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金发

李金发被誉为“中国现代象征诗第一人”，其诗歌“既是中国现代初期象征派诗歌的典型代表，又是现代新诗中朦胧晦涩一派的开山”，“掀起了中国现代新诗的一场形式革命……也奠定了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这似乎是学界对李金发其人其诗的共识。然而，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评价、研究李金发诗歌的时候，也仍然难免会遇到文本内外的阻力与学术史的困扰。究其原因，可能和鲁迅先生所谓“恨材料太少”有关，“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而李金发的诗文散佚甚多，《李金发全集》未见出版，李金发的经历尚有颇多晦暗不明之处。

其中关于1937年李金发参加庐山训练的情况，现有的资料就大都语焉不详。杨允达《李金发评传》（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没有涉及庐山受训内容，宋绍青《李金发评传》虽提及“7月初，李金发接到教育部命令，便奉令到庐山接受培训”，但区区百字的篇幅没有涉及受训的具体内容。陈厚诚《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虽记载“1937年7月，李金发奉命到庐山受训”，征引《浮生总记》部分内容，但只言“在庐山受训一月”，未明具体结束时间。陈厚诚编《李金发回忆录》之《浮生总记》，虽有庐山受训相关内容六百余字，但作为晚年定居美国纽约后书写的回忆录，总少了些现场感和细腻性。

事实上，李金发本人撰写有详实的《庐山受训记》，记录这段经历，全文约两万字，1937年起就先后在《众生》《时代动向》《国风》等刊物连载发表。2016年9月，笔者曾在讲授硕士生课程“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研究”时提到李金发佚作《庐山受训记》，后有学生按图索骥，找到日记的前半部分，以《李金发〈庐山受训记〉佚作探究》为题刊发于《龙岩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但未见全璧，不知《庐山受训记》的下半部分关于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蒋梦麟、蒋百里、张伯苓、陈布雷、蒋作宾、陈立夫、何廉、戴季陶、马寅初、汪精卫、王度、胡适、于右任等的重要内容，而上半部分关于洪深的内容未见提及，关于苏雪林的记载也还可引发相关话题。以下结合具体日记，讨论其中关于新文学作家胡适、洪深和苏雪林的相关记载。

一、胡适：两次学术演讲，一段旧事

《庐山受训记》所记之胡适1937年7月15日和7月16日分两次讲《颜习斋哲学与程朱陆黄之异同》事，对于胡适生平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兹将相关日记照录如下：

七月十五日

……

十时有胡适之演讲：顾习斋哲学与程朱陆黄之异同。闻此题目是委员长亲定的，他讲得清晰而浅显，又带点滑稽，是学者才能如此。记得前五六年，住于上海万宜坊，忽然来了一个人，穿的是颇马高雅的长衫，神色张皇，他说他在北平办某某报，为某军阀加了罪名封了，仓皇出走，逃命，什么部没有了，现在想趁船到别处去，没有钱，要我帮助他几十元。他说一切详细，现在来不及说，以后适之即会有信给你的。我暗中想，我与胡博士尚素昧平生，他还不是“我的朋友”，怎么会来信说些琐事呢？大概这骗子没有确实打听好，我是否他的朋友之故。今日见了胡博士，忽想这件事来。

他今日讲上篇，明日讲下篇，记了六成左右。

七月十六日

……

十时半，胡适之又来继续讲颜习斋哲学与程朱陆黄之异同，颇引人入胜，记笔起来，也易。他一面在图书馆开谈话会，拨冗来此的。如此有修养有学问的学者，十余年来郁郁不得志，而许多速成博士，已飞黄腾达了。世界有什么真理，全靠savuir uivre及savoir fairo就是。

查《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未见1937年6月22日至7月19日胡适日记。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关此次演讲的谱文为“先生在‘庐山暑期训练团’讲‘颜习斋哲学与程朱陆黄之异同’，大概在这几天之内”。借助李金发的日记，就可以把“大概”厘清。

