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上山东大学，最早接触的教授就是陆侃如和冯沅君两位先生。这是因为系里分派搬家任务，让我与另一位同学去帮助两位教授整理和捆扎书籍、用品。这对教授夫妇，年近六旬，无儿无女，虽然身体还算健朗，但家中图书、杂物那么多，究竟不胜其力。

我们按时来到两位先生居住的鱼山路宿舍。只见门楣写着“冯•陆”——后来知道这是陆先生手笔——两个醒目的字。两位先生笑脸相迎。我的第一印象：冯先生齐耳根短发，略微含胸;衣着十分普通，上身双排扣列宁装，原来是蓝色，许多地方已经褪得发白，不知穿了多少年，洗了多少次——这哪里是我想象中的著名作家和留洋回来的一级教授(据说从前冯先生在上海时打扮得相当时髦)，倒像是从解放区来的女干部，同我妈妈差不多，连冯先生那双显示着两个时代痕迹的“解放脚”(先是依封建世俗裹足，后来因为时变，没有等到缠成三寸金莲即放开而成为带有残疾的半大脚)，也与我妈妈相似;而从她近视眼镜后面透过来柔和慈爱的目光，尤其使我想到母亲，感到亲切。陆先生中等个儿，也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件旧衬衣，罩着套袖，特别和气，细心人也许会觉察出他反右运动后心理上的某种谦卑。冯先生早已在客厅沏好了茶，说是先喝杯水再干活。我们则直奔主题，请先生吩咐，开始工作。

两位先生平时生活简朴，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陈设，而且基本没有自己购买的家具——桌椅、书架等等，都是公家配给。书房里，高高的书架，排排摆放，满满当当;书架最上层，得踩着小梯子才够得着。我们这些刚进大学校门的毛头小子，没有见过谁家有这么多藏书，像进了个小图书馆。当时他们两人的工资不少(陆先生1947年应聘来山大时月薪6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夫妇双双被评为一级教授，每人月工资都为345元，仅次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相当于普通干部、工人工资的十倍以上)，又有丰厚的稿费，所以经济上相当富裕。但是他们除了教书和做学问，没有其他爱好，生活上更没有什么特别需求，素常衣着，还不如一般职工，不会也不懂所谓生活“享受”;他们烟酒不沾，平时吃饭一菜一汤，而且常常从学校食堂打饭，买普通饭菜;唯一的嗜好就是购买书籍。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钱除了买公债支援国家建设(这在当时的山东大学乃至全青岛是出了名的)之外，主要开销就是用在图书上。买书，他们最舍得花钱;凡是发现珍贵的有价值的书，他们会想方设法买下，即使花大价钱，也在所不惜。后来我看到陆先生的得意门生牟世金的回忆文章和其他一些校史资料，说冯陆两位先生藏书三万多册。他们爱书成癖，视如珍宝，所藏一套约500册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丛书集成》(王云五主编)，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公公正正盖着两方藏书章，色泽鲜艳、文脉清晰：上边为“陆侃如(魏碑体)”，下边为“沅君(小篆体)”，印章高低位置大致相同，看得出他们盖章时态度之认真、内心之虔诚。他们藏书内容广泛，读书认真仔细，善于从各种古籍中仔细搜寻和积累资料。牟世金《嘉惠士林的陆侃如教授》一文中说：“我随手翻阅几本陆先生用过的杂书，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话》《唐语林》《醉翁谈录》《云麓漫钞》，每一种的扉页，他都随手用铅笔做了密密麻麻的索引，如《唐语林》一书共58条，其中刘禹锡条9处、武后条18处、李白条4处、白居易条5处、韩愈4条等，各志其书的页码于后。这样，虽是浏览，亦为其后迅速查究打了基础。”令人惋惜的是，这些藏书的相当大一部分，在“文革”时期的不幸遭遇中被迫卖掉，流失了。1978年陆先生去世之前，牟世金探望半身不遂卧病在床的老师，问起颇为世人诟病的“卖书”问题：“陆先生大为不满地反问我：‘你看我这屋内，何处可以存书?’是的，当时他所住南北两小间，总计不过十几平方米，全部用作他的书库也是不够的。他说：‘我当时步行几次到老校图书馆，要求交给图书馆，但他们拒绝接受，我不卖掉怎么办?钱确实是无所谓的，只是让需要它的人拿去发挥一点作用。’”

