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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自创了一个神瑛侍者的神话。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构成故事的主体。两者是“施露”与“还泪”的关系，投射到凡间就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缠绵与纠葛，奠定了“木石前盟”的情感基础。有意思的是，曹雪芹妙趣横生地创造了“还泪”这个词，其旨意是绛珠仙草以“泪”偿还神瑛侍者的甘露浇灌之恩。细想起来，不但形象生动，而且意蕴丰富，令人拍案叫绝。不过，在激赏叫绝之余，我们再玩索一下：曹雪芹为什么创造这样一个新颖别致的词语？当然，他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以图新人耳目，而是借此突出文章的主旨，对主旨的表现在突破传统的基础上另辟蹊径。

我们知道，曹雪芹在第一回中就开宗明义地说自己写作是“大旨谈情”。这说明了“情”在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神话故事，它揭示贾宝玉与林黛玉以“情”为基础的特殊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在仙界，神瑛侍者以甘露浇灌，到凡间林黛玉以泪偿还而报恩，与贾宝玉意趣相投、相契、相知，两者同共演绎凄婉动人的故事。贾宝玉在“情”的道路上更加执着和专注，在背离传统的规范中，贾宝玉“以情悟道”，在情感与道德的冲突中，面临着挣扎与抉择、孤独与困守的砥砺，使生命得到净化与升华，完成与传统价值观不同的理想追求，实现生命的自然回归、诗意登临与抵达。在写作中，也同样寄托了曹雪芹对生命的叩问和思考。

一

甘露是生命之源，泪水是情深之本。 “施露”是本源，它再造了绛珠仙草的生命，“还泪”是动力，恩情山海债，是对“施露”的报答与回馈。因之，对于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而言，“施露”是因，“还泪”是果，佛家讲因果，因为这个因果而专定了后世情缘。所以，贾宝玉与林黛玉初次见面时，似曾相识实即早已相知。在贾宝玉的眼中，林黛玉是三生石上旧精灵的转世，“还泪”的执着使她内心郁结着万般的愁苦，今生必然付出，必须报答。“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而林黛玉看到的贾宝玉则是“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稍；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绛珠的仙姿超凡脱俗，极具诗性与神性。这种清新飘逸的神韵可直抵贾宝玉的心灵深处，锲入生命的轨迹，永生难忘。而林黛玉眼中的贾宝玉却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公子，多情全在眉眼间，已使黛玉了然于心，“情情”的专注与相托，尽在见面的瞬间。真个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泪”成为这对冤家的情债，一个愿施予，一个愿接受，共同敷演一段生死不渝的悱恻之情。“泪”是生命之水，是情深之源，以泪浇灌之情，足以用生命作代价，死生相守，矢志不渝。所以，当贾宝玉听到林黛玉要去死时，便立下誓言说自己要去做和尚。可知，这样的情是建立在心灵相通的基础上，超越于物质，能跨越生死的门槛，直抵真情和至情的彼岸。