一是演讲的具体日期，就在7月15日和7月16日这两天。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是7月11日就偕梅贻琦由南京赴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十一日先生到了庐山，王部长报告蒋委员长后，当天下午就请先生吃茶”。而李金发的“受训”已于7月4日“正式上课”，当日有何应钦、王世杰，蒋梦麟，蒋百里讲话训话。7月5日有蒋介石训话、张伯苓演讲，7月6日有刘大均、某部周总教官演说，7月7日有陈布雷、蒋作宾先生训话，7月8日有陈立夫、何廉、戴季陶等演说，7月9日和10日均有蒋介石训话，7月11日有吴鼎昌、某大学哲学教授演讲，7月12日有蒋介石训话、马寅初、祝世康、蒋百里演讲，7月13日有王度、冯玉祥、意大利财政顾问Stephani、德国顾问Lebsanft等演讲，7月14日有王度、安其、钱某演讲。也就是说，胡适的演讲被安排在抵达庐山后的第4天，排在马寅初、祝世康、蒋百里、冯玉祥、汪精卫等后面。不知是出于主事者的安排，还是胡适的选择，或是协商的结果。

二是演讲的持续时间，虽分上下篇在两天讲，却并不长，仅约两小时。因为15日“十时半有朱某讲征兵问题，记其大要而已”，可知胡适仅讲半小时。而16日“十时半”才开始，中午“下午是术科，最后一课，一千人排队到山后去看步兵野战演习”。参照7月4日日记“从六时听到十二时，连屁股都坐痛了”的作息时间，胡适演讲应在十二时前后结束，约能讲一个半小时。合在一起，也不过两小时左右。虽然李金发“记了六成左右”的笔记未见披露，但胡适演讲的内容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据1941年7月16日香港出版的《文史杂志》一卷八期发表的记录稿之转录，上篇为“颜习斋所反对的理学”，分七点，约一千字；下篇为“颜习斋的哲学”，分九点，约二千七百字，并不是长篇大论。

三是现场的听众反响，15日的“清晰而浅显，又带点滑稽，是学者才能如此”与16日“颇引人入胜，笔记起来，也易”，都显示了李金发对胡适演讲内容、演讲技巧与演讲水准的满意和好评。从《庐山受训记》记录的对诸多演讲之意见看，李金发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挑剔的听讲者。从他7月8日日记之“什么大学的校长演说，气喘如牛，语无伦次，欲滑稽而不能滑稽”，7月11日日记之“有某大学哲学教授，来讲逻辑，辛苦了一小时，无人听懂一句，此人何不研究心理学，呜呼！有此大学，始有此教授”，与7月14日日记之“安其君讲林垦之重要与筹备，声小如处子，不能听不能记，只好掏出一本书来看”，可见一斑。

此外，李金发日记中的“他一面在图书馆开谈话会，拨冗来此的”，可以和他人如周佛海的日记对照，显示其准确性与可信度。周佛海日记云：“七时起。旋赴图书馆参加第一次谈话会。首由汪先生对政治问题作一引论，旋由张君劢、曾琦等发言，对宪政等问题有所陈述。十一时散会。与汪先生及公博、希圣、思平等谈北方情形。十二时应蒋、汪二公之宴。汪先生述欢迎章，由胡适作答。一时半返寓。”可知胡适是日的确是在图书馆开谈话会，未及散会就“拨冗”到军训团演讲，演讲之后又在十二时开始的最高规格宴会上“作答”。可见适之先生的繁忙。李金发评价胡适为“有修养有学问的学者”，而惋惜其“十余年来郁郁不得志”，可谓准确深刻的贴心之论。至于相应的对“许多速成博士”的“飞黄腾达”之鄙夷，也颇见李金发之个性与才情。

李金发所记录之“闻此题目是委员长亲定的”，也可聊备一说，作为胡适与蒋介石交往的可能并非空穴来风的细节。李金发想起五六年前在上海居住时遭遇不速之客，假借胡适朋友名义行骗金钱，谎称“一切详细，现在来不及说，以后适之即会有信给你的”的沪上旧事，一方面展示了与胡适之间“他还不是‘我的朋友’”的阶段性历史，另一方面表现了骗子的可笑与荒唐，无疑是佐证胡适交游之广与“我的朋友胡适之”影响之大的新材料与好例子。

二、洪深：一次作家雅集，最多笑话

李金发抗战日记《庐山受训记》始于1937年6月24日，终于7月18日，凡二十五天，当年几家刊物公开发表的内容共计一万八千余字。其中第一天日记就涉及了洪深。相关内容为：

