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新动向｜每个人都应该读出属于自己的张爱玲
张爱玲100：每个人都应该读出属于自己的张爱玲
今年9月30日是张爱玲百年诞辰，多家媒体就此重申和纪念张爱玲，走在最前的是台湾地区两家媒体《联合文学》和《INK印刻文学生活志》（以下简称《印刻》）。
“每个人都应该读出属于自己的张爱玲”，正如《印刻》执行主编蔡俊杰在8月刊的编辑部报告中所言，这或许百年张爱玲的重要主题。《印刻》8月、9月两个月的专题都是“张爱玲100”，《印刻》延请学者文人重释张爱玲，有关注作品，有关注文化症候，有关注历史脉络，等等。《联合文学》以“1912-1949民国女子画报：张爱玲百岁好吃惊”为题，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凸显张爱玲在民国女性群体中的别样。
作家杨照在《张爱玲百年祭》（刊于《印刻》8月刊）中论述了张爱玲的经典性，同时也梳理了张爱玲的阅读史和影响史。杨照以为“从一九二〇到二〇二〇年，这一百年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作者，拥有张爱玲这样的地位。”杨照发现在张爱玲的读者中有很多是作家，“想写作的人会刻意去读张爱玲的小说，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学习如何写小说，有意识地去依随、模仿张爱玲的风格，写出张爱玲式的小说。”张爱玲可谓作家中的作家。
“张爱玲是传奇，张学、张派、祖师奶奶、一代文学女皇，这是正面话，翻过面，那是跟你我一样的肉体凡胎世界。”作家简媜在一文中表示。魏可风考古了张爱玲在信件和日记中所写的疾病，罗列了她的整个疾病史，小到伤寒等小毛病，大到晚年神秘莫测的皮肤病。“一九八三年张爱玲写信给庄信正，说邻居家猫狗的跳蚤传入，下几封信就开始‘跳蚤漂流’了”。有生之年，张爱玲每年都会生上几场病。
编剧蔡天伦在《讨厌张爱玲》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张爱玲又爱又恨的态度。大学毕业旅行时，她看《半生缘》入迷，以至于忘记了周遭和其他事，忘记了所乘的船，她的回忆只剩下“我们回不去了”这句话。这或许便是对于张爱玲的典型态度，“而我，一辈子不敢挑战翻拍张爱玲。她这位细节大师和比喻大师实在太难伺候，不是像我这样的创作者能够应付来的。又或者说，我宁可爱着，讨厌着文字里的张爱玲，也不要让这些脑海中的梦变成真的。不要叫醒我们这些梦游者。”
扎迪·史密斯等作家加入“反抗灭绝”非暴力运动，抗议右翼智囊淡化气候危机
英国时间9月2日，“反抗灭绝”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简称XR）第二天，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英国演员马克·里朗斯 （Mark Rylance）加入“反抗作家”运动（Writers Rebel），督促人们正视气候危机，反对政客们淡化危机的说辞。作家们在图夫顿街55号
作家们在图夫顿街55号
“反抗作家”团体的发言人们堵在图夫顿街（Tufton Street），抗议示威。图夫顿街又称脱欧街，该街的55号是纳税人联盟（TaxPayers' Alliance）、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脱欧中心（Brexit Central）等九大右翼智囊团的集会地。在图夫顿街55号的入口处，被抗议者喷涂上“谎言，谎言，经济和谎言”字样。
在回复《卫报》的采访时，扎迪·史密斯表示，“围绕气候变化这一科学事实的巨大的、难以驾驭的情绪，是由某种比生物羞耻感更深思熟虑的、更外在的东西所推动的。它们不是有机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是被石油公司及其它既得经济利益集团所制造、定制、安排、支付的感情，这些既得经济利益集团为自己的短期利益，牺牲人们的长期未来。这已经不再是个人道德问题了。这是一个腐败政治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政府最高层的谎言。这场基于整个星球的生存的经济剥削，对人类生存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个星球的命运不能由在阴暗的办公室里拿着丰厚报酬的男女们来决定。这个星球属于人类。更准确地说，我们都属于这个星球。”
本次为期十天的“反抗灭绝”运动的支持者，除了现场参与的扎迪·史密斯外，还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美国小说家兼环保人士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华裔英籍作家简电影人郭小橹。郭小橹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悲观观点：“人类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到了人类世的最后阶段，作家们的言论也不再有意义。”她认为人类将会消失，而地球会幸存下来。与此同时，她也认为文学是人类的神话，是需要面向自然的；但在今日，文学没有希望。
阿特伍德在“反抗灭绝”YouTube官方账户的视频中表示，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这并非一个理论，或者一个观点，而是一个事实。为了金钱的利益而否认这一事实，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的灭绝。“还不是很晚，但已经足够晚了”，她说。阿特伍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开始写作反乌托邦小说。
