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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银:生态文学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新的叙述
来源:绿叶杂志(微信公众号) | 李景平  2020年09月18日06:26

李炳银观点:

1.生态文学是对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对象和生命表现感受的一种叙述。其叙述所包含的对象和目标,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学的疆域。

2. 离开了人和人的意识,也就没有了文学。不能把生态文学的研究导向玄学的方向和领域。

3.传统的文学总是围绕着人的感受爱恨得失等来展开,而生态文学是应当跳出这个圈子,不要围绕着某一个人、某一群人的感受利害打转转,将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类别,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理性和合理的生存发展方式。这样的看法是“赋新”还是“突破”,我不敢说,但是将传统的文学观念向前延伸的思考是明显存在的。

4.文学的认识和行动,应随社会、科学、认识脚步不断延伸和发展,而不是固步自封,始终凝固不变。

5.生态文学似乎应当是人类在哲学认识论上的修正改变,是人类跳出自身中心藩篱,主动调整已有成法,是融合大自然法则的新的伦理建设和行动出发,是在努力适应自然生存法则下追求自然延伸的自觉遵循和追求寻找。

6.生态文学不仅要与传统的文学发生区别,更要与人们的习惯认识和行为发生分歧,其面对的将是非常沉重的历史负担。要人们放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念,要人放下身段平等地善待其他所有生命,希望人改变自己的生命愉悦,实在是不容易的。

7. 对于生态文学来说,就是要在尊崇和适应大自然规则规律的过程中探寻人类延伸发展的契合点。在大自然的整体进程中,合理地寻找人类的位置和作用,这似乎应该是生态文学的方向和目标。

一、生态文学的变革和革命在于,突破与延伸了“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认识和观念

李景平:李先生您好!看到您在《绿叶》杂志和《文学报》发表的文章《生态文学:一个文学超凡的跨越》和《文学的一次变革和革命》。您给出一个定义:“生态文学是对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对象和生命表现感受的一种叙述。其包含对象和目标显然是远远广泛于传统的文学界的。”这应该是您、也是文学界对于生态文学的最新界定。请您给我们展开解读这个定义好吗?

李炳银:我对生态文学还缺乏深入研究,但上述的这个认识性的说法,是我对生态文学观察思考的感悟和表达。不知道此前可有人这么看?我之所以将其称为“文学的一次变革和革命”,正是意识到生态文学的发生发展和传统文学认识观念之间,是存在很大不同和间距的。传统文学的立足点和叙述中心是人,是一切以人的认识感受和取舍标准来决定是非正误的,而生态文学应该是将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个生命体,融汇于自然的全面广大范围之内看待,并采取应当采取的关乎存在和发展的态度。所以,在生态文学的界面上,人就不仅仅是男人女人,好人坏人,而是自然中的一种生命对象,需要放在和融入自然之内来认识自己和他方。

生态文学既是人类的一种精神、行动和感受的表达,更应当是放眼宇宙、地球、自然之间寻找自身合理存在、行动和发展的文学叙述。这种叙述,是需要超越作家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出于个人、集团、信仰等诸多局限的寻找与表达。美国科学家萨根就说,人不过是宇宙间的一粒微细尘埃。人千万不能够有很大左右自然的欲望,文学也不能够视自己为万能,文学需要协调和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各种复杂关系,也需要有将自己投身探求人类与大自然美妙相融、互动的进程中的自觉。所以说,生态文学是对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对象和生命表现感受的一种叙述。其叙述所包含的对象和目标,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学的疆域。

李景平:您曾在《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命题》中对生态文学做过一个定义:“生态文学就是旨在艺术地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或许可以看成是人类主动认识和调整自己同自然世界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这与“生态文学是对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对象和生命表现感受的一种叙述。”不同。您后来的定义超越了传统也超越了自己,前后两说结合而言,您说的这种叙述,应该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新的叙述?

