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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勇:文学是片自由思维、自由表达的净土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 赵晨琰  本报记者 谢宛霏  2020年09月30日06:39

陈佳勇,1981年出生,1999年以一篇《来自沈庄的报告》获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保送北京大学。现任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随笔集《所谓青年》《在北大散步:胡四的故事》等。

提起新概念作文大赛,很多人会脱口而出韩寒、郭敬明的名字,但若时间拨回到2001年,陈佳勇才是当年媒体竞相报道的宠儿: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得主,“一篇作文进北大”的神话,让这个青年人的名字走进了文坛。获奖作品《来自沈庄的报告》,被铁凝评价为“用超越作者年龄的文化批判目光,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的阅读视野,也拉近了我和这一代青年的距离。”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陈佳勇做过记者,又任职于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副总裁。如今,阔别文学17年的陈佳勇,带着长篇小说《老板不见了》再次回归,他说,“文学是片自由思维、自由表达的净土”,而写作这本小说,也是在某种意义上与过去的自己做了一次彻底的决裂。

寻找内心的平衡,这是一个永恒的写作主题

问:很多人知道你的名字都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开始的,那时你就已经在文学上展露出天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开始尝试写作的呢?

陈佳勇:我读初一时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始于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之后各种散文、随笔、小说较频繁地发表在各个报刊,大学期间还出版了两本个人著作。而当时的“被人知晓”“被人关注”,源头还是1999年7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作文上大学》报道,那篇报道一下子点燃了全国对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关注,也引起了公众对于那一批“文学少年”的热议。

问:在“一篇文章进北大”之后,北大中文系就读的四年中你收获了什么写作上的裨益,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陈佳勇:在北大中文系的四年本科就读,最大的意义在于人文视野的开拓,并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这对于我个人价值观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也培养了我相对客观、理性的思维习惯。这样的思维习惯,虽然后面没有用在学术道路上,但对于我踏入社会后处理各类社会事务、职场事务,仍是十分有帮助的。

问:你也做过记者、电影人、投资人等职业,在这些职业身份的转变中,你是如何选择和平衡的,这些生活阅历又给你的小说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陈佳勇:刚才讲到的那个相对客观、理性的思维习惯,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会帮助我尽快地厘清周边的复杂局面,适应社会角色,但一旦进入到一个稳定期,这个思维习惯也会限制我在商业上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你的“商业欲望”不够强烈,主观意志和创业激情的“缺失”,也会阻碍我管理的企业不够“进取”,过分“求稳”,事业格局也不大。

当然,面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时候,这个思维习惯,又会让人体验到它相对比较正向的意义。而在这些起伏和反思中,无形中却收获了大量的生活体验,是一般写作者所无法体会到的,简单说来,就是在动荡中努力寻找内心的平衡,这是一个永恒的写作主题,有说不尽的故事。

最优秀的作家,可以窝在一个小小的墙角写出整个世界的宏伟

问:你曾说《老板不见了》这本小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场上尔虞我诈、小人物走上巅峰的商战作品,而是关于形形色色的人,在商海浮沉中找到自己、找到人性的故事,你是怎么通过小说去表现你追求的这个精神内核的呢?在你看来,在写法上这本小说和别的商战小说是怎么区分开的?

陈佳勇:小说故事呈现的是虚构的世界,最优秀的作家,可以窝在一个小小的墙角写出整个世界的宏伟。但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而言,尤其是现在互联网影响下的这好几代人而言,我们太沉浸于那个虚构臆想的世界了,如果你仔细看身边的那些故事,深度挖掘的话,其实有很多可以书写的内容。我们的写作者,也不能全都窝在墙角里写世界,有很多故事题材,是可以用一种偏“写实”的手法,用虚构的“故事内容”叠加真实的“故事背景”,进行写作手法上的突破。《老板不见了》的故事线是贴着时间轴走的,看似在讲各种财经新闻事件,里面确实也有迹可循,但是,核心的人物与故事,我都做了技术处理,我要的就是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若干年后,大家也可以不把它当成小说来看,而是看成2008年金融危机后诸多真实财经事件的某种“文学化描述”。

问: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怎么平衡创作和日常工作的时间?

