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武汉大学“作文”教学研究
上篇：“作文”课程概要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其下辖三个学院，即社会科学院、理工学院和文学院。1929年，社会科学院改为法学院，理工学院分为理学院和工学院。1936年设农学院，1947年设医学院。民国时期，武汉大学共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文学院始有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二系，1929年添设哲学系，1930年改哲学系为哲学教育系，同时增设史学系。1938年，哲学教育系又改为哲学系。
一、“作文”课程开设情况
武汉大学文学院始终坚持两大“培养目标”：一是造成专门的学者，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通人；一是养成学生自动读书研究的能力与习惯。围绕这两大目标，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和史学系都设置了各自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一方面，每个系、每个年级都有各自的专门科（课）目；另一方面，每个年级均有机会选修其他相关的科目，一二年级还设有不少共同的科目。其中，四个系都曾开设过一门必修课程“作文”。
1929年度起，中国文学系开设了必修课程“国文讲读及作文”。1931年度起，中国文学系设必修课程“作文”，分“作文（一）”和“作文（二）”两个阶段，一年级讲授“作文（一）”，二年级讲授“作文（二）”。1935年度起，“作文（一）”改为文学院各系共同必修课程。1937年度起，文学院将“作文”课程分为“作文（一）”“作文（二）”和“作文（三）”，并规定一年级讲授“作文（一）”，二年级讲授“作文（二）”，三年级讲授“作文（三）”。1939年度至1944年度，应教育部要求，将“作文”课程改为“各体文习作”。1945年度至1947年度，“各体文习作”与“历代文选”合并，定名为“历代文选及作文”。1948年度至1949年度，中国文学系开设了“写作实习”“现代散文选读与习作”“现代小说选读与习作”“现代诗歌选读与习作”等众多与作文教学相关的课程。
自1938年度起，武汉大学文学院还为全校各院系开设了共同必修课程“国文”，“作文”教学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民国时期，在武汉大学担任过“作文”课程或与作文教学相关的课程的教员主要有：
谭戒甫（1887—1974），湖南湘乡人，上海南洋大学毕业，1928年9月到武汉大学。
朱世溱（1896—1988），即朱东润，江苏泰兴人，历任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教员，1924年4月到武汉大学。
周贞亮（1876—1933），湖北汉阳人，前清进士，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历任天津南开大学、北平第一师范院教授，1929年9月到武汉大学。
徐天闵（1888—1957），安徽怀宁人，曾任国立中央大学讲师、副教授，1929年8月到武汉大学。
苏雪林（1897—1999），安徽太平人，曾任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国文教员和安徽大学教授，1931年8月到武汉大学。
刘异（1883—1943），湖南衡阳人，曾任辽宁东北大学、北平民国学院教授，1933年8月到武汉大学。
汪诒荪（1904—1972），安徽怀宁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士，日本九州大学法文学部历史研究所毕业，1936年9月到武汉大学。
叶绍钧（1894—1988），即叶圣陶，江苏吴县人，中学毕业，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和福建协和大学教授、复旦大学讲师、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编辑，1928年9月到武汉大学。
高亨（1900—1986），吉林双阳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曾任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教授，1938年9月到武汉大学。
朱人瑞（1908—？），江西浮梁人，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江西省立南菁中学、安徽省立宣城师范教员，1938年10月到武汉大学。
黄焯（1902—1984），湖北蕲春人，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讲师，１９３９年９月到武汉大学。
周大璞（1909—1993），河南固始人，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武昌东湖中学教员，1939年9月到武汉大学。