反抗灭绝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非政治的全球组织，成立于2018年5月，它的标志是一个圆形沙漏。它的目标是让人们面对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的现实，也即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Sixth Mass Extinction），做出积极的、富有成效的举措。在2018年成立之初，“反抗灭绝”就设立了自己的目标：（1）号召政府讲真话，对公民宣布气候和生态的紧急状况；（2）号召政府在2025年前制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零；（3）号召政府建立一个有关气候与生态正义的公民大会，并接受公民大会的决策领导；（4）号召政府优先考虑最脆弱的人民和土著人民的主权。其中，第四条是运动扩展至美国时添加的。2018年10月31日，“反抗灭绝”召集约100名学者在伦敦议会广场上发表对英国政府的宣言。随后的11月17日，约6000人封锁了伦敦泰晤士河上的5座主要桥梁，并维持了长达数小时。在当时，这是本世纪英国本土最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2019年，“反抗灭绝”扩展到纽约、开普敦等全球其他地方。
“‘社会契约’已经被打破……因此，绕过政府的不作为和明目张胆的玩忽职守，保卫生命本身，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游行的组织者之一盖尔·布拉德布鲁克（Gail Bradbrook）在2018年就如此表示，“像我们的先辈们一样，占领街道将带来变革。只有这种大规模的经济破坏，才能使政府迅速坐到谈判桌前，讨论我们的诉求。我们准备为我们的未来而冒险。”
在今年7月，《时代周刊》发文指出，“反抗灭绝”运动最有力的战术就是政治动员。经过两年的摸索，这场运动已经深入社区，产生了很大效应。“当安全部队无法控制抗议活动时，政府将更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削减碳排放量，而不是袖手旁观，允许抗议活动继续下去。”曾任绿色和平组织的主任和国际特赦组织的秘书长库米·奈杜也表示，“反抗灭绝”在短时间内用少量资源就取得了相当好的成就。
克劳迪娅·兰金批判种族主义
克劳迪娅·兰金（Claudia Rankine）在新作《只是我们》（Just Us）中，继续她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只是我们》是一本剪贴簿型的作品，囊括了诗歌、网页截图、随笔、历史文献等等类型。更为重要的是，《只是我们》在内容上也是杂糅荟萃的，她将日常叙述和批评叙述交织在一起。“只是我们”取自美国脱口秀演员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名言，“你去那里寻找正义，你所找到的——只有我们。”这句话也是本书的题词。
“对我来说，有色人种的意思是非结构性白人（not structurally white），他们不是机构结构性权力的一部分，这些结构毁灭他者，或剥夺其权利，或驱逐其出境，或通过或消极或激进的立法来消除对某些人群的种族歧视，令白人看不见他者。像希门尼斯·罗曼（Jiménez Román）所说的那样，波多黎各75.8%的波多黎各人都认为自己是白人，是普通白人群体的一员，即使其他人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难题。”兰金在书中表示。
《只是我们》带我们经验弥散在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种族主义，从企业文化，到课堂，再到头发的形态。所谓的种族主义是结构性的，也是偶然的、微妙的。但兰金似乎没有提供给我们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她所做的是呼吁，是关切，是协调，是实践的渴望。在揭示历史和社会的约束和纠缠、身体和个体的差异的同时，兰金建议我们做出协调一致的尝试。美国哲学家、女权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称赞兰金表达了一种罕见的肯定，尽管它是潜在的。
兰金的实践始于2016年的秋天，那时她刚到耶鲁大学任教。她帮助墨西哥人，并将他们和上世纪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亚洲人受到的待遇联系起来。兰金为此承受了很多失败，但也小有收获。《大西洋月刊》称她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她花了十年时间来探索W·E·B·杜波依斯的百年之问，“成为问题本身是什么感觉？”兰金以诗歌的形式作出了回答，“白日里白人的正义的暴力/加倍了白种性的统御/以我们的方式”。这个国家还有很多路要走，在答《卫报》的采访时，兰金表示。
为什么解构白种性如此重要？兰金对《金融时报》解释道：“白人不觉得他们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位置。他们以为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格局……而不是整个文化都是为了帮助他们而设置的。于是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正常的化身。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都处在有别于他们的位置，同时除非你提出质疑，否则每当提出种族问题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在个人层面遭到了攻击，而不明白他们属于一个群体，包括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群体打造了这个等级结构。”
