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一、新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是繁荣，还是陷入困境？

如果下一断语：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陷入困境，而且大有愈陷愈深之势，可能很多鲁迅研究者会不以为然，认为是危言耸听。因为鲁迅研究的繁荣状况显而易见，令人欣喜。比如每年全国各地举办的鲁迅研究学术会议，不仅数量多，而且与会人员也多。就以2019年而言，仅中国鲁迅研究会参与主办的会议就有三次，分别在长沙、新泰和苏州举行，其他以鲁迅为主题的会议也有多次，密集的学术活动，充分反映了鲁迅研究界的活跃状况；就以著作出版和论文发表而言，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成果的数量是让人振奋的。根据葛涛的统计，1980年代（1980-1989），年均发表论文787篇，年均出版著作37部；1990（1990-1999）年代明显减少，年均论文449篇，著作22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2000-2009），论文数量跟1980年代差不多，年均论文741篇，但年均著作数量明显增加，有43部；2010年论文977篇，著作37部；2011年论文845篇，著作66部；2012年论文750篇，著作37部；2013年论文1146篇，著作尚无统计数据。自此之后，每年的论文数量都超过1000篇[1]。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鲁迅研究在数量上一直呈上升趋势。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数量不等于质量，鲁迅研究界活动频繁也不等于成果就真的“丰硕”。当前中国高校对教师的考核制度，恐怕也是著作、论文数量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一位研究者坦诚地说，自己能做出看上去比较多的鲁迅研究成果，“除了对鲁迅有兴趣以外，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现有的评价体制下为了生存对鲁迅进行消费。鲁迅很大程度上是我谋生的工具，特别是近两年来因为职称的压力，迫使我去拿国家课题和撰写更多的文章。这已与我六年前进入鲁迅时的初衷发生了偏离，应对生存的研究工作在逐渐磨损我对鲁迅的兴趣。”[2]对身处高校的鲁迅研究者来说，这种被动“出成果”的状况十分普遍。但当对研究对象的兴趣逐渐被磨损的时候，所谓创新就无从谈起了。我想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数据，有多少是为了应付“考核”炮制出来的，其价值如何是不言而喻的。除了这些数据之外，从研究成果的影响来看，新世纪以来20年的时间内，没有对鲁迅研究产生整体性影响的成果，更没有对鲁迅研究范式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成果。回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1986年）、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1988年）、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年）等著作出版以后，引起的热烈讨论以及对鲁迅整体研究产生的推进作用，不能不让人神往。而“思想革命”“立人”“反抗绝望”“历史中间物”“无地彷徨”等概念的流行以及对鲁迅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至今仍余音缭绕。正是这些重要成果，把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转换为“思想革命”的研究范式，再开掘出“鲁迅主体性”的研究范式。在那个年代，鲁迅研究当之无愧地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但纵观新世纪以来的20年，中国鲁迅研究就显得十分沉闷，虽不乏有新意的成果，但对鲁迅研究产生整体性影响的突破性成果难得一见。不仅如此，鲁迅研究的知识化、朴学化、碎片化、学院化，已经十分明显，重复性研究、充满空话套话的研究，已经司空见惯。正是这种状况，不能不给人“鲁迅研究陷入困境”的感觉。事实上，对鲁迅研究现状的批评早就开始了，只是在这样一个缺乏学术对话、缺少学术争鸣的年代，这些批评的声音很少有人倾听。2013年，张福贵在总结21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特点时就指出了“重复性和细小化”的趋向，认为“思想阐释和艺术评价的重复性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最大困局”[3]；2015年辽宁省鲁迅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召开，会后发表了题为《鲁迅研究的“困境”与对话中的“突围”》的综述，开篇就写到：“目前鲁迅研究正面临着困境，一方面研究空间愈来愈少，难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世俗化的时代氛围，与鲁迅精神相去甚远，普及与传播工作也较为困难。”[4]2016年，郜元宝在论述鲁迅研究的“内外篇”时就批评“内篇长期停滞”，外篇“显得很荒凉”的状况[5]。汪卫东在2018年撰文指出：“如今的鲁迅研究，普遍缺乏整体意识……人们满足于在庞大的鲁迅世界中孜孜以求一己之所得，研究趋向于随意化和碎片化……”[6]除了一些资深鲁迅研究者对当前的状况提出批评外，近年来，一批新锐对当前的鲁迅研究表达了更为激烈的不满情绪。2017年，青年学者邱焕星撰文《鲁迅研究：走出“八十年代”》，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提出了批评：“研究领域的‘纯学术’理念与文学领域的‘纯文学’观，共同构成了新一代研究者的两大核心观念，最终导致最近20年现代文学研究日渐缺乏活力，开始退出中国思想界的前沿位置，逐渐知识化、经院化和古典化，其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的一面被遮蔽，既背离了它的启蒙传统，也背离了它的左翼传统……”“所以鲁迅研究者需要‘走出20世纪80年代’，正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从学术的角度尝试着解释、批判和创新，真正发扬鲁迅的现实参与精神，从而使其成为一个活的传统。”[7]作者对近20年鲁迅研究状况的批评不无针对性，但这种状况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关系，甚至恰恰相反，当前鲁迅研究的状况，正是对八十年代的偏离——因为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是站在思想前沿的。国家玮声称要《为鲁迅研究撕开一道裂缝》，文章对鲁迅研究中的“经学化”和“朴学化”表示了深深的怀疑，所以他“希望鲁迅精神资源能在与当代思想命题的呼应中被激发出更多的可能。”[8]也有人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意见：“现实连带意识的丧失，政治批判精神的失落，导致了学术研究的画地为牢：琐碎至极的资料整理、事略考据大行其道，无数自说自话、讲完即完的鲁迅论述，充斥于各种学术期刊与学术会议……在这个去政治化的学术潮流中，鲁迅研究变成了放逐思想的纯技术操作，鲁迅几乎已经完全被排斥于所谓‘鲁迅研究’之外，变成了一个意义空洞、思想内陷的学术符号。去问题化、无现实感、甚至是去鲁迅化的研究现状意味着，中国当代鲁迅研究在趋向个人化、学理化、多元化的同时，却丧失了1980年代试图重建的当代性、批判性的问题意识，渐次沦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话语游戏。”[9]这些青年学者的批评意见未必都准确，但他们都表达了对鲁迅研究现状的不满，都渴望着鲁迅精神与现实的沟通与对话，甚至渴望借助鲁迅思想对现实社会的演化产生影响。对这些年轻学者的意见，我无法不报之以崇高的敬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同样，一代鲁迅研究者自有他们的机遇。也许在上一代人撞得头破血流的地方，新的一代会找到出路。

