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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礼失求诸野”的复兴之路
来源:文汇报 | 唐骋华  2020年10月16日07:27
关键词:草木 博物学 名物

在城市化、专业化高歌猛进的这几十年里,“博物”基本已经退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知识结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近年来博物学似有复兴之势,博物类书籍也逐渐畅销,而作者大部分是半路出家的学者。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礼失求诸野。

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

实际上,博物学是一门有着悠久传统的学问。历史上很多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当他们在世的时候,其实是以“博物学家”知名的。比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精通动物学,其弟子色夫拉斯特则被誉为“西方植物学之父”。

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就是一位博物学家,他的生物学分类系统正是在深厚的博物学基础上创立的。与林奈同龄的法国人布丰也是博物学家,他的名著《昆虫记》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博物学作品之一。稍晚些的达尔文同样如此。他耗费五年时间做环球航行,从世界各地搜集动物标本和化石,这在当时是博物学家的“标准动作”。

以今天的观点,林奈和达尔文都是生物学家,他们涉猎博物学还算是“专业对口”。不过在18世纪、19世纪,精通博物学的可不仅仅是 “专业人士”。启蒙运动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就热衷此道,他写过一本《植物学通信》,对各类植物进行了详细描述。美国自然主义代表作家梭罗,以《瓦尔登湖》名世,而这本书对自然风物描绘之细致,足以显示出梭罗非凡的博物学功底。

这不仅仅是西方传统,中国古人也往往是“博物高手”——尽管古汉语里并没有“博物学”这个术语。孔子提倡读《诗经》,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能“多识于鸟兽鱼虫草木之名”。这“鸟兽鱼虫草木”,囊括了博物学的方方面面。而《诗经》名列“四书五经”,为士大夫的基本修养,则士大夫阶层普遍具有博物学养,应当不算空言。

证据?有的。植物学博士出身的潘富俊先生曾经翻检《全唐诗》,数出了将近400种植物,他发现,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这样的“大咖”,无不具有丰富的博物学知识。科学哲学学者吴国盛也说过,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均有博物学内容,我国古代的士大夫,其学识可以说是横跨好几个领域的。

其实何止是士大夫?一个长期居住乡间的人,对本土本乡的风土也会相当熟悉。导演雷建军拍过一个纪录片,讲浙江衢州的一位宣纸手艺人的故事。镜头中,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皆能将其渊源、特性娓娓道来。我想,古代中国这样的人肯定更多,他们未必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是他们在“地方性知识”方面都堪称大师。

当代博物学家、北京大学科学史学者刘华杰还注意到,无论在东西方,仅仅在几十年前,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像今天那样刻板,“跨界”都是家常便饭。《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就是蝴蝶研究专家,他确认过南美纳灰蝶的19个种类!为表纪念,学界用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来命名这些蝴蝶,其中就有lolita(洛丽塔)。2016年去世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也是博物学家,《傅科摆》《玫瑰的名字》等小说,都蕴含着博物学知识。

顺便说一下,艺术同博物也有亲缘关系。传统国画中的工笔画,对花鸟鱼虫的精细刻画,几乎可以视作一种“博物学研究”。而近代西方画家,如梵高、莫奈、高更等,对自然事物的认知和理解,绝不比博物学家逊色。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位不懂博物学的科学家不是好艺术家。

专业壁垒使博物学逐渐被边缘化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时至今日,曾经构成人们日常知识的博物学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湮没无闻了?简单的结论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专业壁垒越来越高。

古希腊时代,科学和哲学并没有严格的分野,统称为“自然哲学”。所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同时涉猎植物学、生物学,他们自己一点也不觉得“违和”,而是自然而然的。中国古代士大夫,自孔子定下“基调”,学问渊博也是重要指标。司马迁之所以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是基于博学的底气。古人所说的“博雅君子”,此之谓也。

而博学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前工业时代,人或务农或渔猎或游牧或远航,不管哪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都是贴近自然的。古代世界,“人造物”要远远少于当下,即便身居城市,与自然亦相隔不远。唐代诗人王维平日在朝为官,闲暇往终南别业,与山川风月共处。

按照刘华杰的观点,从古代的郦道元、徐霞客、李时珍到现代的竺可桢、王世襄,皆可称作博物学家,他们对大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认知。凌云的《花与万物同》,插图选自英国植物学插图艺术家伊莎贝尔·亚当斯,她毕业于伯明翰艺术学院,是不列颠植物学协会成员、林奈学会会员。从伊莎贝尔的画作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她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状态。

