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靖云女士1956年调入文学研究所，一直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直到1988年退休。她在文学研究所工作30余年，曾长期协助所长何其芳工作，担任的是学术秘书的角色，虽然不从事学术研究，但对文学所人、事了解极深，掌握了很多学人的一手信息。马靖云最近出版的《文人相重》（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汇集了她多年来陆续写就的一些回忆文章，颇富史料价值。笔者对其中言及钱锺书处顺手梳理了一下，或可补传记之缺。马靖云在受访中，曾特别提及，文学所工作期间，“郑振铎所长、钱锺书先生和所内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这些都使我终身难忘。”（《资深历久，默默无闻：马靖云访谈录》，《文人相重》，第158页，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钱锺书1949年8月自上海来到北平清华大学，做了两年外文系教师。1950年8月抽调参加英译《毛泽东选集》工作（1954年12月结束）。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钱锺书夫妇俩同被调任筹建中的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组研究员，暂附属于北京大学。钱锺书此后的单位一直是文学研究所，只是隶属部门发生了几次变更。

文学研究所正式建立于1953年2月22日，郑振铎为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何其芳为副所长。两年后，文学所划属中国科学院。1958年郑振铎遇难去世，何其芳任所长。197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坚持下，钱锺书担任了不坐办公室、不批条的副院长。1993年辞去副院长职务，转为特邀顾问。

笔名之辨

短文《钱锺书先生的笔名和化名》是专谈钱锺书名字的，有欠准确处。文章说：“周岁‘抓周’，抓到书而起名的钱锺书，……用了一次化名，‘邱去耳’，还有一个仅用了一次的笔名，‘孙辛禹’。”（《文人相重》，第103页）“抓周”说来自于杨绛的文章。钱基厚《孙庵年谱》记：“（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申时，侄锺书生，叔兄出也。时母弥留，犹望抱孙，得之大慰。适有人遗父以《常州先哲丛书》者，故为命名曰锺书，小字阿先。以伯兄无子，奉父命，由伯兄夫妇携室乳养。”这是“锺书”的来历。

“邱去耳”不是钱锺书的化名。1946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规定警察可以随时进入百姓家。其目的是“防共”，又不便明说，就宣称英、美、法、德等国家都通行这种制度。这自然引起人们的反感。文中称：“《周报》就组织了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名教授，钱锺书、李健吾、乔冠华等人写文章针对这种谎言进行了揭穿。钱锺书用的化名为邱去耳。‘邱’字去掉耳朵，就是丘，丘者，兵也。”（《文人相重》，第104页）这实际上是个误传。这最早是柯灵（《周报》主编）的文章《钱锺书创作浅尝》（1982年11月12日）传出来的。“邱去耳”所撰时评开头说“笔者虽然曾经在英国住过六年”，钱锺书在英国留学只两年，他写文章也从来不用“笔者”。

文章点出，一直以讹传讹的“郑辛禹”，应为“孙辛禹”，这是正确的。吴庚舜本人写文章也曾提及此事。1965年，钱锺书与他合写了一篇论文《也论长生殿》，以“吴庚舜、孙辛禹”为署名发表在《文学评论》1965年第2期。“孙辛禹”即钱锺书用的笔名。吴庚舜回忆，文章发表前，他将“孙辛禹”放在前面，但钱锺书不肯，一定要他列名在前，并笑说：“你是庚，我是辛；你是舜，我是禹，我在你后面。”（吴庚舜《可亲可敬的钱锺书先生》，《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第1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马靖云说：“钱先生的根据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中，辛在庚后；古代圣贤，尧舜禹汤文武，禹在舜后。但钱先生用姓时却用了‘赵钱孙李’自己本姓‘钱’之后的‘孙’字，而不是像小报作者所说百家姓‘郑’在‘吴’后。虽是一字之差的笔名的姓，我想也是不错为好。”（《文人相重》，第104页）

给周恩来写信

钱锺书执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是为文学研究所图书收藏事，事出于公。这在流行的几种钱锺书传记中都没有提及。

