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忆

面对刚刚编完的《19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真是感慨万千。

我的研究一直是按自己预先设计的计划进行的，也会不时插入灵机而动的新计划、新梦想，但最后基本上都能实现，我自己暗地里是颇以此为自豪的。但也有最后未能实现的“黄粱美梦”。一是1997年设计的《中国知识分子“世纪心路”系列》，洋洋洒洒七大本，最后只写出一篇《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空间位置的选择与移动》的概括性的长文(收《追寻生命之根》。此文与《世纪心路》计划都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论集》)，就没有了下文。再就是1990年代拟定的《40年代文学史总体设计》，也是洋洋洒洒五大卷，并具体规定，“1991—1992年先写出《40年代小说史》，同时为写此书积累材料，1993年继续准备;1994—1998年，一年写一卷，最迟至1999年即60岁生日前写出全书”。但这计划还是泡了汤，成为终生遗憾，只要一想起，心里就隐隐作痛。去年过80岁生日，还念念不忘。一次在和学生聊天时提起此事，学生告诉我，最近几年，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正越来越引起学界，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的关注;关于1940年代，老师还是写了不少，不妨汇集起来，也算是给当今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基础。此建议自然深得我心，于是，就有了此书的编辑整理。没想到，居然有了厚厚一大叠。我这才发现，原来设计的几大方面:文学思潮、文化背景研究;作家生活与精神研究;文学本体发展研究;代表作家列传，代表性作品点评等，其实我都有相关研究成果，原先设想中的许多思考，虽未充分展开，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具体论述之中。坦白地说，面对这些当年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却几乎被遗忘的文字，我感动得不能自已，真的是心潮澎湃，引发了许多回忆与联想，忍不住要把它一一写下，也算是我的学术研究史的重要一页吧。

事情要从30年前的1989年说起。这一年的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三十日)晨，正值我的五十寿辰，我写下了《周作人传》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1980年代一直纠缠我的周作人研究暂时告一段落，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却按照自己“马不停蹄”的研究习惯，立刻把目光转向1940年代的文学研究。

这一“转向”自然是早有准备，胸有成竹的。记得我和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在1985年、1986年间，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注目与热烈讨论。许多人都在追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具体写作，如何进行?多年以后，许多朋友见了我们，都还在问，并为我们未能及时写出而感到遗憾。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写“20世纪小说史”的计划的，此系列由严家炎老师主编，我们三人和其他朋友，如吴福辉、洪子诚都参与其中;当时计划先编一套“20世纪小说理论资料”，我和平原都及时拿出了最初的成果:我编的就是《40年代小说理论资料》卷。我心里则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要以1940年代文学研究作为自己下一步(1990年代)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并以此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突破口。我做这样的选择，是有周密考虑的，是基于我对1940年代文学的基本特质，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地位的认识，也是基于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的基本设计。我在2003年发表的《关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研究的断想》一文里，作了五个方面的概括与说明。

其一，1940年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格局中具有特殊位置:“它是一个中间环节，上承20世纪前半世纪的‘五四新文学’，同时又下启后半世纪的‘共和国文学’”，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从40年代文学切入，就可以起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的作用”。在《40年代文学史总体设计》里，我也明确规定“全书写作以‘面对20世纪，总结20世纪’为基本指导思想”，“本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总体学术工程的一部分;本书的写作带有‘试验性’，即‘中间突破，带动两头’——在本书完成以后，取得经验，将同时从‘世纪初’和‘五十年代’开始第二阶段的写作”:可见当时学术雄心(野心)之大。其二，1940年代文学的基本特质:这是战争年代的文学。“40年代特殊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环境，所带来的作家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命体验、心理、情感方式——的深刻变化，并最终导致了写作观念、形式的深刻变化”，就决定了1940年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基本面貌与特征，与之前的1920年代、1930年代，之后的1950年代的“和平时期”的文学根本区别开来。我在《40年代文学史总体设计》里规定，整个研究要“以特定历史时期战争情境下的‘人’为中心:

