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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鹰:《红楼梦》的美学意蕴
来源:《学术月刊》 | 肖鹰  2020年10月27日08:35

摘要:《红楼梦》以大观园为核心场景,以贾宝玉为主人公,以宝黛之恋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本文从大观园、贾宝玉和宝黛之恋三个意象层面探讨《红楼梦》的美学意蕴。《红楼梦》在虚实交融的叙事中,以极切实又极奇幻的笔法,展示了一出以贾宝玉为中心意象的凄美而炽烈的人生戏剧。在熔铸多元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对庄子哲学的生命精神的阐发,是《红楼梦》的美学意蕴之真谛。本文认为,阅读《红楼梦》,解析贾宝玉,都须从反面——即庄子哲学的“无用之用”——着眼。这无用之用,就是自我生命的真实和自由,扩大讲,就是世界的生机和无限。

关键词:《红楼梦》;庄子;美学意蕴

在《〈红楼梦〉的意蕴》一文中,叶朗明确将《红楼梦》的意蕴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红楼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第二,《红楼梦》展示了曹雪芹的审美理想(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被毁灭的悲剧;第三,《红楼梦》处处渗透着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一种哲理性的感悟和感叹,即形而上的层面。本文所论《红楼梦》的美学意蕴,就是以其所含蕴的人生哲学,即形而上层面为研究对象。

对《红楼梦》作美学专论,始于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在这篇文章里,王国维援用叔本华的禁欲主义美学,并从佛学的人生立场解读《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此后,将《红楼梦》视为一部“从生活欲望中求自我解脱”的小说,即从佛学的立场追求出世的小说,是较为通行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也遭遇到质疑和批评。张天翼认为,在《红楼梦》中的出世观念(主旨),并不是小说真正的立意,“仿佛是一点外加的东西,跟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没有化合在一块儿,只是各归各地并摆在这里而已”。

20世纪后期以来,对《红楼梦》的美学研究,侧重于以庄子哲学为焦点,探讨曹雪芹的创作观念和精神诉求。陶白认为,曹雪芹受到庄子哲学的深刻影响,两者在挞伐封建等级制度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和追求个性解放上思想是相通的。徐缉熙推进了《红楼梦》立意于庄子哲学的观点,明确将“庄学与儒学的对立”作为阐述曹雪芹创作意识的立足点。他认为,曹雪芹从魏晋玄学,尤其是信奉老庄的阮籍、嵇康接受了庄子哲学所提倡的个人主义思想,并且在贾宝玉这个主角身上将之发扬光大。黄克剑则认为,在《红楼梦》命意、谋篇之“三教”背景下,曹雪芹不仅轻儒教,重佛、道,而且在庄学视域下“几近视佛、道二教若一”,使“既已归心佛境”的贾宝玉终于彻底觉悟和解脱,归宿于庄子导示的“逍遥之境”,即“鸿蒙太空”。

将《红楼梦》阐释为一部导人出世的“解悟”之书,是拘泥于书中的部分文字和意象而做出的片面之论——尤其是将曹雪芹原著前80回和高鹗续书后40回混为一谈。书中写贾宝玉续庄证禅的“自我解悟”,集中于第21、22回。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并非出于真正的觉悟,而是先后遭到袭人、麝月、黛玉和湘云等人的冷落、埋怨,“无聊之甚,偶以释闷”。第1回,曹雪芹申明作《红楼梦》的立意是“大旨谈情”。脂砚斋亦说《红楼梦》“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 情”是《红楼梦》全书的核心和动力。舍弃或消解了“情”,《红楼梦》就不成其为《红楼梦》。如果说,“解悟”意味着绝情出世,那么,因为执着于“情”,《红楼梦》就不可能是一部以“解悟”为主旨的书,而是一部以“不可解悟”为主旨的书。《红楼梦》揭示的人生大悲剧在于此,但这也是它向我们揭示的人生大美之所在。

