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光：与孙犁先生编书
早想写篇文章，记一点参与编辑孙犁著作的往事，题目总是弄不好，名不正，则言不顺，搁下了。其实，事情摆在那里，明镜似的，拟个题目不难，《为孙犁先生编书》，直接明了，最初就是这样想的，刚写下这个“为”字，犹豫了。所谓编书，多是作者投稿，经审读通过，列入计划，或是名家，由出版社约稿，签了合同，作为编辑，我当成任务去做，没有认真想过到底是为谁，为作家，为读者，抑或为出版社？似乎都说得过去。书出来，拿在手里，自己高兴，作者千恩万谢，或是人走茶凉，同样心安理得。孙犁的书，不是这样。
1978年，“文革”中被摘掉牌子的百花社，酝酿着复社，遭遣送落户农村的老编辑，经落实政策，陆续返城。李克明刚一回来，就要去看孙犁，他们是冀中战友，“文革”前，孙犁在“百花”出的书，大多与克明有关。或许是都吃过部队的大锅饭，老李和我能说到一起，一天，他悄悄对我和李蒙英说，“走！咱们去看孙犁。”原来孙犁住处离我们很近，骑自行车横穿几条马路，只消十分钟就是多伦道，天津日报宿舍，好大一所西式宅院，据说是早年某军阀的公馆，如今被临建棚的残骸割据，昔日花园洋房连点影儿都没留下。孙犁的居所朝南偏西，凭露台与另一户人家相连，上台阶进屋，高高大大一间屋，被一长排书柜隔成两爿，外间一桌一几，四张椅子，隔着书柜看得见里间支起的旧蚊帐，尽里面隐约套着一间披厦，仍然是书。居室陈设简单爽洁，窗明几净，书桌上刚翻过的书夹着纸条；身材瘦高的主人，言谈举止安然静慢，和居室气息十分协调，院子里的散乱喧闹仿佛被一道无形屏障隔开。坐下来，就不想走，这里的气息一下子把我迷住了。告别时，孙犁说，慢慢走啊，有空来坐。也许是一句客套话，被我们当成理由，去多伦道聊天渐渐成了习惯，开始还拘束，我很少说话，茶几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字条，“谈话请不要超过10 分钟”，听李蒙英和先生扯闲篇，或长或短，每次都尽兴而归，知道先生其实也喜欢。春节时原本礼节性看望，孙犁没有应景的话，抱怨着来人多，想清静一会儿不容易，转过头又说，今年过节不觉得太累，接待人多，有经验了，学滑了，来人我想法让他们自己说话，或拿出作品来请他们看，这样我就省力了，说完扬起头哈哈大笑。我曾专门写过孙犁的笑，清亮亮的，毫无顾忌地畅快，像孩子一样，有时笑得止不住，挂出了泪水。这样的笑声总是令我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是谁，来这里做什么。有一次，应该是1978年秋天，照例和李蒙英同去，孙犁从抽屉里拿出刚写成的短文，好像是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照例是李蒙英看过后让我看，只听得李蒙英这一次没有开玩笑，很郑重地说，孙犁同志，您的新作够出本集子了，给“百花”吧，我来当责编。我这才记起自己的身份，忙跟着敲边鼓。这本集子，就是日后被称为“耕堂随笔十种”的第一部《晚华集》。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刻值得记住。经过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重新拿起笔来的孙犁，已经回不到“荷花淀”了。作家尝试着以回忆暖笔，怀人记事，仍是白描，却于细微处露出不流时俗的执拗。作者说，“我从来不能用言不由衷的形式写作，所以只能写成这样，以便抒发一下自己的胸臆”“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的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人生艰险，时有伪善，如此简单的诚实，往往得不到理解，甚至遭到曲解，需要写作者有勇气砥砺坚持，以至执拗，哪怕藏在温敛的文字里面。读一读《删去的文字》，以及同一时期书信日记，可以看到孙犁为坚持自己，遭遇到怎样艰难的处境。心里想明白了，可以虚与迂回，可以拒绝发表，然而决不妥协，“只能写成这样”，《晚华集》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决绝。由此，孙犁的文学之路，经由执拗，走向老辣、通透，开创了晚年耕堂的独特文风。