李炳银:哈哈!现在再看这样的表述,似乎如你所说,是有一点区别的。前说,似乎还未能脱离开人间的烟火气,还是将人看成一个重要的点位来认识和理解自然,寻找新的文学空间。后说,似乎更加向前延伸,将人融于万物,更加全方位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他生他物、人与文学,人与生态文学的复杂关系。其实,这两说的中间,实质上是有沟通和联系的。前者说得笼统、概括,后者说得具体、深入。

要说新,生态文学在反映和表现的对象、目标和范围上,不只反映和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反映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与传统文学有区别;在反映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只是反映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对立与斗争,而且反映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融合,是人类主动认识和调整与自然的关系,将自己放到与自然生命平等位置上来反映和表现的,这与传统的写人与自然的文学又有区别。

所以讲,生态文学要超越“文学即人学”的认识观念,深入到人与地球、宇宙、自然关系中去思考,这是个正确的方向。但是,文学毕竟是一种人类精神情感和感受的表达行为,最终还是脱离不开人的主观存在意识的。离开了人和人的意识,也就没有了文学。所以,不能把生态文学的研究导向玄学的方向和领域。我之所以说生态文学是一种文学的变革与革命,而不说是颠覆,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

李景平:是的。应该说,您这个新的定义,不只是在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意义上考察生态文学,而且是在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的意义上考察生态文学,根本在于突破和超越了“文学即人学”的传统定义,或者说,是完善和赋新了“文学是人学”的传统定义,这无疑是一种变革性的、革命性的界定。那么,请您从生态文明和文学理论结合的角度来给我们展开谈谈它对“文学即人学”观念的超越与突破好吗?

李炳银:这个话题,我在前面你提到的《绿叶》《文学报》发表的《生态文学:一个文学超凡的跨越》《文学的一次变革和革命》,和后来在《文艺报》发表的《生态文学续思》中,都有比较充分的阐述。

概括说,我们的文学从古老的诗歌开始,就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人的社会感受和理想追求。历经几千年的文学表达之后,人们渐渐发现,仅仅依赖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视野,着眼人类感受追求范围的内容,已经很难解释和说明身边的人与环境、与他物的矛盾困窘关系与迷茫了。人类在痴迷地实现着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价值目标并近似疯狂地呈现人类影响的时候,忽略了自身赖以生成生长的地球以及同人类共同生存、生长于地球之上的生命体,以至发生了地球生态家园的严重危机。这个现实危机,正是传统文学困窘和生态文学新生的时代背景,也是生态文学对传统文学提出变革与革命性挑战的根源,更是生态文学勃发生长的机会与能动进取的意义价值所在。

就传统文学和生态文学比较,我这样看,第一,文学的叙述对象不同。传统文学的叙述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社会环境存在感受和人的生命运行轨迹;生态文学的叙述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包含着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对象和生命存在和变化的历程。第二,文学的视阈追求不同。传统文学的视阈和追求,是对人的行为理想以及人的自我奋斗精神和人类的物质精神的追求;生态文学的视阈和追求,是对超越人类族群利益的共同利益的追求,是致力于地球家园福祉的终极追寻。第三,文学的情感关怀不同。传统文学的情感关怀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情感关怀,即使自然感悟也是以人的寄托而感物伤情的情感关怀;生态文学虽也出于人类的认识感受,但它是对关乎地球和谐运行、物种整体健康的冷暖命运的关怀。第四,文学的理想境界不同。传统文学的理想境界在于“我为第一”“人类第一”,只把自然视为提供人类生存发展机会可能的对象;生态文学的理想境界在于以纯粹超拔和神圣高洁的品格和精神,给予世界以超人类的自然之爱。第五,文学的尊崇法则不同。传统文学所尊崇的法则是“以人为本”“唯人独尊”的社会法则;生态文学尊崇的法则是“以生命为本”“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告诉人们在人类生存的地球还有比人类社会更加恒定和严酷的自然法则。

总的说来就是:传统的文学总是围绕着人的感受爱恨得失等来展开,而生态文学是应当跳出这个圈子,不要围绕着某一个人、某一群人的感受利害打转转,将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类别,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理性和合理的生存发展方式。这样的看法是“赋新”还是“突破”,我不敢说,但是将传统的文学观念向前延伸的思考是明显存在的。生态文学是人们向文学新境界开拓的一个起点。应该说,传统文学反映和表现人,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存在着局限和不足。根本的问题是忽略了人也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忽略了认真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这个更加重要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存在,恰恰给生态文学的开拓发展留下了机会!

