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睿：我们目前处于文献载体转变的时代
来源：澎湃新闻 | 史睿 李丹婕 2020年08月10日07:29
原标题：史睿谈数字人文与现代文献学研究
史睿像 章静绘
史睿博士供职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任中古史中心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古礼俗法制史等领域的研究。专业研究之外，他还拥有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始终密切关注近年来文献数字化、数据库共享等技术的发展，持续思考数字人文和现代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近日结集出版的《春明卜邻集》一书，即收入若干相关文章，《上海书评》借此机会，请他与大家分享自己关于数字人文、文献学以及书籍史等方面的研究心得，以促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李丹婕：数字人文是一个近年频繁见诸媒体的话题，也算是一个极具时代意味的名词，您刚出版的新书《春明卜邻集》中，有一组文章是针对数字人文的讨论，您如何理解这个命题？
史睿：数字人文的研究，实际上是超越具体学科之上的思考，关注并思考人文学科现代转化过程中“索引”的作用与意义。当此媒介技术迭代时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继承人类社会记录与管理经验、知识、智慧的方案，如何结合新旧媒体优势实现全部人类知识的安全、平滑地媒体转移，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类超越自身智力、体力和生命的局限，完成更伟大的学术工作，以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怎样避免知识利维坦的霸权，维护人文共和体的延续。
洪业先生像
这让我想到《引得》丛书，是洪业先生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在中国开办的引得编纂处耗时二十年编制的六十四种古籍索引，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意义重大。这关系到一个知识管理的关键词，就是学术检索。古代学者靠大量的背诵把知识储存在自己脑子里，但当知识数量过大，超过人的记忆能力时就很难处理与重组。这时就要依靠学术共同体的工作，将之有机规划组合。只有做了索引或者做了数据库以后，才能够超越个体的有限生命和记忆承受能力，实现对更多文献的掌握与处理。这个历程的开端就是当年在燕京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法汉学研究所里开展的那些索引编纂事业，也是今天学术检索延续下去的必经之路。
索引以及一切检索工具，本质上都是揭示人类知识内在关联的认知方式，而且完全符合人类的认识习惯。彻底研究索引的原理和特性，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示。索引揭示的知识规则，是构建新媒体时代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实现知识发现新方案的基础。索引具有三种功能：学术进阶的工具、知识发现的手段和学术评价的标准。传统的检索工具，其实是人类认知思维的外在表现。
索引有两种形态，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认知形式，即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知识扩展又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单向度的知识扩展模型，就是在同一个文献内部提出某些关键词制成索引，当读者在一个段落中发现其中一个关键词，可以经由索引扩展到本书其他段落、篇章中的同一词，这是个闭合循环的知识扩展模型；其二是开放性的知识扩展，就是读者在书中发现一个关键词，通过综合索引跳转至多种文献中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从而不断向外扩展。
在这个模型之上，如果把多个知识关联序列进行叠加，我们便掌握了一个新的认知形式，就是模式识别。不是说通过一个已知的关键词去找它在文献中出现的位置，而是根据某些边际条件探索某个关键词集，即获取位于一个相关知识序列中的知识集合。比如说，我们综合利用唐代的士族世系表、科举年表（登科录）、职官年表，探索士族出身的文士通过科举途径入仕和此后的升迁途径中较之寒门子弟有何优势，甚至结合士族郡望表进一步细致分析不同地域士族的升降与科举之间的关系。模式识别是学术研究更高级的思维过程。
知识扩展和模式识别都依赖于知识系统的有序性和关联性，由此形成的知识图谱，是有关联的、有序的知识集合。这个知识集合中，所有知识点都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体系中，不是单个的珠子，而是固定在一串项链上，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定位，知道它跟其他知识之间的关联。
