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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寅恪评论时人论著的片语只言亦颇有深意，1936年4月给沈兼士回信评论沈氏《“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时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即是一例。这既是对沈文的称许，亦提示了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的途径。当时学界深受西方语言学影响，强调“语音中心主义”，应和与追随者不多。今天随着再思汉语与汉字关系，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以及史学研究的不断开掘，重温陈寅恪此语，开展结合一般使用者、使用场合的关键字词研究，不止是关心演变，亦分析延续，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

关键词：陈寅恪；语言学；字词；常用词；历史研究

2019年10月适值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忌辰，岁月流转，人事代谢，世界几经变化。陈先生个体生命，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走到终点，其学术生命却因海内外学人不断诵读思考而得以延续。那些完整的论著当然是需要再三回味的重点，其评骘学人论著的只言片语同样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亦值得反复咀嚼。

1936年4月18日，陈寅恪在读过《“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后，给作者沈兼士的回函中写道：

大著读讫，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专此奉覆，敬颂

著祺 弟陈寅恪拜覆四月十八日[1]

其中“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不只是对沈氏论文的赞许，亦提示了一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对后辈学人时有影响，弟子杨联陞甚至以此作为平生治史的重要追求[2]，当代学者亦有专门加以阐发的[3]。短短一句话，前人做过分析，仍感意犹未尽，需要放到当时的学术场景中予以讨论。更有进者，今日看来，此一思路仍有赓续与发扬之必要。故不揣谫陋，略作探讨，以表达对先辈的仰慕与敬意。

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探微

《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收录的陈寅恪给沈兼士信件仅两封[4]，两人何时相识，未见记载。依生平推断，两人过从，当在1926年10月以后。陈寅恪该年7月到北京清华研究院任职，此时沈兼士尚远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国文系教书，10月下旬沈方离厦回京[5]。此后十余年，两人在北平共同参与故宫所藏明清档案整理，均任职一度在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的中研院史语所，执教北大，面晤机会当不少[6]。

陈、沈两人学术上的交谊不止此文。此前沈氏《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长文（以下简称《右文说》，收入《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1933年）完稿及刊出后两度寄给多位学者求教，多人回覆。先有李方桂、林语堂、魏建功、吴承仕等，刊出后复有杨树达、陈寅恪和蔡元培。陈的回信长达数百字，肯定其贡献之外，亦坦率指出意见与建议，强调应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补充“详考与中国语同系诸语言，如：西藏、缅甸语之类，则其推测之途径及证据，更为完备”[7]，可知后一封信并非纯是敷衍溢美之词。

陈寅恪自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或指兼摄、调和古今中西之学[8]，因而对沈兼士及其师章太炎抱有相当的认同。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研究院导师零落，陈寅恪曾向清华校方建议，邀罗振玉、章太炎、陈垣担任导师，马衡任特别讲师，最终仅马衡应聘。前述三位尽管未允[9]，陈寅恪推重三人学问的态度于此可见。

有学者指出“陈寅恪每每好借评点他人论著的机缘，提示其心仪的治学取径与做法。‘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当在此例，倒不必过分拘泥于所评点的对象是否当之无愧”，并认为回函中所谓“训诂学”，“其实是欧洲比较语言学、比较文献学和比较宗教学的事实联系比较方法”[10]。“训诂学”是否确指欧洲新学，或可再酌。陈在给沈的前一封信中说：

“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总之，公之宗旨，方法，实足树立将来治中国语言文字学之新基础，若能再取同系之语言以为参证之资料，则庶几可臻于完备之境域也。[11]

此处陈寅恪明确提到需取资同系语言来参证，强调比较语言资料之意义，所指当是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的各语言，如藏文、缅甸文，甚至西夏文之类，针对的则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未来，而非“训诂学”。以陈寅恪用词之审慎，在他眼中，两者实有区别。

陈寅恪写后一信半年前黄侃去世，黄侃生前在中央大学讲授“训诂学”，构建其理论。弟子潘重规曾在1935年11月《制言》纪念黄侃专号上刊发听课笔记《训诂述略》，其中云“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也”[12]。黄侃所论，不出语言文字范围，陈寅恪所言，承此又扩展到历史。沈文致力于探讨“鬼字字形之演变。字义之引申，语辞之分化”，正与侧重分析字形，讨论字义的训诂学相合[13]。

