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舒昌善（1940-2020），翻译家，浙江上虞人，德国哲学博士，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毕生从事茨威格作品译介，代表译作有《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良知对抗暴力》《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蒙田》等。

“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无谓岁月流逝而去。”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传记名著《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序言中如是写道。“我想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清辉，普照着终将消逝的黑夜。”确切地说，这些优美而深刻的文字出自翻译家舒昌善先生的译笔，而如今，舒先生也已化作一颗明亮的星辰，闪耀在苍茫的夜空之中。

“舒昌善，浙江上虞人，德国哲学博士。”翻开他的任何一本译作，只有这短短几个字的译者介绍，朴素，低调，却让人感到无比踏实。舒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他从不表彰自己的成就，他最好的名片就是一部又一部精心翻译的作品。1984年，舒昌善先生在《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真实、渲染、魅力：读斯蒂芬·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介绍《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并于1986年出版中文译本，由此开始向汉语世界译介茨威格的作品，茨威格的名字也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知。36年来，舒先生几乎遍译茨威格的所有历史人物传记，其中完成最早也影响最大的正是这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在1927年问世之初，仅收历史特写5篇，此后陆续增加到7篇、12篇；迟至1997年，菲舍尔出版社的德语新版才最终确定为14篇。相应的，中译本《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也有12篇与14篇之分。这部名著经过舒先生严谨、优雅、流畅的译笔，深深地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书中那些伟大的理想、崇高的道德、坚定的信念、美好的人性，都是茨威格极力讴歌的对象，也是舒先生倾尽毕生心血想要传达给中国读者的不朽价值。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书中的人物与历史事件，舒先生细心地考证并详尽地注释了人名、地名、典故等信息，并别出心裁地为每一篇特写撰写了题记；为了向读者更加准确、如实地传达茨威格文字的魅力，舒先生在译作出版后仍然反复推敲字句、修订增补。为了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不得不考虑将比正文字数还多的注释从脚注移到尾注……这些工作在翻译界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也正是这种一丝不苟、推敲琢磨的精神，使舒先生的译本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舒先生将翻译视为崇高的事业。在《南极探险的斗争》中，茨威格没有为竞赛中胜利的阿蒙森作传，而是记述了“失败者”斯科特船长悲壮牺牲的瞬间。舒先生总是津津乐道地引用茨威格在本篇结尾的那句话：“只有雄心壮志才会点燃起火热的心，去做那些获得成就和轻易成功极为偶然的事。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占绝对优势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从某种意义上讲，舒先生也在同命运“搏斗”，与时间“赛跑”，即使在耄耋之年，也毫不放松，以“雄心壮志”和“火热的心”继续投入到充实的翻译工作当中。北师大的图书馆资料室和东门麦当劳，是舒先生晚年的“工作点”。资料室的百科全书和德语工具书是舒先生最常翻阅的；而经常去北师大东门麦当劳的人们，也总会看到一位头戴红色贝雷帽的老人坐在角落，手边放着一盒酸奶和一摞卡片，一丝不苟地校改书稿。如果你和他打招呼，他会放下手里的笔，摘掉眼镜，和你聊天，聊德国，聊茨威格，聊那些群星闪耀的时刻。他总爱向人推荐茨威格的作品，不带一丝得意与骄傲，而满是敬意与真诚。我曾不止一次见到舒先生满怀期待地询问坐在对面啃着汉堡的年轻人：“读过茨威格吗？”偶尔有人读过并认出舒先生，他总是羞涩又开心地摆摆手。但大多数时候对方会迷茫地摇头，他忽然像小孩子一样难掩失落，身子向旁边一侧，随即笑着说：“你要去读读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那些懵懂的少男少女或许不知道，面前这个和蔼的老头，是位了不起的翻译家。不过，他认真工作的样子，足以让人把他与“了不起”联系到一起：一生做好一件事，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呢？

舒先生曾说，在14篇特写中，他最喜欢的是《马赛曲》。文章的主人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鲁热，一个法军工兵上尉，凭借一曲《莱茵军战歌》（即后来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将自己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因此留名青史，此外再无事迹。茨威格赞誉鲁热为“一夜之间的天才”，仿佛法兰西民族的不屈精神与人类对自由独立的渴望于一瞬间在他的体内汇聚成灵感，令他创作出不朽的杰作。茨威格在文中这样感慨道：“一件艺术作品纵使可能会被时间遗忘，可能会遭到禁止和被彻底埋葬，但是，富有生命力的事物最终总会战胜没有生命力的事物。”身处浩瀚无垠的宇宙时空，面对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个人永远是渺小的，然而，渺小的身躯里蕴藏的宝贵的勇气、智慧与道德，能够震烁古今，永垂不朽。舒先生的翻译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想，舒先生喜爱《马赛曲》，赞赏那个平凡的鲁热，正源于他对伟大的作品独特而深刻的领悟。他曾说：“我并不渴望别人谈论我是谁，而是希望50年后还有人认真读这些伟大的作品。”舒先生把自己隐没在作品之中，甚至忘记了自我。个人或许是速朽的，但伟大的作品可以永恒。因此，他从不靠作品标榜自己，而是保持谦卑，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传递者和阐释者。在传递力量的过程中，舒先生也成为了力量的一部分，这种力量，能够让百年之下、远隔重洋的中国读者潸然泪下、心有戚戚焉。舒先生曾意味深长地总结道：“茨威格通过他的一生作品，弘扬良知、讴歌人性、反对暴力、反思历史，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可谓夫子自道。舒先生甘愿一生为人类的高贵精神传播火种，不仅有功于茨威格，更是这个世界的宝贵财富。