在那一刻，李蒙英和孙犁想到了一起。著作结集出版，在孙犁心目中是十分郑重的事，近年发表的作品，反复掂量了几遍，甚至后记都写好了，只是出于对这些文字的珍惜，或许还有那么一点不自信，毕竟给报刊发表并不顺利，反响也大相径庭，孙犁一度认为新作不如旧作，心里还在犹豫，“生怕不能为现在的读者和编者所理解”。李蒙英一番话，触到孙犁心事，为《晚华集》问世催了生，这就是编辑的慧眼。李蒙英这位大姐，上海人，南开大学中文系“文革”前高才生，古文修养好，长得文文静静，说起话来大大咧咧，没个把门的，我们都唤她李蒙，此“蒙”更似“猛”，我常用上海话笑她：“侬哪里像个上海人？”她立即还以地道的津腔：“还不是让你们天津卫带坏了。”作为《晚华集》责任编辑，李蒙英可谓实至名归，她最早读出了孙犁的真诚和执拗，我们常在读孙作之后一起击节兴叹。李蒙英读过书稿，写了封长信给孙犁，复信中，孙犁用了“热情奖掖”“非常感动”“深刻理解”这样的词语，在耕堂书信中十分罕见。孙犁写道：“我不要求很快出书，只是希望能把校对工作做好，使它在出书后，没有过多文字上的差错。近年来，我对编辑和校对工作，非常不放心。这可能是我的过虑。读了你的信，我知道你在各方面的修养都是很好的。以上所说，确是我的过虑了。”老实说，做孙犁著作的责编并不容易，得到他这样的评价更不容易。我自认达不到要求，还不敢奢望，只是反复读先生的作品，对于前辈同行的幸运，存着一份羡慕。很快，“百花”复社，筹备创办《散文》月刊，我参与这项工作，终于有机会向孙犁约稿。孙犁特地将新开篇的一组“乡里旧闻”交给我，发在创刊号。散发着油墨香的刊物递给先生时，也许让他想起了在报社编发《文艺周刊》的日子，两人都很兴奋，我乘兴说，每期给我们写一组吧。“乡里旧闻”就是个专栏的名字嘛。孙犁连说好、好。我心里其实还在想着编书，“乡里旧闻”积累多了，不就是一本书吗？
没想到，编书的愿望应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间，季涤尘打电话来，他们社计划为孙犁出一本散文选，委托我协助编选，我一时高兴，答应下来，兴冲冲跑去告诉先生，碰到的反应不冷不热。早些年读过《远的怀念》，孙犁怀念诗人远千里的散文，里面一句话印象很深：“远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但他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知道先生惜墨如金，几次想当面问，为什么这里加了一个“也”字？后来熟了就不必问了。爱惜羽毛对于作家，无过于珍惜文字。孙犁从不热衷于炒作自己的作品，对于出版社委托他人代选出版的别集，认为是“炒冷饭”，毫无兴趣。老季约我编书时，耕堂新著已陆续出了《晚华》《秀露》《澹定》三集，《尺泽集》刚刚付排。此前四川一家出版社，请孙犁一位老友编选耕堂散文，选目与出书都不尽如人意，弄得孙犁别扭了很长时间，给韩映山写信一再叫苦：“我是不愿弄这些事，可又停不下来。”这些内情我后来才知。面对我的热情，先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一句：“他们让你弄，你就弄吧。”