我在1958年初秋帮助冯陆两位先生搬家时，他们住的是山大教授中最宽敞的房子，书籍藏满书房，林林总总，满目生辉;“文革”中陆先生被进一步“专政”，从教授降为九级讲师，房子越住越小;冯先生去世后，陆先生被赶到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狭小居所，孤苦度日，居然没有一间可以存放图书的房间……学者以做学问为生命，图书是做学问的命根子。读者可以想一想：如亲生骨肉一般朝夕相处的图书被迫弃去，一个虔诚的学者内心会是怎样的滋味?天可怜见！曾经是堂堂的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国内顶尖的学者，陆侃如先生晚年，连他一生珍爱的图书也保不住。可叹！可叹！

此是后话。

1958年秋山大搬到济南后，虽然不时有大炼钢铁、下乡劳动等“政治任务”，但总算可以开课了。我上得最多的课是陆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差不多有一年或是一年半时间。那时已经在济南东郊的新校盖起了文史楼。每到陆先生的课，我早早在文史楼角上的大教室前排占好了座位。第一堂课，陆先生穿一套咖啡色西装走进来——这与我在青岛帮他搬家时的落拓样子迥然不同，这大概是他解放前留下来的旧装，每逢隆重场合才穿。那时陆先生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称为“摘帽”右派)，他如劫后余生一般，大难不死，“回到人民中间”。经过反右，再登讲坛，重获教课机会，他觉得是“法外开恩”，心存感激，分外庆幸(多么可怜的扭曲心态)，内心自然十分珍惜和重视，看作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大事件。那年他近六旬，仍然显得那么潇洒，我们可以从中想见他当年风流倜傥的才子风貌。

那天，陆先生首先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说：

同学们大都初次接触古文，难免感到有些困难，我尽量讲得详细。有些古字古词，不但意思要弄明白，而且读音也要准确，开始学，就要打下扎实的基础，不能马虎。课堂上听不明白的，课下还可以问我，我家住得不远，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我年纪大了，睡觉少，夜里十一二点也不睡，找我也不晚。

这最后几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陆先生给我的感觉是既认真，又谦和，而且特别热情。我虽然没有到陆先生家里去打扰，但是在学校的课余时间，是经常找陆先生问问题的一个。陆先生用的教材是郭绍虞先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我课堂上听课和课余问问题，恨不得把陆先生的解释毫不遗漏地记下。每次上课前我都把铅笔削得尖尖的，便于写小字——在课本上每一页的页眉和字行之间，我都密密麻麻写上了陆先生的注释和讲解。五十年前的那套课本，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只是有一本书皮儿掉了)，而且还在受陆先生讲课之益，每每遇到难解的字词，我还是到陆先生当年讲课的笔记中寻求帮助。

冯先生给学生开的课是“元曲选”和“宋词研究”，可惜的是，她开课的那一年我正好因病休学，没有赶上聆听，这是我遗憾终生的事。后来听同学眉飞色舞讲冯先生上课情形，至今眼馋：“冯先生讲授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高声朗读、抑扬顿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讲台上踱着步子，目光凝视前方，虽然外表纤弱，却把苏词的气势与感情发挥到了极致;而讲授李清照的《声声慢》，则又完全是另一种氛围，声音低回、如泣如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眼角闪着泪花，对女词人的坎坷一生，寄予深切同情，令人肃然动容，听得女同学都要落泪;讲授元曲，她大段大段背诵原文，令人惊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怎么记忆力还是那么好……”

冯陆两位先生是当年我们最崇拜的教授之一，因为他们不但才气横溢，而且讲课生动、耐听，一下子就能抓住听众的心。有同学回忆，冯先生有一次讲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按照“三叠”的方式朗诵了一遍，语流很快，像绕口令一样，引得同学们大笑;还有一次讲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咏喇叭》，又朗诵又表演又赏析，活灵活现。两位教授之所以受喜爱，还因为他们对学生特别爱护，教学生特别尽心。有一篇回忆文章说：

