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4年7月，曹禺的四幕话剧《雷雨》在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上发表。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不知名的青年，一跃而为中国剧坛的新星。每当我翻开《雷雨》，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第一次观看话剧《雷雨》的情景。记得50年前，我读高三的时候，一个盛夏的晚上，我在母校市东中学第一次看到话剧《雷雨》演出的电视实况转播。看完之后，我便激动不已、夜不成寐。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部戏博大精深，却又说不出所以然。

《雷雨》书影

曹禺的回信

1959年9月，我考进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62—1963年，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雷雨》人物论”。

1981年，我出于对曹禺作品的热爱，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撰写了一篇近3万字的《曹禺年表》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我冒昧地给曹禺写了一封信，请他的女儿李如茹代为转交，并附上此刊一份，请先生提出意见，“它的内容如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并告诉先生“结合‘中国话剧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选择您的作品，准备从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学习与探讨，并想从编写较详的《年表》《年谱》开始。……在编写《年谱》的过程中，也很希望得到帮助和指教”。

在信中我还具体列了18个疑问，请曹禺先生释疑。信送出之后，我又有些后悔，感到此举太唐突。自己当时不过是上海戏剧学院一名年轻的讲师，怎么能如此打扰早已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大师。不料，隔了不久，我便收到曹禺的一封亲笔回信，信中说：

曹树钧同志：

您的信早已收到，因病因事迟迟未复。深以为歉。

敬祝安好。

曹禺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

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对我信中提出的18个问题，在回信中，逐一作了回答，有的问题作了相当详尽的亲笔回复。例如：

一、笔者问：“赵丹同志1937年曾同您洽谈《原野》演出一事，后来此剧如期演出了没有？”

曹禺答：“我在一九三七年夏到沪与赵丹、舒绣文等演员与导演会谈过。他们一直在沪演出，直到“七七”事变后被迫停演。可问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朱今明同志。”

二、笔者问：“《原野》的素材除来源于段妈的叙述外，其他还有什么出处？当时您是否到农村访问或住过若干时候？”

曹禺答：“关于农村破产、农民逃荒、农民在乡下受地主恶霸迫害压榨，我在天津从各方面书报上、我周围的来自乡下的女仆人等处知道不少。我亲眼看见来天津逃荒农民凄惨悲痛情况，但我未到农村体验生活，我只见过附近农村凋敝、民不聊生表面情形。”

……

曹禺先生对青年学者的回信，极大地鼓励了我深入探讨曹禺剧作、研究戏剧精品的热情。

北京人艺时的曹禺

“诚重劳轻，求深愿达。”人生道路上，机遇总会不期而遇。在我探讨曹禺戏剧艺术魅力的道路上，就遇到过两次大的机遇。一次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和俞健萌创作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次是中央电视台邀请我执笔撰写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这两次机遇，使我在曹禺戏剧艺术的研究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可以说从小就是一个戏迷”

1980年，我在戏文系编剧进修班讲授《名剧分析》时，河南豫剧院三团的一位名叫杜赩的专职编剧听了我讲“曹禺名剧分析”课，下课时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曹老师，您能否进一步向我们分析一下：曹禺先生是如何构思《雷雨》《日出》《北京人》这些名剧的？”这一问，当时可真将我问住了。

这位学员的提问，启发了笔者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曹禺剧作以及一切电影、电视、戏剧创作客观存在的艺术规律。

曹禺创作心理研究是一个以前学者很少涉及的领域，是一块尚须耕耘的处女地。这是因为，这一研究仅仅根据曹禺剧作文本进行探讨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研究者作大量的调查研究，对曹禺的生平、创作环境、创作时的具体心态作大量细致的、具体的观察，方可着手进行。在完成这一课题时，笔者衷心感谢的是在笔者进行多次采访时，曹禺先生不厌其烦地对笔者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坦诚的回忆和描述，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

在一次采访中，笔者对曹禺幼年的爱好，提出了以下问题；

“曹禺先生，听说你从小就酷爱戏剧，能否具体谈谈？”

“我可以说从小就是一个戏迷，看的戏多极了。谭鑫培谭家的戏，从谭鑫培、谭富英到谭元寿我看了四代。余叔岩的《打渔杀家》，龚云甫的《吊金龟》，刘鸿声的孔明，杨小楼的黄天霸。许多曹操戏，还有韩世昌的昆曲《夜奔》等等，多得数不清。我告诉你，在南开的时候，我还演过京戏，《打渔杀家》我演肖恩，《南天门》我演曹福……”

“万老，听说你还看过不少文明戏，能记得起剧名吗？”

“年代久了，让我想一想。记起来了。我印象中看过《新茶花》《洪承畴》，还有秦哈哈演的戏，他的演技绝妙，我至今还有印象。”

“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

1987年春开始拍摄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由我执笔）。电视传记片重点要突出的是曹禺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1987年拍摄时我在上海复兴西路曹禺夫人李玉茹家中采访，我请先生谈谈他构思作品的一些特点。