好在我对孙犁的散文熟悉，完整读一遍，有了两点想法：孙犁散文多系“合为时而作”，却能尽情纵意，不大拘泥形式，小说、散文互通，各类杂著互通，有个共同的“魂”；孙犁散文不论命题大小，都带有很强的自传性，散漫中自成系统。“文革”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洋淀纪事》，为孙犁著作中影响较大者，由康濯编选，按写作年月由近及远倒排目次。这次编散文选，我想打破常规，凡是叙事性文字，依照作品所反映的年代排列，呈现“史”的脉络，再辅以杂品各类代表作，有纵有横，著者的经历、风格，一翻目录便大致了然。静静听完我的思路，孙犁动了情绪，“按你的想法，放开手编吧。遇到问题，再来找我”。并把刚打出的《尺泽集》清样交给我。编孙犁的书，只要打心里赞同，他会不动声色地帮你。初选目录通过了。我说：“孙犁同志，出版社希望您写一篇序言。”孙犁说：“你来写吧。把你的编辑思路写出来，就是序。”“那可不成。人家是要你写的序。我写算什么？”孙犁见我真急了，笑了笑，“容我想想”。过了两天，再去多伦道，没待我开口，先生从抽屉里拿出几页稿纸：“你看看，这样写行不行？”开头一段写着：“这本集子，是谢大光同志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编选而成。我看过了目录。以为：作为选家，大光是很有眼光的，他对编辑方法的见解，也很新颖，详见他所写的后记。”孙犁见我一脸惊喜，轻松地说，“你给的任务我完成了。你也要写个后记。”先生用心良苦，短序已留下伏笔，不容我再怯阵，说心里话，有了这篇序，叫我做什么，都乐于从命。编书我是新手，《孙犁散文选》给了我一个新兵上阵的机会，借这篇“编后记”，我把自己的观点亮了出来：“作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不仅创作需要有个性，编辑工作也应当富有个性，才有利于百花齐放。”没过几天，收到先生明信片，上写：“大光同志：你编选我的散文集，所选篇目，请截止在《尺泽集》。散见而尚未结集过的文章，请不要收入。请知照。”先生怕我得了他的赞许，编书孟浪起来，违反他一向坚持的原则。
人文社拥有全国知名美术编辑，出于对《孙犁散文选》的重视，特聘百花社熟悉孙犁风格的陈新为该书装帧设计，封面一片湖蓝底色上，涟漪拥浮着粉、白两朵勾线荷花。书出来，孙犁喜欢，拿在手里欣赏了好一会儿。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第一次编先生的书，总算及格。
那些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异军突起，几套丛书编得有声有色，其中“骆驼丛书”，专做老一代文人杂著中的冷题目，眼光独到，我喜欢，惦记给孙犁弄一本，想到了序跋。序跋是孙犁用心经营的文体，也是他的伤心之地。1978年1月，韩映山请孙犁为新著《紫苇集》作序，先生复信说，“我没有想到会给人写序，但你的作品，我是可以自不量力地试一试，就是恐怕写不好或文不对题”。这是第一次为他人作序，孙犁郑重其事地征引杜牧为李贺诗集写的序言，“古人对于为别人写序，是看得很重的，是非常负责的”，又说，好的序跋，应该“写得极有情致，极有分寸”。《“紫苇集”小引》写成，适逢《光明日报》约稿，顺手寄去了。这篇文字本不适合报纸刊发，很快被退回，敏感的孙犁大为懊丧，他把这件“冒失事”告诉映山，“打消了这个想法吧，我过去也不喜欢找人写序，没有什么好处的。现在，把我写的序，寄给你，你保存做个纪念吧。请通知出版社，不要等我的序了”。映山珍重孙犁的文字，推荐《河北文艺》发表，并坚持用在《紫苇集》卷首，这以后，方纪、曼晴、克明、张志民、田流、柳溪，一班老朋友出书，纷纷请孙犁作序。先生素来重旧情，“我现在年老力衰，很愿意为故交们做些引导、打杂、清扫道路的工作，使热心的游览者，得以顺利地畅快地进入他们精心创造的园林之中”。