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庆：一九五〇年代的顾随词学
一九四九年元日，年过五旬的顾随在日记中写道：“早雾午昙午后阴”，这阴晴不定的天气让他敏感地想到了时局，特意注云“国内和平气象亦正复如此天气也”①。时局“扑朔迷离”，隆隆的炮声与飞涨的物价，让这位辅仁大学教授时感熬煎。好在一个月之后，自嘲“卖柴人商量中书堂里事”的他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从战乱到平静，就日常生活环境而言，顾随不无喜悦，然而面对划时代的巨变，他需要在新社会中调适自己思想与创作的航向。作为一位著名词人，顾随顺利地实现了这种转变，他自觉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并将其运用于词的创作，积极为社会政治服务。顾随思想及创作的变化，体现了现代以来词学思想不断变化的过程。
一、思想上之真正解放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顾随当选为辅仁大学中国教员会廿五名执行委员之一，决意辞职，但在本月二十一日执委会上被否决。此间十九日，顾随收到罗荣桓、薄一波、林彪、董必武、聂荣臻、叶剑英六人署名请柬，邀请其参加次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接见会。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宴会中印象深刻的致辞语句，如“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客观决定主观”等。由之后的日记（《旅驼日记》止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急剧汲取新知识的顾随，这可从其日记所记阅读书单明显感受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顾随积极购买、借阅的书籍有《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即《斯大林传》）、《苏联哲学问题》、《家事》、《解放区教育论文集》、《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苏联文艺方向》、《思想方法论》、《整风文献》、《高尔基》、《论文艺问题》、《解放区短篇创作集》、《辩证唯物论》等，他读《斯大林传》“不忍释卷”，称其为“真予启蒙之书”；认为《苏联哲学问题》“思想正确”；称《整风文献》中“毛主席《反对党八股》一文”“实为精警”。可以说，甫入新社会，顾随即有着自觉地、积极地适应并融入新社会的意识。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顾随担任了辅仁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后又任中文系主任，但本年九月即重病住院治疗。从其致友朋书札，可知直到一九五二年九、十月间才病体稍痊，身体好转后的顾随再次走上改造思想的轨道。他在一九五三年元旦致卢季韶信中说：“至于我自己，则是五二年自秋徂冬三数月间，方得思想上之真正解放：此乐为半生所未尝有，其乐为何如耶？！间有辅大、燕大旧同学来谈，辄觉其思想见解尚出我下。私心固不能以此自满，然亦未尝不忍不住以此自慰也。”②顾随所言“思想上之真正解放”表明了他对新中国、新思想的完全接受，而这却并非来自压服与灌输。
一九五二年，辅仁大学中文系归入北京师范大学，病痊的顾随并未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而是在一九五三年春经高教部许可，决定赴天津师范学院任教。关于不在京任教的原因，他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八日致卢季韶书信中有说明，他说：“计划教育，我实不能胜任，所以不欲在京任教，此实为其主因。”③另一原因是到天津不“专为教书”，而是做顾问，其负担要减轻不少，这是在北京没有的优待条件。果然，到津后“凡百俱好”，“书室、卧室之大，一间可抵李广桥三至四间，高爽、干燥，颇合理想”；“津市菜蔬鱼肉较京师价廉，而其鲜美亦远过于京师”④。之后，顾随被评为天津师范学院“二级教授”，“每月工资二百多元”，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数字”⑤。