程会昌（1913—2000），即程千帆，湖南宁乡人，金陵大学毕业，曾任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副教授，1941年到武汉大学。
叶瑛（1896—1950），安徽桐城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吴淞中国公学、桐城中学、南开中学等校教员，1942年到武汉大学。
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员中向有“旧派”与“新派”之分，“旧派”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新派”主要从事新文学教学与研究。担任“作文”课程的教员中，属于“旧派”的有周贞亮、谭戒甫、刘异、徐天闵、黄焯等人，而朱世溱、苏雪林、叶绍钧等人则属于“新派”。
二、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
从1929年至1939年，武汉大学均编印了一册年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内收全校各院系“学程内容”和“课程指导书”。1940年至1949年，虽未编印《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但各院系每年度都有“课程指导书”或“课目表”。“学程内容”主要介绍每门课程的性质、教学目标、基本内容、基本要求等，“课程指导书”则对每门课程的类别、学分、周学时、年级、学期、任课教员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1929年度和1930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设必修课程“国文讲读及作文”，其“学程内容”如下：
本学程取秦汉以来至近代各体甲选之文，用为模范，详加讲解。随即于授各体文时，讲明为各体文之方法，并试令作各体文，为之详加评改，使学者明于各体文之程式，且能操笔为之。
这门课程由周贞亮讲授，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即讲授两个学期）。从周贞亮编写的课程讲义《各体文选》来看，他所讲授的“国文讲读及作文”偏重于文言文教学。
1931年度起，“国文讲读及作文”课程停开，中国文学系一年级设必修课程“作文（一）”、二年级设必修课程“作文（二）”，均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其“学程内容”如下：
作文（一）
练习普通应用之描写，记叙，议论各种文体。或翻译，或笔录，或就教员提出之参考材料作为综合，分析，批评之工作。每次皆当堂交卷以期练习敏捷之思考力。
作文（二）
练习普通应用文体，均当堂交卷。其由教员供给参考材料作长篇有系统之学术论文；或自由命题练习诗歌戏剧小说各种文艺者，不在此限。
“作文（一）”注重对“描写、记叙、议论”三种普通应用文体的练习，“作文（二）”则重视“作长篇有系统之学术论文”的训练和自由命题之诗歌、戏剧、小说等文艺文练习。普通应用文体练习，均要求当堂交卷，旨在养成学生的思考力与敏捷度。自1935年度起，“作文（一）”“作文（二）”的“学程内容”略有变化，即“作文（一）”中的练习文体增加了“抒情”一项；“作文（二）”中的“自由命题练习诗歌戏剧小说各种文艺者”改为“自由命题练习其他文艺作品者”。同时，“作文（一）”成为“文学院各系公同课程”。
据文学院课程指导书，1931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和二年级“作文（二）”，均由苏雪林讲授。1932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苏雪林讲授；二年级“作文（二）”，谭戒甫讲授。1933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刘异讲授；二年级“作文（二）”，谭戒甫讲授。1934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朱世溱讲授；二年级“作文（二）”，刘异讲授。外国文学系一年级选修课程“作文（一）”，苏雪林讲授。本年度起，哲学教育系实行主辅修制，将课程分为哲学教育组、哲学组和教育组。选哲学组或教育组的学生，应以哲学或教育为主科，另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或史学为辅科，辅科课程亦为必修课。一年级哲学教育组“作文”，与外国文学系一年级合班，苏雪林讲授；二年级 “作文（二）”（辅科必修课程），每周三小时，刘异讲授。1935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刘异讲授；二年级“作文（二）”，朱世溱讲授。外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苏雪林讲授；史学系一年级“作文”，朱世溱讲授；哲学教育系一年级“作文”，与外国文学系一年级合班，苏雪林讲授。1936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朱世溱讲授；二年级“作文（二）”，刘异讲授。外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苏雪林讲授。