沈兼士此文，篇幅不长，衡以当时学术的水平，也属上乘。其基本结论有四：

1.鬼与禺同为类人异兽之称。

2.由类人之兽引申为异族人种之名。

3.由具体的鬼，引申为抽象的畏，及其他奇伟谲怪诸形容词。

4.由实物之名借以形容人死后所想象之灵魂。

开篇便指出“挽近学者复知《说文》所说尚不足以代表文字之原始意义，且每字之原始意义亦不尽具于一般训诂书中。……文字意义之溯源，恰如考古学家之探检遗迹遗物然，重要之目的物，往往深藏于地层之下，非实行科学的发掘，不易觅得。故探检字义之原，亦须于古文献及古文字中披沙检金，细心搜讨。文献方面应直接观察其历史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释，文字方面应从形音义三面贯串证发其当然之义类”。看法受到乃师章太炎启发，眼光却并未拘于师说。传世文献、前人训释之外，还引用了金文、甲骨文来证成其说，并明言得到董作宾的帮助。此文亦兼与日本学者出石诚彦、英国学者Waley的研究对话，最终落脚到古人对死后的想象，已超出了语言文字而进入古人思想的探讨[14]。

“鬼”字字形与初义，学界迄今尚无一致看法，本世纪初汇集到的学者解说，有数十家之多[15]，1997年还有学者基于沈说再探“鬼”字的形义[16]。

沈兼士写作此文，应与当时蓬勃开展的歌谣征集、民间文化研究有关，此前这类问题一向难登大雅之堂[17]。近代以前学者对此偶有讨论，南宋陈淳《北溪字义》有“鬼神”一目、顾炎武《日知录》卷六有“鬼神”一条，不过讨论得颇为粗略。

陈寅恪此处所说的“文化史”亦当时流行的习语，应取其一般认识，即为广义通史之谓也，不应视为带有陈寅恪个人色彩之“用其种族文化观念研究中国历史”，且此时陈告别“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未久，探索“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尚在途中[18]。

文化史之说出自梁启超，广义所指即通史，并为胡适等所接受与阐发[19]。1923年1月出版的《国学季刊》创刊号上，胡适代表国学门同仁撰写的《发刊宣言》中指出“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先须从事专史式的系统研究，并开列了构成中国文化史的10种专史清单，随后在谈如何开展研究时说“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20]，这里的“通史”即是前面所说的“文化史”。1924年6月，顾颉刚曾在演讲中说“整理国故，即是整理本国的文化史，即是做世界史中的一部分的研究”，亦本自《发刊宣言》[21]。稍晚，钱穆在介绍研究文化史的方法时，亦云：“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22]应在此义下去理解陈寅恪所说的“文化史”。若此说不无道理，他实际提示了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的途径。

陈寅恪游学欧美十余年，通晓十多门语言，熟悉欧洲近代比较语言学，对语法、字词来历、翻译与使用极其敏感，并将此关注引入史学[23]。1929年，他在《元代汉人译名考》文末云“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24]，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长期的比较语学训练令他对语义的流变分外留心”，他在中文遣词造句上则偏爱骈俪与用典亦显示对语言表达的高度敏感，研究中例证甚多[25]。陈寅恪一直对中古音韵问题情有独钟，先后发表过《四声三问》（1934年《清华学报》九卷二期）、《东晋南朝之吴语》（1936年《史语所集刊》七本一分）、《从史实论切韵》（1949年《岭南学报》九卷一期），1936年他将关于字的看法凝练为一种认识历史的途径，亦属水到渠成。

二、众舸争流：语言文字学的新旧并立与交融

1916年10月蔡元培主掌北大，沈兼士与多位章门弟子一道入校任教，成为时人目为浙籍或法日派教授中的一员，章氏的思想随之广为传播。章太炎被称为乾嘉朴学殿军，其学问中“小学”是根基，他集旧学之大成，旅日期间也吸收了相当多的西方新学的营养，其《文始》《新方言》《成均图》诸书不仅上承清代文字训诂之学，亦包含很多新的推进[26]。较之清代学者，章太炎及其弟子已属新潮，不过，20世纪初以来“趋新”读书人主导士林的大环境下[27]，尤其是欧美留学归国的更为新进的年轻一辈学者眼中，章氏学问已渐成为批判的对象。