文学中的人，创作、接受文学的人”。战争环境还深刻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即所谓“文学空间的流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上海两大城市为中心的单一文学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多中心的新结构。不仅出现了“国统区(大后方)文学”“解放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的多元并存，重庆、香港、桂林、昆明、延安，以至金华、赣州、贵阳、新疆、南洋——都成了文人、书店、报社、出版社的聚集地。五四新文学因为战争的流动得以深入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意义不可小估。

其三，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总体上属于民族自卫战争，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主导的不同的地区又含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在国统区，国民党政府奉行“民族国家本位”主义，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在解放区，共产党则推行“新民主主义”，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即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国、共两党不同的文化政策对1940年代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样，如我在《40年代文学史总体设计》里所说，20世纪三大事件，“战争与文学与人，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学与人，共产主义运动与文学与人”就在1940年代的中国“交叉”在一起，形成十分复杂、丰富的思想、文化、文学局面。

其四，中国抗日战争，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不仅与日、德法西斯对立，和同盟国苏、美各国都产生复杂关系。广泛的国际来往与文化、文学交流，赋予1940年代的文学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影响更为深远。

其五，以上四个方面，就决定了1940年代文学“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丰富性，其内在的理论含量，更为我们的学术想象力、理论思辨力与创造力，提供了一个可供驰骋的广阔天地”。而在1980年代，五四文学、1930年代文学都是研究热门，1940年代文学则被相对忽略，是一个“亟待开发而又很有发展余地的‘生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的眼睛为之一亮:这正是我自己的研究与教学难得的机遇，这样的学术与教育的新领域、新挑战，是我求之而不得的。顿时就产生了一个设想:“如果带着我的研究生一起来开发这块生荒地，既是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开拓，同时又可以带出一批人才来。”1

而且说干就干，我立即将老的、新招的研究生动员起来，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入手，与教研室的封世辉老师合作，编选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共分“新文艺小说卷”(上、下册)、“通俗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评论卷”“史料卷”7卷8册，共约540万字。从1992年年底开始策划，到1998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历时六载。这是第一次对沦陷区文学的系统整理，“不仅发掘了一批重要的作家、作品，而且第一次整理了1268条沦陷区文学大事记，钩沉了466个文学(文化)社团、611位作家的基本情况，编写了1200种杂志和报纸副刊介绍，1648种书目与简介，并特别编入了台湾日据时期的资料，有关日文的报刊和日人参与的社团资料”。如专家所评论，如此大规模的覆盖面广的资料发掘与整理，是“第一次全面地向世人展示了沦陷区文学的真实面貌”，这套《大系》“找回来的是一个失落的、不可忽视的文学世界”。2

而且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三大要求与目标:不仅要“对沦陷区文学原始资料进行一次全面搜寻与梳理”，而且要“以高质量的‘导言’的形式，对沦陷区文学的主要方面——文学思潮的演变，各文体发展的轨迹，代表性作家(含批评家)、作品的文学成就与贡献，以及沦陷区文学的总体特征与文学史地位......作一次系统的分析，希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整个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有一个新的推动与开拓”;这样，就能够在史料发掘与系统分析的过程中，“为沦陷区文学与1940年代文学研究训练一支队伍”。3应该说，这样的从引导学生直接投入原始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入手，对学生“是一个相当全面的训练:从作品的筛选与研究，作家的发掘与定位，到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特别是文体现象的把握与概括”，这是一个培养研究生的研究兴趣、眼光、素养、方法的极有意义的尝试，可惜后来没有延续下来。4事实上，参与这次《大系》编写工作的研究生，吴晓东、孔庆东、范智红、朱伟华、叶彤、谢茂松，都从中获益匪浅，为他们以后从事研究、编辑、教学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意思的是，我以后的研究生也有不少人选择1940年代的文学作为他们毕业论文的选题，如王家康关于19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与1940年代思想、文化、学术思潮的关系的研究，张慧文关于冯至的《伍子胥》的资源(中国传统资源与德国文学资源)与创变的研究，姚丹关于西南联大的教育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韩国学生申东顺关于《万象》与上海沦陷区文学的研究，安荣银关于解放区的秧歌剧运动的研究，范智红还出版了一本研究1940年代小说的专著，似乎形成一个传统，这也是我所乐见的。