史学系一年级“作文”，朱世溱讲授。哲学教育系一年级“作文”，与外国文学系一年级合班，苏雪林讲授；二年级“作文（二）”（辅科必修课程），每周三小时，刘异讲授。1937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一）”和二年级“作文（二）”，均由朱世溱讲授；外国文学系一年级“作文”，苏雪林讲授。史学系一年级“作文”，汪诒荪讲授。哲学教育系哲学教育组一年级“作文”，汪诒荪讲授；哲学组、教育组一年级选中文为辅科者，“作文”与中国文学系一年级合班，朱世溱讲授；二年级“作文（二）”（辅科必修课程），朱世溱讲授。1938年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作文（二）”，叶绍钧讲授。哲学教育系“作文（二）”（辅科必修课程），朱世溱讲授。
1937年度，中国文学系还为三年级设必修课程“作文（三）”，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其“学程内容”如下：
讲习积极修辞学，辨析骈散文之异同，及骈文之历史，体性，技术，使知文笔二者之特点与功用。再就时代性，讲习公牍，书扎，及其他应世之文，以完成文学上应用之技能。
这门课程由刘异讲授，仅开了一学年。
从1938年度起，文学院为全校各院系一年级开设共同必修课程“国文”，或每周二小时，或每周三小时，或每周四小时，由叶绍钧、朱世溱、苏雪林、高亨、朱人瑞、叶瑛、程会昌（千帆）、周大璞等人讲授。其“学程内容”如下：
本学程为全校各院系公同功课。
一、读文 选授文字七十余篇，计分以下诸目：１．近人文；２．杂文（包括抒情文，写景文，议论文，说明文）；３．史文；４．诗；５．批评文；６．骈文；７．词；８．曲；９．小说；１０．诸子文。
二、作文 每二星期作文一次。命题或切近学生之实际生活，或与所读文字有关，务使善达其所蕴蓄。
三、专书阅读 选定书籍八种，令学生于课外阅读，而笔记其心得。
“国文”内容主要包括“读文”“作文”和“专书阅读”，其中“作文”占有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此前中国文学系的“作文（一）”或外国文学系、史学系哲学教育系的“作文”被纳入“国文”范围。学程规定每两周作文一次，作文命题要求切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或与所读的文字（大概指选文）有关，对题材、文体并无明确的限制，更具灵活性。“国文”中选文比较广泛，涉及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体。同时，要求学生课外专书阅读并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
1939年度，武汉大学文学院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各学院分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将必修课程“作文”改为“各体文习作”。叶绍钧、朱世溱分别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三年级讲授此课程，每周一小时。1941年度至1944年度，徐天闵、胡守仁等人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各体文习作”，每周二小时；朱世溱、黄焯等人为三年级讲授“各体文习作”，每周一小时。1945年度至1947年度，文学院将“各体文习作”与“历代文选”两门课合并为必修课程“历代文选及作文”，由黄焯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每周三小时。1948年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设必修课程“写作实习”，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同时设有选修课程“国文选读与习作”。二年级第一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散文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小时；二年级第二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小说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小时；三年级第一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散文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学时；三年级第二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小说选读与习作”和“现代诗歌选读与习作”，均每周三小时；四年级第一学期设选修课程“现代散文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学时。本年度，与“作文”相关的课程明显增多，并细化为不同文体，既有必修，也有选修，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散文、诗歌都冠之以“现代”，显然指的是“新文学”，而“习作”当然是指语体文写作。1949年度，文学院课程大大精简，中国文学系一年级设必修课程“写作实习”，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二年级第二学期设必修课程“现代小说选读与习作”，每周三小时；三年级第二学期设选修课程“现代诗歌选读与习作”，每周二小时。
