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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发现的穆旦通讯之一《“蝗灾”》，补足了他的“《回乡记》杂文约10篇”之数。统观这10篇文章，确实兼具通讯与杂文的两重特性，再联系诗人稍后的诗作，则可以体会到穆旦脱离军职而“再次还乡”的思想脉络。

关键词：穆旦；还乡记；通讯；杂文

杂文还是通讯：穆旦的“还乡记”释义

诗人穆旦去世之后，其妹夫刘希武曾经致函穆旦的次子查明传，称抗战胜利后“穆旦随青年军北上北平，一路上他写了《回乡记》杂文约10篇”，“1947年我和他（指穆旦）去北平访问沈从文和冯至两先生，他们都称赞这些文字”。原来诗人穆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还写了10篇杂文？！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线索，很自然地引起了穆旦研究者的关注。于是一些有心者开始寻找穆旦的系列杂文《回乡记》，但可惜长期找不到踪迹。直到2010年陈越才在《独立周报》上找到了穆旦的4篇《还乡记》——《从昆明到长沙——还乡记》《岁暮的武汉》《从汉口到北平》《回到北平》，始知所谓穆旦的杂文《回乡记》，乃是重新从军的记者查良铮北返途中的系列通讯报道。在陈越的可喜收获之后，杨新宇又在《大公晚报》上找到了《从长沙到武汉——还乡记之二》，同时杨新宇还发现了穆旦的1篇散文《怀念昆明》，此篇写于东北、发表于1946年7月14日昆明《中央日报》。差不多同时，司真真也在《世界晨报》上找到了穆旦的另外2篇通讯——《北京城垃圾堆》和《初看沈阳》（此2篇后来重刊于《中央日报》），并发现了同样刊载在《世界晨报》上的《重访清华园》——这3篇其实也是作为记者的查良铮的通讯报道。统观以上9篇文字，它们都是穆旦作为随军记者从西南北返直至抵达东北一路上的见闻、观感和回忆，统以特约记者的通讯报道形式刊发在各种报刊上，其中好几篇都有“还乡记”的副题，这显然是刘希武回忆中所谓“《回乡记》杂文约10篇”的由来，由于它们也确实表达了穆旦对战后中国社会的观察和分析，所以称这些通讯为批判性的“杂文”亦未尝不可。不待说，这些通讯或杂文对理解穆旦这一时期的社会视野和思想状况是很有意义的。沈从文和冯至称许穆旦的这些文字，真是良有以也。

刘希武在回忆中把穆旦的这些通讯感想文字统名为“《回乡记》”（穆旦自己用的是“还乡记”之名），乃是举其著者以概其余的方便说法，今日其实不必拘泥它们是否与“还乡”有关来定归属，至于刘希武说它们是“杂文”而非通讯报道，这可能暗含着掩饰穆旦抗战后以国军军官兼记者的特殊身份奔赴内战前线之意吧。可以确信，作为穆旦在远征军战友的刘希武，当年读了穆旦的这一系列通讯报道或杂文之后一定记忆深刻，多年后还记得“约10篇”之数，这应该是基于深刻的阅读记忆而并非随口之谈。如上所述，这些通讯或“杂文”已发现了9篇，距“10篇”之数只差1篇了。而笔者最近发现的穆旦写于此次途中的另一篇通讯《“蝗灾”》，恰可凑足穆旦的“《回乡记》杂文约10篇”之数目。

一篇被遗漏的“还乡记”和穆旦的“再还乡”

十年前翻阅1946年5月号的《中坚》杂志, 看到那上面有一篇文章说：“在三月八日的《世界晨报》上,读到沈从文先生一篇文章,题为《人的重造》。”于是追踪到《世界晨报》，由此发现了沈从文的几篇佚文，但当时的翻阅也仅限于沈从文的文字，而未能细检全报。最近，又一次翻阅民国报刊数据库里的《世界晨报》，逐日看下去，乃在1946年3月9日《世界晨报》的第二版上读到了穆旦的一篇题为《“蝗灾”》的通讯，编者在本版开头特意标明此文为“北平通讯”，显见得此文正是穆旦北返途中所写的通讯报道之一，理应属于《还乡记》系列通讯之列。此前的几位热心追寻《还乡记》的学者之所以对此篇交臂失之，很可能因为大家都习惯于通过民国报刊数据库来检索“查良铮”，然后按图索骥，但这个数据库恰恰遗漏了此篇的作者“查良铮”，如不逐日细检报纸各版，就会疏漏“查良铮”的这篇通讯的。

现在就把这篇遗漏的穆旦北返途中的通讯校录如下，供研究者参考——

“蝗灾”