先生脱口而出：“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写《雷雨》的时候，我多少天来天天神魂颠倒，食不甘味。虚伪的魔鬼让我愤怒，势利的小人让我鄙夷，纯情的女子让我喜爱，完全沉浸在情感的漩涡里。《王昭君》是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剧本写完了，我却再也听不到总理的声音了。想到这儿，我伏在桌上大哭了一场。……”

听着先生敞开心扉的谈话，我不由得想起罗丹的名言：“艺术就是感情。”又很自然地联想起他的干妹邹钧告诉我的一件事：解放初期，曹禺母亲去世，他从北京赶回天津老家奔丧，一把抱住次女万昭。一会儿摸摸她的头，一会儿摸摸她的肩膀，一边摸一边含泪说道：“昭昭，你怎么不常来看看奶奶。往后，你想见奶奶的面，就再也见不到了。”曹禺越说越伤心，失声痛哭起来。站在一旁的干妹邹钧也忍不住痛哭起来，室内一片哭声。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富感情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以他的作品燃烧着每一位读者和观众的心。

家中拍曹禺传记片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在采访过程中，我经常结合曹禺的剧本问及一些有关的演出情况，引起他对往事具体的回忆。

在谈到1938年重庆《全民总动员》（即《黑字二十八》）演出情况时，曹禺兴致勃勃：“这个戏的演出可以说集中了重庆的所有大明星，白杨、赵丹、舒绣文、魏鹤龄、张瑞芳、王为一、章曼苹等全来了。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连张道藩也上了台，连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也扮演了一个资本家侯凤元。我记得排戏的时候，我对女儿莉莉（白杨饰）说：‘我们走吧！回家走吧！再等下去，倒不是献花，成了献丑了’，我说完不是献花，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成了献丑了’，不知怎么搞的，一说完几位演员便哈哈大笑。

扮演我女儿的白杨尤其笑得凶：排几遍、她笑几遍，简直排不下去。没有办法我只好对凌琯如下了死命令：‘湖南妹子，就你在旁边笑得凶，不许再笑了。’琯如是我的学生不敢不听，这才将戏朝下排。”

“1939年你创作的《正在想》，为什么取《正在想》这个剧名？”接着我又提了一个许久想问的问题。

“这事同剧专老师阎哲吾有关：剧专（“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笔者注）校庆要我写一个新剧本。演出的事由阎哲吾管。他三天两头派人来催，问剧本写好了没有。催得我烦死了。

一天，他又带两个学生到我家来催了。我火极了，大声说：‘正在想正在想！你别老催好不好！’阎哲吾当时站在那儿尴尬地下不了台。我马上语气婉转地对他两个学生说：写剧本是个细致活，不能老一个劲地催。好比母鸡下蛋，你看母鸡每天伏着不动，其实，蛋体里的小鸡正在成形。终有那么一天，不用你们催，那小鸡就破卵而出。你以为不慌不忙、老伏着不动的母鸡，其实，它正紧张地工作着哪！一番话说得阎哲吾和他那两个学生都笑了。后来。我就索性将写出的剧本取名为《正在想》。”说完，曹禺开怀大笑。

当谈到曹禺童年生活时，曹禺神采奕奕。他详细地介绍了他童年的生活环境。为了叙述的方便，曹禺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简略的万公馆平面图(曹禺原名万家宝，他的家，人称万公馆——笔者注)。他一边指着图，一边说：“这儿是我家的大客厅，我父亲万德尊会客的地方。这儿是小客厅，后面靠里一间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在小屋旁边，他又画了两道线，“这里是一个胡同，小时候，我经常听到逃难的灾民卖孩子的叫卖声，听了让人难过极了”。

《摄魂——曹禺传》写作过程

在写曹禺传的过程中，先生多次抱病长达数小时地接受我们的访问，详尽地听取了我们的写作大纲。更为荣幸的，是他给了我们极大的信任。

1988年秋，我和《摄魂——曹禺传》第二作者俞健萌再次赴北京木樨地寓所郑重地听取先生对写书的意见时，他说：“传记文学不同于正史传记，它应该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既然是文学创作，那就应该让作家有更多的自主权。

我相信你们的采访和核实是到家的，我也信任你们会实事求是的。你们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是你们的自由和权力，我无权干涉；因为你们只是用我的经历作素材，在写你们的作品。至于我，以我自己的作品和言行来让想了解我的人了解；你们从你们对我理解的角度，任贬任褒都无妨。”

后来，先生审阅了我们大部分文稿。由于身体多病，未能全部看完，他对此表示歉意。不久，我们两人先后收到先生挂号寄赠的条幅，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和勉励。给我的条幅，全文为：

一九八八年早秋

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

录李白诗赠曹树钧同志

曹禺

先生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关心和“放纵”，使我们由衷地崇敬这位大师的磊落和宽宏，同时又使我们感觉到身负的责任。1988年见面时，我们还告诉他，书名拟取《摄魂——戏剧大师曹禺》，并征求他的意见。先生说：“大师这个头衔不要，我就是曹禺。摄魂这个词作书名好，不落俗套。”

