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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好的童话也是成年人的知己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2020年10月11日07:24
关键词:舒晋瑜 童话 宗璞

宗璞和父亲冯友兰

宗璞,1928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有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中短篇小说《红豆》《三生石》,散文《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等。其中,《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尽管刚刚做过一次手术,92岁的宗璞精神很好,面前的桌上正摆着几本童话——为了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宗璞又找出了自己创作的童话重读,并有了些许新的发现和体悟。

从1956年至今,宗璞读童话,写童话,未泯的童心一直爱着童话。

她早年的童话,如《寻月记》《湖底山村》《花的话》等,写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那时,她常想的是童话对小读者的教育作用,如何用童话反映社会主义建设。1978年重新提笔后,在写小说的同时,她也常考虑如何继续写童话。她仍注意童话的教育作用,但不再只想到孩子,她觉得童话不仅表现孩子的无拘无束的幻想,也应表现成年人对人生的体验,为成年人所爱读。如果说,小说是反映社会的一幅画卷,童话就是反映人生的一首歌。那曲调应是优美的,歌词应是充满哲理的。

宗璞说:“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旅途中难免尘沙满面,也许有时需要让想象的灵风吹一吹,在想象的泉水里浸一浸,那就让我们读一读童话吧!”

直至年过鲐背,宗璞还和小时候一样喜爱着童话。她常戏称自己返老还童,这是指她因中风饮食起居均需人照顾呢,还是指像幼时餐后要吃一颗糖?我想,更多的是因为她喜欢幻想,喜欢读想象丰富的作品吧。

是的,读童话除了傻劲,还需要一点童心,一点天真烂漫。把明明是幻想的世界当真。每个正常的成年人其实都该多一点未泯的童心,使生活更有趣更美好。用这点童心读童话,童话也可帮助这点童心不泯。所以,宗璞说,也许因为自己有那么一点傻劲和天真,便很喜欢童话,爱读,也学着写,“数量不多,质量也差,兴趣却浓,有机会便要谈论……”

于是8月底,我们便约了这么一次“机会”,谈论童话。

中华读书报:《鲁鲁》等童话特别感人,所有的形象都是生动鲜活的。您最早从什么时候写童话?为什么喜欢写童话?

宗璞:我的第一本童话就是1956年写的《寻月记》。那个时候我在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每天下了班以后写作。有的时候出去看戏,看戏回来十二点多也要写一点。写完后我给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的责编叫刘重,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写得也很不成熟,不过那时候有很多想法。

我有一次答记者问,谈到为什么写童话。我觉得不写童话,就对不起眼前光怪陆离的现象。写童话让人觉得不是这个世界。

很多人把《鲁鲁》列在童话里,其实《鲁鲁》不是童话。鲁鲁是真实存在的狗,故事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实际发生的。姐姐走失了,鲁鲁去找姐姐,只有这个是虚构的,是小说允许的虚构。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童话,如《冰的画》(1983)、《遗失了的铜钥匙》(1988),相对来说,散文性强于故事性,好像您在童话创作上并不是特别注重文体,而更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表达?

宗璞:我写童话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想好了我要写散文式的还是故事性的。写出来界限就不一定分得那么清晰。写童话也是想表达更多的东西,怎么顺就怎么写。

中华读书报:从童话中看得出来,您对所有的生命充满了爱。

宗璞:这是真的。我是拟人化的写法,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像是有生命。

中华读书报:《书魂》(1980)特别有趣:一个小女孩进入书的世界,各式各样的书有各自不同的灵魂,生动极了!在写童话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小女孩?或者干脆自己就是书的灵魂?

宗璞: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识。每本书有它自己的灵魂,这个大家都承认。它们总会找到自己的地位。可是也不尽然。就看整个社会的变化。有些好书是被埋没的,找也找不着;有些不怎么有价值的书反而得到很好的待遇。造成这种现象,不是出版人的问题,是读者的问题,是整个社会水平的问题。因为有这些感想,我写了这个童话。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一点都不过时,这个现象在当下的出版界仍然存在,现在看还是很有价值。

宗璞:你看得很清楚。我是1980年写的,40年了,这故事还有它的生命力。

中华读书报:您的《贝叶》(1980年)融合了中国民间故事风格和西方童话,英勇的中国小姑娘和恶龙斗争,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构思?