二

“木石前盟”力求挣脱世俗的束缚，追求精神的自由。精神之爱所寻求的是个性自由与无拘无束，这注定了它必须以“还泪”的痛苦作代价。精神的相通能打破世俗的界域，没有什么力量可阻挡。“情不情”的贾宝玉尽管曾与袭人“初试”，与秦钟“暖昧”，对宝钗的酥臂“发呆”，但是，黛玉对于他而言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唯一。尽管如此，仍在无形中给黛玉带来误解和痛苦。再加上，“金玉良姻”总是横亘在两人的心上，作为世俗情缘的代表，其力量总是无时不在。张道士在贾母面前“提亲”再次在两人之间掀起波瀾，宝玉摔玉、砸玉以明志，这反使黛玉痛苦而无以明状。真情的自由与直率在世俗中总是时不时受到考验和侵蚀。因而，时常使两者感到痛苦。这种痛苦不是源自肉体上，而是心灵上因世俗的虎视眈眈，使心灵无法相通相知，从而出现无以抵达的心灵倾诉。林黛玉常以“金玉”相探，贾宝玉常发赌咒以明心，真假难辨，相互疑猜。于是，两颗“求近之心”明说又常互相试探，结果常常是求“近”而反“远”，造成情感的误解和错位。于是，林黛玉常以“泪”表白，贾宝玉亦以《西厢》词试探。林黛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贾宝玉也说“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不为名不利，为的是心，以心换心是“木石前盟”的本质，体现“施露”与“还泪”是以无私真诚的给予为最高境界，直至泪尽夭亡。这正是“木石前盟”的精神境界。在本质上与以世俗的物质等级为核心的“金玉良姻”不同。一个是精神的，一个物质的，一个是集体的，一个是个性的。只有精神的和个性的，才会突破形式的拘束，直抵内心的深处。因此，要挣脱世俗的束缚。在抗争中，贾宝玉与林黛玉向往自由的个性更加坚定。在两人看来，追求个性的自由才是精神家园的最终依托，唯其如此才得以永恒。这正是“木石前盟”虽败但比“金玉良缘”还震撼人心的原因所在。

三

“施露”与“还泪”具有哲学思辨的倾向，它追求的是自然本性的修为与到达。“施露”是无私的给予，“还泪”亦是以无条件的报答为前提，两者都具有超乎现实之上的诗性和神性的境界。它摒弃世俗的“假”，提倡心灵上的“真”。“真”与“假”成为《红楼梦》的哲学之基，是曹雪芹对生命思考的命题。曹雪芹把这个命题具象化，用“木”和“石”与“金”和“玉”作对比，以深化对这一命题的思考。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的价值追求正是奠定在这个基石之上的思辨。贾宝玉是真石假玉，石头不事雕琢，石性就是真性，朴实笨拙；而“木”也是自然之物，代表着原始未琢的自然本真。“勃为人木强敦厚”[1]，其中的“木”就有质朴、粗拙之义。林黛玉说自己只不过是“草木之人”，“草木”是自然低贱之物，这里除林黛玉借以自贬外，同样具有质朴自然之义。因此，“石”和“木”其象征之义归于一，即是朴素无华、自然本真的象征。这就是“真”。

相比之下，“金玉良姻”则是世俗的情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金”与“玉”常常并提，两者成为坚固、富贵、地位和美好的象征。比如“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2]，用“金”与“玉”比喻美好的人或物。尤其是“玉”，后来被儒家文化注入了人格的内涵，成为君子的比德。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玉有仁、义、智、勇、絜“五德”[3]。本来“石”与“玉”同质，然而，“玉”被赋予了儒家道德之义，成为君子之义，具有身份、地位、权力和等级的象征。这就是“假”。

可知，“木”和“石”与“金”和“玉”相对，构建了“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的文化内涵，两者成为“真”与“假”二元对立的关系。前者是自然的神性的，后者是传统的世俗的，贾宝玉取前者而舍后者，“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4]，“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曹雪芹用以“施露”与“还泪”的真性真情付出与回报为基础的“木石前盟”，与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础的“金玉良姻”相对举，蕴含哲学思辨的内涵。这个思辨就是对“真”与“假”关系的思考，体现了曹雪芹的倾向、反思与批判。

