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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
来源:中国文化报 |   2020年08月25日14:13

编者按:那个年代,共同的爱好、追求和革命理想、生产热情成为相爱的基础;那个时候,人们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和众多英雄人物的事迹熏陶中成长,无私奉献是有为青年的无上追求,在爱情中也同样牺牲自我,成就对方。今日七夕,在这个谱写恋曲的日子,本版为读者奉上老艺术家夫妇或浪漫、或深刻、或无私、或平淡的爱情故事——

李曼宜、于是之:理智的恋爱,简单的婚礼

1994年,李曼宜和于是之在长白山。

我和是之的恋爱关系是在话剧《莫斯科性格》的排练和演出期间逐渐明朗化并确定下来的。是之在1950年元旦那天的日记里郑重其事地记述了这件事:

昨天,与曼宜明确了恋爱关系。谈得很严肃……

“我们算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她坐在炉边椅子上这样问。

“就从现在开始吧!”我这样答。

在我俩开始试探着交朋友时,都觉得对方很可爱,有相互吸引的地方,但毋庸讳言,我们彼此之间也都有些想法,还没来得及认真地敞开谈。譬如,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可和是之一比,总觉得在思想进步、个人表现等方面不如他,有些自卑,也不愿大胆地谈出自己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怕他笑话我幼稚,我觉得他是有些自傲的。所以两人在一起时没什么话可聊。我想,这将来要在一起生活的话能愉快吗?

是之呢,他对我也有看法。就在定情之夜的前两天,他还在犹豫——12月28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李曼宜群众关系容易搞不好,基本上还是小姐脾气……可她这毛病,是非改不可的。

现在看,当年我们谈恋爱是多么理智啊!这哪里是在谈恋爱,简直就像在处理一件“公务”。

定情之夜的前一天,他带着他那些想法来到了我的宿舍,聊了两个多小时后,他回去在日记中这样写:

先慢一点吧!现在所以有这些毛病,都是她的宿疾,自幼培养起来的,并不是情感寂寞造成的后果……本质上还是小姐脾气。

可笑的是,在他做出“先慢一点吧”决定的第二天,1949年12月31日,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

明确关系以后,我回家做“汇报”,给父母介绍了是之的情况,他们见我自己把终身大事解决了很高兴,并表示希望跟是之见见面。

1950年春节前一天,我带是之回了家。2月17日,阴历大年初一,是之记:

除夕夜,在曼宜家过的,很自然,没有什么不自然,我更爱她了。

紧接着,我们申请了“新房”,在史家胡同后院的一个角落里,是一间大房子打了一层薄薄的隔断,隔壁住着另外一家人。

1950年3月22日,剧院为话剧《莫斯科性格》演出圆满结束开了一个全院的庆功大会,同时有聚餐、联欢等活动。为了喜上加喜,领导决定把两对申请结婚的同志——我和于是之、朱瑛和海啸的婚礼安排在同一天举行。

我们自制了结婚礼服:把前一年的灰色棉制服拆了,抽去其中的棉絮,做成夹衣,然后洗净熨平。礼服穿起来相当笔挺,我们感觉很精神。

婚礼上有什么仪式,什么人讲了话,我现在已记不大清楚了,主持人请我父亲讲了话,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已经没印象了。总之,参加婚礼的人很多很多(全院大会嘛),场面非常热闹。但遗憾的是,没人想到要拍照留个纪念。

既没有结婚证书,更谈不上婚纱照,剧院给我们准备了一块粉色的缎子,供大家签名用,缎面上方写:于是之 李曼宜 同志结婚志喜;下方写了日期: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一块不到二尺见方的缎面上竟密密麻麻地被同志们签满了名字,这成了我们结婚留下的唯一一件珍贵的纪念物。

2000年是我们金婚之年,我们想起了当年结婚时的那块“签名绸”,于是把它找出并挂了起来。我们在签名绸前拍了照,弥补了当年的遗憾,并把在绸子上签名的那些战友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留作纪念。

(本文由本报记者刘淼根据李曼宜著《我和于是之这一生》编辑整理)

李光羲、王紫薇:相恋从一个微笑开始

年近八十的李光羲和王紫薇在南非好望角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在一次演出中,李光羲演唱《牵手》时深情表白:“正如歌词中所说的牵手,我希望拉着夫人的手,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和她一起走!”

深沉、动情、款款道来,缓缓地给人们描绘出一张又一张伴侣情深、夫妻恩爱的画面,令人陶醉和向往——

那是1953年的国庆节,在天津市青年宫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中,李光羲在舞台一侧准备上场时,不经意间发现一个小姑娘正凝眸望着他,在相视的那一刻,小姑娘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这应该是我喜欢的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娶她!”