在舒先生的译著中，除了详尽的题记、注释与年谱，还有精彩的译者后记。舒先生的译笔流畅，汉语文章也写得古色古香。在每一篇后记的结尾处，舒先生往往习惯于引用中国古人的箴言作结，如“荀子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昨日的世界》）；“诗圣杜甫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吕氏春秋》有言：败莫大于不自知”（《良知对抗暴力》）；“《论衡·自纪篇》有言：大简必有不好，良工必有不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些谦虚的求教之辞，读来真诚而有韵味，可见舒先生的良苦用心。更重要的是，每一篇后记又相当于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收束全书，旁征博引，并对相关问题一一作出回应，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的种种困惑至此都能涣然冰释，让人不禁惊讶于译者的“知心”。例如，在《良知对抗暴力》的后记中，舒先生介绍了学术界对加尔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加尔文是一个复杂且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并在史实考证与文本分析基础上，对《加尔文传》的作者麦格拉思诋毁和攻击茨威格的做法给予了公允的判断。舒先生并没有一味地批判麦格拉思、为茨威格辩护，而是具体分析了他们各自的长处与不足，揭示了这个事件中复杂矛盾的一面。但舒先生仍然有鲜明的态度蕴含其中，那就是“还茨威格一个公正”，因为在麦格拉思攻击茨威格时，后者早已去世，无法回应与反驳，且茨威格面临的历史情境与麦格拉思不可同日而语，应当具体分析。即使由于资料匮乏产生了一些差错，但瑕不掩瑜，茨威格在此书中弘扬的“呼唤宽容，挞伐专制，弘扬良知，对抗暴力”的主旋律不会泯灭，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熠熠生辉。

与《良知对抗暴力》彰显的主题几乎一样，《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讲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辉煌而充满悲情的一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舒先生揭示了茨威格传记文学的精髓所在：“不仅写伊拉斯谟，同时也尽情披露自己的心声。”文学创作的中心是人，将人生体验融入作品中，感同身受地参与到历史的当时一境，才能写出永恒的人性之美，创作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正如茨威格在自传《昨日的世界》中所说的：“我从不愿意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的悲情。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譬如，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而写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泰利奥。”为失败者鼓掌，为小人物立传，关注宏大叙事背后的平凡与悲情，永葆良知和赤子之心，这是茨威格的精神，也是舒先生的气质，一脉相承，历久弥新。

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舒昌善先生还在坚持工作。他修订的最后一部书稿是《蒙田》（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旧版的基础上，舒先生精挑细选，翻译、增补了10篇蒙田随笔，并修改了一些字句，使之更加充实、严谨。2019年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翻译一篇随笔至少需要20天时间。他指着书稿中批注的笔迹，坚定地说：“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据说，那时的舒先生思路清晰，目光如炬，像老顽童一样，状态年轻有活力。谁能想到，仅仅一年半以后，舒先生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事业、家人、学生和读者，与茨威格、与他曾经激赏的英雄和天才们一起，化作一颗星辰，闪耀于人类黑暗的夜空。

对于我们这些有幸上过舒先生的课、受到过舒先生关怀和指点的学生来说，如今翻开他题赠给我们的书，看到扉页那句“小友批评指正”的赠语，既无比温暖，又痛心疾首。疫病夺走了我们与先生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永远定格了80岁的先生精神矍铄、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的瞬间。他曾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抑或是怎样安详地在睡梦中离去，我们无从得知，但幸好他的灵魂就安放在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闪着光的作品中，正如《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第一篇所说的：“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如今的北师大东门麦当劳，依然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每每路过，还是总想进到热闹的大厅中，寻觅那个熟悉的身影。然而，再也不会有一个头戴红色贝雷帽的老人坐在角落里，满怀期待地问你：“读过茨威格吗？”

（按：7月6日，80岁的德语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舒昌善先生去世，本报刊发此文以示怀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