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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证言》:不只是谈女性主义,也是人类共同的命运
来源:澎湃新闻 | 徐明徽   王玲  2020年11月02日15:16

《证言》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小说,它的发行也是近年少有的全球瞩目的文化大事件。

10月31日下午,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思南文学之家举办了《证言》中文版新书分享会。本书译者、作家于是,评论家来颖燕,作家赵松来到场和读者共同分享了对这部新作的读后感想。 

《使女的故事》发生在基列共和国,一个以神权统治为基础的国家。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原因导致国家生育率暴跌。为了维持人类的繁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集合起来,成为“生育机器”。由于小说最后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三十多年来,读者们始终在追问关于基列国及其内部运作的细节,以及女主人公的命运发展。对此,阿特伍德表示:“这些疑问都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而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则是我们正身处其间的这个世界。”

《证言》将时间设置在前作结局十五年后,通过三个不同的女性角色的经历和视角,拨开前作留下的重重迷雾,讲述了基列国倾覆背后的真相。作为近年来最受瞩目的美剧《使女的故事》原著小说的续集,《证言》一经发布就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大量关注,作家阿特伍德也因此获得了布克奖。美剧《使女的故事》第一季首播后,立刻成为播出平台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剧集,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刷新着同类型剧集的观看纪录。

在2017年的艾美奖上,《使女的故事》包揽了五项大奖,目前播出的三季在豆瓣的平均分高达8.8分,第四季已经预定会在2021年上线,《证言》也将被改编为电视剧集。希望两者间的延续性,以及小说和影剧的联动效应能给带给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惊喜。

细节来自于历史

阿特伍德写《使女的故事》时提到,“这本书的细节都来自于历史。”换句话说,她不是为了写未来而编造细节,创造一个未来世界,她是基于人类的历史谈论未来。对此,赵松解释:“人类的特点,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教训伴随曲折的发展,尽管我们不能用进步和乐观的发展概括这个世界。事实上历史的艺术还是在的,正是因为有历史的艺术在,阿特伍德在书的最后留了一丝希望,有拯救的可能性,当然她把拯救的可能性放在女性,她认为女性会成为拯救世界的人。”

杨懿晶觉得,阿特伍德这本书之所以跟今天的读者产生这么大的共鸣,正是因为作者选择的材料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阿特伍德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并且重新研读了自己写《使女的故事》时参考的材料。另外,阿特伍德的语言有一种悲剧性的诗意,她细致入微,对细节有非常强大的描画力。而这可能跟她的家庭出身有关系,她的家人都是科学家,她从小在加拿大的丛林里长大,所以她的作品也会体现对科技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反对。

来颖燕认为,“小说就是一种虚构的历史,呈现出很多本质化的东西。”阿特伍德的初衷在于,恢复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但我们却因为习以为常而视而不见的东西。她设定一个奇特的环境,让这些东西被我们看得到。所以我们可以不单单以回望的角度去看这本书,而是深入去考察,去讨论书里提到的问题。

于是谈到疫情期间翻译这本书时,就感觉到这本书其实有在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事情。那些我们看似天经地义的日常性的细节,其实都是来之不易得到的。书里讲到女性的信用卡被停掉,归属权被归属到男性直系亲属的名下,她们没有名字和工作,甚至没有基本的生活用品,卫生纸、咖啡都没有。恰逢疫情,看到这些就会想到其实很多日常的东西都来之不易。

不仅仅是女性主义小说

人们在提到《使女的故事》、《证言》时总会谈到女性写作的问题。而来颖燕认为,阿特伍德的很多小说,虽然都是从女性角度来切入,但是她探讨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从这个角度,她的作品并不能简单地划归为女性主义小说。“就像很多人把波伏娃的《第二性》搬出来,这是很鲜明的女权主义的著作。很多人说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是女人,她会说不,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它是事实。它的目标性不仅仅在于重塑一些东西,而是从更广阔的更整体的角度解决一些问题。”

于是在回答读者问题时解释,强调《证言》并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主义文本,其实是希望大家关心到女性主义之外的话题。现在每一个人,每一种人都是在遭受着多重身份的压迫,女性主义只是多重当中的一重,如果把这一重专门提出来就会忽略掉别的问题,就会让别的问题变成小问题。关于女性主义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的是男性集权统治的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他细节,比如莉迪亚嬷嬷,作为男权统治下的女性统治者,她要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她为什么会变成压迫和统治别的女性的人?

每当我们提到女性主义这个标签的时候,总容易把自己逼到很狭窄的政治路线立场上面。但如果我们按照女性主义该有的范畴的去理解它的话,它应该是非常大的场域,包括女性的身体、女性的工作、女性的家庭观等等。《证言》里就谈到了女性教育的问题,女孩子要学插花、做饭、做女工。但当我们把女性主义标签贴上去的时候,就可能会给年轻的女孩子误导,即做这些是不对的。但绣花本身是美的,错的是用它作为标准去定义女性。

赵松则认为,不仅限于女性主义,并不代表这个不重要。问题不是单一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联性的,而不是割裂开的。如果给一本书标签化,就会导致问题被简化。来颖燕补充道,“很多时候可以说女性写作,慎用女性主义。为什么大家很警惕把阿特伍德写作归于女性主义写作身上,因为她探讨很多问题:经济、生态环境的。如果聚焦于女性身份的话,这些问题就漠视掉了。”

写作是危险的

阿特伍德有专门提到写作是危险的事情,虽然她是借书中的莉迪亚嬷嬷把这句话说出来,但很可能表达的是自己的心声。阿特伍德是写诗出身的,她写诗的时候加拿大文学一片荒芜。所以我们称她为“加拿大文学女王”,不光是在夸赞她的写作能力,还有她对于加拿大文坛文学界的推动作用。她当时跟一群诗人要振兴加拿大文坛,并且积极参加国际交流活动,跟北美、南美的一些作家保持交往。

阿特伍德最初写《使女的故事》时,有写见证者文学的意识。这个意识很重要,甚至比她决定写什么样的故事更重要。那时候她听一个南美的女诗人讲到,南美的一些大屠杀中暴露的可悲的事情。但这些女性遭遇迫害的事情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全都淹没在历史当中。所以,女性作家要记录的事实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被历史淹没掉的那部分。

后来阿特伍德去到联邦德国,在那边她想到要写《使女的故事》。为什么她想写?也不是她凭空想出来的,她听说了罗马尼亚的770法令,了解到罗马尼亚人口骤减,政府干预生育,就萌生了写《使女的故事》的想法。所以说阿特伍德跟科幻作家走的路并不相同,她要写的都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她由此想到,一个女性的性能力、生育能力变成了资源,变成了资产的话,国家机构、国家机器会变成什么样的运作?

所以,《使女的故事》其实是基于一些调查才写出来的,显然这种写作是危险的,因为她把很多大家忘掉的事情,假装不知道的事情挖出来,又塞到了故事里。

当然,说“写作是危险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写作是思想的表达,写作永远不可能只是讲一个故事。如果读者顺着故事当中的思路去思考的话,世界就会变得比较危险。就像《使女的故事》的女主,她受制于命运,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光光使女受到了压迫,包括大主教,大主教夫人,这些看似在权力机构上层的人也受到了压制。所以书里其实讲述了一个危险的关于霸权的故事,一个关于人类权力争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