傅斯年即是其中的一位。他早年颇受章太炎思想的启发[28]，但随着思想不断走向激进，加上游学欧洲多年，西方近代学术的熏陶[29]很快便冲出其藩篱，甚而反戈一击，将章太炎视为创立新史学与新语言学的讨伐对象。他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聘书中强调设立研究所“非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供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30]，表达了走出国学，拥抱西方自然科学的立场。1928年10月，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写道：

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不幸三百年前虽然已经成就了这样近代的一个遗训，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这遗训的形迹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

除了强调扩充材料，傅斯年同样推重扩充研究工具与方法。这方面，传统的小学中的重要一支音韵学又沦为了反面的标靶。《旨趣》中说：

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仅仅以统计的方法分类，因为几个字的牵连，使得分类上各家不同，即令这些分类有的对了，也不过能举其数，不能举其实，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31]

与他同调，研究非汉语语言学的大师李方桂私下亦曾表示，1929年回国后之所以转入对汉语上古音的研究，是因为“看到章黄学派胡来”。李方桂所谓的“胡来”，主要指章太炎强调的“一声之转”，方法上的不科学[32]。此刻章太炎既然被傅斯年视为材料与工具上退化的代表，其成果自然入不得其法眼，众弟子也会置入另册，多少受到牵连。

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语言文字之学，承前的意义大于启后，与美国大学（赵元任、李方桂）或北京大学（罗常培）培养出来的新式语言学家确有相当的不同，也与深受欧洲比较语言学影响的史家旨趣有距离[33]。后者在全新的框架与工具下从事语言学的研究，不是埋头古籍，讨论古音分部，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活的语言，从各地的方言到非汉族语言，方法上也从爬梳旧籍抽身，转到了开展语言调查与语音记录，分析现实中鲜活语言。他们大多也兼事历史语言学研究，但它不再一统天下，甚至变为相对次要的工作。依据的理论不只是从上古文献中归纳出来的现象，更是仰仗从欧洲历史语言学中取经得来的“普通”语言学规律。

取径、学养上尽管存在差别，仔细分析，章门一系与赵、李之间的分歧并没有粗看上去得那么严重。最为要紧的区别是比较语言学的知识背景与记录语音的具体方法，以及研究的先后次第。在重视方言、强调音先于字上，双方的立场已颇为接近。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方言即古语’的思路乃是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学术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尽管双方目的并不相同，章太炎的《新方言》亦成为传统方言学与现代方言学间的桥梁[34]。

1923年1月开始出版的《国学季刊》，一开始的重心便落在语言文字学上，且以传播西方比较语言学成果与挑战章氏学说的姿态登场，作为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等的态度，亦可想而知[35]。沈本人的见解与研究的确也是不断熔铸新知，突破藩篱。其研究亦从强调字形、字义到强调字作为意符而体现音的转变，逐渐跳脱传统文字训诂之学的束缚，并开始倡导方言调查，只是尚未能将其与传统训诂学之间的关系完全打通。他在《右文说》中指出：“文字为语言之符，语言不能无变化，斯文字不能无训诂。语言之变化约有二端：（一）由语根生出分化语，（二）因时间或空间的变动发生之转语。二者多依双声叠韵为其变化之轨迹，故训诂之道亦应以音为枢纽”“语言必有根。语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形式之基础”[36]。强调语言为本，将“音”置于核心，与新派语言学家的立场并无二致。李方桂在读罢《右文说》后，给沈的信中说：

尤其是您拿字作音符看，然后再用他来求音与义间的关系，不为许君的因形取义所累，这是先生的卓见，也就是右文对于古代语言上的一大供献。

……中国文字最古也不过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中国语言要比文字古远的多。从文字上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古时语言的大概，但是想要知道文字未发生以前的语言如何引申演变成文字中的语言，以及语根上的各种研究，我们就非抛开字形，而用语音作根据不可。语音的研究，固然有借重字形的地方，但是一旦我们得了一个较可意的周秦音系，我们就可以算上了正轨……

先生在这篇文里，注重字音，免去了许多从字形立论的弊病，这是我最赞成的。[37]

李方桂研究上古音时，出发点依然是段玉裁发现的“同声必同部”，而不是什么西方的新理论[38]。傅斯年十多年后完成的《性命古训辨证》，思路与做法也更接近沈兼士，乃至章太炎，而不是赵元任与李方桂。不清楚此研究的产生是否受到陈寅恪想法的影响，至少在杨联陞看来，是符合陈的思路的。

