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坛杂忆：可敬可亲戈宝老
后排左起2周珏良，3毕朔望，4杨岂深，5吴富恒，6戈宝权，7汤永宽，8 屠珍，9梅绍武； 中排左1吴富恒夫人，2董乐山；前排右1施咸荣，2郭继德，3杨武能，4陈冠商；余为座谈会东道主。
戈宝老，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们对宝权先生的敬称。
1978年，40岁的我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了冯至所长的研究生。那时候，所里与宝权先生年资相仿的老先生有好多，如李健吾、卞之琳、杨绛、罗大刚等，却只有他享有这个既满含尊敬，又显得亲切、随意的称谓。
在外文所当年挤满居家杂物、弥漫煤烟味的筒子楼走道上，时常看得见瘦瘦高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戈宝老，其他老先生却难得一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几乎不来所里上班，戈宝老呢，尽管也不必上班，却常来所里，因为筒子楼楼道上的一间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叫梁培兰的女士——宝权先生在遭遇两次离异后成功地黄昏恋娶的新夫人。
我虽说常见戈宝老，却只能远远仰视他。他太高大了，还在中学时代，喜爱文学的我就熟读让他翻译得音韵铿锵、感人肺腑的《海燕》。高尔基这篇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散文诗，给了正欲起飞的孱弱少年以激励、鼓舞。还有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抒情诗，给了一次次遭遇挫折、失意的我慰藉和再出发的勇气。在我年轻的心中，戈宝权无异于神，围绕在他身上的光芒让你无法正视，所以在外文所5年，我对戈宝老一直是敬而远之，一句话都没跟他说过。
谁知情况有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那是在我调离外文所回到川外以后。
1985年《译林》创刊5周年，李景端总编邀请我到南京出席座谈会，使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国内一批文学翻译界的名家和前辈。报到后我们被送到了据说是毛主席来南京多数时间下榻的地方。更加让我意外和惊喜的是，德高望重、享誉中外的戈宝老竟不期然地跟我住在同一个标准间里，一下子距离拉得这么近。
记得临睡前，我俩总爱盘腿坐在各自的床上闲话。一次，老先生一边搓着脚心一边对我讲，搓脚心这事儿简单易行，乃是他的养身秘诀，让我也不妨试试……
《译林》创刊5周年座谈会就在宾馆中山陵5号举行，与会者几乎都是刊物当年的编委，没有一个不是享誉海内外的资深翻译家，由此可见，李总编非同寻常的组织能力和“统战手腕”。我因研究生毕业没几年，五十不到算是初出茅庐的小年轻，不知李景端出于什么考虑挑中了我，让我叨陪末座。会上老专家们侃侃而谈，盛赞5年来《译林》的成功和成绩，提了不少办刊建议。
会后参观考察，我始终跟戈宝老走在一起。站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农贸集市边上，他突然开口道：“杨武能，你看怪不怪，那几个年轻人，男的蓄着长头发！戴副蛤蟆镜还留着镜片上的外文商标！”如此走着聊着，有说有笑，好像一对好朋友。事实上，座谈会结束离开南京，我和戈宝老真成了忘年交，随后还有不止一次难忘的聚首。
1987年，历史文化名城四川眉山，由我牵头，在文化圣地三苏祠成立了四川翻译文学学会。作为外地惟一的特邀嘉宾，戈宝老远道而来，受到了与会全体文学翻译家和省作协领导的热烈欢迎。大家都知道戈宝老不只是大翻译家，还是老革命家。我亲眼目睹，包括作协主席马识途、副主席高鹰在内的众多著名作家，都对宝权先生满怀敬意，赞誉有加，都说自己受过戈宝老译作的影响。此情此景，让我感受到了翻译家的重要和荣耀。
眉山会后，我以四川外语学院副院长的名义请他到学院讲学，这个学院特别是俄语系的师生热烈欢迎他，大家都敬仰这位大翻译家、大学者和老革命家。闲暇他和夫人梁培兰还到我家做客，又留下一张跟我和夫人王荫祺的珍贵照片。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罗锅胡同戈宝老家里最后一次见到他，其时他正忙着准备访问俄罗斯。我们互致问候，讲了自己这些年来的工作生活，便在他除了书还是书的居室中，匆匆留了一张影。戈宝老看上去精神矍铄，没想到此一分手竟成了永别！
可敬可亲的戈宝老，可亲可敬的宝权先生、宝权同志，你逝世整整20年了，可是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和你翻译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高尔基等大文豪一起，永远活在中国大地上，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