知识图谱正是用以实现模式识别思维功能的方案，它由多个知识本体库和多个知识模型组成，把这些知识模型进行叠加以实现模式识别功能。知识图谱的综合架构有点像生物分子模型，任何一个知识点都能够在它的分子链上找到，而每个分子链跟其他的分子链之间还有一种关联，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颜色、大小、方向来定位它到底是哪个具体的知识。我们看单独的知识点，它是海量中一个不确定的点，但当我们把不同来源的知识进行拼合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了一个某种七巧板拼成的固定形状，每一个单块都是不可移动的，是互相关联从而互相限定的。那么，以往所有的问题、错误，包括误解，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再认识。
这种知识管理方案能够让我们把传统媒体中经验、知识和智慧，平滑地移入新媒体中，实现基于规则的方案和基于统计的方案的结合，也就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和基于专业领域知识的知识管理方案的完美结合，进而辅助人类更广阔、深入地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李丹婕：您在关注数字人文的同时，多年来也持续在进行文献学研究和文献学的理论思考，我们知道，去年3月，国家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曾邀请多名北京地区文献学界的青年学者，就文献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您发言的题目是《从传统文献研究到现代文献学的转型》，请您谈谈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文献学研究这项工作？
史睿：由《文献学青年谈》直接引发的一件事，就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江涛发起的“青年学者说文献学”系列访谈，连载于公众号“书目文献”。这项活动向数十位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提出文献学理论的追问，得到参与者的热烈回应。这个追问的意义在于不断提醒大家去思考文献学的理论问题，这比得到具体回答更有意义。
《文献》2019年第3期
当下，文献学在名义上是不存在的，无论图书分类法还是学科分类表都没有“文献学”这个类名。名之不存的现象，真实反映了我们的学术实况：文献研究无处不在，各科均有，但是通性的文献学却虚无缥缈、不着痕迹。如你所提到的那篇发言中说到的，任何学科都需要有自己明晰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然而目前文献学恰恰缺少这样的明晰定义与分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于文献学也缺乏明确的共识。
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学术界有文献研究，但没有通性的文献学。由于文献调查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普遍存在于各个学科之中，所以因应各自学科需求的分科文献学在现代学科建立之初就相应建立了。于是我们在图书分类表和科学分类表上看到很多子学科类目，例如从属于历史学的“历史文献学”，从属于文学的“古典文献学”，从属于哲学的“哲学文献学”，从属于自然科学史的“科学文献学”，等等。这些子学科的基本属性是由其上位类学科决定的，如果强行将这些子学科组合起来，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文献学”，关键就在于，各科文献学并不存在超越各个所属学科属性的文献学概念体系和明晰的学科分野。
目前国内的文献研究主要面向汉文印本典籍，非印刷文献如简帛文献、写本文献被归为出土文献，非书文献如历代公私文书等归入档案类，在收藏体系和教学体系中与印本文献分野清晰，相关研究往往排除在主流之外，汉文以外的文献更是研究不足，外国文献则极少涉及，以上类别在现有文献学教材之中也没有分量。从学科分野上看，因为文献研究需要关涉文字学、语言学，以及一般文化史知识，乃至溯及哲学义理，于是就又将这些通通纳入文献学领域，这是典型的学科对象和边界不清。
从方法上看，以版本学为例，前辈学者赵万里先生开辟了版本学的科学体系，但此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本人遭受迫害，学术也少有继承，反而是琉璃厂书贾式的版本学家成了主流，主导了观风望气的版本鉴定路子，仿佛没有一辈子的经验就不能靠近，将经验神秘化，变成无法归纳、不能传授的“功夫”。惟近年艾俊川、郭立暄、李开升等中青年学者突破旧式版本学习气，上承赵万里先生，逐步建立起科学的、可传授的版本学知识体系。
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
从学科构造上看，传统文献研究陷入古书琐碎知识的积累，互相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通用性、体系性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严重不足，跨文化、跨文明的文献研究又处于边缘，与思想史、文化史、文明史结合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即使论及这些问题也多是空疏无当的，缺乏坚实的文献学论证。