另外一位在汉语研究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王力，亦是出入新旧，对章太炎不无批评[39]，却也积极继承清代音韵学成果而取西方语言学之方法与成果加以改造和推进。

新旧两派关注重点有别，取径亦见分歧，背后的私议中仿佛水火难容，其实双方相互影响，相向而行，落到具体问题上，差异更需要仔细分疏。

三、训诂治史、常用词研究与字词观史

陈寅恪回函言短意长，因强调“字”，与当时主流语言学并不一致，其说也不是永过无痕。沈兼士后来的研究也可以看到陈寅恪的影响。他在1940年完成的《㣇、杀、祭古语同原考》一文的结尾写道：

考证文字之作，多流于破碎支离。即能以精义古音贯串证发之，犹嫌未足。必也于当字形音义演变之原委，语文表里交流分化之形势，及其与古代文化史之关系，三者具有综合一贯之见解，方为合作。

沈氏此文感悟有四，此为最后一点[40]，由考证文字到关注与文化史的关系，陈寅恪想法的痕迹斑斑可见。

学生辈学人中深受陈寅恪此说影响的非杨联陞莫属。杨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听过陈寅恪“隋唐史”课，毕业论文亦为陈指导[41]，治学上得其亲传。杨联陞1957年以英文发表了《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一文，备受中外学界推重。三十年后，杨联陞在回顾自己治学特色时指出：

我一向以为中文一字多义（西文亦多如此）有其妙用。语文与思想，关系甚密，有人说：不会德文则不能了解康德哲学。同样也可说不会古汉语，很难了彻古代思想。

因此，我想重复已经说过的意思，用“训诂治史”一词，西文“Philology”指语文，即训诂。1962年3月我被邀在法国法兰西学院作了四次演讲……第一讲即指出汉学家须通训诂，第四讲用五六页讲“均”与“和”两个重要概念。

更令我向往的是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大书如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单篇文章如沈兼士先生《“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

文末附《陈寅恪先生来函》说：

一个字牵涉许多重要事物，则其研究皆可构成一部（不必是全部，亦不可能是全部）文化史。寅恪先生之说甚是。[42]

杨联陞高度重视语文、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关联，不止得益于陈寅恪，还与他多年跟随赵元任在美国大学讲授汉语分不开。

同样，受教于陈寅恪且在此方面卓有建树的还有季羡林。季羡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大学期间，旁听过陈的“佛经翻译文学”一课且自陈受益最多，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十年，习比较语言学[43]。早年发表的《浮屠与佛》一文便是由考察两个译词的西土来源进而揭示佛经翻译的先后，甚至包含对佛教传来路线的新思考[44]。季羡林晚年出版的《糖史》更是这方面的巨著，比较语言学视野下对照字词获得灵感催生的文化交流史。用作者的话“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像蔗糖这样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的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全书论述亦是从若干汉字的辨析开始[45]。两人的研究或集中于中土，或倚重比较语言学，领域迥异，思路相近，展现了这一路径的广阔前景。

此外，语言学家罗常培在这方面也做过不少努力。罗的文集《语言与文化》目的是“想从语词的涵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该书第二章题目是“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便包含了从字词看历史的企图，当然视野早已越出了汉语，取资的语料广及印欧语系以及北美印第安语的众多语言。他在第八章“总结”所言：

第一点，对于语义的研究，咱们不应该再墨守传统的训诂学方法；应该知道词义不能离开上下文而孤立存在，词书或字典里的解释是不可靠的；应该用古生物学的方法分析各时代词义演变的“累积基层”；应该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推究词义死亡、转变、新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取材的范围不可再存“雅”“俗”的偏见，……研究的方法，一方面要由上而下地从经籍递推到大众口语，另一方面还得根据大众的词汇逆溯到它们的最初来源：照这样就可以把古今雅俗的材料一切都联系起来了。[46]

1954年罗常培在向年轻人介绍自己学习语言学的经历时坦陈：“我写的第二本书是《唐五代西北方音》。……当时陈寅恪先生在北京，我得到他很大的帮助。他指导我读参考书，找其他材料。我埋头钻研，以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本书。当时正是长城战役猛烈进行，北京可以听到炮声的时候。”[47]长城抗战发生在1933年3月到5月，此时史语所还有部分人员在北平，陈在清华教书，并兼任史语所一组组长，故两人时有往来。