二、“政治鲁迅”：是创新，还是旧调重弹？

近几年来，鲁迅研究界一批年轻的新锐以“政治鲁迅”为旗帜，出版著作、发表论文，成为鲁迅研究界的一个新趋向，如果能坚持下去，将来可能会被命名为“‘政治鲁迅’学派”。2019年12月14日，这一批年轻学者在山东大学举办学术研究工作坊，题目是“政治鲁迅与文学中国”。会议的海报上有“会议缘起”，相关介绍颇值得玩味：

“政治鲁迅”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鲁迅研究回应当下中国问题产生的重要转向。因为“文学鲁迅”和“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紧张，鲁迅由于缺乏稳定的人性观，拒绝制度设计，最终只能陷入个人道德复仇的困境。这一思路对以“主体论”为中心的鲁迅研究产生巨大冲击……严重挑战了既往鲁迅研究的基本设定，成为鲁迅研究者必须回应的学术挑战：“鲁迅”及其“文学”对于“政治”究竟意义何在？[10]

很显然，这些年轻的鲁迅研究者，是想用“政治鲁迅”挑战或取代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主体论”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实现一次范式革命。那么，这到底是一次成功地突围，还是旧调重弹？因为“政治鲁迅”或“鲁迅的政治化”人们并不陌生。在1949年以后，鲁迅研究成为中国政治的一部分，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鲁迅研究的唯一准绳，陈涌、王瑶等一大批学者在当时中国政治框架内对鲁迅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形成了“鲁迅政治化”的研究系统。王富仁对这一研究系统进行了十分客观的总结分析：“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反映了我国解放后《呐喊》、《彷徨》研究在整体研究中取得的最高成果……但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和《彷徨》的政治意义之后，也逐渐暴露了它的不足。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它于鲁迅的小说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11]正是为了矫正这个“偏离角”，王富仁提出了“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扭转了鲁迅研究高度政治化的偏向。在鲁迅研究政治化期间，鲁迅成为意识形态工具，被捧上了神坛，所以现在一提到鲁迅政治化，常常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如今，“政治鲁迅”高调复出，给人造成鲁迅研究“再政治化”的印象，已经招致了很多人的口头非议。[12]那么今天这部分青年学者提出的“政治鲁迅”是一次创新的突围，还是有意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研究政治化的回归呢？这需要从他们的相关言说和已有的成果入手，进行理性分析。