从学科之间的关系上，文献学不仅要为人文研究各领域提供处理文献的基础方法，也要为其他学科提供以文献为主要对象的研究理路和学术启发，但是目前的问题是文献研究多数只是文献研究者自己的事业，对于其他学科殊少方法论的贡献，这是文献学处于“学科鄙视链”末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以为，文献学应当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载体上如何生产、使用、管理、流变为主要内容，它为我们提供有关人类记录知识的基本类型与方法，研究跨载体文本转移与人类文化、文明延续之间的关系，乃至文献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文明意义。“青年学者说文献学”系列访谈中有不少与谈者将文献学比作数学，既有工具性又有学科性，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比喻，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学在工具性之外有其自身意义，尤其以数论领域为其皇冠之珠，对比数学，目前我们的文献学恰恰缺少自身的理论构建。重新定义文献学，或云为文献学辩护，非常易于催生文献学的问题意识，摆脱前近代的泛滥无归的研究模式，转化为现代的有清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学科门类。以上对于文献学定义的尝试肯定是非常不成熟、不完善的，之所以敢于提出来敦请学术界讨论，正是由于文献学非常迫切需要这样的理论建设。
李丹婕：您提到，文献学应当是以研究文本在不同载体上如何生产、使用、管理、流变为主要内容，我们尤其注意到“载体”一词，在数字技术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正身处一个文献载体迭代的历程当中，对此，您认为文献学正面临哪些问题，或者是说应给予哪些回应？
史睿：文献是知识、文本和物质媒介和结合，关于思想、言说和文献之间的关系，先哲早有深刻的思辨，如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太阳之喻，中国哲人庄子的轮扁斫轮之说，很明显，思想大于言说，言说又大于文献，但是人事代谢，万载悠悠，古人的文献是我们认知自身思维与知识积累仅存的遗迹，我们需要从此着手以发掘全部知识和意义。这是文献学之所以具有基础性和通用性的原因。
我们目前处于文献载体转变的时代，有人号称纸本载体已经死亡，人类已经进入电子媒体时代。身处这样的时代，人文学者一方面享受新媒体技术的便捷，另一方面又深刻忧虑知识传承的巨大断裂。2000年盛夏，国家图书馆有件喜庆大事——电子目录检索系统开通。当时紫竹厅东侧目录检索室里满满的目录卡片柜变成了“无用之物”，作为青年馆员，我曾奉命亲手把数十个卡片柜搬到偏僻的走廊里，废置不用。这是一件颇具划时代意义的行为艺术，是无知而傲慢的现代图书馆技术对于目录学基本功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的否定。今天，无论哪家图书馆都难觅目录卡片柜的踪影，馆方和用户都认为电子目录可以全面取代书本目录和卡片目录。短短二十年，目录体系已被MARC标准和库房架位管理代替，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能力也随之严重退化。面对剧烈快速的媒体更新，我不仅和书籍史大师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一样担忧纸本书籍品种的大量丢失，更担忧的是，人类的知识管理方案与认知能力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的系统性断裂。
图书馆目录卡片柜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预见多远的未来，我们倒是不用回顾太远，非常幸运地及身得见如此深刻而剧烈的变化。由此可以预见，这次更彻底的知识载体迭代历程中，人类智慧必然丢失得更多更快，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醒。我也许不是合格的图书馆员，常怀杞人之忧；乐观的数字图书馆首席专家大概坐下都有千里良驹，不惧深渊在前。
人类社会不是单向度的线性发展，得失之间的利弊需要仔细衡量。在雕版印刷快速发展之际，苏东坡曾对青年学子处于日传万纸的环境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状态浩叹不已，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电子媒体确实带来了文献获取的便利和平权，但是陷入信息海洋中的人类是否比以往吸收并传承了更多的知识，且因此生发出更高的智慧呢？从知识有序性的方面来看，这个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传统文献的体式以及由之构成的知识管理方案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处理文献有五六千年的经验，不能在新媒体取代旧媒体的时候通通放弃，反而应该积极将这些资源加以总结，结合电子媒体的优势，将之优先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管理体系。