除了直接受教于陈寅恪的学者，还有一位古文字出身的学者刘翔亦在此方面成绩突出。他出版过一部名为《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的著作，从人与人、人与神和人与自然三个方面展开，充分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结合思想史的视角，集中选取并分析了二十多个体现先秦时期价值观的关键字词，包含神、德、礼、义、孝、友、信、生、死、命、有、无、道、气等，希望“以中国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建立一个中国哲学论说的基础”[48]，思路与陈先生倡导的研究多有暗合。可惜时段不出先秦，字词亦限于价值观层面，更可惜的是作者1999年已去世。

有陈先生开示轨辙，罗、杨、季等先生示以范例，踵随其后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先秦史领域，可以见到一些从字词角度的考察。反而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过若干由字词、称谓或概念观察历史的名作，甚至早于陈寅恪给沈兼士的回函。陈寅恪在清华中文系的同事闻一多亦利用古文字学来治古典，围绕字词展开的研究颇多，有些发表在陈寅恪回函之后，如1945年发表的《说鱼》[49]。闻一多结合民俗学、人类学与神话研究古典，意在揭示各种“隐语”，有时不免穿凿。随时间推移，学科分化日甚，除甲骨文下至汉简研究中，考释文字的研究犹不时可见外，史学的其他领域，目力所及，除了周一良先生研究中古史时，在此方面下过功夫[50]，创获多多之外，能赓续此类研究的难得一见[51]，只有训诂学家与汉语史学家们在并肩前进，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最近二三十年，汉语词汇史研究异军突起，尤其是常用词演变研究，成果卓著。1995年，张永言、汪维辉指出：

（中古词汇研究）论著大多偏重疑难词语的考释，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从张相到郭在贻一贯强调的“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这两类词；也就是说，主要还是训诂学的研究，是传统训诂学的延伸和扩展。……

训诂的目的是“明古”，训诂学的出发点是为了读古书——读懂古书或准确地理解古书。因此，那些不必解释就能理解无误的词语，对训诂学来说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词汇史则颇异其趣，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某一种语言的词汇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而不是为了读古书，尽管不排除客观上会有这种功用。……

王（力）先生所说的“新训诂学”实际上就是词汇史。

强调了研究“作为语言词汇核心的‘常语’”的意义：“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从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从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词汇史的研究不但不应该撇开常用词，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汉语词汇从古到今发展变化的主线理清楚，也才谈得上科学的词汇史的建立”[52]。

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呼吁， 50年代王力《汉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中的初步尝试，20世纪末蒋绍愚、张永言、汪维辉、李宗江等多位学者先后的探索，到21世纪崛起为词汇史研究中的显学[53]，改变了词汇史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或可称为词汇史研究上的“常用词转向”。

这一转向在推动词汇史整体发展上居功甚伟，自不待言。从外行角度观察，常用词研究关注的核心是词汇的演变，当属词汇使用史中重要一环，除了演变，常用词汇中依然存在延续与不变的一面，这一面的研究刚刚起步[54]。进化论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更丰富的认识，不可因过分看重变，将我们的词汇史消减到仅仅围绕演变来旋转，忘却了另外的面向，不然我们无法理解古今之间语言词汇的联系。

对史学来说，亦需接过这面旗帜继续前进，开辟“常用词研究”的新战场，或可简称为“字词观史”。史学不可能将所有的字词作为研究对象，那是词汇史的任务，是字典与词典编纂者的担当，史家更乐于倾注心力的是历史长河中常用且关键的字词。这类研究某种意义上可谓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复活与延伸。

词汇史下的常用词研究注意的是历史时期的语料：语言材料。关心的是表达形式本身，而不是内容，亦非文辞所称述的人及其活动；且是以例证方式、围绕某个字词按照时间先后，摘录用例语句构成分析对象，寻求的是归纳和揭示词汇演变规律。

史学关注的核心是过去时代的人及其活动，字词不过是古人表达想法、从事活动的工具，是研究者返回古人经历的历史现场的媒介。通过字义可以将字词使用者与使用场合勾连起来，另辟观察过去的蹊径。这方面，字形与字义以及两者的关系尤应受到重视。语言学家丁邦新指出：