“中国的莎士比亚”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20世纪西方莎学家早已认识到，研究莎士比亚，如果要想充分理解他的话，就应该首先从他为自己选择的环境——剧院——出发去接近他。

曹禺是一位十分熟悉舞台的剧作家，有着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尽管他的剧作有着很强的文学性，但他首先是为演出而创作的。他进行剧本创作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舞台上相应的戏剧场面来，就会把自己对舞台表现的要求鲜明地贯彻到文本中去。因此，研究曹禺剧作，如果只能停留在文本中，就仅仅是研究了一半，并且是很不够的一半。

曹禺先生生前是十分重视演出研究的。

1990年8月，笔者在完成《摄魂——戏剧大师曹禺》这本35万字传记之后，赴北京医院探望正在病中的曹禺，就向他谈了笔者准备撰写一本《曹禺剧作演出史》的愿望。曹禺当即给予热情的鼓励：“你说得很对，研究剧作必须要联系它的舞台演出，这样才能讲到点子上。你是戏剧学院毕业的，你选择这个角度探讨，很有意义，也很对路。”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007年6月，40万字的《曹禺创作演出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曹禺先生的纪念，也是笔者向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的献礼，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曹禺演出史的学术专著。

莎士比亚是世界数千年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曹禺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人民介绍、宣传莎士比亚，希望我国人民做莎士比亚的知音。

曹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莎剧翻译家、莎剧教育家，被世人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当之无愧地担任了我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终身会长。

就在先生去世的前两年，1994年9月应“莎剧节”组委会之邀，曹禺带病，在北京医院连夜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书写了两条题词，一条是“祝19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获得圆满成功”；另一条是“群贤毕至，大雅咸集”，并恭恭正正地盖上印章。

最后一次采访曹禺

就在先生去世前两年，1995年春，先生还十分关注“中国莎学团”出访一事。

1995年3月10日，我和中莎会另一位副秘书长孟宪强教授一起，受中莎会委托，专程进京，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中莎会会长曹禺先生，向他汇报中莎会准备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第6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事宜。同行的还有中莎会理事、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郑土生研究员。

病房内宽敞明亮，一片静谧。身穿蓝白条病服的曹禺先生，脸色红润，气色很好，只是耳朵有些背，他和我们的交流全由夫人李玉茹从中传递。这位85岁高龄的戏剧泰斗，一听说中国准备组织莎学代表团参加世界莎士比亚大会，兴奋异常。他一边仔细地阅读中莎会“关于参加1996年第6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的请示报告”，一边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报告看完之后，他对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侃侃而谈：“过去我国的莎学比较落后，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以来发展很快，不但演了很多莎剧，而且也出了不少莎学专著。但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很不够，做了许多工作，世界知之甚少。

中国莎学应该走向世界。这次是一个好机会，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好，让世界了解中国。”在说到中译本《莎士比亚全集》时，曹禺问我们：“你们对梁实秋的译本怎么看?”没等我们回答，曹禺说：“对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我们不应该沉默，我们应该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要向全世界介绍朱生豪、梁实秋这两种莎翁译本！”

我补充说：“台湾还有一位著名的莎学家虞尔昌，他与朱生豪一起出了第三种莎士比亚全集译本，已由台湾出版。”曹禺说：“有三种译本，这很不简单，他们（指外国人）知道了会吃惊的！”

当听到国际莎协18名执行委员中竟无一名中国学者时，曹禺急切地问：“现在我们能争取到一个席位吗？”东北师大孟教授回答说：“不能。因为这届执委会名单是1991年第5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期间确定的。我国学者只有参加1996年大会才可能争取下一届国际莎协执行委员的席位。”曹禺逐一审阅了中国莎学代表团名单，满意地说：“老中青都有了，年轻学者不少，后继有人。”欣然在中莎会向文化部呈送的“请示报告”上庄重地签名、盖章。

考虑到曹禺年事已高，我们原商定只谈半小时，不料曹禺兴致极高，不知不觉已过了一个半小时。临行前，他还泼墨挥毫，为吉林莎学创办的《中国莎学年鉴》题词，对孟教授赠送的《中国莎学简史》大加称赞，说：“有40万字，简史不简，我向你深深致谢。”

握别先生，先生一定要送我们三人到电梯口，我们搀扶着他，缓缓而行。先生目送我们进入电梯，挥手道别，看他脸上堆着笑容；谁能想到，这竟是我们与先生最后一次情重意长愉快的相见！

最后一次采访1995

十多年来，曹禺先生对我的关怀和指导。是推动我不断深入研究戏剧艺术、研究曹禺剧作的强大动力。

缘于曹禺剧作的戏剧情结，将永远激励我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戏剧艺术（尤其像曹禺、莎士比亚剧作这样真正的戏剧精品）摄人魂魄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