“木石前盟”体现了贾宝玉与林黛玉对超越于传统的自然本真的追求，他们挣脱世俗的束缚，在自然的本性中用真诚真心以达到心灵契合的精神境界，实现最美妙的登临与到达。

四

自然本真的生存状态，其生命可以齐生死越时空。时间是生命的组成元素，时间的流逝意味着生命渐渐的消耗直至走到尽头。对于林黛玉而言，她用“还泪”的独特方式感受着生命，追求自然的本真。一方面，父亡双亡不得不置身于贾府。在贾府，她衣食无忧，然而优裕的物质生活并没有消解她无依无靠、身世如寄而带来的孤独与苦闷。她常感伤于身世如飞蓬浮萍，无根无据，喜散不喜聚。在这种环境中，她并不俯就随波逐流，而是率性而行，“目无下尘”，处于超凡脱俗的生存状态中。特立独行，自然孤者。因此，对她而言，心灵的孤独无奈才是精神上的最大痛苦。在内心的孤独中，流泪才是生命真情的流露和表达。另一方面，先天虚弱的秉赋造就一个“多愁多病的身”。多愁多病使她眉尖若蹙，贾宝玉为她取“颦颦”的字贴切形象，用“病西施”作比再恰当不过。正如她从会吃饮食时起便吃药一样，爱哭是她与生俱来的天性，除非听癞头和尚的话将其化出家。这正是“还泪”的生动体现。曹雪芹的神话预设赋予她仙凡兼备的双重身世，一半吃人间烟火而一半又靠药物度日，“爱哭”的先天性缺陷，反而成就了她到世俗“还泪”的真情使命。这两方面因素的叠加，读诗写诗便成为她生命的唯一。日常生活中，她不像宝钗一样专心于女工，而是以诗的方式寄情于风花雪月。她葬花遣情，“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在追求诗意生命的同时，林黛玉对时光特别敏感。她听曲而伤感青春时光易逝，如落花一般最终都付与残垣断壁，“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她对时光的流逝怀有别人少有的质感。是的，再美好的生命最终都会如秋之悲凉，如枝头的枯叶，最终零落，“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林黛玉的“还泪”就是深情地给，缓缓地流，是一个时间与生命同频共振的过程。“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年复一年，最终“泪尽而夭亡”。

同样地，作为贵族的青年公子，贾宝玉对生命的感受同样是充满着迷惘、无奈乃至幻灭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唯宝玉而已 ”[5]。他不愿像贾赦、贾珍、贾琏一样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他追求的是自然人性的真情回归。因此，物质上的富有而精神上的彷徨使他无时不感到内心的痛苦。他与林黛玉一样，同样是一个心灵上孤独而无助的人。一个“施露”给予，一个“还泪”报答，在对真情的共同追求中又不断增加他们对生命悲苦的体悟。人性的困惑，生存的痛苦，同样加深了贾宝玉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追问。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既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

贾宝主听了林黛玉“哭”出来的《葬花吟》，已触及他心灵深处，使他由花及人，由林黛玉到宝钗等人，再由宝钗等人到自己，在层层的递进中，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大造和尘网。是的，人人如此，何况游离于传统之外，又生活于现实与理想矛盾之中的贾宝玉？贾宝玉与林黛玉一样，都是孤独的行走者，是“方外”之人。彼此之间，除对方之外，少有人理解，精神的孤独再加上又见证了身边很多人的死，秦可卿、秦钟、金钏、尤二姐、尤三姐、晴雯......因此，他总是想到死亡，希望自己变成灰变成烟，漂到鸦雀不闻的地方，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他喜聚不喜散，痴心妄想着自己永远不长大，姐妹们也永远不要出嫁，长长久久地陪伴自己，共享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然而，时间不可能按照人的设想停留，现实中的大观园仅是个理想的存在，与“木石前盟”一样终究会化成镜中花、水中月。可是，真性真情的生命并因为这些形式的消亡而消失，它总能跨越生死的界限，与时间永恒。因之，近三百年来，曹雪芹留给我们的不止是一部《红楼梦》，还有绵绵不绝的探索和思考。

五

“甘露”与“泪水”是“女儿”之水，蕴含与传统不同的价值观。我们知道，曹雪芹在第一回以对石头补天的神话改写开篇。石头无材被遗弃，因此而丧失儒家补天济世的传统功用。石头作为贾宝玉的影子，为贾宝玉偏离传统角色注下背叛的基因。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6]这是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对男人的角色定位。而贾宝玉生在钟鼎簪缨的贾府，理应走传统的修齐治平之道。然而，他却厌恶经济仕途，把读八股时文以取功名的人讥为“禄蠹”或“国贼禄鬼”，不听警幻仙姑、秦钟、宝钗和袭人之劝，不怕父亲贾政的笞打，拒绝传统的同化,与传统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成为一个离经叛道的纨绔。两首《西江月》已为他的这个形象和人生角色作了最好的注解。