1982年春，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战友，从安徽寄来诗稿求序，先生一如既往，热情执笔，写成后即被一刊物拿去，不料诗人外出云游两个月，见到序文，很不满意，拍来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又来信表示，此序如发表，将置他于“难堪的境地”，并不顾孙犁驰函释慰，再次发来加急电报：一定把序文撤下，以免影响诗集出版。此事如一盆冷水浇头，令先生热情全消，“回想过去写了那么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不过海量宽些，隐忍未发罢了”，反思之下，悔痛交加，遂写出《序的教训》，声明“从今而后，不再为别人作序。别人也不要再以此事相求”。读了这篇带有告别性质的“教训”，我信手翻出《孙犁文集》，先生在“文集自序”中坦陈：“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四顾，不知所云。”一股悲凉的情绪让我无以言说。知道先生决心已下，我想是时候为耕堂序跋做个小结了，拿着“骆驼丛书”征询先生意见，这一次答应得痛快。湖南社主持其事的朱正先生，早些年在北京见过一面，我写信过去，很快回复：求之不得；并说兄是编辑，稿子由兄全权处理，我们的版式要求你都知道，稿子编好，烦兄顺手标上页码字号，我们直接下厂发排就是。
耕堂序跋都很短，几百字一篇，最多千把字，拢在一起字数不够。那几年，生活平静下来，战争年代散佚的旧著，不断被发掘出来，《鲁迅·鲁迅的故事》（1941年）、《文艺学习》（油印本，1942年）、《写作入门》（1947年）……书尾都留有详细后记，孙犁念旧，重读时很动感情，每次都要留下感念文字，作为“附记”“小引”，既是说明，又挟怀恋，将人生的不同阶段勾连起来，多有弦外之音，拓展了序跋文字的表现空间。补充进这些文字，我仍觉单薄，孙犁见我不满足，想了想说，还有一些文章，不是当作序写的，别人出书拿去做了代序，可不可以放进去？说着拿出了《读作品记（四）》，这一篇专门为宗璞所写，编入《宗璞小说散文选》，被放在卷首。说起来，这篇文字和我有些牵连。孙犁不喜待客，是出了名的，宗璞早想拜访孙犁，又怕冒昧，吃闭门羹，先打电话和我商量，我说，你不要听那些传言，孙犁知道你，肯定愿意接待你。那天宗璞专程到天津，我陪她走进耕堂，开始主客拘谨，没聊上几句就放开了，都是聪慧的人，话题不用刻意迎合，从普希金、安徒生到库普林，对文学语言的探索追求，成了两人共通的话题。我轻轻松松做了一回听众。事后，孙犁写下《读作品记（四）》，对宗璞小说《鲁鲁》大为赞赏，“这样美的文字，对我来说，真是恨相见之晚了”。
类似的代序文字，还有为赵大年写的《我喜爱的一篇散文》，为卫建民、张秋实写的《散文的虚与实》《致广州万振环》等。加上这些，一本十万字的书大致成型了。我把书稿交给孙犁，还存着一份奢望，若是先生能写篇自序，将《序的教训》作为代跋，耕堂序跋的始末过程就完整了，该多好。我说：“孙犁同志，这部书就差您一篇序了。您只要把这些序跋从头到尾看一遍，肯定有话要说的。”开始，先生答应考虑一下，后来又说：“没有什么情绪，还是不写了吧。你有什么想法，放开去写。”我确实有话要说。我把体会凝结成这样一句话，“留在这里的耕堂序跋，不论是作者为自己写的，还是为别的什么人写的，它们的整体，正是孙犁写给我们的一篇序文，一篇关于文学与人生的大序”。