1973年夏天，冯先生确诊患了直肠癌，住院治疗，术后健康每况愈下。陆先生日夜守候在病房，寸步不离。医院几度发出病危通知。冯先生在生命弥留之际，有十多位学生赶往医院看护。她虽已病入膏肓，却仍无怨无悔，关心着学校的教学工作，牵挂着学生，心还在课堂，误把护士办公室当成了教室，让医护人员搀扶她去办公室“上课”。面对学生和医护人员，她先轻声朗诵了关汉卿的散曲《不伏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后来，又断断续续吟诵起窦娥的刑场控诉：“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最后，她用法语朗读了都德《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对平时学习法文疏懒散漫、上最后一课时却特别认真的学生说的最后一句话：“C’est fini…allez-vous-en.”(“散学了……你们走吧。”)在场的学生和医生护士，无不肃然动容，个个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那时的冯先生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而且两种情况都会催人泪下：真是病得糊涂了，在糊涂之中还想着给学生上课，我要给这样的老师行三拜九叩大礼，以表示我最高的敬爱;若是借糊涂之名而吐真言，我仍然表示我最大的敬意和深切的理解——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也只有这样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自己内心“呼天号地”的话。唉！一位可敬、可爱、可怜的女一级教授，一位像我的妈妈、像我们的妈妈一样慈爱的老人。

冯先生的助手袁世硕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我们学校曾经总结和表彰过冯先生培养青年教师、研究生的工作，《光明日报》也做过报道。一次经验交流会上，有人却说冯先生是‘抱着孩子走路’，意思是说做过分了。事后，冯先生也颇有风趣地说：该抱着走的时候就应当抱着走，难道像放鸭子似的就好吗?”两位先生终生没有子嗣，他们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那样疼爱，我们许多同学都有亲身感受。我有两位同班同学毕业后当了陆先生的研究生，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大家普遍营养不良，腿、脸浮肿，一摁一个窝。研究生每次到陆先生家上课，他和冯先生都准备好许多糖果款待，以补充营养——那时候粮食定量供应，不可能请大家吃饭;糖果也有糖票限制，但可以高价买到。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陆先生对学生的这种爱心，后来竟也被批判。

关于冯陆两位先生，后来从他们的自述文章，别人的讲述，以及一些书籍中，还知道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些颇为有趣，另一些则令人痛心。

陆侃如先生原名侃，又名雪成，字衎庐，笔名小璧，1903年出身于江苏海门一个爱国士绅之家，父亲陆措宜倾力抗日，逝世时新四军为其开追悼会，陈毅题写墓碑。陆侃如先生“大器早成”，十七岁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年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系，成为胡适老师的信徒和崇拜者，之后他们又频频书信往来，探讨学问，深得胡适赏识。二十岁出版《屈原》，一举成名，接着又写了《宋玉》，奠定了他在楚辞研究中的地位;后来的数种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明言是借鉴其研究成果。1926年考入由吴宓任主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的清华研究院，成为梁启超、王国维的得意门生。此后与冯先生合作出版60万字的《中国诗史》，受到鲁迅先生器重，至今被视为典范。

1932年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一起留学巴黎。

有一则流传甚广且为中国学人大为开心的故事：

1935年陆先生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是有关中国汉代文学的研究成果的，其中涉及古诗《孔雀东南飞》。博士论文答辩即将结束时，一位洋考官忽然发问：“那么，为什么孔雀要向东南飞呢?”这个问题在熟知中国古典诗词和审美传统的学人看来颇为可笑。“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也，以此引起焦仲卿与刘兰芝爱情悲剧情事。至于“孔雀”何以飞向“东南”，大概无人能够回答;但是答辩委员会上考官提出的问题，又不能不回答。据说，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面对这个怪问愕然不已，许多答辩委员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把目光投向年轻的博士候选人。只见陆侃如好像不假思索，应口答道：“因为，‘西北有高楼’！”大家知道，《西北有高楼》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篇，时间与《孔雀东南飞》相去不远。这首诗的头两句是“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既然西北有与浮云齐高的高楼，自然阻断孔雀飞向西北之去路，于是折身而飞向东南！反应之迅速而有趣，令所有在场的人吃惊。谁能想到答辩人能够做出这等睿智而奇妙的回答！它不但需要有深厚的古代文学底蕴，而且需要有机敏应对的才思，真是旷世奇才。据说，此事传入国内，著名《文心雕龙》研究专家杨明照数次开心地对人说：“此答可入新世说。非此十字，不足以尽其妙！”