二、生态文学所反映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孰为本质关系?

李景平:有人认为,生态文学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人认为,生态文学反映的人与人的关系,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等于提出一个悖论:如果说生态文学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它就有了独立于文学的属于自己的本质;如果说生态文学的本质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生态文学是否回到“文学即人学”的意义?

李炳银:我认为,生态文学所反映的应该是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关系,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了,在这样的关系发生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同的人和人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不同理解和矛盾,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是这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依然是由于人还没有将自己或集团的利益置放到人类的全局利益中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中考量所致。

例如,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远大目标上,美国的环保志愿者用锁链将自己捆绑在大树上;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反对日本疯狂滥捕鲸鱼的行动中,不顾凶险与日本捕鲸者在大海风浪里拼死搏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曾经提出“只有一个地球”,这样的眼光和警示,恰恰应该是生态文学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根本参照。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认为这个成语足以说明问题。说生态文学本质上反映的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看不到人背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只是见到了“螳螂捕蝉”的情景,而未意识到“黄雀在后”的危险。这样,就依然又回到了“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念归属里了。

文学的认识和行动,应随社会、科学、认识脚步不断延伸和发展,而不是固步自封,始终凝固不变。文学永远也难从根本上割断人与人的关系,难以放弃对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与呈现,但是,在登高望远的时候,要看到,在其背后,还有比描绘人与人的关系更加根本和重要的人类生命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的文学情怀,更阔大长久,也更纯洁美丽。

李景平:是否可以说,生态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本质也提出了挑战。“文学即人学”也好,“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好,这些概念提出的时候,生态文学尚未出现和提出;生态文学成为崭新文学样式的时候,传统的文学观念,显然已经不足以概括生态文学的疆域。您认为生态文学拓宽了文学的疆界并给出新的生态文学定义,那么是否也就意味着,由生态文学引发,文学所表现的内涵本质也应做出新的界定?

李炳银:我说生态文学拓宽了文学的疆界,就说明这是文学在向新领域行进和开拓。这并不是说与过去的文学完全脱离,是全新的创建。文学的许多表现方式,如对于环境的观察体会,对于其他生命境遇的换位思考,对于所发现的形象的表现等等,都还是属于文学的特性范围。只是小圈和大圈的区别,没有本质的不同。

李景平:按照传统的人的理论和文学理论,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显然是不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如果包括,那么,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根源都应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之所以没有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说在那个时候,在人类中心主义统领认识的时候,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尚未获得认识和认同。那么人类世界发展到当代,“人的总和”是不是应该融入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李炳银:我们现在所谈的内容,其实都是始于人的认识和期望。人与人的关系被认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个非常深刻和精辟的见识。但任何认识都是某个时间阶段上的产物。每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阶段,都会提出新的发现和目标。今天,人类还未能找到新的星球家园,而剧增的人口和迅猛发展的科技,给地球自然造成极大破坏压力,人与地球自然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人类就必须珍惜地球,尊重自然生命规律。在原始社会,人不可能提出不猎杀野生动物的建议。即使今天,我们提倡尊重其他生命对象,但也不能够说完全地不食肉类,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万物循环,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以求得共同生存发展。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提出,也是对“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丰富与补充。

三.中国生态文学新的发展,会给文学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

李景平:中国生态思想理念的发展、演变、创新是快速的。中国生态文学发展40年,已经出现了具有相当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但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大时代里,40年后的生态文学作品与40年前的生态文学作品相比,其探索、发展、创新,在内容、形式、审美上,都应该发生了巨大变化。请您谈谈这些变化给生态文学创作带来什么样的不同?