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顾随并没有松懈思想上的改造，他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致周汝昌书信中说：“参加了政治学习归来（这学习，王主任原本不让我参加的，而且也已得到领导上的许可。……左右是闲着，乐得学点儿本领，所以决意参加了。）”⑥不难看出，他对政治学习是非常主动的，特别是在教育子女上，鼓励他们为国家、人民做出奉献。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在给女儿顾之燕、顾之平信中说：“爸爸是从‘旧的堡垒里’走出来的，不过经过了一时期的自学和自我改造，现在很愿意你们长大起来，为人民、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来。”⑦ 对于毛主席的思想，顾随也是极为景仰与拥护，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给外甥孙书秀信中写道：“毛主席是一位精通马列主义的天才学者。他写的书是那么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又那么通俗。假如你读通他老人家的文章，我以为你就是不再去读马列的书，你也不会成一个有眼儿的瞎子。”⑧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致周汝昌信说：“总之建国虽已八年，有许多人尚不知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何等事物，或可断说，其所以不知，源出于不求知，乃至不欲知。不佞乃今乃益信毛主席所谓‘思想改造乃长期工作’一语之千真万确；而主席所谓‘旧知识分子或竟终生不能接受社会主义’乃至当不移之论也。”⑨可见顾随明确地将自己与“不求知”“不欲知”的“旧知识分子”划分开来，他是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具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基础的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思想改造成功的知识分子，一九五五年春，顾随被推举为天津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一九五八年天津、河北合并后，他又被选为河北省人大代表，但这也免不了他在历次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一九五七年《天津师院校刊》第三十期《二级教授现形记》一文批评他讲《拜月亭》时“山南海北”“引今道古”，表演“卧鱼”“顶鞋”，“夸耀自己”，“正课一点没讲”的问题。一九五八年《人民教育》第八期又发表湘郴《读二级教授现形记》，指出：“像顾教授这一类的学者、专家……只是在旧的货色上面贴上了新的标签而已。……他们在社会主义的课堂上所贩卖的，仍然是那陈年不变的、发霉发臭的资产阶级的藏品。在过去，他们曾经大显身手，一年一年地毒害过一批一批的青年，现在，他们仍然继续着。”⑩尽管历经多次运动与批判，但顾随仍然未有表现出怨愤，而是激情依旧。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三十日所作致卢季韶书信中他说：
去岁“反右”，尚是事外人。继之，“双反”“大跃进”，便须亲自参加。乃至今年春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红旗……。中文系以我年龄为最长，教龄为最长，所以第一炮先向我开。大字报、快报、座谈会，如雨点，如高潮，齐向头上、身上打来。在系中整风会做自我批评时，我曾说：“同志们，批评我吧！倘若问：‘老顾，你吃得消吗？’我要说：‘吃得消。’倘若问：‘你顶得住吗？’我要说：‘同志们，放心吧！顶得住！垮不了！’”⑪
就顾随个人而言，我们相信他并非虚伪，他是真诚地接受了新思想与新中国，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他在致胞妹兄信中特意说明“我同之惠都要申请入党了”⑫。据顾之京回忆，顾随在一九五九年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在弥留之际对女儿们说：“我一生没见过像共产党这么好的政党，你们要听党的。” “我是个有旧思想的人，个人主义太重，入党申请提得太晚了。”⑬
二、“新精神作旧体诗”
伴随着思想的迅速转变，顾随词的创作也快速转向。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日，在寄给卢季韶的《清平乐》（自笑）词后注云：“词是死的文学形式，不能用来写新的发展，此后不复作之矣。”⑭可见在此时，顾随还在为词体旧功能与新需求之间产生的矛盾而抉择，甚至产生抛弃作词的想法。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说：“启元白以朱德所作和杜甫《秋兴八首》咏土改后乡村之诗见示，颇觉形式与内容不甚调和也。”⑮日记中所言朱德咏土改诗即《感事八首用杜甫<秋兴>诗韵》之《新农村》，诗云：“千门万户喜朝晖，处处村头现紫微。解放农人歌自得，专横地主莫高飞。平田有份躬耕乐，得地无余心事违。后起青年多俊秀，秋高试马壮而肥。”⑯顾随所谓的“内容”与“形式”不调和就是指用律诗的形式写了新的革命斗争。所以到一九五二年病愈之后，这种观念还未有很大改变，旧体词不宜写新发展。
不过，顾随并未弃词不作，相反，他以极快的速度辞旧迎新，更变了自己观念。他一九五三年元旦寄卢季韶《莘园书来询及今日生活，情意殷勤；又以伟大文化人相称，尤使我惭惶不能已。走笔赋五十六字长句谢之》一诗云：
领袖天才是曙光，河山万里浴朝阳。三年建设基初定，两字和平势益张。老去病中非索寞，书来读罢转惭惶。书生报国无长策，食粟犹然耗太仓。