一、大观园:女儿世界与有情天下

自胡适以来,关于大观园与现实世界关系的问题有多种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视大观园为“现实世界”,即“感知经验与实际生活的世界”;它的对立面是作为“理想世界”的太虚幻境。20世纪70年代,宋淇、余英时皆反其道提出大观园的非现实性,余英时甚至把大观园认定为“乌托邦的世界”,明确表示“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综考曹雪芹撰书立意,我们认为,大观园是理想与现实结合的产物。

大观园是尘世中的一个“清净女儿之境”,除了元妃特许入住的宝玉,居住园中的全是女儿(年轻寡居的李纨例外)。第5回,宝玉梦中“误入”的太虚幻境也是一个“清净女儿之境”。幻境中的仙女们视男子为浊物,初见宝玉时,她们埋怨警幻仙姑“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然而,她们不知道,这位含玉而生的贾宝玉天生热爱女儿、蔑视男子,是以女儿的守护者形象出现在大观园的。

《红楼梦》对女儿的推崇,是对纯真、自然而至情的美丽人生的推崇。汤显祖说:“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他认为在礼法禁锢的现实中,情感没有自由实现的天地;可是,梦想是不受礼法束缚的,在梦想中可以自由表现至爱真情,故有“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之说,主张“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戏剧创作观。汤显祖的《牡丹亭》写的就是杜丽娘和柳梦梅超越生死的“梦中之情”。杜柳相爱的世界是梦想中的“有情之天下”,其所抗衡的是现实中的“有法之天下”。曹雪芹的文学思想直接受到汤显祖的影响。在《红楼梦》中,以宝玉为中心、众女儿们为群体,大观园构成了一个“有情之天下”。

在情感与礼法的对立中,大观园与贾府之间,构成了真与假、有与无、是与非相互颠倒和转换的关系。第5回,在太虚幻境的入口处,立着一座书有“太虚幻境”四字的牌坊,两边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贾宝玉在大观园中所追求和体现的情感理想,是与贾政在贾府所奉行的礼法原则相对立的。冷血、专制的贾政是功利的、非人性的,多情、率性的宝玉是自然的、人性的。他们虽是亲生父子,但人生态度实为水火。第33回,忠顺亲王府来人状告宝玉私藏王爷宠爱的戏子琪官(蒋玉菡),贾环又诬告宝玉欲强奸金钏不遂、打其一顿而使其羞愤自杀,贾政恼怒至极,认为宝玉的行为使他成了“上辱先人、下生逆子”的罪人,暴打宝玉致其伤病卧床。第34回,黛玉来看望宝玉,哭泣着对他说:“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长叹一声,回答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宝玉的“死不悔改”正是对贾政礼法家教的坚决抵触。这样的颠倒和转换,不仅揭示了理想境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与胶着,而且深刻展现了人生内在冲突的悲剧性——贾宝玉就是这个悲剧性的结晶意象。庄子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可引为大观园题义之正解。

“太虚”一词,出自《庄子》:“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唐人成玄英疏说:“夫道绝名言,不可问答,故问道应道,悉皆不知。”晋人郭象注说:“绝学去教,而归于自然之意也。”

曹雪芹以“太虚幻境”作大观园的理念原型,指其“不可问答”“归于自然”,其深刻寓意是:这个以情为内核的青春世界是人心中最本真的理想,是人与生俱来而自然而然的企盼。凭借“太虚幻境”这个意象,通过大观园的人生展现,曹雪芹将汤显祖的至情理想拓展为庄子逍遥精神的生命情怀。

二、贾宝玉:无我的生命之爱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说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然而,关于贾宝玉,脂砚斋的“情不情”之说,更为切实。脂砚斋说:“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所谓“痴情”,就是指宝玉情系万物的自然率真和广博无限。

