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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民国学者的演讲现场什么样?
来源:“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 | 陈平原  2020年08月19日08:06

讲演者的风采

四位学贯东西的大名人,恰如其分地选择了四座大城市,分别登台讲演,构成了1922年中国思想文化界一道绚烂的风景。各人论题不一,表面上毫无关系;可在某些关节点(比如白话诗的评价)上互相指涉,值得仔细玩味。在具体讨论各自讲演内容前,有必要先欣赏讲演者的风采。

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1920年代,所谓“讲演者的风采”,只能靠时人的文字来呈现。这里需要史料的钩沉与考辨,更需要想象力的发挥;只有读者共同参与,我们才能大致复原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场景。

不妨倒过来,从以“讲演”为“文章”的周作人说起。单是讲演前的认真准备,以及讲稿之可以直接发表,而且还是可圈可点的“美文”,很容易判断周氏讲演的风格。上述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日本的小诗》事,在梁实秋的回忆文章里,有精彩的描述。梁氏的记忆力真好(不像是有日记做依据,因所记日期,常有一两年的误差),这两篇文章发表在周作人日记公开刊行前,提及那天进入八道湾周寓时鲁迅正和写新诗的何植三谈话,得到周作人日记的证实。梁不愧是散文大家,关于周作人讲演时状态的描述,实在有趣得很: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这也未免太夸张了,连主持人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一般听众岂非更是蒙在鼓里。《忆岂明先生》中这段渲染过度的描写,在《忆周作人先生》那里变得节制多了:“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在电视直播成为时尚的今日,像周作人这样念讲稿,效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可在渴求新知的青年学生眼中,有真才实学的启明先生,“依然受人敬仰”。

同样是梁实秋,其描述梁启超的讲演,完全变了一副笔墨。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

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在另一则短文里,梁实秋将同在台下听讲的梁思成也拉扯上,场面更为生动: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这两段文字实在太精彩,以至你不忍心质疑其真实性。梁启超讲演时很认真,也很投入,效果也不错,这点毫无异议。我感到疑惑的是,如何看待任公先生浓重的乡音,是否像梁实秋所说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

虽说因夫人指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的自述,必须稍打折扣,梁启超带新会口音的官话,应该还是比章太炎的浙江话好懂。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和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都提及太炎先生东京讲学如何“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且“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但请注意,第一,这是小班,师生坐而论道,比较容易沟通;第二,谈的是非常专业的《说文》等,知识背景很清楚;第三,听众多为浙江人,没有语言障碍。到了1930年代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可就不一样了,汤炳正称:“我们听讲的学生,每听完一次讲,就三五成群,互对笔记,习以为常。因先生浙语方音极浓,我开始听讲,很感吃力,后来才习惯。”

一心求学者,可以通过三五成群互对笔记来解决疑难问题;至于一般听众,面对如此艰深的讲演——从国学到方言,实在没有把握。1936年上海发行的小品文杂志《宇宙风》上,有一则乃蒙所撰文章,嘲讽章太炎的讲学,语调相当刻毒:

他坐在藤椅上,一面吸烟,一面低声的演讲。低声没问题,因为听众很少;只是满口土话,我们一点都懂不来。好在他讲完一段,那胡子大汉,便在黑板上将大意写出,我们才知道今天所讲的,不是国学的,而是革命的。......在演讲的姿态中,章先生是个悲剧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的土话,人家不能了解,而好以眼光,追寻听讲人的颜色。

不知道是作者年少气盛,还是小品笔调使然,此文对于太炎先生的讲学,只有嘲讽,而无丝毫“同情之了解”。

在一般人眼中,新旧截然对立,讲国学毫无疑问是落伍的表现。但学界不至于如此近视,1932年春天太炎先生的北游,还是受到北平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周作人追忆太炎先生在北大研究所讲《论语》时的情景,不无诙谐与幽默:

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

当年的学生中,能听懂且感兴趣于这种专业讲演的,大概不是很多。校方于是又安排了一场普及性质的公开讲演,地点是在北大三院的风雨操场。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还有站在窗外的。据张中行事后追忆:

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

就像周作人说的,“国语重译”,确实是“颇有意思的事”。可对于渴望传播或接纳新的学识与思想的当事人来说,这事情一点也不好玩。想想章太炎那热切地追寻听讲人的目光,或者因听不懂浙江方言而万分苦恼的听众,你能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

有趣的是,乃蒙在嘲笑章太炎不合时宜的讲学时,拿胡适作为比照:“我更而想到人间的晚年,隔离时代的悲哀!胡适之演讲‘儒与孔子’,听众有一二千;而一代大师的章先生,只能于不相干的十数人面前,销磨生命的余剩。”而梁容若在回忆梁启超与胡适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会时,也是明显地偏袒胡适:任公两小时的讲演印象模糊,倒是“胡适之的十分钟演说,留下了清楚的回忆”。同样不露痕迹地褒贬一番章太炎的讲学,张中行转过身来,表扬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

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此前十年胡适到北京女高师兼课时的情景。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

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与张、苏二君不无夸张的描述有别,徐也是在北大二院听胡适讲哲学,感觉却不太好。“听讲的人不但挤满了课堂,而窗外也站满了人”,这种景象,引诱胡适进一步发挥其“很活泼的口才”,以满足不同层次听众的需求。如此一来,对于热心求学者,未免有所怠慢。像徐就抱怨“这像是公开演讲,内容很通俗”,不像是哲学系的功课,因此而放弃选修。

北大的课不好讲,尤其是大课,能讲到“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这可不简单。胡适对讲演兴致很高,对于所谓的“讲演术”——比如如何掌握语气的缓急、声音的高下,以及调子的抑扬顿挫等,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可也正因为较多考虑如何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胡适的讲演,必然趋于平易畅达,而缺少幽深与奇崛。而这,与其著述风格颇有关联——章太炎的特立独行、梁启超的酣畅淋漓、周作人的雍容和缓,又何尝不是“文章”一如“讲演”?

摘录自陈平原先生新书《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第三章《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