知识管理体系方面，中国书籍分类法的创立时代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大致同时。除此之外，我们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曹魏时代（公元三世纪）发明的以类书总结知识的办法，特征是分类合理而精密，吸收经史子集各类文献的内容，基本知识粒度小，查询方便。在这一知识体系下，从释义扩展到相关语词、文句、篇章，可以进阶学习，实现规范控制，互相参见，根据主题可以生成各类专题汇编，极易实现知识重聚和创新，经史子集各类文献都能由类书转化，也能以类书形式管理，善莫大焉。类书开创了崭新的知识管理方式，打通了所有学科，使得人类能够快速简明地掌握全部知识的概观，并由此深入探索各个知识门类，实现知识重组和再创造。与之相似的，还有各种具有明晰分类功能的传统典籍，例如各类正史、地志、政书、目录、谱录、字书、韵书等，而且从类书到上述各种分类编纂的传统典籍之间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类书是总纲，而其他典籍都是类书的子类。五代后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即《春秋左传》的人名索引，具备现代索引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中国很早就有编纂单书索引或专题索引的做法，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
后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宋刻本
我们注意到，这两种新颖的知识管理形式都是与文献载体更新同步的，类书的出现与纸本代替简帛大致同时，索引的出现与印本代替写本大致同时，两者的叠加，使得此后的魏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文化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像我一开始就谈到的，索引增加了新的知识管理形式，是建立现代学术的基础。索引以有意义的关键词为单位，其知识粒度明显比书或者是篇章这样的粒度要细腻得多。有了索引，每个学者都可以共享编纂归纳的知识，每位用户都能超越个体的经验和能力获取更为详备的文献，做更多更精深的研究。所以研究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传承，我们不仅要注意文献载体和技术的发展，更要重视知识管理体系的更新。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文献学应当发挥作用。
李丹婕：刻本是宋代以降的主要文献形态，长期以来文献学研究形成了基于刻印本文献为主研究思路的路径依赖，您平时也涉及大量出土写本、碑铭石刻等文献，我们该如何看待媒材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方面的思考对于文献学研究的范式更新有何意义？
史睿：文献类型无论早晚，存留多寡，都平等地作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因为某种文献类型留存较多，就以偏概全，把此种文献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当作通性文献学的一般范式。面对不同的文献载体，我们既要关注它的物质特性和相关工艺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文本内容的差异，文本跨媒体传播的原理，也要承认不同载体文献的统一性和延续性。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上留存的文本和痕迹来认知文献载体物质性与工艺过程的相关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再推进一步，直接从文献生产的物质性入手。例如写本文献的载体特性，以往主要从图片所见痕迹入手，现在需要从纸张、毛笔、写本文物，以及落笔于纸的书写过程作为研究的起点；石刻文献的载体特性以往主要从拓本图片开始，如今则可以将碑石取材、刻工下刀的制作过程作为研究起点。同理，印本书籍的载体研究也要向前推进到纸张和刻版/排印工艺过程的研究，以求破解仅凭印本痕迹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
古籍版片
写本研究、石刻研究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的研究工作，需要跨写本学、金石学、考古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写本文物、石刻文物和记录它们内容的再生文献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当下学者往往囿于专业领域，不能融会贯通，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正确的方法。面对写本文物和石刻文物，我们各自的专业背景既可能是提出问题、有所发明的利器，也能是遮蔽我们学术视野的障碍，这需要我们时刻自警。
李丹婕：很想听您再深入讲一下“文献生产的物质性”问题，比如，您对中古写本的书法和当时的用纸、用墨、家具、坐姿乃至执笔法等之间的关系多有讨论，所以请您谈谈这重关系的探索相比此前相关研究来说具有哪些突破？
史睿：书写是形成文献的前提，本应是书法研究的基础问题，但以往的书法研究仅以传世著名书家作品为中心，很少关注日常书写，也没有给我们研究文献提供太多帮助。反而是文字学家从俗字书写形态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成果，例如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黄征《敦煌俗字典》、赵红《吐鲁番俗字典》等，是解读中古写本文献的利器；又有敦煌学家藤枝晃建立起最初的写本书法断代体系，石刻专家施安昌提出了依据字群递变规律进行写本书法断代的科学方法。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简牍、帛书、写本书迹大量出土，加之石刻书迹数量激增，使研究者有了观察不同时代、不同媒材、不同地域、不同主体的书写形态之可能。书法艺术必然从书写实践的土壤中产生，忽视书写的研究，势必将书法艺术从其土壤中剥离，很难抓住书法演变的内在原理，也难以形成科学的研究方法。