回到北平来二十多天了，亲戚朋友见了不少。一坐下，一交谈，先要叹口气才说出口来的接收人员的虐政，北平人称之为“蝗灾”。

我听到的故事大致是：大量收购市场存货，提高物价；前门贴封条，后门私运东西；XXX捧坤伶，买黄金；XXX收了第三房姨太太等等；这是一类到处风行的传说。还有一类则是各机关小公务员失业的故事，接收大员来到了，旧用人员一概取消职务，然后再由亲友介绍留用，有的则请客送礼找关系，结果每个机关仍是半数以上的旧人，可全经过了新的“核定”。伪府时期的局长，现在仍可做局长，过去发了财的，现在活动得更有效果，站得更稳。只是未经“核定”的小公务员一家数口临于绝境者很多。

北平本来是小有产者的城市，一般市民，在沦陷时期得到适当的配给，赖以维持，可是自中央接收以后，物资囤积于官，办理拖延紊乱，反而数月未得任何配给。现在食粮要开始发给高粱黑豆了；可是市民说：“日本在时，把我们待如猪狗，我们还有大米白面的按月配给；现在中央要给我们黑豆吃，日本存在北平的大批白面不知都到甚么地方去了！”这样怨愤的口吻，自洋车夫以至坐洋车的人，都是一致。（按，黑豆为猪食。）

北平的外表，若看看长安街，前门，王府井一带，仿佛上很新，骨子里可是太旧了。抗战时期，留在北平的旧官僚很多，抗战胜利后，一群中小奸伪复自伪满和南方纷纷逃来。所以，现在在北平，每一家里你都可以看到那骑在少年颈上的“尊长”，他们还在维系着封建余风，气焰依然。大后方的八年中，我们已很难闻到那些腐朽的尸气；可是在这里，就又全是老年人的天地。我回来后，每到一家，总要先去应付老年人，他们的脑中在过去是念念不忘着皇清恩泽，而现在则殷殷以我们是否“荣归”为问——一见之下，就问我得有奖章没有。我摇摇头，他们就大失所望了。

青年人怎样呢？北平和天津的租界，向为“遗少”和“协恶少”的蜂窠。以我的一般亲友言，这一类竟要占有四分之一以上。他们都是所谓“世家”的子弟，不是吸了鸦片烟海洛英，就是以捧戏子，入舞场为日常生活。算是较好一点的，娶妻抱孩子，找一个职业安定下来，或者“守业”，或者兼做些生意，就已可以得到“好评”了。此外，较好的还是在敌伪主持下的学校里的学生，他们大多是有志青年，一样也知道热心向上，然而八年来，因为环境的感染，也总不免缺少了青春泼剌的勇气。因此，有些新来北平的朋友笑着对我说，“我要在北平的找一个女孩子！”我问，“你觉得这里的女孩子怎样？”回答往往是“这里的好，她们没有大后方的那么撒野，那么难应付。”——然而，想想罢！这难道真是值得的赞美？

（查良铮二月二十日）

看得出来，《“蝗灾”》显然兼有通讯和杂文的特点：一方面，它如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带给沦陷区北平的“劫收”之难，他们就仿佛“蝗灾”一样横扫了北平的老百姓和公务员，如此报道显现出一个记者的良知与勇气；另一方面也连带着批判北平最有代表性的旧官僚阶层生活状态的落后腐朽及市民中比较普遍的文化保守气息，彰显出杂文般的社会文化批判意味。事实上，从1945年年末到1946年春天所写的10篇“《还乡记》”，都兼具通讯和杂文的特点。

无须讳言，当穆旦应老上司罗又伦的邀请再次从军、不远万里去接收东北的时候，他对国民党和国家的前途是不无幻想的，但一路北上的见闻和观察逐渐擦亮了他的眼睛，随后在东北又亲眼目睹了国民党仗恃武力试图重开内战，这让他深为痛心、很快警醒了。到1947年的秋冬之际，穆旦发现他所参与接收的东北已变成内战的前线，于是身处内战前线的穆旦并非偶然地写了两首诗，诗的题目特别醒目而引人注目。一首是悲愤交加的《暴力》——

