又一个作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戴上各式各样的帽子，其中有与他同样搞文学翻译的朋友傅雷和满涛，还有作家王元化、罗洛等。可能是我在巴老家摄影时曾与他见过一面的缘故，便主动对我说起了他和巴老在“文革”中的一次遭遇。“文革”初期，草婴在出版社接受批斗，有一次，他和另外两人被作协造反队召到作协，在大厅集中，排队到戏剧学院操场去接受批斗。人数很多，被指令排成单行，从巨鹿路作协出发，领头的是巴金，大家低着头向西行进，一路上造反派不断向队伍吆喝，“进行教育”。草婴还清晰地记得一个造反派大声辱骂王西彦说：“王西彦，你写反动文章抢在前头，现在去接受教育怎么这样慢吞吞！”当时草婴听了既气愤又好奇，想知道见首不见尾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但因队伍成单行，又得低着头走，无法计数，直到队伍走到常熟路巨鹿路转弯处，草婴感到机会来了，就从巴金起一个个数下来，直到队伍尾巴，结果总共三十八人。当时作协会员才数百人，而“牛鬼蛇神”竟占那么大比例，可见冲击面有多大。从此他便牢牢地记住了“38”这个数。
因此，草婴先生很赞同巴老在《随想录》的《“文革”博物馆》文中的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
1995年12月，我在巴老病房看到草婴同王西彦给巴老送来两大本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摄影家杨克林主编的《“文革”博物馆》画册，事先已知情由的巴老拿起桌上的粗笔在他为画册题的“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词边上签了名。原来，画册中数千幅“文革”时期老照片是杨克林在《时代》摄影杂志社工作时向社会公开征集得来的，后把它汇编成册。草婴先生与巴老一样，对这座纸上“建造”起来的“‘文革’博物馆”很是赞赏，巴老为画册题词的原件还是通过草婴之手转交给杨克林的呢。所以，当杨克林请草婴先生写序时，他爽快地答应了。草婴先生的这篇字字珠玑的序言，我仔细地读过多遍，能品出是篇饱蘸心头的泪和血写就的檄文，文中口诛笔伐“四人帮”一伙愚弄千万民众、迫害广大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种种罪行，言之凿凿，过目不忘。同时，我也从他那瘦弱的身躯里读出了“风骨”二字。
摒弃“官位”，甘于寂寞和清贫
“文革”结束后，草婴经过深思熟虑，决心要把在“文革”浪费的十年时间夺回来，要做1970年代想做却因“文革”受阻没做成的事——翻译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这时，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洪泽找他谈话，说市里从各方面考虑，要他出任某出版社总编辑，草婴先生想，如当了总编辑，翻译托翁小说的愿望就会落空。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洪泽，洪泽了解了草婴先生的情况后，同意他不担任总编一职，继续做翻译。
草婴先生的选择是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世俗偏见才做出的。这期间，围绕着草婴先生摒弃唾手可得的“乌纱帽”而引发的各种言论不绝于耳，有“好言相劝”的，也有“表示惋惜”的，如“当领导可享受到许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待遇”，“当上官，别人会奉承你，办什么事用不着操心”啦，如“什么都不是，有些人会对你另眼看待”的呀，还比如“当道了，你出起书来不要太容易噢！”等等；也有吃不着葡萄那酸叽叽样儿的，如“算伊积极煞了，有本事连稿费都不要，看伊哪能”。草婴不为眼前的规劝和讽刺挖苦所动，他对“弃官”后的青灯黄卷、节衣缩食，过“苦行僧”般寂寞、清贫的生活早已作好了准备。
但生活又是很现实的，草婴先生因无职位、无职称也确实遇到过“另眼相看”的尴尬事。有一位学者为评职称来找草婴先生作推荐，草婴先生看过材料和他的作品，认为已达到该职称的水平，便作了推荐。没想到对方的人事干部说，两名推荐人必须都是教授。草婴先生作为“翻译界权威”倒是被聘去大学讲过课，还担任过市出版局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独缺职称这张“派司”，那位人事干部要他另填张表，写上某某大学客座教授之类的话，平时好好先生的草婴来气地说：“不填，随便你们怎么去说！”