就书法样式的演变而言，古人很早就有所体察，他们将书法样式的变迁归纳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但是这种说法虚无缥缈，难以把握，更无法用作断代方法，只有从书写工具对于书法样式的决定性影响上加以研究，才能变观风望气式的书法断代为有理可据的科学书法断代。我曾在书法史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关注书写工具及其工艺特性、书写姿态（包括执笔法、使笔法）、书写目的对于书法样式的决定性意义，试图建立基于书体及风格、笔画、部件、字势分析的书法断代方法论，尝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写经的断代，并从佛教文化史的角度重新解释写经书体的演变。
旅顺博物馆藏北凉高昌写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九
毛笔制作工艺对书体演变的影响，是此前书法史研究忽视的重要因素。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毛笔是将笔毛插入木质或竹质笔管制成，形式、功能都比较简单。东汉后期开始出现捆扎笔头的毛笔，使得毛笔腰力增强，聚锋效果明显，楷书的形成肇端于此时。魏晋时代出现了缠裹笔毛以形成内部笔柱、外加披毛的新笔，从开始的绢帛缠裹到南朝普遍使用的皮纸缠裹，缠纸笔由此定型。书写工具从战国西汉笔到魏晋以后的缠裹笔的变化与隶书向楷书过渡基本同期，因此，除了书写方便、动作简化的原因外，我们必须关注书写工具和书法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
笔头腰力较弱的战国西汉笔铺毫容易，书写古隶的波磔或今隶横画、捺画粗壮的收笔非常自然，竖画收笔向左下撇出，折笔平滑无肩，斜钩（或卧钩）则很难钩挑出尖，收笔与捺画圆润的捺脚并无二致，竖钩平出不钩起，撇画常有翻挑或粗壮的收笔，点画多作短横、短竖、短撇之形。缠裹笔笔头内有缠扎紧实的笔柱，腰力大有增强，聚锋效果明显，横画、竖画起笔收笔的自然停顿即形成楷书必备的要素“三过折”，折笔顿按有肩，斜钩、卧钩、竖钩的向上向内钩挑出尖变得简易，捺画藉助捆扎的笔毫自然出现平齐捺脚，撇画送笔出尖也是同理，点画则变为上尖下圆，如高峰坠石之态。
日本正仓院藏唐式缠纸笔
传空海书《狸毛笔奉献表》
至唐代中期，根据书写和字体需求，逐渐分化出不同的笔形。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至宪宗元和元年（806）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空海曾将当时流行的唐笔及其制作工艺带回日本，据此制成狸毛笔，并进奉给天皇。我们在空海《奉献狸毛笔表》中看到笔分为四种类型，即真书笔、行书笔、草书笔和写书笔，说明空海已经从大唐学得毛笔的制作技术（即简毛之法、缠纸之要）和使用保存之法（即染墨藏用），除了上述四种笔之外，还有尚未仿制的八分笔、小书笔、踏书笔、临书笔四种。空海《奉献狸毛笔表》记载以上多种毛笔类型，尤其是将不同笔形用于不同书体对应起来，表明唐代书家和笔工都已对笔形与书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认知。
根据制笔大师李小平的研究，唐代中后期又出现不缠裹的有芯笔，即虽然笔芯与披毛毛质不同但不再缠裹的毛笔，这样的笔最初称为“散卓笔”，北宋以来的散卓笔包括中唐创制的有芯散卓笔，又包括新的无芯散卓笔。缠裹笔和散卓笔书写的字径有很大区别，缠裹笔基本职能写小字径的作品，而散卓笔，尤其无芯散卓笔则能够写出大字径的作品。对于展示性高的作品，中唐以前主要依靠模勒放大，宋代普遍使用散卓笔，尤其明清无芯散卓笔之后，大字径作品成为书法的主要形态。白谦慎的研究告诉我们，大字径的书法作品，例如室内匾额、中堂、条幅等形式，与明清厅堂建筑与家具最配合，也方便填充室内空间。
基于不同的起居形态和作品要求，执笔法也有其变迁，缠裹笔的执笔法主要是三指单勾，这有大量的图像资料可以证明，也可以书写实践来验证。这与低家具时代的跪坐书写姿态相配合，如果是高家具坐姿书写或站立书写，中唐书家已经发展出多种执笔法，见于韩方明、空海、卢隽等人的记载和图示，五指双勾执笔法逐渐开始应用。不同的执笔法、使笔法也会造成不同的书法样式。
媒材演变也是影响法书样式变迁的重要因素。西晋是纸张生产使用的新阶段，此时已经有了大量洁白平滑方正耐折的纸，并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载体，而简牍则很少使用。潘吉星认为在西北地区从西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开始，纸已经在书写材料中占有压倒优势（《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西川宁对于楼兰、吐鲁番出土魏晋墨迹的定量分析也支持这个结论（《西域出土晋代墨迹の书道史的研究》，二玄社，1991年；姚宇亮中译本《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潘吉星曾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纸张的科学检测和分析，推测施胶技术至迟起源于魏晋之际，今存年代最早的施胶纸是黄文弼所得后秦白雀元年（384）《衣物疏》。施胶工艺使得纸面光洁不洇墨，从此纸上墨迹较之无施胶工艺的纸张边缘更为清晰。