宝玉对大观园中的丫鬟们,无论远近亲疏,甚至无论认识与否,只要遇见她们痛苦、为难,总是给予关照和维护,“每每甘心为丫鬟充役”。他与园中的老妈子们历次冲突,都是遇见老妈子们欺凌、责罚丫鬟时,竭尽其能庇护丫鬟们。对于这些孤苦无助的卑微女儿们,宝玉就是自太虚幻境降落到大观园中的“神瑛侍者”。宝玉无私无为地关爱大观园中这些弱势的女儿们,无缘无故而用心深细,是凭常人之眼不可测度的。这就难怪在世人眼中,宝玉是一个愚顽怪僻的“混世魔王”。

对于宝玉的关爱、体贴,常有女儿不理解和领情。因香菱身世特别可怜,宝玉就特别关照她,可以说是贾府中唯一为她的命运担忧的人。但是,在香菱的眼中,宝玉却是“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第62回)、“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第79回)。果然如宝玉所担忧,香菱在薛蟠娶入夏金桂之后,遭受后者极其残暴的迫害,几乎丧命。对于园中女儿们的不领情,宝玉并不责怪、埋怨,他只是“怅然若失”,暗自哀伤。在宝玉的心目中,女儿们为他落下的几滴眼泪,就足以宽慰他所有的身心伤痛,赋予他的人生无限意义(情味)。第34回,宝玉被贾政暴打卧床,众女儿纷纷含泪探望。他想到:“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惜叹,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宝玉的情怀,不仅推己及人,而且推己及物。他心目中的世界是人我交流和物我一体的世界。第58回,清明节,病体初愈的宝玉,在袭人督促下,拄着拐杖从怡红院里走出来散心。他走过沁芳桥一带堤上,只见桃红柳绿。在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杏花已开过了,翠叶荫浓,树上结了许多豆粒大小的杏子。他就感叹:“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做这样的感叹,似乎杏花是专为他开放的,他没有及时来,就是他对杏花的辜负,“只管对杏流泪叹息”。不一会儿,飞来一只雀儿落在杏树枝头上啼叫。宝玉就更是呆性大发,想道:

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公冶长是孔子的女婿,传说他通鸟语。宝玉认定杏树枝头雀儿的啼叫是为其早日见过的杏花哀鸣,并且以公冶长作背书。他还惦记着明年杏花再开时,雀儿能否再来相会。这于人情常理,无疑是痴妄至极的臆想,但这是宝玉的心性自然之态。

惠施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我知之濠上也。”宝玉的心,也正是庄子式的心,它同情地理解世界,以真切的感知向世界开放。在天地间,万物不仅是有灵性而知情爱的,而且必然是与我相关联,具有根本统一性的。正因为这样,宝玉的世界是充满情爱的世界,是诗意的世界。它不免伤心悲恸,但绝不冷漠无情。庄子说:“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宝玉的生命世界就是一个与万物相通、相互兴发的永恒春天。

三、宝黛悲剧:不可跨越的生命缝隙

宝玉与黛玉青梅竹马,相互之间,有极相知的一面,却又有极不可沟通的一面。第34回,遭贾政暴打的当天晚上,伤痛卧床的宝玉命晴雯送两条自己使用过的手帕给黛玉。黛玉生性多疑,又有洁癖,送两条使用过的旧手帕给她,晴雯担心又要惹恼她。然而,黛玉收到手帕,正如宝玉所预料“他自然知道”,体贴出“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这是宝黛二人内心深刻契合的相知相觉。第57回,紫鹃用“林姑娘要回姑苏”试探宝玉,宝玉“急痛迷心”,大病一场。试探宝玉,虽然是紫鹃自作主张的行为,但她作为黛玉进入贾府就陪侍她的贴身丫鬟,实则也是为黛玉作试探,根本上是黛玉对宝玉“不放心”。宝玉闻听紫鹃之言就信以为真,当即犯病,自然也是对黛玉“不放心”。因此,宝黛两人,虽然是天地间绝不可替代的一对知心恋人,但是在心灵深处并没有合二为一,根本性的“不放心”横梗在两人之间。