我自己也从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代初，即投入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组织、参与《沦陷区文学大系》编写工作中，写了两篇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总体概括性的文章，即《“言”与“不言”之间——沦陷区文章总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沦陷区散文扫描》，前者讨论了在异国侵略者统治下，“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的言说困境下，沦陷区作家(知识分子)的言说挣扎，导致了沦陷区文学对“战争中人的生存困境的特殊关注”，以及“对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从而获得了一种特殊价值。另一面，“由于政治的限制，几分被迫地失去了表达与激发民族救亡热情的文学启蒙功能以后，文学市场的需求，就成为沦陷区文学发展更为直接的动因”，由此形成了沦陷区文学“雅、俗共赏”的追求及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困惑。后文则深入讨论了沦陷区散文“在战争背景下对于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关怀与探寻”，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对“没有传奇成分的人生，没有戏剧性的平凡日子”的特殊关注，又是对五四新文学特有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摆脱与挣扎。5可以看出，这样的研究，既是对沦陷区文学的特殊性的自觉把握，其中又内含着更为普遍的意义，应该说这是最显示我的学术研究追求的，我至今仍有些偏爱这两篇文章，这里就多说了几句。

我的第二项研究工作，也是基础性原始资料的搜寻与整理，最后于199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并写有长篇总结性论文《战争浪漫主义及其反拨与超越——40年代小说理论概说》，无论在资料的发掘与总体概括上，都具有开创性。所做的第三项工作，是1940年代作家作品分析，这也是基础性研究，主要对象是路翎、卢焚、无名氏、废名和曹禺，而且都写于1989年七八月至1990年初。对处于战争困境中的这些“40年代中国大地的跋涉者的生命轨迹”产生浓厚兴趣与强烈共鸣，于是就写下了《卢焚:知识者的漂泊之旅》《无名氏:生命的追寻与幻灭》《路翎:走向地狱之门》《废名:现代堂吉诃德的归来》，这样的生命之感既是1940年代作家的，也是我自己的:我的研究总能找到自我生命与研究对象生命的契合之处。6这也决定了，我对1940年代作家作品的关注，首先是“作家生活与精神研究，即所谓‘文人身心录’”。7于是，这一时期又写有《“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也是一篇倾心之作。我的这些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最初成果，最后都汇集在《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一书中(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我的第一批研究1940年代作家作品的文章，写到1990年年初，就停下来了。原因是1990年5月，我因手掌生癌住院动手术，第一次感到“生命之有限”，就产生了“先前没有过的‘要赶快做’的念头”。8那么，我最极需“赶快做”的又是什么呢?就是“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反思”。我清楚地知道、明白，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真正能触动我拿起笔来的，通常并不是学术的冲动，往往更是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内心的需求。这是我多次说过的，我的学术研究的真正动力来自一个根本性的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而这样的自我存在的追问，又是和对我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与现实存在的追问，联系为一体的。因此，最吸引我，我最要“赶紧做”的，是时代和自我生命所提出的重大问题。9在1990年年初，就是回答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和道路选择问题。尽管此时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正处在兴头上，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转向了《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和《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的写作，整整花了两年时间(1990年6月—1992年8月)。其实，也没有完全忘记1940年代，《曹禺戏剧新论》里就有专章讨论曹禺1940年代以《北京人》和《家》为中心的剧作，还起了一个极富诗意的标题:“在秋阳春光里静静流泻”，我自己也写得特别投入。《丰富的痛苦》也特辟一章描述抗战时期的“中国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但到1994年9月—1995年7月在韩国讲学一年期间，就把精力全部转向《毛泽东:世纪中国遗产》一书的写作准备，大概真的要远离1940年代文学研究了。

