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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读者莫不为作家的故都情怀所感染，但殊不知文章背后还藏着一段特殊的天津情缘。王余杞晚年追忆，向郁达夫约纯文艺作品是为了给刊物的进步活动打掩护。然而，能够约到《故都的秋》这等作品也着实给《当代文学》乃至天津文坛增色不少。

早在1926年，郁达夫就与天津的玄背社有过通信往来，鼓励青年作者们“能够不屈不挠的奋斗”，不过他与天津文坛真正结缘还要从文学青年王余杞说起。

1928年，北京交通大学学生王余杞与几个同学自费出版《荒岛》杂志，开始尝试文学创作。郁达夫读到他的小说《A Comedy》，非常欣赏，随即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大众文艺》上。这让文坛新秀备受鼓舞，渐渐地他也与郁达夫熟悉起来。毕业后，王余杞被分配到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之余仍坚持文学道路。1933年，国民党在上海实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左联决定转移部分阵地，指派左联成员王余杞筹办刊物。转年，《当代文学》杂志在津创刊。这时郁达夫已辗转多地后到了上海主持创造社社务，但王余杞与他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络，不仅时有书信往还，还多次向其邀稿。由此，郁达夫与遥远的天津文坛建立起了联系。

1934年夏天，移居杭州的郁达夫携王映霞北游避暑。在青岛住了一个月后，于8月14日抵达阔别近十年的北平。一周后，郁氏夫妇到北戴河游玩，返平途中在天津停留了一晚。郁达夫的到来引起了天津文化界的关注。21日晚7点45分，当火车在天津老站停靠，专程等候的除了王余杞、冯至庚、姜公伟等文化界友人，还有不少报社记者。郁达夫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下车之后，镁光闪发数次，被照去了两个疲怠极了的相”。刚入住法租界交通旅馆，闻讯赶来的《中国新报》记者又要进行专访。应付完毕，他才与朋友们一起出去喝了几瓶啤酒。翌日，郁氏夫妇看望了王映霞的堂姐，到照相馆拍照留念，中午又赴姜公伟的宴请。虽然疲惫，但郁达夫的兴致颇高，事后还不忘称赞这家蜀通菜馆“味美而价廉，可以向天津的友人们推荐者也”。下午两点，他与夫人在潇潇雨中乘车北去。

郁达夫来平期间，王余杞时常从天津去看他。老友相聚不在话下，借机拉稿亦是题中之意。此时北方已值初秋，见郁达夫对北平的秋意多有溢美，王余杞突发灵感，建议他写一写北平的秋。这一提议正中郁氏下怀。此次故地重游，首都已成故都，北京易名北平，旧京的政治意味淡化了，而文化风韵犹存，且增添了些许“故国不堪回首”的苍凉感，这让郁氏那种传统名士的文化心理和怀旧意绪颇为触动。文债高筑的郁达夫欣然命笔，很快，一篇情深意切的散文刊登在9月1日的《当代文学》上。这就是后来成为现代文学经典并被收录到中学语文课本的《故都的秋》。一代代读者莫不为作家的故都情怀所感染，但殊不知文章背后还藏着一段特殊的天津情缘。王余杞晚年追忆，向郁达夫约纯文艺作品是为了给刊物的进步活动打掩护。然而，能够约到《故都的秋》这等作品也着实给《当代文学》乃至天津文坛增色不少。

进入9月，郁达夫准备返杭。5日，王余杞将他从北平接到天津，住在自己家中。抵津后，郁达夫游俄国公园、逛外国书店，似乎找到了昔日在上海租界时的乐趣。《当代文学》文友董秋芳与郁有同乡、师生之谊，三年前郁北上过津时还曾以诗相赠（《道经天津赠董秋芳》）。得知郁已来津，董便邀其到自己任教的扶轮中学演讲。第二天，郁达夫为扶轮中学师生演讲一个多小时，盛名之下，气氛尤烈。当晚十点半，郁达夫登车南归，在天津文化界新交旧友的挥手中结束了北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