孙犁素来爱惜羽毛，上了年纪，体弱多病，又没有其他嗜好，对于作品发表、结集出书，格外重视，格外敏感，稍有不顺，甚或悲观，写文章时尚含蓄，与友人通信就表白得直截：“因稿件刊登太慢，亦系作品不受欢迎，我今年写作较少。《远道集》拖了一年多，才出样书，明年的一本名《老荒集》，已交上海出版。这恐怕是最后一本了。近于结业。”（1984年8月31日致韩映山）“去年一年，我写的东西也少了。原因是老是感到疲乏无力，发表一些短文章，要经过很长时间，写作的兴趣就大大降低了。”（1985年1月5日致李屏锦）那一年腊月二十九我去看望先生，没有一点过年的情绪，聊天都感觉沉重：“老了。什么都想维持现状。不想搬家，不想来客人，不想过年。变化就可能带来事情，打乱正常生活。”又说，“写东西打不起精神，对报刊的态度很敏感，稍有厌倦表示，立即停止寄稿。”先生说的都是实情。出版业在转型，图书市场跟着风转，孙犁写书从不跟风，更不炒作自己，哪能畅销？原本计划每年出一本的耕堂随笔，渐渐拖成了两年。开始，先生以为百花社出了问题，尝试着换出版社，《老荒集》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无为集》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结果拖的时间更长。“书衣文录”记有“近年出版界颇使人失望”一语，应是先生亲身体会。话虽这样说，先生并没有停笔，寂寞中，还是有令人振奋的时候。1990年4、5月间，先生蕴蓄许久、精心撰写的《读〈史记〉记》，在《天津日报》分批刊发，引起读者很大兴趣。这篇万字长文，先生写了近一个月，每写出一段，报社先打出样子，先生再做修改，估摸该定稿时，我尽量赶去先睹为快。至跋文5月2日全部刊出，先生少有地兴奋起来，连说，又来了一个小高潮。我抓住时机，向先生请战：“下一部集子，您打算起个什么名字？由我来责编吧。”先生笑吟吟地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竖行写着“如雲集目录”，依次列出小说、散文、杂文、耕堂读书记、书衣文录、书简等条目，数了数，共43篇。原来先生早有想法，《读〈史记〉记》这篇重头文章刊出，心里有了底，才拿了出来。这一次，我和先生想到了一起。
《如云集》系耕堂随笔第九部，字数够了，惜创作少了，杂著偏多一些，加上出版社报批选题，需要一个过程，我提出先报选题，集稿截止到1990 年底为好。孙犁同意了。1990年耕堂丰收，新作各体文字达36篇之多，《如云集》定稿时增加了《谈闲情》《觅哲生》《老同学》，以及《一本小书的发现》《庚午文学杂记》（一）、（二）等篇，出书后，孙犁告诉姜德明：“《如云集》因系三年文章，较过去几本，均为厚重一些。”
《如云集》初版印了8000册，算是差强人意。留下两个遗憾：一是发行科提出的“小开本”书店不给上架，改用普通长32开，改变了耕堂随笔一贯的书装风格；二是看清样那一段时间，我奉命陪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去珠三角访问了十天，用心不专，成书后发现有错字。看过样书，先生心中不快，当着我没说什么。我觉得愧对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门聊天。
《孙犁文集》1982年出过一套五册本，卖得不错。一晃八年过去，先生总说自己写得少，积累下来也近八十万字了，喜欢耕堂晚年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读者希望重编《孙犁文集》。以“百花”当时状况，重编工程太大，稳妥起见，补编为宜。1990年底，社里动议续编三册新作，重印前五册，合成一部《孙犁文集》珍藏本。开始我没有参与。1991年10月一天，楼道里遇到郑社长，打过招呼准备忙去，社长突然叫住我，说，“这个，老孙想让你参加文集的编辑”。我一时没转过神来，不知这个“老孙”是谁。见我一头雾水，社长又说了一遍，“社里正在搞《孙犁文集》续编，孙犁同志希望你加入进来”。这次我听明白了，却是没想到。既然先生提出，我责无旁贷，当天就到鞍山西道孙宅新址。续编文集本是好事，先生却疑虑重重，对编校质量没有信心。