六时赴祝百英之宴，有好多位广州的文艺作家，食时洪深说笑话最多，我常说，能幽默就是聪明的表现，若俯首无语，或不能回答人家取笑你的话，就是思想迟钝。

查《洪深年谱长编》，1937年6月有谱文：“上半年，继续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全家搬至广州，住东山庙前西街43号2楼。”但无6月24日活动情况记载。李金发的这段日记，记载了当日广州文艺作家的一次雅集，东道主祝百英之外，记录姓名者仅洪深一人，可见洪深留给李金发的鲜明印象。祝百英（1902—1990），原名竺延璋，浙江宁波人，系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时任中山大学教授，后任香港《星岛日报》首任总编辑，更多履历可参照《百年暨南人物志》相关内容。

李金发日记中洪深在宴席间的“说笑话最多”，可谓是抓住了洪先生人际交往的突出特征与个人风采的重要方面，即谈吐之幽默风趣。关于洪深的幽默，可举数例为证。《清华周刊》1926年第25卷第4号《新闻》版块“学生会”部分“戏剧社”之“名人演讲”消息，称“该社于十四日（星期）上午十时，特请洪深欧阳予倩二君，在前工字厅演讲……最后由洪深君演讲表演术。洪君妙语天然，讲述时极滑稽之能事。略谓欲做一位好演员，须将‘不要脸’三字，作为惟一之密诀。盖演员登台后，必须设身处地，忘却自己，而将剧中人，认为自己也”。其二，《电影周刊》1940年第71期刊文《电影导演及编剧者洪深大谈恋爱哲学》，称洪深“精究戏剧，擅长英文文学，秉性旷达，举动幽默，口材特佳，每次上戏剧学校时，口若悬河，妙语如珠，故听讲学生，满坑满谷，教室中几无立足地。洪氏受学生欢迎之处，可见一斑”。第三，还可以举一个反例，那就是《青年界》1937年第12卷第1号“日记特辑”发表有洪深的日记《一天的生活》，有“晚饭时未说笑话，因在想戏。晚饭后未去散步，只在校中教职员宿舍前草地上打转，也是在想戏”之内容。一个不爱说笑话的人，肯定不会在日记中记录自己“晚饭时未说笑话”；只有平素爱说笑话之人，偶尔因为他事“未说笑话”，才有特别之处，才会“此可记也”。至于剧本创作方面，“配合人物性格的表现和戏剧情节的发展，巧妙地使用诙谐、风趣、幽默的戏剧语言”，的确是洪深的艺术特色，更是识者的研究卓见，在《包得行》《狗眼》《咸鱼主义》等诸多剧作中都有体现，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李金发日记中“能幽默就是聪明的表现”的观点，也颇有道理，表达了对洪深之聪明、敏锐的印象。

李金发与洪深相识于何时，还有待考证，东方出版中心《李金发回忆录》中未见关于洪深的回忆。《洪深年谱长编》1926年2月18日谱文有“田汉与黎锦晖发起举行上海文艺界‘梅花会’，洪深与蔡元培、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叶圣陶、宗白华、徐悲鸿、林风眠、丰子恺、李金发、欧阳予倩、唐槐秋、史东山等一百五六十人出席参加”，据《申报·艺术界》发掘洪深行实，难能可贵。可知李金发与洪深十年前即有见面，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二人的初识。

毫无疑问，《洪深年谱长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研究史意义。但在另一方面，也还有不少有待完善和丰富的地方。首先，笔者曾在习作《董每戡纪念鲁迅的集外文〈鲁迅先生死了吗？〉及其他》中提及的“洪深因友人田汉等去夏组织现代学艺研究所，被拉任所长，该所旋经当局封闭，近汉口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处忽以该所秘密训练共党，告洪有反动嫌疑，遂由法院拘提，洪闻讯延律师投案自首”，是洪深1931年2月23日在1930年2月22日因“不怕死”事件被外国巡捕关押之后的又一次被关押，而且正好时隔一年，是洪深1931年的重要事件，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中央日报》《大公报》《益世报》《新闻报》等报纸都有报道，而《洪深年谱长编》并未提及。其次，《立报》1936年10月26日第二张“社会新闻”版有“简讯”，第一条就是“粤文艺作家昨开会追悼鲁迅，请洪深讲演鲁迅的生平与精神”，可谓洪深在撰写《后死者的责任》之外的又一纪念鲁迅的重要行实。第三，梅林、常任侠等同时代人物的日记之中，有不少关于洪深先生的记载，可以形成《洪深年谱长编》的重要补充。比如梅林1940年12月7日日记之“拿着酒杯准备出征，洪深藏在桌下，避免‘打通关’”，就是《洪深年谱长编》是日“文工会以政治部名义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举行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工会成立……”谱文之生动补充，有利于谱主形象的细节化和鲜活化。常任侠日记关于洪深的记载就更多了，兹不赘述。