基于此，他说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把沾染了世俗习气的男人称为“须眉浊物”，并自贬为“浊玉”，厌恶自己的性别，从而没有认同一个男人在那个时代所应该具有的观念。而作为男人他必须把自己纳入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之中，才可得到社会和家族的认同。因为，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是集体的地位，而对个体的存在常常是从属的，只有个体的发展符合集体的认同时，个体才算是成功的。而他恰恰拒绝这个认同，不愿承担起应有的社会和家庭责任，甘愿做一个于国于家无望的“富贵闲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看到了代表着主流价值观诸如贾雨村等人的丑恶和污浊，并羞于与他们为伍。

因此，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用“女儿”的清洁对抗男人的污浊，以表示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在这里，“女儿”被贾宝玉赋予独特的内涵，它既是女人成长中特殊阶段的指称，又是女人没有结婚、未被世俗异化的象征。贾宝玉把“女人”分为个类别，即“宝珠”、“死珠”与“鱼眼睛”。尽管都是象征之义，形象却贴切。在他看来，结过婚的女人沾染了男人的浊气便变得“可杀”。因此，他认为“女儿”才是最自然最本真的。而“施露”与“还泪”是至情，具有超乎功利之上的自然本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泪”的清洁与“女儿”的清洁之义同。林黛玉的“还泪”不断感化贾宝玉，两人共读《西厢》，寻求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这种感化下，贾宝玉不喜读四书以外的儒家经典，而醉心于《庄子》，杂学旁收。以情续庄，追求的是自性真情，使自己越来越偏离传统的轨道，在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甘露”与“泪水”是“女儿”之水，促使贾宝玉“情”的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他与林黛玉的共同理想基础。林黛玉泪尽而夭亡，贾宝玉为偿情而与世俗决绝，在世俗中无法得到的，只得像石头一样回归于大荒山以保真。

六

“施露”与“还泪”，从艺术性而言，体现了曹雪芹写作上的独特构思；从思想性而言，同是写“情”，在“情”的形式上它突破了前人写“情”的单一性，在小说中写了形形色色的“情”，而“木石前盟”仅是其中的形式之一。在“情”的内涵上看，赋予了“情”以新的内涵。所有这些都是对前人的超越。从理论层面而言，这些超越都只是探索，而它在现实中存在的基础仍然是脆弱的。可是，不管在写作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体现了曹雪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超越精神，这应是成就《红楼梦》伟大的原因之一。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生命的追问和思索是那样执着又是那样迷茫。但是，不管是得志还是失意，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追求诗意的存在是人类共同的夙愿。面对时代的陆沉，家族的衰败，人生的坎坷，曹雪芹内心充满着焦虑、痛苦、忧患、悲悯和追问。“施露”与“还泪”的独特构思是曹雪芹为探求生命本真与自我人格追求的理想假设，然而，彼岸的理想终究无法抵达而消融在无边的此岸之中。《红楼梦》的悲剧之一在于崇尚生命的本真与自我的人格追求，但最终又无法实现的痛苦。但是，作为形而上的探求与修为，诗意的存在对于饱经苦难后的心灵何尝不是一种美妙的登临与抵达？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苛求和责备，一定要寻求一个令人人都满意的答案与个个都感到惬意的结局？一部作品的魅力在于它给后人带来超于作者和作品本身的思考，这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对此，曹雪芹与他的《红楼梦》都做到了。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17页。

[2][汉]王逸《〈离骚〉序》，[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3][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页。

[4]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皆出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不再作注。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6]《礼记译解》，王文锦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