顾随在书信中说：“词与诗皆非精心与得意之作。然旧诗词如此作法，不可谓非自述堂创始也。”⑰“旧诗词如此作法”，即以词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与政治运动。此后他专力填词，赞美新时代，“歌咏社会主义建设”⑱。如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寄卢季韶札《木兰花慢》（学习毛主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奋发鼓舞，因而有作。五四年九月）下阕云：“民康，物阜固金汤。百炼总成钢。看亿兆欢呼，天才领袖，万寿无疆。皇皇百年大计，总四星拱向一星光。彪炳人民事业，焜煌开国文章。”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读报有感作《木兰花慢》（龙凤呈祥）为一九五九年元旦献词云：
有人来借问：龙与凤咋呈祥？答：城市乡村、人民公社、地上天堂。棉粮、卫星放起，炼一千八百万吨钢。这里神龙出海，那边丹凤朝阳。 煌煌。领袖大文章，群众日坚强。正全党全民、一心一计，走上康庄。昂扬、满怀斗志，使战魔暗里子心慌。遍过龙飞凤舞，从今地久天长⑳。
这一时期所作词作大类如是，都是以新的社会政治内容写进词中，这种创作理念除了现实的需求之外，也与顾随一贯的在创作中求“新”有关。
甫登文坛，顾随即有自觉的“用新精神作旧体诗”㉑的创作追求。形式是旧的，但“精神”一定要新，正如卢前所言“以新意境，新名辞为词者，惟吾友沧县顾羡季随”㉒。顾随一九五〇年代的词作更是将新意境、新名辞入词发挥到了极致。如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二日致周汝昌札中有《玉楼春》一阕，题云：“许多厂矿提前完成头十天计划（《人民日报》新闻标题）志喜”，词云：
革新革命（谓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风云起。到处提高生产率。十天计划早完成，向党鸣锣来报喜。 六十年代刚开始。万里扶摇鹏展翅。开门日日满堂红，一串红时红到底。（上海各工厂凡各工序均复跃进，谓之一串红。）
全词几全用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词语连缀而成，抒写读报之时热烈的感受。他在信中还说：“老舍同志曾说：现代语词入诗便有打油气。吾尝叹为知言，词则庶乎可免此患。解放前，不佞上堂，每谓写新意境，诗不如词，词不如曲，但会意者无多耳。”㉓可见其自觉地以词写“新”的意识一贯而下，未有裂断，其以词为用，来写对运动与建设的热切感知。
顾随曾打算将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间所作词编为《闻角词》，此集是否彻底编就，今已难知，但尚存《闻角词剩题记》一篇，其云：
卅年前读尹默师《秋明集》，其《破晓》五律一首发端即曰“破晓闻清角”，甚喜之，至今弗能忘，故名吾词为“闻角“。角者，号角也。建设事业，云蒸霞蔚，一日千里，每读报未尝不鼓舞兴发，譬闻角号，号召前进。词名“闻角”，是其义也。
号角高吹，催人奋进，为建设事业呐喊成为顾随此期词作的唯一特点，正如顾之京所说：“全部词作均系歌颂新中国、新气象以及抒发自己病后又逢太平盛世的‘谁道人生无再少’的情怀。”㉔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底内容
顾随一九五〇年代的词作无疑是社会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并非被动应景，或者是在难以抗拒的压力下进行创作的。顾随词创作内容与方式的变化有着来自于词学观转变的直接影响，即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指导词的写作。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顾随认真阅读了众多苏联文学作品，诸如《绞刑架下的报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他在给女儿顾之京书信中说：“那本《斯大林时代的人》，这次千万想着带回来。我每逢身体疲劳、情绪低落的时候，一读苏联的文学作品，立刻就有劲了。”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容，政治性、思想性至上的文学观念已经融入顾随的血液之中。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顾随作《川大缪公有长句赠玉言，蒙玉言写示，循读再三，感而继作》一诗并书札寄周汝昌，诗云：
目送堂前东逝水，始知无负此生难。力追日驭（与时间赛跑）心犹壮，坐俟河清（谓根治黄河水害与开发黄河水利计划）鬓已残。不分形骸隔长路，尚余诗句佐清欢。维新周命无穷业，万里江山待藻翰。
书信云：
缪公之诗并非不佳，然未得谓之为现代诗家之诗。所以者何？虽属民族形式，而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底内容故，至于胎息古人已到何等田地，又所在弗论也。拙作亦力不从心：概念化，一；未能使用现代语，二也。然其大原因则在于无实际生活作为创作之基础，此一条件而不能具备，则虽技巧极其成熟，情感极其真实，思想极其正确，仍不能写出现代诗家之诗㉖。