但到1995年11月，正准备集中精力开始毛泽东研究与写作，8日那天下午，一位熟悉的年轻朋友来住处，代表谢冕先生，约请参加他主持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负责写其中“1948年文学”一书，突然打动了我。“稍考虑，即欣然同意。遂同去谢冕家，商讨计划。回来即开始工作:编写《1948年年表》，兴奋不已。”这样的“突变”，陡然间就被某个“梦想”所吸引，大概也是能显示我的研究风格和个性的。但似乎也并非突如其来，还是有由头的:其实，我这些年也一直没有忘记“1940年代小说史”的研究，不仅是因为已经列入国家项目必须交差，更是被其内在丰富性、复杂性所吸引，在写这些大著作的间隙，也总在陆续看材料，翻作品，写读书笔记和研究设想——这是我的研究习惯，每有所思，即在随手拉来的乱纸片上胡乱写几句“随想”，或抄录一些材料，塞进一个个大纸袋里，最后积累下来，已经有好几个抽屉。但始终动不了笔，除了心有旁骛之外，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学术原因:我内心对前文一再提及的“40年代文学史总体设计”并不满意。它依然脱不出“文学背景+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写作的老框架，“我期待着更富有实验性，也更具有挑战性的文学史研究”，这样的设计不能满足我内心对学术的追求。这就意味着我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学史结构方式，自然也就激发不起我的写作冲动。而谢冕的邀约之所以对我一触即动，就是因为提供了“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文学史结构方式，它虽然明显借鉴于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但正适合我，自然要抓住不放。可以看出，这一回“1948年文学”的写作，和我之前所有的研究都不同，它的写作冲动完全“来自一种文学史写作形式(结构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欲求”:这就显露了我的文学史家的本色。但在写作过程中，却又有了新的变化:我最初以为这将是一次纯客观的历史研究，却不想研究越深入，就越在研究对象中发现了自己:写1948年的“校园风暴”，立刻联想到此时正在南京参加地下学生运动的我的四哥;写解放军部队的“战地歌声”，就仿佛听见了服务于文工团的二姐的歌唱;特别是写到仓促“南下”的“告别”，就仿佛写到了自己:我也是在那样的情境下与父亲永别的。没想到，关于1948年的写作，竟然会唤起我早已深埋的家族隐痛的回忆，最终还是卷入主客体交战中不能自拔。这大概是本性难移，也是命中注定。10这样，《1948:天地玄黄》就成了我的代表作，它将文学史、思想史、精神史融为一体，较好地体现了我的写“大文学史”(“文化、思想、精神史背景下的文学史”)的追求。我的1940年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最后以这本《1948:天地玄黄》作结，我应该满足了。

其实，在开始写《1948:天地玄黄》之前，即1995年下半年，我还做了一件事，即开设了“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我总是喜欢将自己的研究与教学结合为一体，在课程的开场白里，就明白宣告“要请研究生同学参与我的四十年代小说研究”。课程的开设也采取了师生共同进行“对话与漫游”的方式:前有教师的“领读者言”，对1940年代小说作了总体扫描;中有“众声喧哗”，师生共同对10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最后再回到教师的“纵横评说”，论述这些实验性小说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整个课程既有教师的主体导读，又有师生共进的多元探讨;既有宏观评述，又有微观解读，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性体系:这在研究与教学上都是有意识的实验，是又一次人才培训，参加这门课的研读的研究生，如贺桂梅、王风、姚丹、李宪瑜、萨支山、谢茂松，后来都成了学科研究与教学的骨干。这就做到了研究与教育的“双丰收”。

我自己在研究上也多有收获。主要有两点。在课程最后，我作了一个《四十年代小说的历史地位与总体结构》的长篇讲解，实际是对我进行了六七年的1940年代小说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提出了1940年代作家(知识分子)对于“战争”的两种观察、体验方式:或立足于“国家(民族)本位”“阶级本位”，这就能决定了其创作的“爱国主义”的总主题与“抗战”题材的选择;或立足于“个人本位”“人类本位”，更关注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困境，更具有人类学普遍意义的困惑与矛盾。由此决定了四十年代作家对于战争存在着“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和“非(反)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凡人化的”两种不同的体验方式与审美方式。进而产生了“戏剧化”的小说与“非(反)戏剧化”的小说这样两种小说体式。11这三大概括或许有些简单化，但确实是我的研究心得和独立发现，我的《四十年代小说史》如果最终写出，大概就是这样的结构与论述。