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经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化身为女儿——绛珠仙子。神瑛侍者动了下凡之心,投胎人间,即衔玉而生的宝玉。绛珠仙子追随神瑛侍者下凡,矢志“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偿还他的灌溉之恩。这就是宝黛两人的“木石前盟”。“以泪偿情”,在挚情专一中,黛玉用情的对象具象化为宝玉一身,但她实质上以自我为核心,生息所处的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去解释和对待,因而紧紧地将生命束缚在自我窒息的个人天地,终于“泪尽夭亡”(脂砚斋语)。曹雪芹为林黛玉设置一个自幼父母双亡、体弱多病的“命薄人”身世,意图是强化表现她极端性的自我认同感。第35回,她将自己与元代杂剧《西厢记》剧中女主角崔莺莺相比:“双文,双文,诚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第27回,黛玉吟唱《葬花词》,其中四句是:“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是她对人生无可依靠、无安全感因而无归宿地的悲泣心声。

宝玉却天然拥有一个无边无际的情天恨海,沉痛激越而生机蓬勃。第28回,宝玉收拾着一怀落花前来寻找黛玉,在远处听到她吟唱《葬花词》。当听到“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候,宝玉巨大的悲痛袭上心头,恸倒在山坡上,怀里的落花撒满一地。黛玉的“花落人亡两不知”的预感,触发了宝玉对个体生命消亡的终极悲痛。他想到林黛玉等女儿们和自己“都将到无可寻觅之时”,继而想到:“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然而,宝玉为个体生命必然消亡而哀痛,但并不企求解脱,而且也不因此绝望。写“葬花”一节,曹雪芹用两句诗作结束:“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这两句诗将无可排解的生命消亡之终极预感,化解到天地自然的生气运行中。这是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生命境界。宝玉的胸襟具有黛玉所不具有的大世界,而胸襟的根本差异,是两人“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的根源所在。

脂砚斋说:“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黛玉“情情”,以自我为天下;宝玉“情不情”,以天下为情意。同样深于情,黛玉是有意而为,宝玉是无心而行。第78回,晴雯死去当夜,“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即以芙蓉祭晴雯,撰《芙蓉女儿诔》。这就是宝玉的“随分触情”(托物言情)。第79回,当宝玉祭祀完毕,黛玉不期然而出现在芙蓉池畔。她建议宝玉修改诔文中“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头,女儿薄命”四句。在黛玉的引导下,当宝玉说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头,卿何薄命”四句,“黛玉听了,忡然变色”。这是黛玉联想到自己而且有了不祥之兆。宝玉却对眼前黛玉心中“无限的狐疑乱拟”毫无察觉。这个情节,正是表现黛玉的“有意”与宝玉的“无心”相对照的一个大关节。它表示在通部《红楼梦》中,最为相知的宝黛二人,在生命的根本处,究竟还是隔阂而不相知的。这不相知,归根到底,是宝黛虽生死相恋而不可跨越的生命缝隙。

在这个生命缝隙的两侧,一边是黛玉固守自我的“情情”世界,一边是宝玉通于万物的“情不情”世界。关懿娴说:“黛玉的《葬花词》和宝玉的《芙蓉诔》,为彼此所听而互相感叹,表现了他们两人相知之深。”然而,也正是在两人的互听互叹之中,披露了两人之间的生命缝隙。薛宝钗的介入,以及贾府上下对“金玉良缘”的暗中推动,一方面是遮蔽了这条生命缝隙,同时也极大限度地扩大了这条生命缝隙。黛玉之所以将宝钗作为她深心不可移去的威胁和障碍,是她把自己对宝玉的根本性的生命疑惧——不放心——移情于宝钗,或具象化于宝钗身上。终究,黛玉只知自己的心,不知宝玉的心。因此,宝黛之恋,最终只能是一曲《枉凝眉》:“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