依作者的意见，对于极大多数的中国文字而言，属文字本身的除形以外，也有义。这是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之处。……拼音文字的字母除形以外，音与义都受之于语言；而中国文字则形体本身就包含着意义，有的形体只表示意义的大类，由语言足成之。[55]

依此说，研究中国的文字，不能排除字义，换言之，字的形与义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值得深挖。如文字学家所揭示的，汉字表意字与形声字颇多，字符中都包含了字义，或部分字义，而其发音，则在历史过程中历经变化，有别于纯粹的表音字，尽管汉字在发展中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假借字和记号字。行用至今的表意字往往出现很早，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意义[56]。汉代以后，形声字不断增加，亦是学界共识。语音从上古到中古、近代，乃至当下，多次变化，此外，还有各地方言发音上的共时性差别。字形与字义之间稳定关系的持续时间往往要长于字形与字音之间的关系，分析前一组关系因而成为重要课题[57]。学者通过分析汉字字形结构改造的方式，发现改造中形体结构的表意趋向要比表音趋向强烈[58]，证明字形与字义间更为紧密而持久的联系。

近年，汉字与汉语关系的讨论相当活跃，颇有一些学者的看法与丁邦新相似，强调汉字并非仅仅是汉语的记录，汉字认知的神经心理学研究亦通过实验证明了字形在认知上的优先性[59]，甚至做了进一步的哲学反思，指出不加反省地接受印欧语系、西方语言学与哲学中的“语音中心主义”假设带给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一些基本认识偏差[60]。

另一方面，字与词之间亦无绝对的界限，字的研究和词汇研究亦无绝对分别，汉语学界在此颇有争论，实可搁置分歧，弹性看待。

再者，正如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期的语言哲学研究所倡导的“意义即使用”，他指出：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人们必须经常地问自己：这个词在作为它的老家的语言游戏中真的是以这种方式来使用的吗？——我们所做的乃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61]

日常使用需要结合历史中的使用者与使用场合加以分析，揭示其中的延续与变化。我们要考虑的字义不仅是《说文》或《康熙字典》等历代小学著作中的释义，甚至主要不是，而是历史过程中不同层次的使用者使用实践中的“义”，以及这些“义”与时人生活实践或创造历史之间的关系。

借助古今语言文字学的积累，继承并发扬清代朴学开创的由训诂而通经明道的旧传统，与“训诂治史”的晚近新风，不是关注生僻字，那是古文字学家与训诂学家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的主战场，不只关注思想史上重要的字/词，或词汇史上所看重的“常用词”以及基于一般语言学提炼的带有普遍性的“核心词”[62]，返回更丰富多样的历史现场，开展“字词观史”。采取“主位立场”，发掘与关注历史场景中反复出现，带有关键意义的字/词，包括体现人们之间关系、显现历史常态的字词，在文字字形、音之外，关注“义”与场合、与使用、与使用者的关系，挖掘常用字/词中丰富的历史意含，揭示其中的延续与演变，打通古代与近代、字与词、中与外、表达与实践。循着常用字词去触摸历史上使用这些字词的人，不只是发布诏令文书的帝王将相，也包括抄写、使用与执行文书的普通小吏，下及使用契约文书、身陷辞讼的贩夫走卒，借助字义词义去揭示意义的分类及其与人们行为的关系。

“字词观史”包含了“训诂治史”，并有所推进。其中的“史”不只是“史料”，不只是“文本”，更是“历史”，是过去的人与事。若此，一条研究众人历史的新径由此开通，同时可处理问题的范围亦随之扩张：不再仅仅聚焦于具体的文本及文本背后的人物、事件、制度、观念思想等常见研究对象，或断代、专题等史学通常的分类方式，字词可以成为勾连人—观念—事/物/制度的新纽带与观察过去的新视角，超越20世纪以来形成的学科分类与问题域，拓展新的观察视野，续写新的研究篇章。