我对1940年代小说的总体收获和价值，还有这样的概括:一方面，以一些代表性作品的出现(如长篇小说中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四世同堂》《寒夜》等，短篇小说中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华威先生》《果园城记》《北望园的春天》《荷花淀》等，中篇小说《长河》等)为标志，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中国现代小说规范、模式。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大批突破规范的、带有探索性的实验性作品，这种实验不仅其深度与广度都超过了在此之前(二三十年代)所进行的探索，而且在起点上就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在现实研究中，人们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处于文坛中心位置的相对成熟的作家作品，而对边缘化作家的试验性作品多有忽视，以致种种误读。而我一直认为，能否打破既定文学史框架，发掘被忽略、淹没的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家、作品，是对文学史家的眼光、见解、学养的一个重要考验。因此，这一次研读，就有意识地精心挑选了一批非主流、边缘化，但在艺术上却具有实验性与超前性的作家作品。既有重新发掘出的作家作品(如李拓之及其《文身》，卞之琳的《海与泡沫》)，又有因不代表其主要风格而相对被忽略的作品(如路翎的《求爱》、张爱玲的《封锁》、萧红的《后花园》)，还有一些未得到足够评价的作品(如冯至的《伍子胥》)。汪曾祺在1980年代对1940年代作品的“重写”(《异禀》和《职业》)也是这门课的新发现。我同时提醒，对非主流作家作品的发掘，并非要否定主流作家作品，“片面强调主流作品价值一定高于非主流作品，或反过来主观断定边缘性作品价值一定高于处于中心位置的作品，都很难说是实事求是与科学的”。12

这些边缘作家大都对文学语言、形式、美学试验有高度自觉，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弥补自己研究不足的机会。我多次说过，“我无法回避自己内心深处对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迷恋。它对于我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诱惑。我知道自己的精神气质与文学艺术有着本能的亲和。而我所受的教育与在被扭曲了的时代里所形成的多少被扭曲了的知识结构和积习，又使我与文学的审美之间，横隔着某种障碍”，“明明本性上具有审美的欲求，面对鲁迅和其它研究对象已经达到的艺术高峰，要对之进行描述与阐释却显得力不从心。我从这里感到了一种命运的残酷”。13由此形成了自己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问题:“习惯于从思想、文化、心理上去把握作家、作品，而对作品艺术形式的把握则相对弱一点”。14而现在要对这些实验性作品做文本细读，就不能不注意到:“说书人叙述的插入”，“隐含作者的显隐变换”，“中心意象的营造与转移”(萧红);“耀眼、怪异的、华丽的、雕琢的、繁富的美”的价值(李拓之);追求“抽象的抒情”，“小说(与诗)的哲理化，语言的具象性与抽象性的融合”(沈从文);“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端木蕻良、骆宾基、萧红);在民族化声浪铺天盖地之下，“死不媚俗”的姿态，大张旗鼓加强欧化色彩的自觉对抗(路翎);“在俗白中追求精致的美”，构建“纯净的语体”的语言实验(冯至、赵树理、孙犁);拒绝“诗化”，追求议论、描写、叙述结合的“散文化小说”新模式(废名);才华泛滥，过度追求多义性、丰富性、可分析性的“意义的充溢(爆满)”(张爱玲);诗性的描写语言与质朴的叙述语言，个人话语的压抑与偶尔突显，群体语言中军事、政治斗争与地理政治语汇的游戏化，造成的充满“语言缝隙”的小说文本(卞之琳)等。15应该说，这样的语言、形式、美学的关注与敏感，在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以至整个文学史研究中是并不多见的，尽管可能是“露拙”，我自己却非常珍惜。

但当《1948:天地玄黄》于1998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于199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我已经在此之前的1997年宣布，要摆脱学院的束缚，在体制的边缘上，走一条“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相结合”之路，学术研究的重心也由现代文学转向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这样的“告别文学研究，告别文学”的选择自然是出于响应时代的召唤和服从内心的命令，这是本性使然，因此也没有多少犹豫。但在内心对于文学研究，特别是1940年代文学研究，仍有些藕断丝连，只要有机会，就会有所眷顾。回想起来，大概有三次。