下篇：“作文”教学举隅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苏雪林1934年和1936年两本日记手稿，其中1936年日记对其教授“作文”情况多有记载。叶绍钧的《西行日记（上）》《嘉沪通信》对他在武汉大学期间所授“作文”“国文”情况也有详细记录。通过苏雪林、叶绍钧两人的日记或书信，可以大体了解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作文”教学情况。
一、苏雪林的“作文”教学
1936年上半年，苏雪林除担任“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研究”课外，自3月3日起，还为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一年级合班讲授必修课程“作文”，每周四下午二节。其日记记载：
3月3日 余今日添作文课后比较忙碌，整理旧作亦须参考许多材料。
3月5日 下午睡了一觉，预备作文课之讲演，所讲系沈约、谢灵运传论及陆厥传。
3月6日 下午动手改作文。
3月7日 今日拟以一日之力批改作文，幸而进行尚不甚慢，自上午十时后改起，到下午五时前，居然大致毕事。
4月8日 上午将作文课本看完，并批了分数。
4月9日 下午作文二堂，题为（一）哀阿比西尼亚，（二）我于非常时期之准备，（三）特写。
4月30日 今日为余上文学史及作文之最后一日，故心甚高兴。
5月8日 下午一时赴文学院考书，今日所出国文题为：（一）张骞论，（二）“自力更生”之评判。学生多不解第二题之义，岂不看报耶？奇哉！
每次上作文课之前，苏雪林都预备了讲义、参考材料或作文题目。课堂上，她将一部分时间用于讲授写作技巧，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实践；学生当堂作文，作文簿由她带回批改，待誊缮分数后再发还给学生。这一学期，她为学生提供的多为传论类材料，如李广传、张骞传、沈约传、谢灵运传论、陆厥传、司马迁《〈史记〉自序》等。她对所选材料进行讲解、分析之后，有时会当堂提供作文题目，如《张骞论》。不难发现，苏雪林所出的作文题目，大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时，埃塞俄比亚因意大利法西斯的入侵而沦陷，《哀阿比西尼亚》一题就是针对这一事件所出的。由埃塞俄比亚的沦陷，苏雪林联想到中华民族的前途，“恐国家形势之迫切，恐不免做亡国奴，故心绪尤为郁郁”。有感于此，她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于非常时期之准备》，希望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有所关切。之所以出《“自力更生”之评判》一题，是因为当时各种报刊上正热烈讨论民族复兴与自力更生的话题，苏雪林期待学生对此能有自己的认识和评判。“特写”属于新闻报道的一种体裁，苏雪林以此为题，可以训练学生对真人真事的描写能力。
下半年，苏雪林继续为外国文学系和哲学教育系讲授“作文”，每周二下午三节。其日记记载：
9月22日 下午小觉，一时三刻赴文学院上课三小时，第一小时精神不振，以后即转佳。作文班学生约十余人，较去年略少。
9月29日 饭后小睡，睡起看了一刻钟的报，赴校上课，精神更坏。作文出题二：（一）夸大狂与自信力，（二）外郊漫步。
10月6日 下午欲睡，而心悬悬然，起而改作文。完毕，赴校上课。
10月13日 午餐后小睡，一时三刻赴文学院上课一堂，又上作文课二堂，出题二：（一）天助自助者论，（二）非常时期吾人之准备。
11月24日 下午……接上作文，出题二：（一）慰劳绥远将士书；（二）过去生活漫谭。
12月1日 第二堂上作文课，将柳宗元八记讲完，发还作文簿。
这一学期，上“作文”课的学生不多，仅有十余人。苏雪林共出了六道作文题，其中，《外郊漫步》和《过去生活漫谭》均属于随笔一类，其他题目也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且多来源于其所阅读的报章杂志。1935年6月，梁实秋针对当时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十位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撰写了一篇《自信力与夸大狂》。此文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后，被北平《独立评论》、上海《兴华》等多家报刊转载。苏雪林直接将梁实秋的文章标题作为作文题目，是想让学生也能参与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天助自助者论》，仍是当时报刊上讨论的热点话题。《非常时期吾人之准备》与上学期的《我于非常时期之准备》相似，也是强调在国家危急之际应有救亡图存意识，但由个体“我”扩大到了全体“吾人”。