简言之，这是跳出单纯梳理字书释义、古书注释与单纯的文本，结合更一般的使用者、使用场合，并以此为中心开展的常用字词研究，循字见人，由词观史，亦可视为“常用词研究的史学转向”。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也将会对历史中常用字词的含义领悟得更充分，其中一些将有可能发展为认识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的基本概念，逐步构建起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的理论解释，向理论自信更进一步。这方面一些哲学史家也做过不少工作，但要跳脱源于西方哲学的分类框架，跳脱仅从思想家著作寻找范畴的做法，系统吸收学界既有成果，尚有长路要走。近来颇为流行的概念史、观念史研究，成果多多，可惜多局限在近代产生的新字新词新义，上溯古代只是为了追踪词汇的源头，且停留在将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层面。西方20世纪70年代在墨西哥历史研究中出现的“New Philology”（新语文学）开始引起海内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的注意，尽管其关注点仍不离文本，不少思考亦值得吸取[63]。吸收这些新进展，继承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说，到最一般的字词使用事实中去归纳、提炼与构建认识过去，开辟切近历史的新途径，天地广阔。

四、结论

陈寅恪1936年给沈兼士回函中所说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既是对沈文的称许，亦提示了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的途径。当时深受西方语言学影响，强调“语音中心主义”的学术氛围下，应和与追随者不多。今天随着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新思考，随着汉语常用词研究的开展，以及史学研究的不断开掘，重新思考陈寅恪此语，在杨联陞倡导的“训诂治史”基础上，开展结合一般使用者、使用场合的关键字词研究，不止是关心演变，亦分析延续，循字见人，由词观史，可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谨以此文纪念陈寅恪先生。

（附：本文草撰后得到屈涛、祁萌、王彬、马力、郭伟涛、张欣毓诸君的指教；修订期间，孙正军、曹天江、王东杰、游逸飞与赵平安先生/小姐先后予以惠助，谨此致谢。）

参考注释：

[题目中“字”的注释]“字”本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术语，“词”乃20世纪初引入的新概念，后者进而成为汉语研究的基本单位，“字”则变为文字学的分析对象。随着汉语研究中“字本位”理论的产生，强调“字”为形、音、义三位一体，构成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最小结构单位。“语法字”涵盖了“书写字”，沟通了传统语言文字学与现代语言学，为扩展“字”的研究空间提供了新思路（此说的意义与问题，可参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7.字本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08—380页）。此理论下，用“字、字结、字组”取代“语素、词、词组、固定词组、离合词”来说明句法。考虑到百年来积淀的认知习惯，姑且从众，依然使用“词”。不过，历史研究中，词的研究离不开书写下来的“字”，本文所说的“字词”，相当于字和词，基于文字，亦包含语言，寻求发掘字与词的形/音两者与义的关系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而不是探讨字与词之间的关系。感谢赵平安兄提醒我注意此问题。

[1]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附录，原刊《国学季刊》五卷三号（1935年），第45-60页；完成于1936年，后收入葛益信、启功编《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引自第202页。

[2] 见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引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3]桑兵：《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收入所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313页。

[4]两人之间往复书信不止此，蒋天枢曾转录过抗战期间沈兼士给陈寅恪的两封信，见《师门往事杂录》，收入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页。

[5]张星烺1926年10月16日给陈垣信，陈智超编：《陈垣往来书信集》（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41页。大致经过亦可参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81页。

[6]参《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1929年12月刊行，转自胡旺林主编《明清档案事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展历程 1925—2015》，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2页；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82—83页。

[7]《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83页。

[8]见黄清连《不古不今之学与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收入黄清连编《结网三编》，台北：稻乡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77页。略有不同的理解，见罗志田《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24—44页。

[9]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卷中，民国十八年条引蓝孟博（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10]桑兵：《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第309页。

[11]《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83页。

[12]见《制言》第7期（1935年），第1页。

[13]关于20世纪初“训诂学”内涵的讨论，参见周光庆《二十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得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35—44页；王涛《20世纪训诂学学科名称定义的争论》，《汉学研究通讯》22卷2期，2003年），第10—12页，此文电子版承在日本京都的曹天江同学检示，谨谢。

[14]《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86—202页，引自第186页。

[15]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八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90页。新近研究见赵林《说商代的鬼》，收入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7—96页。感谢屈涛提示查阅前书的网址。

[16]程邦雄：《“鬼”字形义浅探》，《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102—104页。

[17]可参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8]见“陈寅恪致刘永济”1942 年9 月23 日, 收入《陈寅恪集·书信集》, 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4—246页。

[19]参见金毓黼《中国史学史》“附录：最近史学之趋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422页；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249页注释33；赵立彬《梁启超与“文化史”研究:“文化”视角的阐释》，《福建论坛》2009年第11期，第101—107页。

