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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600年故宫 5000年文化
来源:解放日报 | 王 一  2020年10月10日07:12

祝勇

《故宫六百年》祝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回望故宫目光要超越六百年

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

读书周刊:从2014年开始动笔,《故宫六百年》写了将近5年,可谓是个大工程。您曾说,写紫禁城与建紫禁城在有些地方极为相似,具体来说有哪些相似之处?

祝勇:这本书我写了5年,但真正集中写作是三年半左右,跟建紫禁城的时间基本一样。当然人家说紫禁城那么大一个工程都建完了,你只是写一本书。但是紫禁城是多少万人同时在建,而这本书完全是我一个人,一边写一边查资料。它同样需要耐心,需要经验,更需要时间,可以说我是用文字重温了一次紫禁城建成的过程。

读书周刊:除了《故宫六百年》,您对故宫的书写可以构成一个大系列——《纸上的故宫》《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都是近年的畅销之作。您想通过文字,让读者看到怎样的故宫?

祝勇:故宫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王朝政治意义上的故宫;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现在不管是书籍还是影视剧,比较多的是从王朝政治意义上去观察故宫。这是一个视角,但是远远不够,因为这里除了故宫还是博物院。

故宫里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有阴阳、五行,回望故宫,目光要超过六百年,因为它是五千年的精华,非常多元并丰富。我出的《故宫六百年》,也超越了六百年,比如1420年朱棣为什么建成故宫?为什么要在北京定都?不管你怎么讲,六百年都装不下这些。

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有186万件文物,从陶器、玉器,一直到当代的作品,体现了中华文明是没有断流的文化,这从故宫里是能找到物证的。

我写了这么多关于故宫的书,着眼的都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写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大家会很奇怪,苏东坡是宋代的,为什么要在故宫寻找他?实际上,故宫收藏了苏东坡的墨稿、他的一些书法作品,还有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黄庭坚的作品。今年秋天,故宫也要举办苏东坡大展,所以从文化意义上去挖掘故宫的内涵非常重要。

读书周刊:很多人认为,您写故宫的最大特点,是用文学的方式来描述它。

祝勇:确实,我的写作风格偏向文学,不过我虽然用文学的写法,但都从真实的史料出发,不存在演绎和想象。此外,我书中的细节特别多,我希望能真实地体现人物的性格和历史的状态。

紫禁城够大,六百年太长。面对这座凝结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之城,走进这座容纳了无数的人与事的故宫,人的话语容易显得无力,乃至失语。一个人的生命丢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我必须穿越层层叠叠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来。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

我一直认为故宫这些文明的遗物是有感情的,有生命力的,过去的文物都凝结了当时人的情感,对生命的寄托和塑造。就比如苏东坡写《寒食帖》,1082年的寒食节,苏轼前途未卜,穷困潦倒,被贬官第三年了。苏东坡那一天肯定很伤心,很自责,很无助。想写两首诗,拿起笔,写下了这个帖,这就是他情感的迸发。所以我看这些文物首先不是看它们在历史上的意义或从审美角度去评价,而是关注创作者的情感,和与他们能产生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可以跨时空的。文物是载体,能够实现我们和古人的对话,这是我写这么多年故宫,我的最初用意和最想表达的。

读书周刊:这样的对话就是我们了解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的那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祝勇:写历史就是要了解中国人的内心和中国历史的本质,我觉得比较好的历史书写是要深入浅出,有很浅的层面,生动好读;也有深的层面,有作者自己的思考。中国人写历史,以《二十四史》为代表,还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在里面的,不是纯粹地写历史,实际上就没有纯粹的客观历史,这背后还是有个人的判断。这些判断和我们当下的价值观都是有关联的、相衔接的。

每个人物都试图影响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这个宫殿里的掌权者,他们希望能够引领他们的时代,同时他们也被那个时代所控制。我们也是将来的历史人物,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说了一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在这样一个参照系里,它会为我们文明的走向提供一些参照。

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

紫禁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读书周刊:2002年,您到故宫工作前就写完了《旧宫殿》,从那时写到现在,写了故宫18年。在您看来,故宫意味着什么?