此前在回答《巴黎评论》的采访中，兰金表示，她的家庭成员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好奇心。她回忆起她的小时候的想法，“那么，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吗？这是种族主义吗? ”在异样的文化和历史的境遇下，她发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她对于后代也有很多期待。兰金也相信移民的乐观精神。她不期待白人男性回过头来称赞她对白人男性的批评，“我努力对自己负责，对过程、历史和语言负责，尽我所能”，兰金表示。
兰金生于牙买加，后随家庭移民美国。她在大学追随前任美国桂冠诗人路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学习写作诗歌。2013年，兰金当选美国诗人学院院长。2016年，兰金获得麦克阿瑟奖，她用62.5万美元奖金创办了“种族想象研究所”（Racial Imaginary Institute），其宗旨是“寻找有关种族的不朽真理：这是一个人为发明的概念，却以异常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局限着我们的活动和想象力。”兰金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获奖无数的《公民：美国抒情诗》（ Citizen: An American Lyric）。本书在goodreads网站上收获3万多个评分。像兰金的很多作品一样，《公民》以散文诗的形式探讨了当代美国的种族问题和公民状态，可以说是当代的《自我之歌》。
“作二代”马丁·艾米斯的“生活写作”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新作《内部消息》（Inside Story）是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回忆录。“这本书是关于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读起来不会像小说，”艾米斯在序言中写道，“它更像是有关联的短篇故事的汇编，其中还有散文式的迂让（essayistic detours）。”《内部消息》是基于大约20年前夭折的自传体小说《生活：一部小说》（Life：A Novel）的续写，那时他躺在乌拉圭的海滩，明白了那部小说的破产——“第一次死亡”，他如是说。
小说主人公、艾米斯化名前女友朱莉娅（Julia）在开头抱怨，这是一本由男性撰写的书，他自顾自地继续。艾米斯回溯了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索尔·贝娄、菲利普·拉金、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等人的疾病和死亡，这些人对他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们的死亡，让艾米斯重新写作，或者说重获自由，因为对艾米斯来说，“小说就是自由”。在七十年代，希钦斯和他一起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工作，两人结伴在中午喝酒，进行漫长的谈话。他和他的作家父亲在苏豪区，喝格拉巴酒，说一堆废话。诸如此类。艾米斯还细数了他推崇备至的纳博科夫、T.S. 艾略特的反犹主义、牙科、身高——艾米斯本人经常抱怨自己矮。
“小说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理性的形式——一种社会现实主义（social-realist）的形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艾米斯在序言中写道。他还提出了“生活写作”（life-writing）这个理念，据他说，D. H. 劳伦斯、约翰 · 厄普代克、索尔·贝娄等人就是如此，而他把“生活写作”扩展到了回忆录的领域。他抱怨玛格丽特·杜拉斯、菲利普·罗斯的崇高的自传（higher autobiography），“菲利普 · 罗斯的祖克曼用强迫性的自我循环窒息了他的能量和喜剧。”通过这本自传，艾米斯加入了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aard）、雷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本杰明·勒纳（Benjamin Lerner）的队伍。
艾米斯有着强烈的反讽格调，他也能够以情节剧的方式表达出情感。这似乎源于伴随艾米斯一生的独特的焦虑，在小说中，艾米斯不断问，“这本小说有什么好处? ……它是做什么用的? ”艾米斯最擅长的是直截了当地叙述那些令他深感兴趣或感动的事情。这便是他的“生活写作”——爱情、诗歌、死亡究竟带来了什么？幽默，在艾米斯的笔下，似乎只进行了一半，因为他执迷于仿写，执迷于过去的世界。在回答《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访谈中，艾米斯给出写好文章的建议，“ 注意句子的节奏，不断重复，避免重复单词甚至音节，不要把长段落和短段落混淆，避免陈词滥调。”这种说法有点陈词滥调，有点过时。
在疫情期间，艾米斯生活在布鲁克林，他在那里的Cobble Hill有一处房产。作为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现在的艾米斯并不觉得很有希望。他对《卫报》记者说：“特朗普入选让我感到震惊，但我想，这会很有趣。……但现在看起来……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