[20]胡适：《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卷1期（1923年1月），第12—14页。此《宣言》代表了国学门同仁共同意见，有关分析，见陈以爱上引书，第169—180页。

[21]1926年7月5日顾颉刚给殷履安信，转自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参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143页。

[2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2页。

[23]详参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69、122—132页；张谷铭《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史语所集刊》87本2分（2016年），第410—422页。

[24]初刊《国学季刊》二卷一号，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

[2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68—269页；陆扬：《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文史哲》2015年第3期，第33—49页。

[26]其贡献的概括，可参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王宁《章太炎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收入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6页；周光庆《二十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得失》，第38—39页。

[27]详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212页；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入所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52页。

[28]扼要的分析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3—205页。

[29]关于欧洲philology发展的扼要概括，及对傅斯年与陈寅恪的影响，见张谷铭《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第375—460页。

[30]史语所公文档·元130“1928年傅斯年手拟史语所聘书草稿”，王汎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版，第62页。

[3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语所集刊》1本1分（1928年），第4、6页。

[32]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收入《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版，第475、476、487—491页。

[33]傅斯年与赵元任在语言学认识上的差异，见张谷铭《语文学还是语言学？跨越洲际的反应》，中译本，收入贾晋华等编《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0—66页。感谢孙正军示知此书。

[34]具体分析参见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1—387页，引文见第360页。

[35]详参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200—202页。

[36]《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76、168页。

[37]李方桂先生来书，见《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九、附录，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76—178页。

[38]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第487—489页。

[39]见王力《新训诂学》，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5—320页。

[40]《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225页。

[41]参见《杨联陞自传》《追忆陈寅恪先生》，收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35页。

[42]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引言，第2—3页。

[43]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收入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第162—173页。

[44]此文见《史语所集刊》20本上（1948年6月），第93-105页；后又撰《再谈浮屠与佛》补充前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3—11页。

[45]季羡林：《糖史》“自序”及上册“国内编”第一章，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第1—8页。类似的表述又见“国内编”“引言”，上册，第5、15页。

[46]分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86、188页。

[47]罗常培：《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收入《语言与文化》，第229页。

[48]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后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

[49]闻一多《说鱼》初刊《边疆人文》第二卷第三、四期，收入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52页。感谢孙正军提示。

[50]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51]郭永秉的新作《九个汉字里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是近来罕见的著作，作者本人亦是古文字出身。

[52]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第401、402、411页。

[53]参见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丁喜霞《关于“常用词演变研究”命题的思考》，《语言研究》33卷3期（2013年7月），第25—32页；相关综述不具引。

[54]新动向见汪维辉《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第13—17页。

[55]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收入所著《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17页。

[56]详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20、114—197页。

[57]近代以来的语言观则转向认为“文字起于声音”，形成“言语中心主义”的语言观，详参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第180—221页；《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167页。

[58]参见赵平安《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收入所著《文字·文献·古史——赵平安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93—114页，特别是第111—113页。

[59]如胡敕瑞《对汉字与汉语性质的一点认识》，《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第55—59页等。认知心理学家亦通过实验分析过汉字认知的特点，发现与拼音文字偏重人脑左半球不同，而是呈现两半球“复脑效应”，见郭可教、杨奇志《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1995年第1期，第78—83页；字形对字义的识别要先于字音，见黄健辉、陈烜之《中文阅读中的字形与语音加工》，《心理学报》2000年第1期，第1—6页等。

[60]顾明栋：《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悬而未决的争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44—153页。

[6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16，1953年初刊，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2-73页。

[62]现在语言学界通用的“核心词”（Swadesh List）是美国语言学家莫里斯·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在20世纪40-50年代统计印欧语系语言而提出的，其普遍意义需要论证，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与应用。

[63]有关墨西哥史研究的回顾参Matthew Restall, “A history of the new philology and the new philology in history，”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8.1(2003),pp. 113-134；欧洲中世纪史方面的研究，见Speculum, 65.1(Jan., 1990)“New philology”专号上的诸文，Stephen G. Nichols，“Philology in a Manuscript Culture，”pp.1-10;Siegfried Wenzel,“Reflections on (New) Philology，”pp.11-18；中文研究参见贾晋华、陈伟、王小林、来国龙主编《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导论及王小林、来国龙的论文，第1—5、12—13、67—80、92—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