最近我从黄元同志所写的一篇记述陆侃如和冯沅君生平事迹的文章中，知道两位先生在法留学期间和回国以后，还在翻译方面做出过许多重要贡献。冯先生翻译了《书经中的神话》《法国歌曲的价值及其发展——〈法国近代歌曲选〉导言》(1946)、《新法国的文学》《萨特存在主义》(1947);译诗有《播种的季节》(雨果)、《人民颂》、《我曾漫步》(1947)、《双牛吟》(杜明)《工人歌》(1948)等。她的译诗大多附有译者按语，对所翻译的法文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相似的特点一一做出点评，使读者欣赏诗歌时能感受不同语种的魅力。陆先生翻译了《左传真伪考》(高本汉)、《金钱问题》(小仲马)、《法国社会经济史》(塞昂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由他翻译、刊登于1933年6月10日上海《读书杂志》三卷六期上的《恩格斯两封未发表的信》。他翻译这两封信绝非出于偶然。鲁迅领导的左联，译印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指导左联文艺运动;陆先生翻译恩格斯这两封信也正是为了同一目的。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女士的信中说：“我以为，写实主义不但要事情的真实，还要在典型的环境中确切地表现出典型的人物来。”这就是影响深远的、著名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创作方法论。

1935年与陆侃如同时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还有他的妻子冯沅君。

冯先生长陆先生三岁，1900年出生在河南唐河，大哥冯友兰是著名哲学家，二哥冯景兰是著名科学家，而她自己则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兄妹三人均为一级教授，世人传为佳话。关于冯先生的生平事迹，最权威的资料是陆先生1978年临终前写的回忆爱妻的《忆沅君》(发表于1979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冯沅君先生原名恭兰，后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起即熟读古典诗词，十七岁(1917)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乃中国第一批文科女大学生;五四运动时，她第一个搬石头砸掉女师校门铁锁，冲向街头游行，与北京大学学生会合;为反封建婚姻，她把《孔雀东南飞》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在学校公演三天，座无虚席，据说北大、清华师生乘专车前往，鲁迅、川岛亦到场看戏;二十二岁(1922)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研究生;1923年，为争取婚姻自由，在哥哥帮助下回乡退掉当年家长定下的婚约;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表妹吴天的不幸婚姻遭遇，写作了一组反对封建家长、旧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歌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署名“淦女士”，发表在上海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后结集出版，取名《卷葹》，被鲁迅编辑收入《乌合丛书》之六，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释书名曰，“卷葹”是“‘拔心不死’的草名”，象征至死不渝的爱情。这里顺便说一段小插曲：因为鲁迅将发表在创造社刊物上的淦女士小说收入自己编辑的“乌合丛书”，引起创造社成仿吾等人的不满。鲁迅在1926年11月20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鲁迅所指，即冯先生在创造社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发表小说而被鲁迅所收这件事。冯先生当时两方面都不得罪，没有参与论争。而鲁迅则依然故我，1933年又把《卷施》集子里的《旅行》和《慈母》编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评价其为五四运动之后“毅然和传统战斗”的青年们的真实写照。冯先生与苏雪林、冰心、庐隐齐名，被誉为“新女性作家的先锋”;同时她也是丁玲的好朋友，1929年在白色恐怖危及丁玲、胡也频夫妇性命时，冯先生和陆先生通过朋友为他们介绍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山东省立高中，让他们躲到济南去。《卷施》以后，冯先生又以“沅君”署名，在《语丝》《莽原》上发表了许多小说，1928年，陆先生为之整理、结集成《劫灰》《春痕》两个短篇集，交北新书局出版。