记得有一回在他书房里，我与他聊起《文汇报》上刊登了一则“翻译枪手一周净赚2.5万”的报道。文中还披露了某些出版单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三个月竟译出一百部“世界名著”，翻译领域由此产生了抄袭、粗制滥造等丑陋现象……早先，我听草婴先生谈起过对名和利的看法，他说：“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下，你到底要什么？你要发财，你就想方设法去赚钱；你要出名，你就千方百计去抛头露面出风头……”在此他所指的是合理合法地去赚钱，赚的是明白钱、辛苦钱，所以听到我说的翻译界的乱象后便嗤之以鼻地说：“胡乱拿钱，会遭报应的！”在同草婴先生的交往中，我从没听他主动说到过“钱”字，所听到的则是“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我要感谢他们”之类的话。我想，只有从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的人才会对他的读者有这种知恩图报的意识，才会认认真真地翻译，把这份工作当作事业来做。所以，作家能对读者说如此感恩的话，心里是要有底气的。
以文会友，虽语言不同但心灵相通
作协每年要接待多批来自各国的作家代表来访，只要是苏联团，参加接待的名单中草婴先生是少不了的，由于他几十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结交了许多苏联作家朋友。每当邀他出场，草婴先生会出于礼节，换上西装，系好领带，头发打理得一丝不乱，皮鞋擦得油光锃亮，与外宾交谈时温文尔雅，不失绅士风度。在他参加苏联来宾的接待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要数1986年与苏联作家在浦江游览船上观光的那一次了。这个代表团里有苏联著名散文家、电影剧作家鲍·瓦西里耶夫，他创作的战争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刚在上海的电视台里播出，所以，只要他出现便吸人眼球，气场也大，代表团无论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还是在鲁迅纪念馆参观，一路上，都有记者跟踪采访，有追星族围观和求签名，也有大学生向他提问，很是热闹。上船后，草婴先生与外宾们都站在前甲板观赏着浦江两岸景色，当船途经陈毅广场时，草婴面朝着陈毅铜像准备用俄语向客人开始介绍，我见鲍·瓦西里耶夫匆匆结束了记者的采访，走到草婴身旁静静地听草婴先生讲述：“在1950年代初，陈毅是上海首任市长。一天，他到上海作协作报告，谈的是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当有人向陈毅同志提问，文艺创作能不能描写爱情，革命战士在战争中能不能
谈恋爱，陈毅同志含笑说：‘谁说文艺创作不能描写爱情，谁说战争中不能谈恋爱？老实说，兄弟就是谈的恋爱嘛！’……”草婴话音刚落，引来了掌声一片，充满人情味而又不失幽默的言语打动了所有在场人的心，尤其对擅长创作战争题材的鲍·瓦西里耶夫来说感受是最深的。虽然肤色不同，但文学和艺术的语言是不分国界的，我看到了鲍·瓦西里耶夫在笑声中还向草婴先生伸出了大拇指。
1987年，草婴第一次出访苏联，根据日程，最后一个节目是瞻仰列宁墓，他提出还想参观托尔斯泰故居的要求。草婴在占地一千七百公顷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里，目睹了托尔斯泰庄园中的森林、河流、湖泊、草地，他的心被震撼了，托尔斯泰舍弃这一切要拿出何等的勇气和胆魄，托尔斯泰是在用行动来证实自己的主张啊。
在博物馆参观时，他心生一个愿望：等把托翁的小说全集译完出版后，赠送一套给雅斯纳斯·波良纳博物馆，让到此参观的游客和读者看看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对托尔斯泰的尊敬和爱戴。
追求完美，巴老为译作伸出援手
1997年初，草婴翻译的全集临近杀青时，他听说巴老有一套大开本豪华俄文版的《托尔斯泰全集》（十卷本）要捐献给上海图书馆，正愁没找到满意插图的草婴先生闻讯后即赶到巴老病房，当见到这套保存完好的书时高兴得笑出声来。好马配好鞍，他征得巴老同意后，向医院借了小推车，到大门口又换出租车把书运到家，还请了专业摄影师用翻拍架把书中的二百多幅精美绝伦的黑白和彩绘的插图全部翻拍了下来。过后，草婴先生兴奋地告诉我：“据我所知，这套1912年出版的全集目前国内只有一套半，数巴老这套保存得最全也最完好，另半套是冯雪峰出访苏联时买回来的。现在看，这套书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草婴先生整整花了二十年光阴，译完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为感谢巴老对他此一工程的援助，他特意把向巴老送书的时间选在了1997年的11月24日，因为第二天是巴老喜度九三华诞的吉祥之日。那天，草婴先生进门将有着四百万字，十二卷砖块似的译作平摊在小桌上，摆出整齐的“方阵”接受巴老的“检阅”，这也是巴老在这年的生日里收到的最有意义的一件礼物，他听完草婴先生介绍后说：“你真不容易。”此时，我举起手中的相机，把这难忘的瞬间定格在了胶片上。