三、苏雪林：欲访来不及，留片致敬

李金发6月25日过韶关，经乐昌、坪石、郴县到衡阳；26日经长沙，到武昌。27日因招商局船位已满，羁留武汉。28日日记，有关武汉大学及苏雪林。照录如次：

到了武汉大学门口，本来想去参观，不知怎的，大家因为时间已十一点，还没有食饭，又主张到回武昌去食四川菜。因忆起苏雪林女作家在此为教授，以前曾为文批评我的诗，甚有见地，私心钦佩，欲访她见见面。据阍者言，伊住教授住宅区，离此尚有二里，因时间来不及，遂留一名片表示敬意而去。后汽车经过教授住宅区，屋宇极小而优雅，隐约在半山林木中，一个人若无政治野心，能终身为教授的，亦是幸福。

武汉大学粉墙碧瓦，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恰似想像中之阿皇宫，在蔚蓝的天空下，又谐和又雄壮，真堪骄人。现在的政府愿意花几百万块钱建筑宏伟的学府，已成一种风气，深望学术也能随之发扬光大一下，则中国在国际的学术地位，就可增高不少了。

资料显示，1931年秋，“苏雪林辞去安大教职，来到美丽的珞珈山上成立不久的武汉大学。因教职工宿舍仍在建造中，暂居武昌东厂口”。对于武汉，李金发6月27日日记称“是我十年前住过一年的旧地”。可知此前李金发和苏雪林不可能在武汉谋面。过某机构而想起该机构的人物，是人之常情。但“忆起”谁，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往往有着基于交游前史的不同选择。其时的武汉大学人才济济，陈西滢、刘永济、袁昌英、凌叔华等，均是名声在外。但李金发忆起“在此为教授”的是“女作家”苏雪林，而且只记下苏雪林，足见印象之深刻与重视之程度。至于原因，也记录得很清楚，就是“以前曾为文批评我的诗，甚有见地，私心钦佩，欲访她见见面”，这是典型的文字之交，以文会友，堪称文人雅事。所谓苏雪林之“文”，当指1933年发表在《现代》第三卷第三期（七月号）上的文章《论李金发的诗》。该期《现代》附有《诗人李金发近影》一张。苏雪林此文对李金发的诗既有褒扬定位，又有不客气的批评，的确“甚有见地”，想必给过遭误解的诗作者颇多知音之感，所以六年后仍印象深刻，过武汉大学而瞬间“忆起”。《论李金发的诗》已是李金发研究、象征诗派研究与中国新诗研究之经典文献。

李金发在“知音”供职的武汉大学门口，“欲访她见见面”，也是自然之举。可惜的是门卫告知苏雪林“住教授住宅区，离此尚有二里”，而“时间来不及”，只能“留一名片表示敬意而去”。这几句话虽然简明，但颇值得分析，可见李金发向苏雪林致敬的限度与行事的风格。二里之地，说远亦远，说近亦近；时间来不及，是相对于李金发与同行者的集体活动而言，若单独行动，则时间可谓宽裕，其下午的行踪，无非是游汉阳、观归元寺而已。也就是说，李金发如与苏雪林有更多的交谊，或者对苏雪林有更深的敬意，是完全有可能继续登门拜访的。至于苏雪林是否在寓，见或不见，就是另外的问题了。换个角度看，则体现了李金发较强的集体观念与团队意识，不轻易脱离组织，采取单独行动。这在其后面十余天的受训日记之中，也有较多的体现，可能也是李金发的长处之一。