她与陆先生相识，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因书而结缘。据说，两位先生每晚都要去图书馆自修。起初，陆先生发现，有一位女生比他到得还早，总是赶在他之前，借走了他想要借的书籍、资料，心想，这位戴着眼镜、如此用功的女士是谁呢?不免钦佩而好奇，于是注意起她来，并且逐渐有所交流。很快地，冯先生便获得了陆先生的歆羡和爱慕。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坠入爱河，成为一时美谈。赵景深先生当年曾描述说，大学一年级就写出《屈原》一书、“走路”“潇洒”“有点翩翩然”的“典型”的“江南公子”陆侃如，也赢得了冯沅君的芳心。香山散步、北海泛舟，相约登长城，共游颐和园，这段爱情生活的浪漫历程，烙印在了冯沅君那篇由五十封书信组成的中篇小说《春痕》和陆侃如的《小梅尺牍》中。赵景深意味深长地说：《春痕》和陆侃如的《小梅尺牍》是陆冯情愫交流的两地书，要合起来看才有味道。1925年夏，冯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应邀任教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而陆先生仍然在北京读书，南北分隔。据说她曾寄给陆先生一座玉雕兔子聊解思念之情;陆先生甜蜜在心，发回一封电报“兔儿永在你笼中”，表示爱情忠贞不渝。然而这谜语似的语言，被金陵警方怀疑是秘密暗号，跑去金陵女子大学询问冯先生，她一看电文，有点儿害羞，说：“这是私人秘密，不宜干预吧?”警方逼曰：“兔儿关在笼中是小事，为何动用电报?”冯先生不予理睬。警方还不死心，又派员北上稽询陆先生，他十分生气：“冯沅君是我女朋友，十二生肖我本属兔，我们说句玩笑话，难道也算犯法?”警察十分尴尬，狼狈溜走。

两位先生于1929年结婚，并于1932年同赴法国留学。1935年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多所大学，并继续文学史、戏曲史研究(冯先生的《古剧说汇》被学界高度评价，认为是继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又一部重要著作)，成为全国一流学者和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在山东大学更是春风得意，先后担任副校长，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作协理事、妇联副主席……各种社会要职，主编在学界影响甚大的《文史哲》。然而灾难(特别是陆先生)也正是在山大发生。1957年，陆先生被打成右派。开始时陆先生还试图辩白，声言他的话，言之有“本”。划陆侃如为右派的人，也知道陆侃如并未虚言，但是竟无一人敢出来说公道话。随后，学校批，省里批，全国批，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陆侃如想把“九三”学社变成反革命司令部——道貌岸然的“学者”原来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的长文。学校召开批判陆侃如大会。大会点名要冯先生发言批判。冯先生心情沉重，僵持良久，最后迸出一句：“我大半生与‘老虎’同衾共枕，竟无察觉，是得了神经麻痹症吧?”8月24日，陆侃如在省人代会上递交了《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书。冯先生也不得不在大会上对“右派分子陆侃如”做批判发言，历数其数种“罪状”。今日读之，只能发出一声：“唉！”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陆先生和冯先生并非完美无缺。陆先生把他当年的老师胡适骂得狗血喷头，同反右时倾力往自己头上倒屎盆子，真是异曲同工、不分伯仲。

但是，无论如何，冯陆两位先生在任何逆境之中都凭良心认认真真教书，认认真真做学问。1971年陆先生坐了三年牢从监狱放出来，我的一位同学当时是系里的负责人，到监狱去接他。在从曲阜回济南的火车上，陆先生立即就谈起今后做学问的计划，好像他不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而是到某地出差而归。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然而，陆先生晚年却也反了一次“潮流”。那时正是大谈“儒法斗争”的年代，这“潮流”势头很大。陆先生昔日的朋友和同事刘大杰教授为当时“潮流”所左右，修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儒法”划线，强行把杜甫归入法家。陆先生对杜甫1400多首诗歌反复研读，逐一分析，费时两月，写成《与刘大杰论杜甫信》万字长文，论证杜甫并非法家，发表于《文史哲》，被誉为当年《文史哲》最好的论文。

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学术良心！

可惜，这是陆先生最后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