四、以死为生:超生死的生命情怀

在《红楼梦》中,晴雯从心到形,是最具黛玉精神的——黛玉之副。第31回,因为晴雯与袭人口角后赌气,宝玉让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第52回,为宝玉免受责备,“勇晴雯病补雀金裘”。这两件事已足见两人之间特别的呵护和珍重。在《红楼梦》前80回中,晴雯的死,是宝玉平生最大的打击和悲痛,是大观园即将春梦云散的惨痛预示。第77回,晴雯在重病中被王夫人强行赶走,宝玉对袭人哭说:“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宝玉偷跑去晴雯栖身的舅兄家看望,两人炽情悲烈的诀别,令人心恸。第78回,晴雯在诀别次日就死去。死去当日,一方面是贾政命宝玉随其出门应酬官贾,一方面是王夫人赏钱,命晴雯舅兄迅即把她的尸体送城外烧化,使宝玉不仅不得临终一见,而且也不得灵前哀悼。孤立于一片肃杀萧索的大观园中,宝玉沉痛悲叹:“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

宝玉在万般痛楚无奈之中,听从一个小丫鬟情急中的谎称,相信“晴雯作了芙蓉花神”。他说:“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如此信谎作真,宝玉为自己的悲愤、沉痛提供了释放通道。他“随分触情”,以芙蓉祭晴雯,夜撰《芙蓉女儿诔》,则把他对晴雯这个可爱女儿的悲惜和眷爱,提升为一曲与天地同运的生命壮歌。《芙蓉女儿诔》之歌结尾如是:

期汗漫而无夭阏兮,忍捐弃余于尘埃耶?倩风廉之为余驱车兮,冀联辔而携归耶?余中心为之慨然兮,徒噭噭而何为耶?君偃然而长寝兮,岂天运之变于斯耶?既窀穸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复奚化耶?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

《芙蓉女儿诔》这段结尾词,整体上是对《庄子》至乐篇“庄子妻死”一则的改写。《庄子·至乐》如是说: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主张“万物一气”的宇宙观,并且将人的生命也视作为宇宙元气一体运化的现象。人的生死就是自然世界中气的聚散变化现象。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人之常情是贪生怕死,从而受到种种现实的束缚和困厄。如果人们理解生死是一个持续更替的自然现象,懂得死亡不仅是自然气化运动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复归于自然大气流行的状态,是从被束缚的有限自我归于无束缚的大自然——“人且偃然寝于巨室”,那么,人就可以从对死亡的忧虑和悲痛中解脱出来,在现实生活中过着安时顺物的自由生活。“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体认自我与万物同一、又任性自在于当下存在,就是庄子生命观的精义所在。

第71回,宝玉对尤氏和李纨等人说:“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对于自我的死亡,宝玉是完全庄子式的态度:第36回与袭人,第57回与紫鹃,他都谈到,死亡的理想境界就是“随风化了”。他非但不担心死亡,反而把死亡作为人生情感延伸的美妙去处。他对担忧未来终要离别的紫鹃说:“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趸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宝玉抱着这样的生命态度,所以能触物生情,以芙蓉祭晴雯,于大悲痛中得大解脱,于彻底的孤独中得到万物慰藉。宝玉的生命境界,是纯粹当下的,和光同尘,与万物相滋润、同光彩。

第5回,太虚幻境中有一副对联:“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这两句诗,当是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一曲唱腔《皂罗袍》化出: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汤显祖这曲唱词,写出在春天的美好与家庭的束缚对立中,杜丽娘感春、惊春和伤春的心情,表达一位少女向往自然和自由的理想。曹雪芹的化写,则将汤显祖所抒发的女儿春心之情,提升到了对人生根本困境的体认和表达。

“幽微灵秀地”,直指“太虚幻景”(大观园),实指人心深处,生命根本而美好的境界,一个真情烂漫的世界。“无可奈何天”,这个“天”,就是人与生俱来不可摆脱的束缚和困厄。在现实中,不管是庄子还是宝玉,生而为人,都会有许许多多无奈,而且还有根本性的无奈——死亡。但同时,我们又发现,人之为人,在一切桎梏之下,还有一番来自生命本身、与天地同生长的、无限的美和力量。对此,我们把“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这两句诗,改写为“无可奈何谁说尽,幽微灵秀无人解”。说不尽、无人解是大悲剧,所以脂砚斋说《红楼梦》是让天下人来共哭一个“情”字。然而,这个“情”就是庄子开拓的执着于此在并深沉于自然的生命精神。