1936年11月至12月间，日军入侵绥远，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前方战士奋力抵抗。11月19日，苏雪林“看报绥远战争紧急，恐中日战争即将爆发”。她出作文题《慰劳绥远将士书》，意在让学生关心国事、支援前线抗敌将士，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1949年，苏雪林在上海《神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教授国文经验谈》，对其20多年来的国文教学经验特别是作文教学经验进行了总结。她认为，教师出题目“要学生写文章，总该使学生有话说。使学生有话可说，题目宽易是一法，题目与讲授过的教材发生联系也是一法”。最理想的做法是每周作文一次，至少每两周作文一次。“作文宜在课堂之上，必须二小时内交卷，所以养成学生敏捷确切之思考力。不得已乃可作于课外，但一学期中仅可一次。”她还认为，对学生的作文，教师宜亲自批阅，“阅时先注意其思想之条理，次注意其文句之构造，遇有警策的意思，隽美的文采，亦不妨略加圈点及好评，藉以鼓励其兴趣。但浓圈密点和阿谀过当的评语，徒然煽动学生的虚荣心，则在所切忌”。此外，她建议学生于正课之外，多阅读各种书籍报章杂志，并撰写读后札记。
多少年以后，吴鲁芹仍记得苏雪林当时的授课情形：“她教外文系的大一国文，到了学校内迁四川乐山，大约是人手不够，这—班国文就扩大为文学院全院的大一国文，可能不包括中文系，至少外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的大一学生，共济一堂。每隔一两星期还要作文一次，而她对作文的批改是十分认真的。”
二、叶绍钧的“作文”教学
1938年9月，叶绍钧由文学院院长陈源推荐到武汉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讲授了四个学期的“国文”“作文”等课程。
武汉大学本拟于1938年11月1日开学，但因时局不靖，上课日期一再被延迟，直到12月1日才正式上课。11月4日，叶绍钧致函上海友人：“武大于十日上课。但弟所教系新生，新生从他处来不易，大约须至廿日始上课。同任国文者为苏雪林女士。杨今甫君闻亦要来担任此课，还有一二位尚未遇见。昨与苏商谈，她推弟拟一目录，供一年教授之用。以前大学教国文唯凭教师主观嗜好，今新有课程标准，或可渐入轨道。”叶绍钧为甲组和癸组讲授“国文”，每周三小时，还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作文（二）”，每周二小时。叶绍钧初到武汉大学时，很受重视，被推为同行领导并主持“国文”选文工作。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三班人数，合计不出八十人，作文两星期一次，则每星期改作文本四十本可矣。同行尚有三位，陈通伯君以为弟有什么卓识，推弟为之领导，选文由弟主持。实则弟亦庸碌得很，所选与陈所不满之老先生（旧时多黄季刚门人，今因学校搬家，他们未随来，现在老先生无一个矣）无甚差异。”讲了一个月之后，他又在致友人信中写道：“上课已一月，兴趣尚佳，不致感厌恶。学生程度不好，只嫌上课时间太少，不能多为讲解。作文三班共有一百廿本，两星期改一次，天天还不清的债，未免感苦。然学生似颇有领会弟改削之苦心者，则亦足以自慰。”尽管学生程度不好，工作量又大，但叶绍钧“兴趣尚佳”，虽苦犹乐。
1939年3月16日，第一学期结束。一周后，即3月23日，第二学期开始。本学期，叶绍钧周一、周四上午为甲组讲授“国文”，周三、周六上午为癸组讲授“国文”，周六下午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讲授“作文（二）”。同第一学期一样，叶绍钧每天忙于备课、上课、批阅作文等，鲜有空暇时间。其《西行日记（上）》对此做了十分详细的记载，计有五十余条，兹择其要者过录如下：
5月2日 晨起，改癸组作文。
5月3日 晨上癸组一课，归来将甲组之文课改毕。
5月4日 上午上甲组二课，不令作文，怕改削也；归来改癸组作文三本。
5月5日 上午改癸组作文，饭后预备功课。
5月8日 午后……癸组杨伦来请改文，即为指点终篇。
5月10日 晨上癸组一课，归来倦甚，入睡一时。饭后改二年级作文四本……
5月11日 晨令甲组作文，出题二，为《乐山闻警》及《重庆惨劫》，限作抒情文。
5月13日 上午令癸组作文，题与甲组同。归来改甲组文数本。下午三时到校，上二年级两课。
5月14日 竟日改一年（级）甲组作文本。
5月15日 晨上甲组一课，归来改癸组文，计得十本。
5月16日 雨竟日。改癸组文，及晚得十三本，全部改毕。
5月20日 上午上癸组两课；并出题与二年级，以免下午再走一次，题为《作一记人之文》。归来改作文三本。
5月21日 晨起即预备功课，改作文本。
5月24日 晨上癸组一课，归来改作文三本。
5月25日 晨上甲组二课，归来改作文三本。
5月27日 上午令癸组作文，题为《壁报》。
5月30日 孟实送来学生赵君一文，谓可交《中学生》，余即封寄至桂林。
5月31日 上癸组一课，归来改作文十本。
6月1日 上午上甲组两课，归来改作文本。
6月5日 晨上甲组一课，归来改癸组文十馀本。
6月6日 午后预备功课，改作文四本。又作书复彬然、祖璋，附去武大学生投稿两篇。
6月7日 晨上癸组一课，归来改甲组文十本。此次叫他们试作五言诗，他们韵也不押，为之修改，乃殊非易。
6月10日 晨令癸组作文，题为《随笔》。归来后改二年级文二本。
6月14日 上午上癸组一课，回来改癸组之作文本。
6月16日 上午预备功课，改二年级文四本。精神不好，午后休卧一时许。