李炳银:谈论这个问题存在不小风险!在我看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已经有老子、庄子等先哲先贤人物认识和谈论人与生态的关系。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是在几十年间才开始意识逐渐明朗起来的。此前,我们还在高喊“人定胜天”“敢教日月换新天”“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言壮语。所以,还谈不上有什么现今的生态观念影响到生态文学的创作和变化。

几十年来,出现了很多出于生态环保要求和期望的文学作品,个性明显,观察敏锐,是一种很惹眼的文学现象。这对于提出生态文学这样的思想观念是一个很好的准备。但是这些被称为“环保文学”的作品,立足点还是没有摆脱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叙述,这与生态文学主张的尊重自然规则和所有自然生命地位权利、人在自然中处理好与他物和谐相处关系,以求平等自由栖息生长的目标是很不相同的。前者是“为我善生”,后者是“我们共生”。生态文学是摆脱了人和人自身私我利我欲望的自然追求叙述,是以天下为己任,为自然界所有生命的福祉担当的叙述。

生态文学如今应该是一个前沿的领域,是一切善良的人们的期冀,是地球自然的幸运。但在现实中,个人、集团、地域、国家利益欲望强烈,矛盾冲突严重,这仅仅只是一个奢侈的美妙愿望。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这样美妙的愿望,在现实的欲望和利益的强力冲击下,被无情地毁灭了!所以,生态文学的希望不能够动摇,但行进的负累非常沉重。自然发展和前景也有待期盼!但愿天地无边,日月并辉,但愿大家共同努力创造这样的生态文学。

李景平:中国生态文学发展基本贯穿了整个新时期至新世纪的文学历程,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考察,时间尚还太短,但放在当代文学史上看,却并不算短。生态文学毕竟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绿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开辟和扩展了新的审美视野。那么,将中国生态文学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盘点其文学成就和创作得失,您认为应该怎样概括?

李炳银: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看,生态文学的意识和观念实践,显然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梭罗、卡逊等人的开拓居功至伟。当生态文学这种文学现象逐渐被人们认识感悟的时候,这样的文学主张和追求就像投石入水之后,迅速生波荡漾开来了,力量抵达到世界很多作家的心间。

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意识是在1980年代明显起来的。当时,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个以徐刚报告文学为代表的特殊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以一种深切的忧患感情,述说报告着中国生态环境存在和正在恶性发展着的危机状况;用痛彻心灵的呼喊提醒和呼吁人们认识危机的严重性,自觉地树立生态环境意识;希望人们在深刻反省以往失误的过程中迅速补救和维护生态平衡,在尊重自然法则的过程中发展人类自身。这种文学现象,是中国生态文学萌动和生长的开始,是生态文学变得自觉和兴盛的基础。生态文学因为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存在而成为一个文学创作的显族。鲁迅曾说“哪里有危险和黑暗,哪里就生成着解放”,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因为生态环境危机的严重存在,生态文学才具有了生存的必然和发展的可能。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成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先声,此文也奠定了他成为著名生态作家的基础。之后,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李青松的《塞罕坝时间》,哲夫的《水土》,都为中国生态文学添加了浓厚靓丽的色彩。作家在创作中显示了时代使命和担当精神。

从中国现今的生态文学现状看,许多作品处于呼唤人们树立与自然共生、收敛一己物质欲望、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阶段,尚缺乏更加深远精湛的文学追求、思考和表达。生态文学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书写生态灾难,尽管它与灾难会有很多密切关系,但生态文学恐怕不会这样简单。在我看来,生态文学似乎应当是人类在哲学认识论上的修正和改变,是人类在努力适应自然生存法则下追求自然延伸的自觉遵循和追求寻找;是人类跳出自身中心藩篱,主动调整已有成法,是融合大自然法则的新的伦理建设和行动出发。当今,中国政府将生态环境优质目标一再推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努力实施,而且成果显著,这是空前的伟业。中国传统“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加之当代中国走向世界追寻人类共同生命目标的发展理念,为中国生态文学创作提供着思想支持。生态文学一定会是这个时代主题的有力伴奏和响亮和声。