在不可解悟与不能解脱的悲剧当中,这生命精神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意蕴。人生的无奈和烂漫,都是生活着的不可解悟,令我们为之歌哭。

五、不解之解:宝玉之情的无用之用

后世看不到曹雪芹第80回后的书稿,较为普遍的猜测是宝玉终于因解悟而出家。第21回,因袭人与之赌气,宝玉心中郁闷,便想到:“说不得横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然也要过的。便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恰然自悦。”脂砚斋批语说:“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若依脂砚斋此说,宝玉的结局是在经历一段以宝钗为妻、麝月为婢的生活后,出家为僧(道)——悬崖撒手。第25回,宝玉中魔症后,第四日忽然睁开眼睛说道:“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了,打发我走吧。”这两则都可作为“宝玉出家”的依据。

然而,在曹雪芹笔下,现实中的僧道之人非贪即伪。论贪图钱财,马道婆的恶毒(第25回)、张道士的谄媚(第29回)和王一贴的江湖(第80回),是道人三幅画像。妙玉是一个带发修行的女僧人,“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文墨也极通”,“模样儿又极好”。她自标高洁出世,以“槛外人”自许。第41回,在妙玉的栊翠庵,当宝玉笑说她常饮用的一只绿玉斗杯为“俗器”的时候,她立即抢白说:“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只好找话打圆场。紧接着,因为黛玉不知喝的是五年前采集的梅花上的雪水,问了一句“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便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就此一个场景,这位“槛外人”与世争荣之心的本相便跃然纸上。以妙玉的形象,佛家人不过是身在槛外、心在槛内的人。对于他们,出家非但不是解悟,而只是变换了一种入世的方式,甚至于更加执着和束缚。僧道本相如此,也就难怪宝玉有“毁僧谤道”之习。由此可见,曹雪芹是不可能为宝玉规划一个遁入佛道的解悟之路的。

第22回,宝玉因烦恼于身边女儿们的不理解和难调和,并联想到当晚所看《山门》戏中《寄生草》一曲的唱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写下了“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这样庄禅混意的偈语。但是,这看似庄禅解悟的偈语,黛玉读后认为是“宝玉一时感忿而作”,“作的是玩意儿,无甚关系”。宝玉怕人不懂,填写了自解其偈语的《寄生草》一曲:“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这首《寄生草》印证了黛玉的判断:宝玉作偈填词,只是宣泄郁闷情绪,并非解悟。对于宝玉解庄悟禅的似是而非,脂砚斋有一则批语:

余正恐颦、玉从此一悟则无妙文可看矣。不想颦儿视之为漠然,更曰“无关系”,可知宝玉不能悟也……余云恐他二人一悟则无妙文可看,然欲为开我怀,为醒我目,却愿他二人永堕迷津,生出孽障,余心甚不公矣。

在曹雪芹原著80回中,宝玉确是一个“永堕迷津”的“情种”。倘若第22回宝玉已“解悟”,何来他被贾政暴打之后,还企望自己将来死时女儿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第36回) ?又何来他一听说林黛玉必定要被接回苏州,便“急痛迷心”(第57回) ?再何来他屡屡为小丫鬟庇护(第58-59回)、为司棋不平而恨骂(第77回)、为晴雯悲愤而歌啸(第78回) ?