宗璞:《贝叶》是一种试探性的写作,想尝试从民间传说取得营养。这和改编、整理不同,写得好了,并不留痕迹。安徒生的一些童话也来源于民间故事,他和格林兄弟的记录整理显然不同。

小说反映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并不只是作者一个人的,只是他一个人画出来而已;童话的幻想也可以集中许多人的想象,只不过是作者一个人唱出来罢了。从民间故事吸取营养,是写作童话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不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年在承德的一座庙里,我看到有虾头、鱼头和人身的画像,我忘了是不是有解说——好像也没有解说。回来就写了《贝叶》。起先我不太喜欢这篇童话,觉得这个画面想起来有点凶恶,有点恐怖。这回你要来采访,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并不恐怖,而是有很大的安慰。因为孩子还是有头了。

中华读书报:很多作品在不同的时期看,都有不同的意义。

宗璞:《贝叶》的画面有些是很悲壮的,尤其是贝叶最后为了大家牺牲,自己的头发成为燃烧的火焰,把自己烧没了。社会上本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袁崇焕、谭嗣同……我写贝叶也是心有所感。这个女孩应该很漂亮,火焰顶在头上,而且故事很有戏剧性,我想应该很适合做卡通片——我的一些童话戏剧性不够,比较抒情。《书魂》《鲁鲁》《紫薇童子》,都很适合做卡通,更可以拍电影。好几次有人来谈《鲁鲁》改编电影的事情,我自己还写了剧本,这些人后来都不见了。

中华读书报:应该找机会推荐一下,这么好的本子,如果不被更多的小朋友认识,会是很大的遗憾。您的作品中更丰富的美和内涵,还需要多种形式的挖掘和表现。您的作品中被改编的多吗?

宗璞:我曾经“妄想”,把《三生石》写成歌剧,里面的角色正好有男低音、男高音、女中音、女高音可以组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作曲家的青睐。词家王健曾经试想从《三生石》做一个歌剧脚本,也没有实现。

《野葫芦引》也是一直有人要拍电视剧,前些年真的签了约,导演叫何静,她非常热爱小说,而且很有水平,非常热诚。可是客观环境太困难了,只有不了了之。我的小说不大注意戏剧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总鳍鱼的故事》(1983)是一篇很有意思的科普文章。在写作之前,您是不是也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才得以向读者传达那么准确生动的故事?

宗璞:我没有特别想研究童话,只是喜欢。《总鳍鱼的故事》童话的气氛比较少,更倾向科普,内容都是实在的,我必须弄清楚。当时我住在燕南园,和生物系沈同教授是邻居,我常去他那里请教,他也很愿意谈,给我很多帮助。所以童话中科学的内容还是很准确的,有科学的框框,童话的想象好像没有充分展开。

童话就是放飞思想,不管怎么放飞不能违反科学,不能违反事实。许多原来属于幻想的事物,已经由科学实现了。如千里眼、顺风耳,如一筋斗十万八千里。人类童年时期已经过去,童年时期的想象也已经过去,但幻想是不能穷竭的。

现在小学生学语文辅导书很多,我收到好几套不同的出版社出的辅导书,其中有一部着重选载童话,第一篇选的是安徒生的《夜莺》,第二篇是我的《花的话》,我当然知道这并不说明我有多高明,但仍傻乎乎高兴了一阵子。我还在小学生语文辅导书里看到了郭沫若的诗。我觉得很好。其中一句,他问阿波罗:“你二十世纪底阿波罗/你也改乘了摩托车吗/我想做个你的助手,你肯同意吗?”很有想象力。

中华读书报:但是也有一些童话,融入了成年人的人生感悟和生命思考。能谈谈您在童话创作上的追求吗?

