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碎片”为女性的深层体验找到一种表达
“碎片”像沉渣泛起
费兰特的访谈集《碎片》原标题是“La frantumaglia”，这是一个在任何词典里都找不到的词。它是一个方言词汇，是作者的母亲常说的，揭示一种女性的、隐秘的、难言的体验。这个词在费兰特这里成了一种写作体验，就是把脑子里不断浮现的东西呈现出来。因为我们头脑里的碎片或齑粉，伴随着一个个念头闪现，我们有时想不起来它们来自哪里，但它们会在脑子里形成一些声音，有时会让人难过。对于费兰特来说，写作就是抓住这些声音的过程。
我母亲留给我一个方言词汇，就是当一个人遭受各种矛盾折磨时，她说她内心有一团“碎片”，这些碎片折磨着她，在她内心东拉西扯，让她头晕，嘴里发苦。这是一种很难说出口的苦，各种各样的事情搅和在一起，像是漂浮在脑子上的残渣。“碎片”会让人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会引起难以名状的痛苦。当我母亲不再年轻，这些沉渣“碎片”会让她在夜里醒来，让她自说自话，又让她感到羞愧，会让她不由自主哼唱起小曲儿，但很快会变成一声叹息，也会让她忽然离开家，也不管火上的拌面酱烧煳在锅底上。有时候这些“碎片”会让她哭泣……
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那不勒斯女性童年生活的地方、她们的家庭成员、学校的同学、学习的进步或退步、温柔或气愤的话，还有一些很紧张焦虑的时刻、她们遭受的屈辱等等。但对于费兰特来说，这种百感交集、内心纷乱的状态都属于女性，是过去文学中很少得到呈现的东西；她用“frantumaglia”（碎片）这个词，是想给女性的深层体验找到一种表达。这种语言或声音很陌生，但也最能激起共鸣，费兰特的写作，就是为没有得到呈现的女性情感在文学中找到表达的出口。比如，在传统完美的母性叙事之中，她挖掘到一种让人不安、但又很真实的东西，让母亲说出“这孩子真丑！”这样的话；女儿对母亲的爱里也渗透着忌妒和忧虑。费兰特的新小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开始，就是基于这种情感写出来的，但后来故事会把读者引向更宽广的世界。费兰特之前曾经用过“界限消失”（smarginatura）这种表达，也是类似的尝试。因为现存的语言、叙事已经无法表达她要讲述的事情，她首先通过语言撼动既定的秩序。
费兰特的“作坊”
从1991年开始，费兰特坚持不出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30年了，为了避免人们离奇的猜测，也为了满足读者正常的好奇心，才有了《碎片》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是逐渐形成的，1991年到2003年是第一个阶段，她开始发表作品《烦人的爱》和《被遗弃的日子》，她试图和编辑沟通，和读者交流，让人尊重她的选择：要她出面的话，她宁可不出版那些书。这是她1991年给编辑的信，也是整个“隐身”事件的开始：
我不打算为《烦人的爱》做任何宣传，也不想参与任何公众活动。我为这部长篇小说已经做得够多了：我把它写了出来，如果这本书有价值，那就够了。假如将来有人邀请我参加研讨会和辩论会，我不会去参加；即使颁奖给我，我也不会去领奖。我永远都不会去推广我的书，尤其是在电视上，不管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国外，我只想通过文字和读者交流。我知道这会给出版社带来一些困难，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你们，我不希望给你们增添任何麻烦。如果你们无法支持我的决定，请马上告诉我，我理解你们，我也不是非要出版这本书。
编辑答应了她的请求，自然也成了她与读者之间的“中介”，从而把来往的问题和答复收集存档，为《碎片》的出版埋下了伏笔。
2003年到2007年是第二个阶段，小说《暗处的女儿》出版之后，费兰特和记者、读者的一些交流也收录了进来。费兰特用很长的篇幅说明了她的小说诞生的背景，还有她痛苦的写作过程。写作对于她来说不是疗伤，而是在伤口上撒盐。2011年到2016年是“那不勒斯四部曲”出版之后的访谈和书信，有很多世界各地的记者加入进来，问了很多读者好奇、想要知道的事。《碎片》最后汇聚成一本20多万字的书，其实也是一个作家在20几年里的漫长故事。读者也可以看到费兰特的生活状态：“我做研究、翻译、教书。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工作，研究、翻译和教书也一样，这是我的存在方式，是我的营生。”
费兰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没人打扰的“作坊”，一个隐秘的角落，她不用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打造一个美好“人设”，满足大家的期望，这无疑让她的写作更加自由，更自洽。
阅读和女性叙事
费兰特的小说自然诞生于其他文学文本，在回答记者或读者提问时，她从来都不会做出一种庸常的、敷衍的答复，而是不断有让人惊醒的句子。《碎片》也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让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经典名著对她的影响，最突出的是女性主义思潮对她的启发。我们在《碎片》里可以找到比较完整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和作家的名单，费兰特也有提到意大利女性写作的传统和现状。费兰特和意大利最重要的女性主义哲学家穆拉洛（Luisa Muraro）的交流，更是让人觉得棋逢对手。比如这则对话，没有支吾之词，费兰特的态度很明确：
泰拉尼和穆拉罗：勒达对尼娜（《暗处的女儿》中的人物）说，从她年轻时开始，一直到那时候：“世界并没有变好，而是对女人越来越不友好。”您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费兰特：我觉得，女性对平等的诉求使我们要和男性进行竞争，也使女性之间竞争激烈。这使男人和女人关系恶化，也使女性之间的关系变得残酷。在形同虚设的男女平等前提下，性别差异可能会让我们回到之前的身份和角色。我们带着侥幸把之前那些身份都抹去了，或重新包装了一下。总之，我想说男权比之前更占上风了，这让我很愤怒。他们紧紧控制着这个世界，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比之前更嚣张霸道，让女人变成牺牲品。我觉得，我们处于一场艰难的战争中，我们每天都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包括用于讲述事实的语法。
费兰特对于小说创作也有明确的态度，小说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讲故事”，语言的各种尝试也不能让小说偏离本意。意大利小说“讲故事”的传统比较微弱，小说家不得不通过一种卓绝的努力，达到一种写作的“真实性”。她也清楚什么是糟糕的叙事，小说不是非虚构写作，不能沦为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的集合，也不是为了表达一个政党的姿态，一项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不是去讲今天的那不勒斯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的、女性变成了什么、家庭的危机，还有意大利有什么样的问题等，小说要呈现作者独一无二的视角。
《碎片》是费兰特20多年里书信和访谈的汇集，虽然有些零散，却集中在作品和作品背后的故事上，费兰特的面目和“自我”并没有得到呈现，我们依然只能触摸到一个作家的思想，一个女人对一座城市的情感，对母亲夹杂着排斥和仇恨的爱，对世界节制、略显坚硬的答复。猎奇的人不会有任何的满足感，因为费兰特依然藏身于小说和那些人物的背后。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与《碎片》的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