至于李金发日记中苏雪林所居住的“屋宇极小而优雅，隐约在半山林木中”的教授住宅区，以及“粉墙碧瓦，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恰似想像中之阿皇宫，在蔚蓝的天空下，又谐和又雄壮”的武汉大学，也可以和苏雪林笔下“绿瓦银墙，作宫殿形式，非常美观而雄壮”等文字形成对照。而“一个人若无政治野心，能终身为教授的，亦是幸福”“深望学术也能随之发扬光大一下，则中国在国际的学术地位，就可增高不少了”等内容，也透露着李金发的隐逸气、幸福观、学术期待与家国情怀。参照7月13日日记之“知道中央已决心抵抗，预备扩大，不禁精神为之一振……国家危亡到了今日，安知不久我们也要到战场上去拼命”，7月15日日记之“但是两个儿子，终有为国效命的机会的”等文字，不难体会到李金发的殷殷爱国之心、拳拳救国之志。这些日记内容，都是对已有李金发形象的积极补充和重要丰富，对了解研究李金发其人其诗意义重大。

这次因为二里地的距离未及相见之后，李金发和苏雪林有没有见过面，暂不可考。但彼此之间的印象与关联，一直在继续。比如苏雪林1959年7月1日在《自由青年》上发表文章《新诗坛象征派创造者李金发》，引发覃子豪的论战，双方你来我往两个回合，直至苏雪林9月《致本刊编者的信》挂出免战牌。值得注意的是，《新诗坛象征派创造者李金发》所用李金发材料多为《论李金发的诗》所有（5月20日有日记云“想介绍李金发，顺便骂他将新诗风气搞坏，然手头无李氏书”），但基于对台湾诗坛现状不满之新语境和新诉求而在观点方面多有修正。其观点与影响在写成该文之日：1959年6月24日的日记中有准确的预料和明确的表达：“此文发表将引起台湾诗坛一点波澜。李金发所倡象征诗在中国诗坛兴妖作怪二十余年，台湾风气更盛，理应有人出来反对一下”。更多的写作过程梳理及背后可能的原因分析，可参考《苏雪林发起象征派诗歌论战原因探究——兼论苏雪林与胡适关系研究中的信度问题》。即便如此，苏雪林此文的介绍对李金发诗歌在台湾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用台湾诗人向明的话说就是“在台湾第一次受到诗坛的广泛注意”。还值得指出的是，苏雪林介绍中也不无中国新诗坛的象征诗体“是李金发所创始的”，“所走系中国新诗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倒也另有一种新鲜风味”，“李氏的诗有许多漂亮话”等肯定的表达；而批评最为尖锐（过火）的“巫婆的蛊词，道士的咒语，匪徒的切口”并不是针对李金发，而是针对模仿李金发的学生和文艺青年。其时身在美国的李金发不知有没有关注到台湾的这场诗歌论争，有没有读到苏雪林的批评文字。但从晚年回忆录《飘零闲笔》之“一位苏雪林女士，还写了一篇分析我诗的文章，说我的思想的来龙去脉，比我自己还明了”等内容看，李金发对苏雪林的文章，仍然是高度认可的，一如1937年日记中的“私心钦佩”。

以上对李金发抗战日记《庐山受训记》关于胡适、洪深和苏雪林的记载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讨论，可供李金发研究、胡适研究、洪深研究和苏雪林研究参考。至于《庐山受训记》记载的关于蒋介石、张伯苓、陈立夫、戴季陶、马寅初、汪精卫、于右任等的同样值得分析的重要内容，还可继续讨论。

李金发1937年6月28日到7月1日日记，以《广州庐山道上》为题，刊《时代动向》半月刊1937年第2卷第7期，10月15日出版，为目前所见之初刊版。原刊题目之后，有署名“寿南志”的按语：“李先生这篇文字，上半已在时代文艺第六期发表，现移在本刊登出，请读者注意。”但查《时代文艺》第六期，几无线索。1928年、1937年与1945年先后在上海创刊的三种《时代文艺》，与1946年广州创刊的《时代文艺》，均不可能在第六期刊出李金发《广州庐山道上》，或系另一种也名《时代文艺》的刊物，或为“寿南”误记，望读者诸君有以教我。6月24日到28日日记，又刊《众生》半月刊1938年第2卷第5号，12月16日出版；6月29日至7月3日日记，又刊《众生》半月刊1939年第2卷第6号，2月16日出版。7月4日至7月18日日记，刊《国风》半月刊1939年第10期“新年特辑”，12月30日出版。李金发二十五天《庐山受训记》的全部内容，已整理汇校完毕，将在凌孟华著《抗战时期作家佚作与版本研究》中完整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