顾随所言“缪公之诗”即缪钺所作《奉送汝昌先生赴京》一诗：“人生离别亦常事，相契如君世所难。蜀道江船劳远道，断江新绿又春残。读书如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寡欢。珍重《红楼》研讨业，伫看天际振高翰。”㉗缪诗乃以传统之法写离别之情，这在顾随眼中，已属旧诗，非“现代诗家之诗”。如此界定之由正在于缪诗“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底内容”，而据其分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诗家之诗”者，主要是要反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际生活。此虽为论诗，论词亦然，他一九五六年一月九日致周汝昌书信就说：
抒情诗人苟其不能深入群众，感群众之所感，言群众之所言，则固已自外于时代，自异乎人群，其所作将复成为何等作品乎哉？于此，更不须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原理以绳之也。词属于抒情诗，表现作风、创作途径，自当无以异乎上所云云。
不佞一病，身心两方损失匪轻，惟于作词，小有进益，或可谓为塞翁失马㉘。
可见，顾随主张词的写作要秉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他也以实际创作践行这一词学路径。如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顾随作送别小女儿之《乳燕飞》词，下阕有云：“最小偏怜偏进步，加入工人队里。全压倒、老夫意气。战斗精神知何限，共春花国运韶光里。搔白首，悲回喜。”札中云：“至歇拍六字，乃觉大有悖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旨，其当改作‘真个也，令公喜’乎？然又与前此风格不类，会当别拟。小词真不易作也。”㉙此词本为抒写父女离情之词，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底内容”，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化情感产生不谐，但是顾随仍主张不可有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旨”。其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致周汝昌札中也说：“不佞去岁杪两月中，于词最努力，较之以往，亦不得谓之无长进，然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旨，尚大远在。”㉚值得注意的是，顾随对其此期所作词艺术性不佳是心知肚明的，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作寄卢季韶书信云：“两三年来所作词有百余首，泰半有政治性，甚至赶任务，配合运动，不免是‘急就章’。”㉛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周汝昌信也说：“三个月来，写得反右词近廿首，然急就篇居三分之一，自亦不能满意。津市同志间或相传颂，则以其政治性，非必以其艺术性也。”㉜顾随所言的“配合运动”的反右词今已不易见，但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诗刊》第八期“反右”特辑中发表了他的两首“反右”词，第二首为批判龙云之作，兹录第一首《木兰花慢》如下：
纵江山易改，旧意识、最难消。恁乱“放”胡“鸣”，痴心妄想、反党高潮。鸱鸮大睁白眼，认乾坤明朗作深宵；更把和平建设，说成风雨飘摇。 兴妖作怪总徒劳，“倒算”枉牢骚。甚地主身家、官僚资本、封建王朝——今朝洗心革命，要首先立地放屠刀。搽粉不如洗澡；低头莫耍花招㉝。
这样的作品政治性、宣传性颇强，态度鲜明，但艺术质素无疑受到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些作品多“非称物逮意之作”㉞。在文学高扬政治性、社会性的时代，艺术性退居次要地位，这也是必然之事。
一九五〇年代，思想改造成功的顾随自觉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准绳，以“填词为业”，来写“大时代”（一九五九年九月四日致周汝昌书），用这一来自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来指导中国的传统文体——词的创作，不得不说是一奇景。顾随的书信与词作清晰记录了其创作及观念的变化，也呈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真实的词学生态之一面，即政治性、社会性对于艺术性的压倒性姿态。梳理一九五〇年代顾随的词学，对认识新中国之后中国词学的嬗变不无意义。
（本文系南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诗与诗学研究团队建设”（63202209）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