为了却心愿，寻觅小托尔斯泰踪影
2010年初，我同壶艺家谈桃林带着“草婴壶”的毛坯壶来到草婴先生书房，坐在沙发上的草婴先生接过这款器形庄重典雅的“草婴壶”，拿在手中深情地端详着镌刻在壶上神情兼备的托尔斯泰半身像，此像根据他提供的一幅原版托翁素描像进行再创造而成。壶的另一面是他的题词：“博爱·人道”。这是托尔斯泰思想的精髓，也是草婴先生追求的理想和欲达到的人生境界，难怪他对这款涵意深刻的“草婴壶”爱不择手，反复摩挲。许久，他把脸转向谈桃林要他多做一把，留以备用。他虽没说白，但我也知道，他十多年前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博物馆参观时许下的愿望至今没遗忘。
同年11月，草婴先生出席在上海华师大举行的“纪念列夫·托尔斯泰逝世百年学术研讨会”。会上，他从俄罗斯友人的口中得知老托尔斯泰的玄孙弗·托尔斯泰近期以雅斯纳雅·波良纳博物馆馆长的身份到上海出席国际博物馆协会会议。听后，草婴先生预感到——了却多年心愿的步伐渐行渐近了。
可是，在大都市的人海里寻觅一个素昧平生的异国友人的踪影谈何容易。草婴夫人盛天民老师告诉我，她与草婴先由“上博”熟人介绍找到鲁迅纪念馆时任馆长王锡荣，王锡荣几经周折问到了小托尔斯泰的手机号，随后，草婴让女儿、旅美画家盛珊珊打过去，电话中因一时半刻难以把事情讲明白而没被理解，电话被挂断了。草婴先生不气馁，他辗转打电话给俄罗斯友人、《静静的顿河》作者米·肖洛霍夫的孙子亚·肖洛霍夫，让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小托尔斯泰转达清楚。当再次拨通电话时，正在开会而无法脱身的小托尔斯泰抱歉地说：只能另约时间了。恰在此时，草婴先生因从沙发上跌下造成腰脊椎骨折住进了医院，他只能把未了的事交给盛天民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盛天民从大会工作小组处得悉会议将在11月12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告别晚宴，她立马通知我，并让我转告谈桃林把早已备好的“草婴壶”带上。我们到国际会议中心后，在一位年轻的外国女士的引荐下，找到了俄罗斯的一位老馆长，在他的陪同下才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找到了弗·托尔斯泰。可能对“草婴壶”上的托尔斯泰半身像印象深刻，当弗·托尔斯泰迎面走来时，大家一眼就认出了，“就是他！”如果留起长发再蓄起胡子，与老托尔斯泰相貌几可乱真。见面后，已知事情来龙去脉的弗·托尔斯泰首先对因病住院的草婴先生表示了问候并致谢意，他郑重其事地接过他先祖的中文版小说全集时说道：“我一定会把这份厚礼放在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此时，谈桃林取出“草婴壶”请他签名，弗·托尔斯泰把壶捧在手上对谈桃林说：“感谢你为雅斯纳雅·波良纳博物馆又新增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展品！”说完取出笔在他先祖——老托尔斯泰头像旁签上了名，在壶上，他还特意留下“2010.11.12于上海”的字样。
当小托尔斯泰兴奋地与大家捧着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译笔求道路漫漫》和“草婴壶”合影时，盛天民老师突然介绍身后的画说，“这是我女儿盛珊珊创作的”，听后大家都面对着悬挂在大堂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两幅巨幅油画啧啧称奇，小托尔斯泰笑着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对盛珊珊说：“好事连连，今晚太美妙了。”
如今，草婴先生离开我们三载有余，所幸的是他未竟的事业仍在继续。前年末，他的家人遵照草婴先生生前常在说的“书是要用的，现在自己不能用了，就让别人来用吧，现在不能翻译了，我们就要让稿费鼓励别人来翻译吧”，从遗存的稿费中拿出十万元，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设立了“草婴文学翻译奖”和“草婴外国文学基金”以奖掖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让读者期盼已久的“草婴书房”在徐汇区区政府的帮助下，于今年3月23日在乌鲁木齐南路178号正式对外开放了。
在我的眼里，草婴先生是在以列夫·托尔斯泰为榜样，用他的行动来证明对读者的感谢和感恩。我确信草婴先生在翻译家的摇篮——上海外国语学院，在俄罗斯的托尔斯泰的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在“草婴书房”中播撒的爱的种子，定会像小草般生根、发芽、成长……
草婴先生精神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