陈佳勇:2003年大学毕业后,我的文学写作其实就中断了,到了2004年改行从事影视工作后,就彻底绝缘了。这次写作《老板不见了》,更像是一次回归,是通过文字书写找回自我的一次“返乡之旅”。远离写作的这17年里,我偶尔也会写一些“美食小品文”和“哲学思辨文字”,通常都是拿来“解压”,或者拿文字来做“消遣”,就好像一个手艺人,时不时地拿起原来的工具,做件小东西的那种感觉。

通过现实工作的“高压”,来对冲写作瓶颈的“高压”

问:这本小说的写作历时9个月,你是否有遇到瓶颈、写不下去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写作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是如何突破的?

陈佳勇:这次写作《老板不见了》,再用原来的那种“消遣”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在一稿写作的那9个月,因为我没有整块的时间,因此写东西都是在晚上或者出差路上,或者遇到工作压力特别大,必须通过写作来“解压”的时候,干脆一把写痛快。但遇到了好几次瓶颈,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去外地出差,去处理我工作上最难处理的一些事情,通过现实工作的“高压”来对冲写作瓶颈的“高压”,达到一种平衡。这个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在二稿写作的两个半月里,也发生了好几次,让我意识到写长篇小说确实特别艰难。

问:在这本书的后记你写道,“从自身而言,也到了非写不可的阶段”,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开始写作这本书呢?

陈佳勇:这篇后记是今年疫情期间写的,那个时间节点,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最紧张、最焦虑的时候,所以,后记里也确实有许多反思。我大学毕业后,整整17年的职场生涯,《老板不见了》就像是一次系统的梳理和回顾,读者朋友们可以看到最早一批80后人到四十后的一种心态。但这篇后记,等于是现在的我和前面17年的我,做了一次彻底的决裂。某种程度上,《老板不见了》是一部“反思之作”,面上写的是各种“光怪陆离”,内里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在反思,这些“光怪陆离”究竟值不值得我们继续去追逐?这次疫情,诸事停顿之际,这个思考特别直接,也特别及时。

问:你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天赋、努力、社会阅历和想象力这些因素哪个更加重要?

陈佳勇:过去写小文章的时候,觉得个人趣味、文字技巧这两点最重要,这次写长篇小说,明白一个事,就是写作者能否展开自己的内心,真实地和这个世界进行对话,这点最重要。当然,如果一个人的阅历不够丰富,观察也不够细致,打开了也是白打开,没用,里面全是一包草,无病呻吟那种,还是别打开了。

问:有人说“好看”这一品质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越来越难得。如何写出一本读者喜欢又“好看”的小说呢?您认为一部小说“好看”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才能写出一部好的小说?

陈佳勇:我觉得一个作者,只要是“用心”去写,而不是一味地用“写作技巧”去写,总体而言,这个作品肯定不会太差。至于“好看”与否,确实很难评价,目前的快生活节奏下,静心阅读的氛围很稀缺。书有好有差,但阅读这件事情本身,肯定不是什么坏事。

问:对你而言,阔别文学、在广阔天地中打拼17年后再回首,你对写作这件事有什么样不同的理解吗?你觉得写作这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陈佳勇:文学是一片自由思维、自由表达的净土,尤其是最近几年,日常工作压力巨大,职业身份积聚越来越浓厚,但个体身份的认知却越来越背离。当年放弃写作的初衷,是为了“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然而,当这些实际的事情庞杂到使人“异化”的时候,有时也会羡慕那些坚持写作、有所作为的朋友们。

远离写作17年后的这次回归,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写完《老板不见了》之后,首先是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局限性”,我终于肯承认,在有些事情上,我确实没有能力,我不是“无所不能”的。其次,《老板不见了》就像是一个分水岭,我和前面17年的自己做了一次“决裂”。等到新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同时也在《当代》杂志上全文发表的时候,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发生了一次“巨变”,从事了16年的影视工作,我彻底放下了,而且断得非常决绝。我也没想到,我自己的职业身份,居然和我的小说名字“神同步”了,书出版了,我这个所谓的“影视公司老板”身份,也真的不见了。但我告诉自己,每一次的清零,每一次的转身,只要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大体上都是不差的。再说了,人都是第一次为人,也只能活一次,成功与否都是相对的,自己和自己和解了,才是真的“岁月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