1953年2月，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随文学研究所一同成立。1958年，成立文学研究所资料室。1962年，图书馆与资料室合并，称图书资料室。1982年，图书馆和资料室分开，各自独立。1996年，两处重新合并，成立图书资料室。

在郑振铎的建议下，文学所成立了图书管理委员会，由各门学科专家组成，钱锺书负责，成员有李健吾、王伯祥、范宁、汪蔚林、吴晓铃等人，专门协商图书采购、进书、编目、典藏等事宜。文学所朱寨忆：“所长何其芳却坚持请钱锺书任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这可以是一个顾问性质的虚衔，何其芳却赋予他实权，审定选购图书计划和审批购书经费。”（朱寨《走在人生边上的钱锺书先生》，何晖、方天星编《一寸千思：忆钱锺书先生》，第428页，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建所之初，主持业务的副所长何其芳就制定了“为科研服务”的办馆方针和“以专为主，精中求全”的发展方向，把图书馆作为培养科研人员的基地，提出了“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首先要作一年图书资料工作”的育人办法。把图书文献工作与科研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志（1953-2013）》[征求意见稿]，第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内部印行）文学所让钱锺书负责买书，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何其芳放手让钱锺书管书——“购买中外文书籍全按他开的书单，善本孤本也由他做主高价买下了。英法德意等外文新书都由他开书单，若研究员开书单有重复者，必被剔去。每本书他都记得，年轻人找不到某书，问他，他立即拿到。”（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2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上世纪50年代，文学所初创，图书室图书奇缺，所里向上反映请求解决，均无结果。于是文学所让钱锺书执笔拟函给周恩来总理写信：

国家交给文学所编写各国文学史和编选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繁重任务，原书尚且缺少，更何从编选？所内工作需用的书籍极为短缺，而尤以外文书为甚，限于外汇经费，添补极少。况有些绝版或珍密的书籍，即使有经费也难以购到。

文学所渴望已久的书籍，在现存单位却束之高阁，并没有在学术研究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积压着大量的珍贵财产，一方面作为国家唯一的研究机构，我所却得不到应用书籍，不能很好地进行研究，这是很可惜也是极不合理的现象。如果将这批书刊拨给其他藏书丰富的单位，则是“锦上添花”的重复存储，不如“雪中送炭”拨给我所以应急需。

在信的最后，钱锺书还声明，我们打扰总理是因为“曾屡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没有得到答复，再次整改期间，不知为何仍然十分沉寂，我们实无他法，只有写此信以求解决”。（《欣然于无名劳动》，《文人相重》，第105-106页）但在马靖云的另一篇文章《记忆中的郑振铎先生》中，所记钱锺书信，表述又略有不同：

国家交给文学所编选各国文学名著的任务，我所内原书尚且缺少，更何从编选？而我所渴望已久的书籍，在现存单位却束之高阁，并没有在学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很可惋惜的，也是极不合理的现象。如果将这批藏书拨给其他藏书丰富的单位，则是“锦上添花”的重复存储，而应“雪中送炭”拨给文学所……（《记忆中的郑振铎先生》，《文人相重》，第8页）

钱锺书信中说图书在“现存单位却束之高阁”，也是事实。院系调整之后，原先综合性大学里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文书籍，留在了改制后的工科学校，北京市委也收缴了大批原教会学校的藏书，还有不少珍本。钱锺书此信实是目的明确、目标清楚，有所指向。

马靖云说：“在这封有理、有据、情真意切的近千字的信发出后，促使一批所里急需的图书顺利地调拨给了文学所，解决了所里开展工作的当务之急。此外，钱先生经常为图书馆提供国内外图书出版信息，建议图书采购人员收购，因而文学所日后成为国内藏书丰厚的单位。”（《欣然于无名劳动》，《文人相重》，第105-106页）到1964年，文学所图书馆藏书已达24万册，其中善本书近三千种两万多册，孤本有30种以上。宋代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集成为馆藏的三大支柱。（《何其芳：书与纸的幸运》，《文人相重》，第53页）文学所藏书之富，在全国学界列居前列，皆言钱锺书功不可没。