此后施胶、涂布、入潢、砑光等工艺逐渐普及，纸变得更光滑适用，故笔毫的任何细微动作都能原样保留在纸上。唐代写书写经纸入潢、上蜡、砑光为基本加工手段，从纸色、光洁度上可以轻松分辨。晚唐雕版印刷书开始进入世俗文献复制领域，为了符合印刷的要求，传统为了书写的熟纸不再适用，半生熟的皮纸渐成时代主流。北宋中期，重要经史文献主要以印刷形式流传，印刷用纸需求量超过书写用纸，造纸业从制造书写用纸为主改变为生产印刷用纸为主，从此也开始发展出适应半生熟纸张的书法技法和书法样式。这种转变是以往法书研究和文献研究都缺乏认识的，最近国家图书馆杜伟生、易晓辉和复原唐代硬黄纸的造纸大师贡斌给我们带来了新成果。
楼兰出土文书
李丹婕：近些年，在中古书法史、书画收藏史乃至物质文化史等方面，您陆续撰写了多篇文章，这类问题讨论此前多集中于宋代以后的时段，而您则对中古时代相关具体问题做了深耕细作，这些选题自然与您的个人兴趣有关，但能实现突破性进展，则仰赖于个人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您能就此谈谈吗？
史睿：书画鉴藏史的研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主要是从有实物流传的宋代以后作品入手，是为鉴别书画真伪服务的辅助之学。我现阶段的研究还很粗疏，也不系统，仅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书画鉴藏和历史学研究相结合，试图将鉴藏的行为和趣味还原到它所在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去，从人际关系、地缘关系、文化身份、书画与文献的关系等角度解说书画鉴藏之学形成、演化的历史及其意义，力争做到内史（书法史、绘画史）与外史（文化史、政治史）的互动。
从书画史、鉴藏史内部来看，中古士人审美与需求的变化是书法形式与画种形成的重要因素，作品、技法和理论往往同步发展。就以我的研究为例，张文规、彦远父子都有与当时新兴山水树石派画家共同创作的经历，与张家交往密切的宗室李勉、李约家族，赵郡李吉甫、李德裕家族，功臣段文昌、段成式家族等也对新兴画种的创作事业有所参与，而且与自身兴衰荣辱息息相关。书画藏品以购买、进献、宣索以及赏赐、盗窃、战乱散佚等方式流动，而终唐一代总的趋势是内府收藏渐渐流入私家，而私家的秘藏则随着权利、文化、家族等因素再行分化或组合。张彦远家族收藏的兴衰，恰似标定颜色的基因组，为我们清晰显示了唐代收藏史的脉络和变动。书画藏品也影响了鉴藏者的文化品位，改变了鉴藏者的生活空间，既可退回宅第中的书斋，独自从容玩阅，又可置于山亭园林，聚集友朋共同鉴赏，还可巡礼两京乃至外州寺观的难以移动壁画、壁书和碑版。
以往书画史的论文一般难以进入历史学的权威期刊，主要是因为文化史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本就是一个小类别，而书画史又是文化史领域的小类别，学者往往认为这样的主题无关史学宏旨，属于小道。而我在研究中则发现唐代书画史与当时所有重大主题几乎都有密切关联。著名鉴藏家的书画藏品甚至可说是政治史的晴雨指针。书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于新生士族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再以河东张氏为例，其家本非范阳或其分支河东张氏，实为唐代的新兴士族。张嘉贞一系，或称范阳张氏，或称清河张氏，或与吴郡张氏认为同宗，更常见的是自我标榜为河东张氏。这说明张家的族姓认同其实是混乱和变动的。唐代标榜家世门阀的士族不外两件大事，一是婚，与累世士族联姻；一是宦，以清官起家，世代膏腴。以宦论，张嘉贞起家不过平乡县尉，若非受人举荐，又逢武则天用人不拘一格，才得以骤升监察御史，终至拜相，恐怕会与其父祖一样终身不离一尉。从士族清的标准来观察，张氏家族显然存在缺陷。以立身清白而言，张嘉贞、张嘉佑、张延赏均有贪赃、纳贿的污点；张嘉贞、张延赏皆有干略，殊乏文采，至张弘靖渐有士族清通融会之风，收藏之外，音律、造园、类事、为文皆能。张彦远官品虽不及先祖，而刻意营造其家族塑造清简的士族文化形象，于珍爱的书画名品亦不妄取，于先祖之遗则靳固终身，俨然为一清闲且清通的儒素士人。以此观之，书画固然是张彦远家族所酷爱，但其收藏行为，不妨视为张氏士族文化认同的一种策略，而书画藏品则是张氏家族积累的文化资本。书画鉴藏史让我们看到了以前忽略的唐代政治史、文化史、生活史的一个侧面，值得持续关注。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明嘉靖刻本
李丹婕：说到这里自然会让我想到您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与写作计划，——中古时代的书籍史。您如何理解现代学术背景下的中古书籍史研究，以及，这一研究与文献学、人文学研究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
史睿：确如你所说，我的书画鉴藏史研究是中古时代写本书籍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中古时代的书画从形态到内容，都可以归入广义的书籍史，而且资料比较集中，正是我入手研究中国中古写本书籍史的开端。
研究文献内部规律者，属于文献学，以文献为中介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的学问，则属于书籍史。两者有局部的交叉，需要互相支撑，但是研究方法和目标各有不同。书籍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法国新文化史中重要主题。书籍史深深根植于文献学，从研究对象上看，它的核心资料是书籍本身以及关于书籍的文献记录，最新研究开始关注非书文献和电子文献，从内容上看是研究书籍的生产、发行和接受，以及由此映射出的作者、编者、印制发行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看，是文献学与历史学的紧密结合，其最终关怀是较长时段的人类社会的变迁。
