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和他的中国知音草婴：文学永远不是孤立的
2020年是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托尔斯泰作品在进入中国的大约120年里，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文学性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现当代作家，比如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巴金、冰心、夏衍、田汉等。而翻译家草婴作为托尔斯泰与中国读者之间的“摆渡人”，二十年间出版十二卷集列夫·托尔斯泰小说译著，将自己约三分之一的生命献给了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事业。
10月24日是草婴先生五周年祭日，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的“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故居”系列节目走进草婴书房，与观众一起“云游”翻译现场。10月25日，以“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中国知音草婴”为主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孙甘露，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进行了对话。另外，为纪念托尔斯泰与草婴，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精装纪念版《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
列夫·托尔斯泰最早进入中国更多地是以思想家的姿态。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受到维新运动的影响，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寄希望于在西洋文明中找到开启民智、改变发展之道，这是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大背景，也是托尔斯泰进入中国的大背景。
1954年，鲜明反映托尔斯泰社会思考的戏剧《教育的果实》出版，这一系列的其他三部戏剧随后相继出版，即《黑暗的势力》《活尸》《“第一个造酒者”及其他》。这些俄罗斯古典戏剧都有力地表现了俄国贵族地主和被他们掠夺的穷苦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展示了贵族地主的精神空虚、醉生梦死，以及农民的伤心和悲惨。最早作为思想家被关注的列夫·托尔斯泰
最早作为思想家被关注的列夫·托尔斯泰
之后，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吸引了广大中国读者，他的作品一直是人文社外国文学出版的重点之一。1954年的《哈泽穆拉特》拉开了出版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的序幕。至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托尔斯泰的小说基本补充完毕，分别于1979年、1987年、1995年和1997年以《高加索的俘虏》《舞会以后》《克莱采奏鸣曲》《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为名出版。在启动列夫·托尔斯泰的戏剧和中短篇小说出版工作的同时，他的巅峰之作，即他的三大长篇，也列入了人文社的工作计划。1956年12月，两卷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平装本和精装本同时出版。1957年，出版了田汉任编剧的《复活》，一个月后，平装《复活》小说译本出版，第一版精装本出版于1992年。1958年12月，董秋斯译四卷本《战争与和平》出版，同时出版平装本和精装本。1986年启动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中开始采用刘辽逸的《战争与和平》译本。
除了作品，与托尔斯泰相关的重要文学评论也相继出版。1954年，1959年4月出版的《托尔斯泰评传》，由苏联著名文学研究专家贝奇科夫撰写，由吴均燮翻译。1958年5月出版的《艺术论》，这是托尔斯泰对自己的艺术观的全面总结。
多年的单品积淀的基础上，人文社于1986—1992年出版了第一套“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共十七卷，涉及作家的小说、故事、戏剧、文论、政论、书信、日记。
草婴先生：以一己之力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全部小说
人文社拥有一支能力很强的外国文学编辑队伍，许多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本身就是社内编辑，比如翻译了托翁戏剧的蔡方信（笔名“芳信”），翻译了《战争与和平》的刘辽逸，翻译了《童年 少年 青年》的谢素台（她还参与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翻译），翻译了托翁的儿童故事的陈馥，翻译了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的蒋路、楼适夷、许磊然，等等。而草婴先生则因为和托尔斯泰缘分尤其深厚而被关注。
草婴原名盛峻峰，从15岁开始跟随上海的俄国侨民学习俄语，后来得到姜椿芳的指引，进入了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大量的翻译实践为他成长为一代翻译大师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草婴先生的名字进入更多作家和读者的视野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翻译了《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受到读者的欢迎。人文社成立的时候，草婴在俄语翻译界已经名声在外。最初的合作是在1955年，作品是戈尔巴托夫的《顿巴斯》。这部作品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这是当时中国读者喜欢的一种主要类型。
之后，人文社出版的草婴译著主要是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1961—1962年的两卷本《被开垦的处女地》，2001年的中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遭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学习苏联作家的写作技巧也是一股热潮。1962年，草婴以及一部文学评论——1962年的《加里宁论文学和艺术》。
草婴有意识地选择感情丰沛、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作为翻译对象。在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后，上世纪六十年代，草婴从中短篇小说入手，开始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并于1964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高加索故事》。从1977年起，草婴先生开始酝酿翻译列夫·托尔斯泰所有小说的计划。历经二十年，凭一己之力完成了从俄语直接翻译列夫·托尔斯泰所有小说的巨大工程，出版了十二卷集列夫·托尔斯泰小说。
“找一块墓地，并不是草婴所喜欢的，与留一座墓碑相比，将他的文学精神流传下来更重要。”2015年，在草婴弥留之际，妻子盛天民表示，草婴的最大心愿是能建一间“草婴书房”，这里不仅可以存放草婴毕生收藏的书籍，把它们开放给读者借阅，还希望可以能成为人们交流思想和学术的沙龙。
现在位于上海乌鲁木齐南路178号3号楼的草婴书房，就是遵从草婴的遗愿所建成，草婴书房的陈设尊重草婴家人的意见，通过“人道主义启蒙”、“中俄之桥”、“翻译之道”三部分主题，展示其翻译生涯的追求。在草婴书房中，存放了他毕生收藏的书籍并复原其书房场景。
“读草婴的翻译感觉像是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文”
徐振亚介绍，俄国跟中国关系比较近，十九世纪的时候在北京已经有俄语学校了，专门有活动了。作为世界级的文豪托尔斯泰，大概1900年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了。“五四”运动前后有相当多的文章介绍他，但基本上都是简单的介绍，其作品的翻译很少。他1910年去世的时候，中国有一些先进人士在上海举办了悼念活动。
“最早跟托尔斯泰联系的中国人有两个，一个是北大教授辜鸿铭，他通过上海领事馆跟托尔斯泰联系、写信，表示对他的尊敬，而且要翻译他的书。还有一个是张庆同，他当时在彼得堡，是一个留学生，他写信给托尔斯泰，表示想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过来。后来托尔斯泰给他们都回信了。留学生张庆同，学贯中西、懂很多外文的辜鸿铭，最早起到了桥梁和引导的作用。到后来，潮流涌动，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慢慢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势头。”徐振亚说。
赵丽宏说他对比了不同的托尔斯泰作品译本，《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话，周扬的翻译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草婴的翻译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赵丽宏认为，相比之下草婴的翻译更准确，读起来也朗朗上口。“我对比了其他译本发现，草婴先生一定是不看别人的译本的，他完全是读原著。高莽说读草婴的翻译感觉就像是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文。”赵丽宏谈道。
孙甘露谈道：“俄苏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年代。虽然苏联文学的传入有政治的背景，但是确实对中国百年来的文化、文学、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俄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文学，对中国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我觉得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代翻译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普希金，我都喜欢。”
“我记得好像是托马斯·曼讲过一个典故，解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有一天托马斯·曼举办家庭聚会，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朗读普希金的作品，忽然托尔斯泰走进来，普希金的作品唤起了他的灵感，于是写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第一话——‘奥布朗斯基家的一切都乱了套’。 托尔斯泰最初是用这句话开始《安娜·卡列尼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历史脉络，从更长的背景来看，文学永远不是孤立的，肯定是前后接续，其中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孙甘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