“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

1954年10月，毛泽东的一封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让一场针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在全国展开。文学所内同样也展开了批判。何其芳宣布所内停止正常的研究工作，全力投入这场批判运动，并亲自组织了六次批判会（1954年11月25日—12月17日）。

何其芳其实很为难，一方面毛泽东亲自批示要批判，另一方面，俞平伯是自己的老师（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听过俞平伯的诗词欣赏课），是所内资深老专家。何其芳在反复斟酌之后，抓住毛泽东原信空白纸上的一句话：“像俞平伯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还是要团结的。”他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他因此反复强调这是学术批判，批判前为批判会定好了调：“会议的性质是学术讨论会，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应提倡说理的态度。尖锐的批评是需要的，但尖锐不等于粗暴。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学术问题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解决办法，只能服从真理。”（《〈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文人相重》，第83-85页）

当时讨论会的内容确定了五个方面问题，如第一个问题是：《红楼梦》中有无色空观念，如果有，在全书又占据怎样的地位？钱锺书在一次批判会上（具体时间不可知）也作了发言。钱锺书感到俞平伯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实了。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鲁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我们应该说像贾家这样的人家，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文人相重》，第86页）

钱锺书的所谓“批判”实际是极其平和的，他对俞平伯还是比较尊敬的。俞平伯算得上是钱锺书的老师。钱锺书1929年考进清华外文系时，俞平伯是中文系讲师，都属于清华文学院。解放后，俞平伯在北大中文系，钱锺书在清华外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他们都分到文学研究所，后同在古典文学组共事。

在何其芳的主持下，所内对俞平伯的批判比所外要温和许多。俞平伯受到的冲击较小。俞平伯在此后的历次被批判中，何其芳都有意保护他。何其芳因此受到指责。1956年，文学所评定职称，钱锺书给自己定的是一级研究员，大家都没意见。文学所内确定了三个一级研究员，除钱锺书，另外两个是俞平伯和何其芳。但何其芳自己改为了二级。有人认为俞平伯受到全国批判，不应划为一级，应该定二级。何其芳动情地说：“把俞先生评为二级，给我评为一级，我是他学生，而且都在一个所，老师是二级，学生是一级，这是不行的。”（《俞平伯评职称——再忆何其芳》，《文人相重》，第91页）最后，俞平伯定为一级。

“文革”期间，钱锺书和俞平伯曾一起下放到河南一所干校，一起劳动、一起搓麻绳。对“文革”期间钱锺书的表现，马靖云印象深刻。她说：“那个时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钱锺书，他头脑极其清楚，处事极为淡定。”（《资深历久，默默无闻：马靖云访谈录》，《文人相重》，第162页）

“文革”以后，钱锺书出任社科院副院长。1977年，钱锺书和俞平伯又同住在三里河南沙沟一个小区，俞平伯住11号楼，钱锺书住6号楼，来往较多。1978年11月，美国科学院汉代研究观察团四人来大陆访问，钱锺书、余冠英在俞平伯家接待了他们，在一起作了交流。1981年11月，钱锺书曾介绍俞平伯为西德鲁尔大学教授马汉茂翻译的《浮生六记》作序。1981年12月，钱锺书介绍香港《广角镜》月刊记者马力采访俞平伯。1982年2月，钱锺书夫妇去俞家看望俞平伯，家人未通报，以致未见。俞平伯知道后极为生气，特让女儿俞成赶到钱家致歉。吴泰昌曾听俞平伯说，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很有见地”。（吴泰昌《我认识的钱锺书》，第14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在担任副院长期间，1986年1月20日，文学所举办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纪念大会，钱锺书给予支持并参会。会前，文学所领导征求钱锺书意见，他非常明确地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开会时，钱锺书与俞平伯、院长胡绳等坐在主席台。会议成功举办。

钱锺书很少参加这类会议，也很少对同时代学人这么客气甚至推崇，俞平伯是少数几位之一。俞先生长钱锺书10岁，家学渊源（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为人正直善良，性格豁达倔强”（韦柰语），新旧文学皆有成就，又是清华师辈，钱锺书的尊重不是无来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