台大历史学系秦曼仪曾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与文明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对法国书籍史研究的理路做过非常精彩的分析。她指出，书籍史或书写文化史的研究与人文学术的很多学科都有密切的关联，例如社会学、文学批评、哲学等。在书籍史和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的交叉研究实践中，费弗尔的目标是总体史体系之下书籍反映的心态史，马尔坦的研究旨趣是提供书籍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诠释，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贺许（Daniel Roche）的书籍史研究采取社会经济史的路径，以探求认识社会普遍的、集体的心态观念和文化史（《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41期，2008年）。
其实，从传统书志学研究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中以典籍的目录、版本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路非常相似。对此，章学诚《校雠通义》有系统理论，清代学者有丰富的实践，以近代著名藏书楼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最为杰出，对于重要典籍版本体现的学术史问题皆有论列。即使最受诟病的鉴赏类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在著录朱熹《周易本义》也追溯了宋代易学史上复原古易的问题。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继承了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史结合的学术传统，追踪文本变形与学术思潮的关系，又辅以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学术史疑案，特色鲜明，贡献卓越。
《毛诗传笺及正义》（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书籍史又可与文学批评的结合，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资料可以用于研究，从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到唐代刘知几《史通》，分别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模仿、删节、摘选、评论等等要素在书籍编纂和阅读中的作用。这个时代的类书和总集、选集的编纂，更突出了同时作为作者和读者操作同一文献的具体案例，非常适合作为书籍史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研究课题。
书籍史研究同样重视物质性与文本性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传统研究维度上叠加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维度，会使研究成果的价值激增。例如书籍版式、插图、副文本的研究，尤其是出版商的策略，是中国学术界较少涉及的领域。以写本书籍而言，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最早经注疏合一的《毛诗传笺及正义》产生于唐代，最早使用分栏方式，在不同区域并以不同字径、不同颜色的文字书写经文、传笺、正义和音义。这个时代，同类的版式，在书仪、历日等写本中同样存在，文本的构成与阅读的顺序及其意义权重显得格外分明。直到明清时代各种批点评注印本的书籍，仍然延续了分栏、分区、分字号、分颜色的版式，为阅读者提供了重要提示和最大便利。在写本背面书写注音、注释文字的音隐、义隐类书籍，也有敦煌文书作为实物证据，对于此类写本的研究如果加上阅读史的维度，局面会大为不同。
书籍的副文本是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框架因素，或者附加的个性文本，如标题、分节符号、作者名、题词、注解、校记等，对正文的接受起重要作用。在简帛时代、写本时代，副文本是书籍不同副本间的差异，刻本时代则是书籍不同品种间的差异。当写本时代过渡到刻本时代时，正文底本共性的延续，副文本差别的增加，为文本变形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探究这些丰富性也是书籍史的全新领域。如果加入身体史的维度，我们还能发现困扰白居易读书的飞蚊症是如何糟糕，而中亚传入治疗白内障的金篦术又是如何造福了唐代读者。当夜间照明是一种经济负担时，自然光时段的书写和阅读时光也变得十分宝贵，用雅正洛生咏或金陵音诵读经典所产生的力量能令乱臣贼子敛手，而域外僧人用本族语言记录的音译中古汉字佛经，俨然就是一位敦煌地区小沙弥所说的河西方言。以上案例说明，如果借镜那些西方书籍史的取径，回顾中国的书籍史，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重要而且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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