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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逢康:唐弢先生杂忆
来源:《文学自由谈》 | 桑逢康  2020年09月09日08:29
关键词:现代文学 唐弢

中等身材,有些发福,头上毛发所剩无几,皮肤白皙细腻,脸上笑容可掬,讲话带着点儿上海人的口音,对年轻一些的手下尤其青年人特别关爱,既严格要求又言传身教……所有这些印象,就是唐弢先生留在我心中永远抹不去也消失不了的记忆。

我认识唐弢先生是由红学家李希凡介绍的。那是1975年我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之初,因为喜爱现代文学,且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主任是唐弢,就非常想要进现代文学研究室。过去我只知道唐弢当年和鲁迅有相当不错的交情,并在报上看过他写的《书话》,但并未同他有任何的交往。遨游在书海中,卓有成就的现代文学史家和作家兼藏书家唐弢先生,自然更不会知道世上还有我这个人想要投奔他的麾下。庆幸的是,唐弢先生接受了我的请求,所领导便安排我到现代文学研究室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真可谓天遂人愿,凡事心想事成。

于是我就走近了唐弢。

在和唐弢先生的闲聊中,最让我感到兴趣的一件事是:1944年他应郑振铎、许广平等人的委托,曾从上海赴北平,劝阻鲁迅原配妻室朱安女士出售鲁迅留在故居的藏书。唐弢先生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地对我说:

“我是乘火车到北平去的,那时是日伪统治时期,盘查很严,为防不测,我化装成一个小商人的模样……”

我听得津津有味。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在《花城》《海峡》《天津文学》等刊物上相继发表过数篇中、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曾想将唐弢先生北上的这件事情写出来以饷读者。可惜唐弢先生是大忙人,我也不好意思找他细谈,因为那会耽搁先生许多宝贵的时间,所以我只写了开头就丢下了。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很是遗憾。

有一次,我不无惭愧地对唐弢先生说:“我看过你在报上连载的《书话》,有一些书,我连书名都没听说过。”

唐弢先生哈哈笑了,说:“我爱读书,因而也就爱买书。我和你们科班出身的不同,小时候家里穷,只上完了高小。考入上海华童公学后,因交不起学费,没读完就辍学了,到邮局做邮务佐……”

“邮务佐?”

唐弢见我不明白,就解释道:“就是分拣上海本埠的信件。”

“那你后来怎么成为专家了呢?”

“全靠自学成才嘛!”唐弢又笑了,“高尔基写过一本书叫《我的大学》,你读过吧?”

我点点头:“读过。”

“高尔基的大学是社会,我的大学是图书馆。‘读书买书,视书如命’这八个字,可以作为我的人生写照。‘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我写的这首《述怀》也是这个意思。”

“先生你还写了许多精彩的文章呢!”

“这是后来的事,”唐弢带着认真的神情说,“都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针砭时弊,有感而发。”

“难怪鲁迅对你说‘你写文章,我挨骂’。”

“那是鲁迅先生在黎烈文宴请的饭桌上说的一句幽默之语。”唐弢说道,“现在不少人写文章都引用这句话来称赞我,我受之有愧。我为鲁迅先生挡一两颗射向他的子弹,是应该的,也是我深以为荣的事情。但我的文章焉能与鲁迅先生比?差得多了!”

唐弢先生写的杂文的确具有“鲁迅风”,难怪国民党的检查官们曾误把他的文章当作鲁迅的文章予以痛骂和“围剿”了。我看过一些学者的文章,大都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论述唐弢写的文章近似鲁迅,但缺乏具体的文本实证。

有这样两段文字: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能作为号召联合战线的口号,这是一看字面,就可以明白的;然而它却可以作为对已经应召而来的战士们的补充口号,……错误的是这两个口号拥护者的解释,的态度,的‘各走极端’。《夜莺》,《现实文学》,《文学界》上的特辑,都只看着一面在说话。他们忘记了这两个口号的共同点,的相辅性;却只把对方的错处拉出来,而又拉得过于感情用事,增加了事情的纠纷。

前一段文字,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想必都是熟悉的,它出自鲁迅的《祝中俄文字之交》,收入《南腔北调集》。后一段文字是谁写的?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

鲁迅的这篇文章,如果落到现在年轻编辑的手里,肯定会把那两个加着重号的“的”删去,变成“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酸辛,挣扎”。这当然更合乎现代汉语的惯常用法,但不符合鲁迅的用语风格。后一段文字,也重复用了几个“的”,其实是出自唐弢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写的一篇文章《也投一票》,发表于1936年10月5日《中流》第1卷第3期,距鲁迅逝世仅两个星期。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我要是国民党的检查官,也会判定两篇文章乃同一个作者所写。鲁迅当年在饭桌上对唐弢说“你写文章,我挨骂”这事,上面引的两段文字,就提供了一个文本的实证,类似的例子相信还有。鲁迅首创、唐弢习之的这样的句式,我在其他现代作家的文章中没有读到过——或许是由于我孤陋寡闻的缘故。

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有一所第一五八中学,校址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旧址,鲁迅当年曾在那里教过书,刘和珍、杨德群、许广平等在这里就读。1996年,为纪念鲁迅,第一五八中学正式改名为“鲁迅中学”。唐弢先生曾带领我们现代室一行人,去参观鲁迅当年工作过的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一进学校大门,就能见到鲁迅先生的半身雕像,另一侧靠近运动场地的地方,有刘和珍和杨德群两位烈士的塑像。这次参观活动可能是陈漱渝帮忙组织的,那时他在第一五八中学当语文老师,有志于研究鲁迅,和唐弢先生有些交往。之后,我们又驱车去了八道湾十一号和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两处旧居,以及鲁迅暂时居住过的砖塔胡同里的一个小四合院。重点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故居,作为鲁迅卧室兼写作两用的那间小屋,就是著名的“老虎尾巴”,仍旧保持着原样。我问唐弢先生:

“你头一次从上海到北平,就是在这里见朱安的吧?”