第一次在1997年。这一年下半年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了一次重要修订。本来，1985年、1986年编写初稿时，我就负责写1940年代诗歌、戏剧部分，共三章:《艾青:根植在土地上的民族诗人》《新诗走向历史的综合》和《追随大时代的国统区话剧的丰收》。16这次修订，因为1989年以后有了新的研究，就几乎进行了重写:诗歌一章突出了“七月派”“冯至等校园诗人”“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和“敌后根据地诗歌创作”四大诗人群;戏剧一章则概括提出“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两大戏剧模式，分析了它们抗战初期、中期、后期在大后方，解放区、沦陷区的不同表现形态。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吸取了最新研究成果，因此颇有创意，显示了一个新的水平与高度。17

第二次是200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召开“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研究”座谈会，期待打通现当代文学研究，对整个学科发展有新的推动。我也趁这个机会，将1989—1993年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材料和思想碎片(所谓“胡思乱想”)整理出来，以《40年代文学史(多卷本)总体设计》为题，公之于众，以便留存于世，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文章最后深情地写道:“希望有一天还能再回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这块土地上来——我是诞生在那个年代的:1939年3月，我在重庆山城第一次睁眼看这个世界。现在已经看了65年，许多人和事越看越不明白，就想回到这历史的起点上，从头看起。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40年代情结是根源于对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的永远的依恋。此时我心中默念的，正是同样孕育于那个大时代的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8

最后，2007—2012年，我又回到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上来:主持并参与执笔《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三卷本的撰写。这是一个全面实现我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梦想的尝试。自然要把1940年代文学的描述作为一个重点，我自己就写了46条，其中《战争爆发时中国作家的反应》《救助贫困作家运动》《抗敌宣传队的活动》《“文章入伍”:抗战初期的战地文化运动》《西南剧展:抗战戏剧运动的总检阅和大讨论》《重庆文艺中心地位的确立》《桂林文化城》《1940年代文化格局中的香港》《贵州文化和新文化的相遇》《战时东南文艺运动》《郁达夫在南洋的活动》《茅盾在新疆》《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化重建》《“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上海沦陷区的文化厄运》《战国策派及其引发的论争》《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文艺先锋〉和“文艺政策”论战》《〈论主观〉引发的风波》《华南方言文学讨论》《平津文坛“新写作”》等，19或开拓新的领域，或对原有的研究有新的阐发，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

这样，从1989年8月开笔，到2012年收官，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前后持续了23年;今天(2020年)来进行总结，又过了8年。31年时间流逝，我从50岁活到80岁，但作为“1940年代之子”，对1940年代文学及其背后的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的关注却始终如一:它已经成了我的学术生命的重要源泉。

2020年2月23—25日写于疫情封闭中

注释：

1以上讨论见钱理群《关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研究的断想——在社科院文研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266、267、270页。

23钱理群:《“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答《南方文坛》记者问》，《生命的沉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0、53、55~56，52页。

4718钱理群:《关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研究的断想》，《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268、284页。

5参看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沦陷区文学总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沦陷区散文创作扫描》，《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81、183、184、194、196页。

6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台湾社会科学杂志社2008年版，第191~193页。

8钱理群:《初版后记》，《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1~422页。

9参看钱理群《前言》，《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台湾社会科学杂志社2008年版，第4页。《自序》，《幸存者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2页。

10以上讨论见钱理群《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323、327~328、328~329页。

1112钱理群:《四十年代小说的历史地位与总体结构》，《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505、510，500~501、502、503页。

13钱理群:《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诗化小说研究书系〉序》，《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页。

14钱理群:《请作一次精神对话与学术漫游》，《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第7页。

15钱理群:《教师讲评》，《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第78、121~122、152、190、246、313、409页。

16钱理群:《关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研究的断想》，《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第280页。参见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7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参见钱理群(总主编)、陈子善(第三卷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第三卷(1937—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