李景平:是的。当代中国在世界上提出了两个“共同体”的理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无疑是我们认识人类和认识自然的思想引领。可以说,放在全球大背景中,在过去的20世纪,中国生态文学是跟在世界的后面起步的,那么,在行进的21世纪,中国生态文学的未来前景,可能会走上一个什么样的舞台?

李炳银:哲学的引领,思想的导引,对于生态文学创作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生态文学创作恐怕经历的风险和曲折还是有的。因为,生态文学不仅要与传统的文学发生区别,更要与人们的习惯认识和行为发生分歧,其面对的将是非常沉重的历史负担。要人们放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念,要人放下身段平等地善待其他所有生命,希望人改变自己的生命愉悦,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是,人们必须具有自我否定的自觉和勇气,具有遵从自然规律的积极选择。生态文学作家作为“逆行者”,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生命的福祉前途,为了保护地球家园并持续提供发展延续条件,必须以自己合理善意的文学阐释,说服人们改变错误观念,放弃私欲,约束自己。生态文学的使命和承担崇高壮伟,期望前行的道路上天人感应,互为因果。一切应该是:道法自然。

生态文学的舞台和作为应该在何方?世界盛行“大地美学”“大地诗学”概念,其核心是人类在认识感受大地过程中寻找人类美好的生存状态和方式,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中追求和谐和美,诗意地栖息在大地。生态文学在跳开超越人类自身许多局限、功利的目标之后,寻找和大自然的友好、和谐关系,在一种有效互动美妙共振中存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人类和大自然相处,不应当是简单地占有和享受,而应当是自觉地融入和共生发展。大自然的美学表现和内涵,虽然说是人类赋予的对象,但是,倘若没有了大自然的美的存在,人类何以凭空造景?对于生态文学来说,就是要在尊崇和适应大自然规则、规律的过程中探寻人类延伸发展的契合点。在大自然的整体进程中,合理地寻找人类的位置和作用,这似乎应该是生态文学的方向和目标。

在最高的生存意义上,地球大自然是人类的家园,至今还没有找寻到替代的所在。人类在面对大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体的时候,需要有敬畏悯惜的情怀,有勇于平等对待它物的自觉,这或许是人类真正走向自然的开始。在现实的文学因为难以摆脱人类自身生存局限,依旧在宣示、倡导、书写、呈现出于自身利益的文学主张,并在各自的欢乐、忧思、困惑、焦躁情绪中表达的时候,要其断然停歇或者放弃,显然是无望的。生态文学无法完全排除人类社会的世俗内容,但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天地应该不是多余,也是能够有限实现的。

生态文学这样的崇高主题和宏大空间会给文学以方向性指引,无疑是构成文学大天地、大舞台、大胸怀、大作为的对象。生态文学正在全人类获得共识,并开辟占有新的文学领地和空间。这也许就是生态文学的未来舞台。

本文将刊发在《绿叶》杂志2020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李景平,作家,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西省委联系高级专家。著有《绿歌》《20世纪的绿色发言》《与黑色交锋》《报人论报》《山西之变》等。主编《绿风》《生态汾河》《山西绿色散文选》《走进一条河流》。曾获地球奖、中国新闻奖、中国环境文学奖、中国环境新闻奖、山西新闻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等。

李炳银,文学评论家。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委会副主任,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研究员。《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文学专家组组长,多年担任《中国报告文学》主编。著有《中国报告文学流变论》《小说艺术论》《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国学宗师——胡适》等著作,编著近百种。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