唐弢先生点点头:“是的。”

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我又问他:“这两棵枣树,是不是当年鲁迅在《秋夜》里提到过的?”

唐弢先生摇摇头:“当年那两棵枣树早死掉了,这两棵是后来补栽的。”

我不免感到有些遗憾,就信口说了一句:“那两棵枣树虽然死掉了,但那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却永远活了下来,活在读者的心里。”

《秋夜》的这个开头,我觉得的确不同凡俗。如果直接写“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虽然简洁明了,但缺乏文学意味。而鲁迅先生那样写,陡然增加了许多文学意味,成为开篇名句。凡是名句,都是文章的精彩之处,都能活在人们的心里。

唐弢先生鼓励我说:“你可以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体会。”

那一次,我们一行人一边参观,一边随意交谈。唐弢先生是当然的主角,谈话的中心人物。社科院(当然包括文学所)可谓“现代版的翰林院”,学者荟萃,每一粒沙子都自称“沙皇”,所以,哪怕是随意的交谈,如果记录下来,略加整理,就会是一篇颇为精彩的《杂谈鲁迅》或《闲话鲁迅》。可惜谁也没有记录,那时也没有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杂谈”或“闲话”只好随风飘去了,就像《秋夜》里的两株枣树早已不存在于世间一样。

除了书籍,唐弢收藏最多、最有价值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刊物,数量比北京图书馆还丰富,这使他在众多收藏家中享有独特的优势。那时我住在长椿街,离西单、六部口、琉璃厂都很近。琉璃厂有一家专售古旧书籍的中国书店,“文革”期间要凭专门的证件才能进去。唐弢先生是那里的常客,普通老百姓则只能门前止步。六部口西南角有一家比较大的专门销售报刊杂志的邮局,我到现代室工作以后,唐弢先生经常托我顺便帮他买几本需要的杂志。那时刊物都很便宜,块儿八毛,至多一两块钱一本,不像如今这般贼贵。我每次给唐弢先生买杂志,他都如数给钱,这反倒让我很不好意思,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最终还是要了──如果不要,先生就“威胁”说以后不让我帮忙买了,他自己到六部口跑一趟,我又怎能让一位身有疾患的前辈为一本杂志打老远从东城跑到西城呢?

唐弢是从激烈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党员作家。他们那一辈老作家对政治特别敏感,随时随地都会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观察政治动向。“文革”期间,绝大多数作家被迫搁笔,唯有浩然一枝笔独秀,相继推出了《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作品。改革开放使得沉寂多年的文艺界开始复苏,新出和复出的刊物如雨后春笋,接二连三面世。有一家刊物率先发表了一篇批判浩然的文章,将浩然与“四人帮”尤其是江青挂钩,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唐弢先生特地让我从六部口邮局帮他买了两本。我将刊物送到他家,唐弢先道谢后问我:“你认识浩然吗?”

我回答说:“见过几次面,不过谈不上熟悉。”

“印象如何?”

“看起来挺朴实厚道的。”

“他和江青有没有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

“你认为他写的小说怎么样?”

“我读过他的《艳阳天》,觉得他对农村生活还是很熟悉的,笔下的几个农民形象写得也相当不错,尤其农民语言生动活泼而又贴切,‘弯弯绕’‘白薯脚’都成为人们日常的口头语了。不过浩然的作品的确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着重描写农村里的阶级斗争,这和现在‘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实不大合拍。批评家大都着眼于政治,而不善于甚至不会进行艺术分析。这本刊物批浩然也属正常,用现在的‘政治标准’批判过去的‘政治标准’嘛!”

“哈哈哈!”唐弢先生笑了,对我的上述看法未置可否。我知道,像他这样的文化文艺界的名人是不会轻易表态的。我们这些人私下里随便说说无所谓,名人表态弄得不好就可能被抓住把柄。在中国,名人其实不好当,整天在夹缝中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日子很不好过。记得当时上面要求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唐弢先生在我们现代室的一次会上对此表示异议,情绪还很激动。幸好我们这些下属都是勤勤恳恳做学问的老实人,没有谁打唐弢的小报告;真要有人打了小报告,唐弢先生恐怕难免会挨一顿批——周扬平反之后当了社科院的副院长,因为“异化”问题,不是照样挨批,成了“植物人”吗?

我在现代室既研究现代作家作品,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作家的文学传记。写作家评传或文学传记,本身就是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属于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就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除主要依据史料中的事实外,还适当运用了一点小说手法,比如篇章结构、细节描写之类。出版之后,我送给唐弢先生一本,恭请批评指正。先生回信鼓励我说:

我是主张写论文的人,也写一些创作,庶几研究起来,不至于抓不到痒处,因为自己有了一点体验,必能言之有物也。

这实际上也是唐弢先生自己的亲身体验。他不仅杂文写得近似鲁迅,散文同样写得感人至深;此外,他还写过《鲁迅的故事》。不少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都是兼备创作和理论的双重才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自不必说,文学所的一些前任领导和老专家也是如此,比如:郑振铎用“西谛”的笔名写过神话小说,何其芳是著名的诗人,沙汀是写短篇小说的圣手,钱锺书的《围城》风靡海内外,古典文学研究家陈翔鹤写有历史题材小说《广陵散》,李健吾先生写有多个剧本……他们的理论文章,不仅有深度,而且文采飞扬,能引起读者莫大的兴味,这和他们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不无关系,也就是唐弢先生所说的“因为自己有了一点体验,必能言之有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