宗璞:我认为童话不光是小孩的东西,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成年人的知己》,就是说小孩读童话,他的所得和大人读童话的所得是不一样的。比如《海的女儿》。好的作品如同放在高处的珍品,幼年时也可见其瑰丽,却只能在人生的阶梯上登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打开那蕴藏奥秘的门。童话是每个人童年的好伴侣,真正好的童话,也是成年人的知己。

《书魂》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许多年前我曾经收到一位看懂了、而且感动了的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的十多幅为《书魂》作的连环图。

中华读书报:读您的童话像读诗一样享受。您的语言凝练又有节奏,同时具有画面感。《湖底山村》《花的话》《吊竹兰和蜡笔盒》《露珠儿和蔷薇花》等作品以抒发情感为主,淡化故事情节,既有诗意的语言,也有诗意的生命状态。诗意是您的童话特点之一吗?

宗璞:可以说是,诗意很奇怪。是不知不觉就在那儿的。从来没想到要写出诗意。可能要是刻意去写诗意,它反而跑了。

中华读书报:您的童话写作并没有间断,一直断断续续地写。您的这些童话,其实题材种类都特别多。您有没有回顾或者总结自己的童话创作?

宗璞:我脑子里还有几个想法没有写出来,也许就不写了。比如蒲公英,风一吹就飞得很高,可以坐着蒲公英旅行;有一种花叫铃兰,开花时花瓣中有一个小铃铛,我想它们会叮叮当当合奏一首好听的曲调。我写过一个《铁铃铛》。这个花铃铛我也要写一写。不知还有多少力气。

中华读书报:有些作家,相比他们的成人文学,儿童文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比起《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张天翼恐怕更热衷于《华威先生》,叶圣陶的《稻草人》也难敌《倪焕之》。对于您来说,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创作心态和作品,有哪些不同?

宗璞:我自然是有点不同,可是很难知道是怎么样的不同。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很多纯文学作家介入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各有原因。但是在有限的视野中,发现平时总“端着”的作家,写出来的儿童文学也很生硬造作,而有童心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趣味盎然,让人爱不释手。以您的经验,写好儿童文学,需要具备哪些因素?

宗璞:老实说,写作是要一点天赋的。这其实和别的行业一样,就是对自己的工作特别有兴趣,欲罢不能。首先要有真性情,不要端着,不要有雕琢的痕迹。

父亲曾经给我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写了序。他在序言里说,作家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酿造成“有字人书”。还有一个是要读书,读书一定要化入血肉之中,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如果写出来的是从这儿抄一句、从那儿抄一句,就不行了。我想,文学创作还是要有一点天赋,打鸭子上架不行。

天赋首先就表现在兴趣,吴冠中说:“能成为画家,就在于他无论碰到什么困难还是坚持画,好像一棵草冒出来小芽,你就是拿热水浇它也还是活了,坚持要画。”这就是天赋,大概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是,兴趣是一方面,一个自由的环境是另一方面,缺一不可。如果这勇敢的幼芽生长在柏油马路下,就怎么也出不了头。

中华读书报:写童话给您带来了什么?

宗璞:我觉得挺高兴。这回我又大致看了一遍自己的《童话》,在阅读中我感到一种安慰。也许隔些时候我会再读,再隔些时候还要读。我写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收获。

中华读书报:您关注网络文学吗?网络作家每日更新成千上万字,年收入上亿。这样的作家在中国不算少数。您愿意对年轻的作家们说点什么?

宗璞:非常抱歉,因为我的眼睛已废,从来不能看网络上的小说,没有发言权。我有一个印象,这些年轻人的网名都很潇洒浪漫。

中华读书报:知道您视力不好,想必手机和网络对您来说都利用率不高吧?但是我也揣测,您是一位“时髦”的老人,如果视力不存在问题,微信呀,微博呀,是否也都会使用?您如何看待新媒体等新生事物?

宗璞:我虽然视力不好,电脑、手机却都在使用。有专人照顾我,帮助我。我不时髦,但我很看中新生事物,我要学习。我永远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