祝勇:其实,我也总在想,故宫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紫禁城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憧憧,魑魅交替,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

读书周刊:您曾说,紫禁城有墙,但紫禁城又是没有边际的。

祝勇:简单说,紫禁城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围有城墙,在它的内部,有办公场所(三大殿、养心殿等),有家属宿舍(东西六宫等),有宗教设施(梵华楼等),有水利工程(内金水河等),有图书馆(昭仁殿等),有学校(上书房等),有医院(太医院等),有工厂(造办处等),有花园(御花园等),除了没有市场,紫禁城几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紫禁城里又是有市场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忠诚、信仰、仁义、道德,都可以标价出卖,这些交易在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

在这个物质空间里,也容纳着各色人等,包括皇帝、后妃、太监、文臣、武士、医生、老师(皇帝及皇子的讲官)、厨师、匠人等等,他们在各种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纵连横,沆瀣一气,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紫禁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是物质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个社会,是世界的模型,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紫禁城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生命体,犹如一株老树,自种子落地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生长。

所有的事物都涵盖了故宫是写不完的

故宫里面这种文化的气脉特别养人,它在养你,无形之中就会形成故宫人自己内心的修养和外在的气质

读书周刊:用文字书写故宫,是否也让您重新认识了故宫?

祝勇:最初,在我心里,封建帝制是非人性的,故宫又是封建帝制的大本营,因此在这座城里,每一个人都受着非人性的戕害,甚至连皇帝本人都不例外。所以,我写的《旧宫殿》就是一部血淋淋的书,充满了残酷和暴力。而这种戕害的最大牺牲品,就是太监。一个孩子阉割进宫,这个孩子进宫那一天,刚好是宣统皇帝退位那一天,中国从此不再有皇帝。我写的这个孩子的身上,凝聚了太多人的命运。

但通过无数次走进故宫、体悟故宫,再到后来的书写故宫,我发现,我的认知在发生奇妙变化,故宫不只是封建帝制的大本营,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它凝聚了我们民族对美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耳濡目染都是历代的艺术家、能工巧匠们呕心沥血做出来的精品,虽然隔着几百年的时光见不到他们本人,但这些东西会不知不觉把它的精气神注入你的内心。故宫里面这种文化的气脉特别养人,它在养你,无形之中就会形成故宫人自己内心的修养和外在的气质。

读书周刊:你多年来一直在写故宫,情感上的动力是什么?

祝勇:我特别喜欢故宫,我就想深入地了解它,不想只有一知半解,然而知道得越多,就发现自己知道得越少,你只能不断地再去了解,好像是一个远行者,已经完全为当下的景物所着迷了。可能走得太远,就忘了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出发了。

其实我有这样的想法——有朝一日写至少一部两部跟故宫没关系的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想写的关于故宫的书还没写完,还有进一步想说的东西,其他都顾不上。我倒不担心这个范围太狭窄,因为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从中国到外国,所有的事物故宫里面都涵盖了,所以我觉得故宫是写不完的。

读书周刊:故宫里的现代人,也是您在《故宫六百年》中经常提到的,这些人如何影响了您?

祝勇:他们身上有特别令我感佩的东西。比如,我写到了庄严先生,他瘦小枯干,手无缚鸡之力,在抗战时期为了保存故宫文物,带着故宫文物南迁,他和老院长马衡先生,最关注的文物之一就是那十件石鼓。石鼓非常重,一个就有一两吨重,但它很有象征性,这就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古物。

故宫有动起来、活起来的一面,也有静的一面。我们的专家、学者、修复师们,择一事,终一生,他们的心是那样的沉静,红墙外的喧嚣好像都与他们无关,这是故宫最令我感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