6月17日 晨到校上癸组两课，归来改癸组文本。午后三时到校上二年级一课，精神不好，少上一课。
6月22日 晨令甲组作文，题为《读诗随笔》，作了此篇，本学期不复作矣。归来改二年级文，亦为五古，一本而费二小时。
6月24日 上午令癸组作文，题仍为《随笔》。归来改各级作文共七本。
6月26日 晨上甲组一课，回来改各级文十本。
6月29日 上午上甲组二课，归来改二年级诗作七本。
7月3日 晨上甲组一课，回家改甲癸两组文，共得十本。
7月9日 晨方起，学生杨伦来，以余所批作文本自述其领会所得，兼及平日所诵文章，直至十时半始去。
7月12日 上午出国文试题，所拟较多，且须缮写清楚，费了半天工夫。饭后持题历访人瑞、晋生、雪林、东润四位，天气大热，坐定喝水扇风，间以闲谈，归来已四时矣。
7月17日 上午十时到校考试国文，十二时收卷而归。此次考试出三题，一以一诗演述之，一以古文一篇约缩为短章，一以作语体文一篇。各同事分题评阅，余与苏雪林阅语体文。饭后将甲组之卷看毕。
本学期，叶绍钧所出的《乐山闻警》《重庆惨劫》《作一记人之文》《壁报》《随笔》和《读诗随笔》等均为命题作文。在他看来，“定期命题作文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教师要理解透彻命题的含义，“命题的时候必须排除自己的成见与偏好；唯据平时对于学生的观察，测知他们胸中该当积蓄些什么，而就在这范围之内拟定题目。学生遇见这种题目，正触着他们胸中所积蓄，发表的欲望被引起了，对于表达的技术自当尽力用功夫；即使发表的欲望还没有到不吐不快的境界，只要按题作去，总之是把积蓄的拿出来，决不用将无作有，强不知以为知，勉强的成分既少，技术上的研摩也就绰有余裕。题目虽是教师临时出的，而积蓄却是学生原来有的……学生经过多年这样的训练，习惯养成了，有所积蓄的时候，虽没有教师命题，也必用文字发表；用文字发表的时候，虽没有教师指点，也能使技术完美。这便是写作教学的成功”。他还认为，“有些国文教师喜欢出议论题教学生作”，学生遇到此类题目，只得“从报纸杂志上去摘取一点意见来”，或者把自己“听来的看来的话复述一遍”。苏雪林常常取材于报章杂志并喜欢出议论题，而叶绍钧则不同，他的命题作文是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范围，比较贴近学生的见闻、理解、情感、思想等，多要求写抒情文和记叙文，如《乐山闻警》和《重庆惨劫》就是这样。1939年5月初，重庆遭遇空袭，“热闹市街毁十之六七，死伤殆至五六千人，电厂水厂俱被破坏”，乐山也警报不断。5月11日，他在课堂上出这两个作文题，并限作抒情文。这两个题目都涉及学生身边发生的事情，容易触发他们心中的“积蓄”，写出他们的真情实感。
1939年9月23日，叶绍钧赴中国文学系参加系务会议，“所议为各人所担任之课程。余任一年级基本国文两班，及二年级各体文习作。并议定课文必须文言，作文亦必须作文言。在座诸君皆笃旧之辈，于教学无所见地，固应如此。余以一人不能违众意，亦即随和而已”。10月26日，学校送来功课表，叶绍钧“本学期教基本国文两班，计六小时，二年级各体文习作一小时，比上学期少一小时；分排四日，星期一、五无课”。虽“各体文习作”比以前少了一个小时，但每周所批阅作文量并未减少。此时，中国文学系新旧两派之间矛盾突出，叶绍钧乃生出走之意：“余在武大本不见有兴趣，每日改文，又嫌其苦，今得改途，为中学国文教学谋改进，又得从事著述，是不啻开一新天地也。余决去武大而就教厅之事矣。” 1940年8月，他辞去武汉大学教职，在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安排下，以语文考察员名义前往成都，继续从事中学国文教育教学工作。
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无论是备课、上课，还是批改作文，叶绍钧都极其认真负责。苏雪林曾在《叶绍钧的作品及其为人》一文中说：“叶氏做事非常负责，也非常细心，到校后，果然不负陈院长的委托，把他多年国文教学经验一概贡献出来。特别在批改学生作文课方面所定条例最多，所定符号有正有负，竟有十几种花式。”苏雪林“那时在武大担任基本国文两班，因素来钦佩叶氏国文教学方法，颇能虚心听从他的领导”。她还坦言，曾向叶绍钧学习过作文教法和批改方法。据李格非回忆，“叶先生备课从来极为认真，常常通宵达旦，讲稿写得密密麻麻。上课时，更是一丝不苟，从范文的讲解到写作的评述，鞭辟入里，使人折服”，“叶先生对我的写作，批改得极为认真，常常稍易一字，意境就大不一样，真不愧为大手笔”。
从1929年至1949年，武汉大学一直将“作文”教学纳入本科课程体系之中。除文学院之外，作文教学还覆盖到了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等其他院系。总体来看，当时的作文教学主要侧重于议论文、抒情文、记叙文和学术论文等应用文体写作训练，同时兼及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几位教师讲授过“作文”课或与作文教学密切相关的课程，其中多是享誉文坛或学界的大家。这些前辈不仅兢兢业业于课堂教学，课外还精心指导学生习作并推荐发表。现今，武汉大学写作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够走在全国高校前列，直可谓其来有自，与其历代累积而成的写作教学传统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