她就是王紫薇,与李光羲在一个合唱队。之后一起排练的那些日子,李光羲把王紫薇送到家,很多次要顶着呼呼啸叫的西北风往回走,自行车蹬起来十分吃力,到了家内衣就湿漉漉的了。可是,他不觉其苦。

天气在一天天转凉,两个人的感情却在一天天升温。

1954年10月,李光羲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他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俄罗斯》等歌曲的高水平演唱考取了中央实验歌剧院。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紫薇,这成了推动王紫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动力,决心考北京的大学,好与李光羲尽快相聚。

次年,王紫薇如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1956年,李光羲邀请王紫薇观看《茶花女》首演,他饰演男主角阿芒。首演成功,周恩来总理来看《茶花女》后接见演员,对女主角张权和李光羲说:“你们演得好,演得好!”王紫薇为他高兴。

1957年12月的一天,李光羲被通知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如何处理和王紫薇的关系成了李光羲最纠结的问题,结婚还是不结婚?如果结婚,他要下放到农村去,户口一起迁走,难料能不能回来。若不能回来,王紫薇在北京,他在抚宁,日子可怎么过呢?可是,他与王紫薇已经恋爱5年,彼此又是深深地爱着对方,若就此分手,怎么能割舍下呢?

在与王紫薇商量后,他们决定:“下个礼拜结婚。”那年12月27日,他们结婚了。8天后,李光羲和剧团的40个人出发去河北抚宁。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互通书信的新婚夫妻生活,直到第二年11月,文化部调他回京参加出国演出团。家庭原因经济条件非常艰苦,李光羲频繁参加演出,在王紫薇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李光羲的事业却蒸蒸日上。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李光羲被抽调到南京郊区句容县黄梅镇南巷村,这对伉俪又开始了相互牵挂的两地分居生活。为了不让既要管孩子、做家务,又要教课的王紫薇担心,李光羲总在信中把他自己那里的情况说得舒适、安定,无忧无虑。

1966年,李光羲回到北京,“文革”正式开始。“李光羲是反动文艺黑线上的大毒瓜”的大字报让他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恐慌,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残日映峰,愁云蔽空。王紫薇感受到了李光羲的无助,她握紧李光羲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我们都要好好地活着,不能死,要把问题弄清楚!”字字千钧,敲击着李光羲的心,李光羲感受到,这个比他小8岁的“小妹妹”竟成了支撑他的全部力量。

这种力量让往后的他们相互信任、相互扶持,一起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也成就了美好的钻石婚。李光羲曾在访谈节目中表示,退休后,他们成了旅行达人,两人携手游览了国外近300个城市。

60多年来,当初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微笑一直挂在王紫薇的脸上,即便是生活困难的时候。这个微笑,成为李光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支持。

(本文由本报记者刘海红根据李换运《从微笑开始——记李光羲和王紫薇夫妇》编辑整理)

杜近芳、吴葆桢:结婚后从独立到“不独立”

年轻时的杜近芳和吴葆桢

我这个人一贯比较独立,追求自由,也追求经济独立。我与“官人”吴葆桢新婚置办的家具很简单。衣柜、书柜是他的东西,梳妆台和床是我的,床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过我家“官人”不愿意睡软床,我们住四合院的时候,他在我床边搭了一张木头小床。

结婚以后,我体会到了“新婚燕尔,如胶似漆”的含义。结婚前我比较独立,结婚以后我变得不一样了。还记得1970年云南大地震时,他去前方救援,我在家担心得睡不着觉,晚上只能吃了安眠药抱着脑袋睡。他从废墟里一身破烂地回来后,我不用吃安眠药就呼呼地睡着了,他安全回来,我心里踏实了。

我和他都是工作狂,但我们彼此都把对方放在心里。他看的戏多,也愿意给我讲。他说:“我给你讲讲《摘缨会》。”我说:“你尽找我不懂的。”他就耐心地给我讲这个故事,这让我觉得他好似我的一位老师。如果我晚上演戏,他会专门为我准备吃的,留着我回来吃。记得有一次,我晚上演戏回来饿了,我家“官人”就给我准备了热汤面和羊肉。他跟我说:“羊肉是明天吃的,先搁着,你先吃碗热汤面。”结果我吃了热汤面,又试着吃羊肉,吃着吃着就吃没了。那晚,我不敢睡觉,在院子里溜达,吃了两斤羊肉呢。

在事业上,我们一直相互扶持。他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以后,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待过几个科室。最后,妇产科主任林巧稚给他分到妇科接她的班。有一天,我看他坐在那儿老是不说话,就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我这工作没法做,林大夫把我分到妇科。”我想,妇科不但工作强度大,与妇女打交道还耗时费力,或许是看他身体好才这么分配的。我就宽他的心,让他放心去工作。