早先参与编《孙犁文集》的人，有的离任，有的故去，社里熟悉孙犁著作的寥寥，以致出现“编辑过程中，屡有重大失误（丢一本书，或忘记一个门类）发生”（孙犁致邢海潮）。我去时先生还在为编校质量犯愁，说了一句，“我的东西，你还熟悉一些，就把杂著这一块弄起来吧”。文集续编三册，创作与理论两册，别人已经编好，杂著这一册无人接手，等米下锅。先生不愧为文体家，杂著各体兼长，用起来随心应手，虽无意标新，往往立异，发表时又很小心，就拿“书衣文录”来说，本是抄录包书皮上旧文字，作者生怕“有所妨嫌”，一点一点挤牙膏，（一）、（二）、（三）之外，又有“拾补”“摭遗”，所谓“往事不堪回首，而频频回首者，人之常情”，编进文集则需要重新理顺铺平；信札部分更复杂，既有纯粹私人通信，也有讨论某一课题、供公开发表的信件，有些落款没有日期，排序成难题。我把文稿重读一遍，大致归了归类，编出个雏形，心里没有底，想请一位老同志把关，做责任编辑，想到了李蒙英。蒙英大姐已届退休，听说看孙犁的稿，二话没说，“日夜兼程为之”。写这篇文章时，我重读了蒙英大姐的审读意见，细致，具体，把初编中存在的问题摊开摆明。根据蒙英审稿意见记载，我们俩12月26日下午拜访孙犁，就杂著卷有关问题专程请教。“在这次拜访过程中，孙犁又一再表示了他对能否编好、校好、出版好这本续编的忧虑，明说了他对编辑工作的不放心，所以我的思想压力也很大。”
回忆起来，艰难处往往也是甘甜。孙犁的忧虑使我们加了小心，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先生与我们一起努力，问题逐一得到解决，《孙犁文集》（珍藏本）1992年8月出版。先生写下《题文集珍藏本》，记录了他见到这部书的情景，“这是一部印刷精美绝伦的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我非常兴奋，称赞出版社，为我办了一件大事，一件实事”。他告诉送书去的编辑：“我走上战场，腰带上系着一个墨水瓶。我的作品，曾用白灰写在岩石上，用土纸抄写，贴在墙壁上，油印、石印和土法铅印，已经感到光荣和不易。我第一次见到印得这样华贵的书。”先生最后写道，“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孙犁的心，一个纯粹文学家的心，伴随巨大满足感生出的幻灭感，那个时候的我还体会不到。先生满意，就是对我们最高的奖赏。经历过《孙犁散文选》《耕堂序跋》《如云集》，又参与了《孙犁文集》（珍藏本）的编事，我的编辑生涯中，与孙犁著作的缘分，可以说圆满。没有想到，为这一段缘分画上句号的，是花城出版社。
2007年底，刚回编辑部的余红梅女士电话告知，花城出版社策划一套“大家小集”丛书，意在标举现代各大家代表作，正陆续出书，孙犁有一部，选编者是我。她想做责任编辑。不久寄来先期出版的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各集样书，这让我意外，也有些欣慰。我已退休多年，先生的文字经常在读，选编起来并非难事。摊开先生作品，突然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这才意识到，先生离开已经五年。以往编书，有先生亲自参与，遇到问题，跑过去就问，不管答案如何，先生的一颦一笑，皱一皱眉头，都让我心里踏实。书出来，先生拿在手里，就着窗户，眯起眼瞧，或赞许，或批评，都是亲切。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为《大家小集·孙犁集》撰写“编者序”，我写下没能当面对先生说出的话：“现代作家中，完全以作品，而并非作品之外的其他因素传世，并不多见。这样的作家，称得上纯粹的文学家。孙犁是一位。”
我想，先生听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