从一个民族的勃起

到一片土地的灰烬,

从历史的不公平的开始

到它反复无终的终极：

每一步都是他的火焰。

从真理的赤裸的生命

到人们憎恨它是谎骗，

从爱情的微笑的花朵

到它的果实的宣言：

每一开口都露出你的牙齿。

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

到文明的精密的计算,

从我们生命价值的推翻

到建立和再建立：

最得信任的仍是你的铁掌。

从我们今日的梦魇

到明日的难产的天堂,

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

直到他的不甘心的死亡，

一切遗传你的形象。

另一首则是明心见性的《我想要走》——

我想要走，走出这曲折的地方,

曲折如同空中电波每日的谎言,

和神气十足的残酷一再的呼喊，

从中心麻木到我的五官；

我想要离开这普遍的模仿,

这八小时的旋转和空虚的眼,

因为当恐惧扬起它的鞭子，

这么多罪恶我要洗消我的冤枉。

我想要走出这地方，然而却反抗：

一颗被绞痛的心当它知道脱逃，

它是已经买到了沉睡的敌情，

和这一片土地的曲折的伤痕；

我想要走，但我的钱还没有花完,

有这么多高楼还拉着我赌博,

有这么多无耻就要现原形，

我想要走，但等花完我的心愿。

按，1947年8月穆旦所编《新报》被封，9月结束报务的穆旦决意离开东北，大概在10月间“再还乡”重回北平。以上两诗首发于1947年11月22日天津《益世报》，随后两次重刊。不难看出，这两首诗其实是穆旦诀别战场之作，它们指陈是非、明心见性，反映出穆旦一路观察的最终判断和不断思考的最后结论，是诗人觉醒的宣言书和激愤的抗议诗。

《拉丁亚美利加之透视》：“慕旦”的译文及其他

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局部战争后来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自然也需要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以互通声气、相互支援。穆旦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译介工作。如司真真就发掘出穆旦在《联合画报》上发表的4篇国际资讯译文《武器可以决胜吗？》《格陵兰鸟瞰》《美国人眼中的战时德国》《法国的地下武力》等，这几篇译文集中发表在1944年3—6月间。

其实，穆旦的国际资讯译介工作，至迟从1942年就开始了，如长篇译文《拉丁亚美利加之透视》就出自穆旦之手。该文是英国R.A.Humphreys博士所作，原文甚长，分为“一个广大丰富的三角形”“人种的大镕炉”“西班牙帝国”“独立之成功”“一个欧人之发展区域”“新国的作风”“墨西哥革命”“各国之经济发展”“拉丁亚美利加和美国”“结论”十个小节，比较详细底介绍了这片新大陆的历史和独立建国后的新发展对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意义。穆旦的译文分上下篇连载于《改进》杂志第6卷第8号和第9号，分别于1942年10月1日和11月1日出刊。查《穆旦译文集》未收此文，近年发掘的穆旦佚文译文，似乎也尚未及之，只是此篇译文的译者署名“慕旦”，他究竟是否“穆旦”，还需要一点考证。

按，“慕旦”原是查良铮（穆旦）早年在清华读书时期用过的笔名。2006年初版的《穆旦诗文集》曾经收集了署名“慕旦”的穆旦诗作《玫瑰的故事》《更夫》以及《古墙》，并得到穆旦同窗好友王佐良先生确认“慕旦”即是穆旦；2007年陈越又在《清华副刊》上发掘出署名“慕旦”的三篇诗文《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山道上的夜——九月十日记游》《生活的一页》，此后宫立又发现了“慕旦”在《清华副刊》上发表的另一篇短文《这是合理的制度吗？》。这些署名“慕旦”的诗文，都确属穆旦之所作，但它们都是穆旦早年的作品，此后似乎不再见到穆旦用“慕旦”的笔名发表文字了，所以易彬在《穆旦年谱》里解释说：“此笔名也应是取‘木旦’谐音，仅早年用过数次，后不再用。”

其实，穆旦在此后还用过“慕旦”这个笔名，如长篇译文《拉丁亚美利加之透视》发表至于1942年10-11月间，就仍然署名“慕旦”。这个“慕旦”译介国际资讯的旨趣，与稍后署名“穆旦”的4篇国际资讯译文——《武器可以决胜吗？》《格陵兰鸟瞰》《美国人眼中的战时德国》《法国的地下武力》——之旨趣完全一致，并且都发表在大后方的严肃刊物上。尤其是发表《拉丁亚美利加之透视》的《改进》杂志，乃是由进步文化人黎烈文主编、在福建永安出版的，其编撰阵容强大、办刊宗旨严肃，而在那时的大后方文化界也并无第二个“慕旦”，则在《改进》杂志上发译文《拉丁亚美利加之透视》的“慕旦”，当是诗人穆旦无疑——当此篇译文发表之时，穆旦正随中国远征军撤退至印度休养，则此文或当是穆旦参军之前或之初的译作吧。

当然，中国这么大，保不齐还有第二个弄笔杆子的“慕旦”。事实上，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就有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慕旦”，他在上海的《国风》三日刊、《沪江大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过诗文。看他的作品颇为浪漫感伤，因为他就是沪江大学的年轻学子，与作为清华大学高材生的“慕旦”和现代派诗人穆旦显然不是一回事。这儿顺便说说，免得弄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