可惜,如此“天人合一”的场景,随着城市化到来已经很少见。另一方面,现代学科体系的确立和扩展,让“专业壁垒”越来越高。而以现代学术规范为准绳,博物学怎么都显得不伦不类——只要关乎自然风物它都研究,涉及植物、动物、农学、园艺、医药学、化学等诸专业,显得宽泛无边际。那么,博物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应当被安置在哪里呢?如果纳入高等教育,它又属于哪一级学科呢?近乎误解。

所以,专业壁垒这堵高墙将博物学挡在了高等教育门外。相应的,如今的科学研究主要在实验室里进行,很少有科学家还会跑到野外去。事情就是这样奇特——自然科学越向前发展,自然科学家离大自然似乎就越远。

长此以往,博物离现代人越来越远了。现代人注重的是另一极:专业。“你大学学什么专业?”“你从事哪个专业?”“请专业一点,好吗?”人在江湖,总难免被问到专业背景。如果一个人被认为“不专业”,简直没脸继续混社会。相反,“不博学”算得了什么?

总之,博物学已经被逐出日常生活,除了博物馆,人们似乎很少还能想到“博物”这个词。我们更熟悉的是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可面对自然界的物,我们已丧失辨别能力,恐怕连小区里的那排树,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悖论——文明日益进步,人对植物、动物、矿物等自然物的认知却日益贫乏。

“礼失求诸野”的复兴之路

好消息是,近年来博物学似有复兴之势,博物类书籍也逐渐畅销。比较早的,有科普作家、环保志愿者芮东莉创作的《自然笔记》。她以家附近的闸北公园为据点,观察其中的动植物,记录了上百张自然笔记。凌云也是很早就对博物学怀有浓厚兴趣。她养过近百种植物,对插花和画花颇有兴趣。大学毕业后,凌云供职媒体,期间采访了不少“博物达人”。他们或收集陨石,或醉心于花鸟鱼虫,小情小趣盎然纸上。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了《万物与花同》一书,此书专注于写人。恰好同新近出版的《花与万物同》构成互补关系——诚如副标题“24科植物图文志”所示,后者专注于“物”(花)。

有意思的是,芮东莉和凌云都不是科班出身。芮东莉是古汉语博士,凌云则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论专业,好像同植物和美术并没有交集。不过,从两人的专业背景考量,她们走上博物之路也不足为奇——中文世界原本就有这方面的传承。

其实,就连国内博物学最重要的推手刘华杰教授也是“半路出家”。刘华杰于1984年考入北大地质学系,学习岩石、矿物和地球化学;198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攻科学哲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之所以转向博物学,是觉得现代学科的“专业壁垒”有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同自己的生活经验不相符。

刘华杰出生于吉林长白山,自幼随父母进山采野菜,采野果,采蘑菇,割柴,挖药材……这让他学会了辨识各种野菜、野果和药材。但是,这些自然事物在教科书里却难觅踪迹,这让刘华杰感到颇为隔阂,倒是传统博物学让他倍感亲切。于是,他便投身到博物学的研究和传播工作中。

近些年,刘华杰出版过《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西方博物学文化》《博物人生》等书籍,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推荐年轻的博物学家。凌云的那两本书,就都是由刘华杰作序的。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内博物馆为安全起见,纷纷走起了“云游”路线。在诸多的“线上看展”中,就有博物学的。4月上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了名为“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的线上展览。该展分为导言、夏威夷考察记、勐海植物记、东北与华北植物、格物致知与博物人生五期,内容新颖、丰富,堪称博物学的视觉盛宴。

博物学的扩展还能对文学研究起到“反哺”作用。前文提到的潘富俊,对于唐诗植物的研究,就是一例。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物色:金瓶梅读“物”记》,亦可视为以博物学结合传统的名物考证,来重新诠释古典文学。

最近我还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涂昕的《鲁迅与博物学》,本书从“百草园”出发,钩沉了鲁迅一生对博物学的强烈兴趣和广泛认知,可谓别开生面。而涂昕本人也热爱博物学,还开了微信公众号,请人“看花、看草、看树叶和树”,可以说是将个人爱好与学术志趣相结合的典范了。

无独有偶,涂昕也是中文系毕业(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这种由半路出家的学者复兴博物学的现象,或许可以用一句老话来概括:礼失求诸野。其实,这本来就是博物学的精髓——博物学的历史上,原也没有什么“科班出身”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