因陷于诸姐妹的纠葛而郁闷难解的宝玉,“越想越无趣”,便回想到自己日前读过的《庄子》中的“山木自寇”和“巧者劳而智者忧”之说: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

庄子此两则言论告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追求功名利禄实际是自我束缚和自我伤害——有用即无用。他主张放弃巧智的行为,以自然无为的姿态应对现实,如此则如“不系之舟”一般的逍遥自由——此乃无用之用。庄子立论的主旨是启发人们要消除功利之心和摆脱世俗束缚,从而获得身心自由,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实现自我人生的“天和”境界。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正反悖谬的哲学。一方面,他主张超越一切、体认人与世界的绝对统一——这是无限、无形,因而无规定的世界之“无”(道);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坚守个体的自在独立、最大限度实现个性——这是以自我实现为人生目的的“有”(真)。不体认前者,人生不得自由——自我超越;不坚守后者,人生无价值——个性真实。庄子认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最高境界,是实现这两个层面的统一,即“两行”。他说: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庄子认为,人与万物本来是统一的,因此要无区别地看待万物——齐物论;但是,物我之别、是非之对,也是自然存在的,因此要应对是非,顺应自然——逍遥游。齐物论着眼于个体所生息于其中的世界的统一性,逍遥游着眼于生息于世界中的个体的个性自由。“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其中,所谓“和之以是非”就是顺应自然,所谓“休乎天钧”就是归于世界的统一。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作消极态度看,也可以作积极态度看。从消极态度看,我们看到一个背弃人世、自我沉寂的人生;从积极态度看,我们看到一个挚情于自然并且生机无限的人生。在《庄子》全书中,化鱼为鸟的“鲲鹏”,高居远游的“真人”和畸于人而侔于天的“畸人”,都是无限自由和生气活跃的生命意象。

针对人们执念于个人情感而遭受束缚和苦痛,庄子主张以“忘我”为人生解脱之路。他不仅塑造了一批超然出世的“真人”,而且塑造了一批在人世间的“畸人”。这两种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因为“忘我”而得益于自然(“天”),因此他们的人生无限自由快乐。庄子评说这些“畸人”说:“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以此而言,“忘我”即“无情”。但是,庄子并不否定人生而有情,也并不主张人应该弃绝情感。在与惠施辩论“人之有情与无情”时,他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他批评惠施说:

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庄子所描绘的惠施,是一个固执概念、伤精费神的拘泥之人,他的生命对外封闭,对内凝固,因此自我束缚而内伤其身。与惠施的人生状态相反,庄子所推崇的理想人生是“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的“真人”。“真人”的本质是将个体生命实现为率性自然之心灵自由的纯真体现,它结晶为曹雪芹的文学形象,就是“情种”贾宝玉。宝玉原是那块遗弃于青埂峰的顽石。“青埂”即“情根”,宝玉原于情根,即天生情种。因为“无材补天”,它才得以入世;因为入世而无用,它得以成就至情纯真的人生。

第5回,《红楼梦引子》的曲词是:“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鸿蒙”语出《庄子·在宥》:“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成玄英疏说:“鸿蒙,元气也。”在庄子形象化的笔下,作为宇宙生命的元气,“鸿蒙”是一只无为而自然遨游的神鸟。曹雪芹以宝玉为“情种”,又以宇宙元气(鸿蒙)为其本原,这是与他以大观园为“清洁女儿之境”,又以太虚幻境为其原型相配合的。“鸿蒙”喻宇宙元气的飞腾活跃,“太虚”喻宇宙元气的无限无形。脂砚斋说:“怀金悼玉,大有深意。”“ 怀金悼玉”之所以“大有深意”,正在于曹雪芹将宝玉与大观园众女儿之情,深化和提升到“鸿蒙”与“太虚”的宇宙元气之境。宝玉的人生就是人之为人最纯粹、最深沉,也是最苦痛、最烂漫的情怀的体现——开辟鸿蒙的“情种”。

在此境界中,“正言若反”,读《红楼梦》的关键,须从反面着眼——无用之用。这无用之用,就是个体生命的真实和自由,扩大讲,就是世界的生机和无限。这是自我立足于当下的“鸿蒙之游”,也是个体生命真实的“太虚之境”。由此,我们可以坐实《红楼梦》不是关于解悟的书,而是一部关于人生不可解悟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