我们互相尊重,绝不会随便进对方工作的屋子,也不会随便拆对方的信件、拿对方的东西。各自做的事,除非主动说,对方不能随便问。比如,在结婚前我请周恩来总理审查他成分的事,结婚以后我才告诉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就加入共产党了。

1991年8月份,我家“官人”倒下了,确诊了肺癌。他虽然是医生,但从来不体检,冬天只穿一条牛仔裤,给他做的棉坎肩儿都不穿,羽绒服就披在身上。做手术压力大,为了缓解情绪,他抽烟多,看病、做手术的时候不能抽烟,写文章、搞科研的时候就猛抽。林巧稚曾带我到他的办公室,我看到他的香炉里全是烟屁股。我建议他:“你能不能买点儿好烟,少抽点儿?”他却宁愿买不好的烟多抽。

确诊后,他在协和医院的铁哥们和学生组成了一个医疗小组给他做手术。做完手术,大夫跟我说:“看来是晚了,肿瘤比鸡蛋小,但比鸽子蛋还大。”手术后,我和他的一个学生倒班照顾他。我值晚班,白天要给他做饭。但凡他想吃的,我都尽力满足他,就这样过了半年。

他走了之后,剩我孤孤单单一个人,事业上也像失掉了一条臂膀。我不再习惯独立,必须每天给自己找点儿事做,以缓解迷茫和焦虑。

(讲述人:杜近芳,张正贵、本报记者刘淼采访整理)

李克、李新陆:相伴实现梦想

2002年,李克和李新陆在捷克布拉格。

“我去给你弹琴。”对李克而言,这句话是李新陆这辈子对她说过的最浪漫的情话。

一位是曾多次担任中外指挥家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莫扎特《安魂曲》等大型声乐作品独唱和领唱的女中音歌唱家;一位是中国交响乐团的钢琴演奏家。这对伉俪从认识、恋爱至结婚,一直有着共同的爱好、事业。

或许是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李克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在辽宁出生长大的她,插过队、进过文工团,22岁时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央乐团合唱班,毕业后正式进入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从此开启了她的歌唱艺术人生。

李新陆比李克大7岁,在中央乐团时,他就是李克的钢琴伴奏。“我能不能再合一次伴奏?”李新陆倾心于李克有很好的天赋,因此对艺术更加认真与执着。李新陆总是不厌其烦地陪李克打磨每一个作品,提出中肯的建议,帮她找到演唱的情感投射。

李克则着迷于李新陆的才华横溢。“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很少,但每次我们看完音乐剧、电影,他回来之后总能迅速地把电影音乐改编成钢琴曲,我们再到基层演出时,他一弹,别提有多轰动了。”“当年,他想出国深造,但因为学的是俄语,于是他就从最基础的ABC学起了英语,不到两年就通过了托福考试。”谈起李新陆,李克语气中满是崇拜。

在老一辈的生活里,爱情并没有太多的仪式感,而是体现在相濡以沫之中,是成就对方的默默付出。面对歌唱事业,李新陆尊重李克的每一个选择。“尽管我们结婚了,但我还是要坚持搞事业,所以不能马上生孩子。”面对李克的郑重决定,李新陆欣然接受:“我尊重你。我也不想你当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你把你热爱的工作做好就够了。”

回首往事时,在李克的记忆中,的确没有什么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片断,但和李新陆一起搞合唱的事情历历在目。

“直到他生病了,我才真正意识到他对于我而言有多重要。没有他,我什么也干不了。”李克说,她指导的每一个合唱团都是李新陆做钢琴伴奏,甚至她都不必请指挥,李新陆就是那种神奇到可以通过肢体语言边伴奏边指挥合唱团的钢琴家。

2007年10月,李新陆因患胸腺癌病逝于北京。而就在他离世的3个月前,深受病痛折磨的李新陆为了让正要参加合唱团比赛的李克放松心情,还坚持帮李克指导的合唱团伴奏。

“走,我去给你弹琴,我想我应该还行。”瘦了一大圈的李新陆深情地对李克说,“我们排练时让女儿和我一块去,到了最后,即使我弹不了了,她还可以弹,我们一定能帮你把比赛完成。”

每每回忆到此,李克都难掩泪水。或许在外人看来,李新陆在那样的身体状况下,根本不应该硬撑。李克说:“搞事业的人固执起来就是这样,拼了命也要坚持,拦不住。”那是李新陆最后一次为李克伴奏,瘦弱的身躯坐在钢琴前,弹出了气势高昂的震撼旋律,李克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那次,李克指导的合唱团又拿了金奖。

李克和李新陆的爱情,虽然有着不能人间执手、白发齐眉的遗憾,但二人携手度过的美妙时光,共同收获的每一张奖状、每一个奖杯都是他们彼此间深沉情感的见证,光是远远地看着,就能让人通身温暖起来——眼中酸涩,但心头芳醇。

(本报记者王学思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