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母亲的枕头谈起——鲁迅与袁世凯
北京阜成门的鲁迅故居是一座四合院，三间北房的东头是母亲鲁瑞的卧室。床上枕头上绣着四个字：“五月七日”。当今的青少年观众多不解其意。但22岁的毛泽东却在1915年5月7日题写了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是为什么？因为1915年1月18日，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控制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派外交部官员与日方谈判，历时五月，会谈二十余次。日方于当年 5月7日发出了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复文表示基本接受。这样做，就连代表袁世凯政府在条约上签字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不得不表示：“虽然被迫，也是罪人。”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五月七日是中国的国耻纪念日。
袁世凯作为一个对中国近、现代进程产生过影响的历史人物，对他进行学理性研究当然是允许的。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阴谋复辟帝制，并于翌年元旦登上了皇帝宝座，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将共和国的车轮拉向后转，这无疑是一种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他的“皇帝梦”也仅仅做了八十三天。所以，晚年袁世凯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就连袁世凯本人也知道，“二十一条”的内容“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因而他曾采取拖延时间、反复谈判、寻求欧美支持等措施，但为了实现“家天下”的一己私利，最终他仍然做了妥协。所以，“二十一条”的卖国性质，也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改变的。
然而，继有人在网上曲解鲁迅跟蒋介石、跟日本人的关系之后，近来又有人拿鲁迅跟袁世凯的关系大做文章。最吸引眼球的有两点：一，鲁迅吹捧过袁世凯。二，鲁迅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名。这样一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者鲁迅就跟卖国贼绑在一起了。博识者可能认为这类博文不值一哂，真正做学问的人当然不会光靠上网著书立说，但不少青少年却流连于网络而轻视文献史料，如不予以澄清，后遗症将相当严重。
1912年12月26日《鲁迅日记》
鲁迅生前与袁世凯确有一面之缘。1912年12月26日鲁迅日记记载：“晨赴铁师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员见袁总统，见毕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袁世凯是1912年3月10日在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例行公事，当然要分批接见政府各部门的公职人员。鲁迅作为教育部员之一，参加了一项集体活动。这次活动，时间很短，袁世凯接见之后仅“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鲁迅并没有认为其中有什么重要指示，所以在日记中模糊记之，事后更无片言只语的赞美。鲁迅当年在教育部的同事林冰骨回忆：“袁贼那天的说词虽然空洞冗长，但除去反复说他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内，曾编辑教科书数种来自我夸耀外，对于民国的新教育的方针和宗旨，便毫无认识。在座的我同鲁迅先生他们，也只好相视一笑。”（《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原载1956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至于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幕后拍板的当然是袁世凯本人，中国方面的交涉代表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几经斡旋后形成的《中日民四条约》签字人是陆徵祥。袁世凯本人深知“二十一条”的卖国性质，但老谋深算，既有意向其他国家提前泄露有关内容，想借外力遏制日本；又有意向政府部门披露，以争取舆论同情，减轻自己的罪责。据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钱稻孙回忆，当时袁世凯派员将“二十一条”条文写在摺本上，放在教育部秘书处，叫部员一个一个地进去看，看完条文就要签上自己的名字。钱稻孙说：“我们不同意，看这条文很伤心，但也得签名，当时哪敢不从呢？”但鲁迅本人的文章中未曾提及此事，钱稻孙的访谈也未提及鲁迅。就凭当年发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这样一件事，怎么能作为鲁迅支持袁世凯卖国的证据呢？作为一个教育部的部员，鲁迅哪有资格在国际条约上负责签字？这谣言岂不是造得太离谱了吗？
在鲁迅作品中，论及袁世凯的地方很多，仅引述两段，以证鲁迅对袁世凯的真实看法：
在《伪自由书·〈杀错了人〉异议》中，鲁迅谈及袁世凯执政时期的白色恐怖：“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鲁迅将袁世凯定性为“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所以他对革命党人的镇压并非“杀错了人”，而是出于他的反革命性。
在《而已集·扣丝杂感》中，鲁迅用漫画化的笔触活灵活现了袁世凯复辟失败的丑态：“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呵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