为了阐发“政治鲁迅”研究的意义，韩琛发表了《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可以看作这一研究趋向的宣言。在该文中，作者除了对当前鲁迅研究状况提出激烈批评外，重申“革命鲁迅”“左翼鲁迅”和“延安鲁迅”的重要性，从政治角度提出重建鲁迅研究的问题意识：“这里所说的问题意识，系指对于当代世界的思想状况、社会境遇与价值伦理的批判性讨论，而非局限于鲁迅学范畴的技术性演绎。以这样的问题意识进入鲁迅，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乃是对于鲁迅其人其文其思的真正体认，而具备这样的问题意识、历史视野和现实精神，既是周树人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也是鲁迅至今不能被人遗忘、需要不断与之展开对话的原由。”[13]这番论述说明了重启“政治鲁迅”研究的良苦用心，那就是用鲁迅的思想资源参与到当今社会思想和精神的重建工程之中，发挥人文学者应有的作用。这一学术理想不可谓不宏大，但学术一旦变成思想的武器，会不会失掉学术应有的学理和逻辑，作者并进行应有的考量。钟诚在《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一书的“导言”中，对研究“政治鲁迅”的初衷进行了阐述：“鲁迅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乃是‘文学者’，但他并非一位纯粹的‘文学者’，而是一位终生都未脱离政治纠缠的文学者，尽管他的政治思考并未以概念化、体系化的方式呈现。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流行谱系中，我们一般找不到‘鲁迅’这个名字。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政治的思考就不重要，也许原因恰恰在于，他对政治的思考有其特殊难解之处，难以用一种便携的方式来提取、归纳。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而本书的写作是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14]在当前鲁迅研究相对沉闷、迟滞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的雄心，可能会给鲁迅研究带来活力和惊喜。除了理论上的阐释外，这一批学者在“政治鲁迅”的研究中是否真的开拓出了新的领地，是否形成了某种新的“研究范式”？

从当前他们的研究来看，他们的确在“政治鲁迅”的旗帜下，推出了一批值得关注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钟诚的专著《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该书聚焦鲁迅的政治观，论述了“文学鲁迅”与“政治鲁迅”的关系：“在鲁迅的早期思想中，‘政治鲁迅’与‘文学鲁迅’基本上是合一的，而在十年沉默时期，‘文学鲁迅’与‘政治鲁迅’的裂痕日益明显，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文学鲁迅’超越了‘政治鲁迅’，或者仅仅将此看作‘文学鲁迅’以一种勉为其难的方式，去接近并试图改造‘政治鲁迅’的过程。应该说，鲁迅并未找到联结文学与政治的有效途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不能为鲁迅的政治思考中的实践性格提供实质性的、有建构意味的支撑，所以是无力的。” [15]该书对鲁迅参加左联也提出了富有新意的看法。尤其对丸山升“中间项”概念的借用，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该书虽然文风略显晦涩，最后一章对休谟人性论的套用显得生硬，但它是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鲁迅政治观的著作。无论从鲁迅文本入手，还是从鲁迅的政治活动入手，都指向了鲁迅政治观的核心区域——作为主体的鲁迅是如何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在道德基础与政治实践之间经受着矛盾的撕扯与内心的挣扎。该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抛弃了“鲁迅很伟大”的先入之见，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指出鲁迅政治观的矛盾和局限，显示了青年学者特有的锐气和魄力。毫无疑问，在近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中，这是很出色的一部。从事“政治鲁迅”研究的学者还有邱焕星。近几年来他连续发表《鲁迅与女师大风潮》[16]《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17]《“后五四鲁迅”：思想革命与文化政治》[18]等论文，探讨鲁迅思想革命与政治的关系，论述的重点明显偏于政治问题，无论史料的发掘使用还是对问题的阐发，都提出了新的看法，改变了过去人们从文学和思想方面理解鲁迅的常规思路。其他相关成果还有一些，如韩琛的论文《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19]，李玮关于鲁迅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杨姿的专著《“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斯基》[20]，都可以归到这一研究范畴中去。事实上，鲁迅研究的政治维度从未缺席，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木山英雄、丸山升，美国学者林毓生，中国学者高远东、王彬彬、郜元宝等，都对该问题发表过重要论著。但过去的研究是自发的，没有标举“政治鲁迅”的旗帜，现在这一批年轻学者，试图用“政治鲁迅”替换“鲁迅主体性”范式，其意义就大有不同。

从他们对“政治鲁迅”的阐释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说的“政治鲁迅”完全不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鲁迅政治化”，的确可以称为鲁迅的“再政治化”。他们说的“政治”不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而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以这一理论诉求自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因为鲁迅终其一生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且不说其杂文中多涉政治性话题，就其小说中，也有多篇涉及重大政治题材，如《阿Q正传》写辛亥革命，《风波》涉及张勋复辟，《狂人日记》《药》都涉及到资产阶级革命，而鲁迅本人一生中参加了很多次政治活动，尤其以参加光复会和左联最为著名，所以研究鲁迅，政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如果说鲁迅思想是一座辉煌的大厦，那么政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立面。但是与以前人们研究鲁迅的政治思想不同，这次他们将“政治鲁迅”作为研究范式，试图借此推进鲁迅整体研究的进程，其雄心抱负，不能不让人刮目。那么这些研究能否推进鲁迅研究整体格局的变化，尚需要时间来验证，但其中有几个相关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政治鲁迅”作为一个概念，跟“思想鲁迅”“文学鲁迅”不同，它在鲁迅的世界里不具有主导地位。或者说，在鲁迅一生的贡献中，政治方面是他的短板，而思想和文学方面他是大师，是高峰，所以试图把“政治鲁迅”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取得已有的研究范式，从问题的起点来看就不太可能。对鲁迅而言，他的政治著述和政治活动，是依附于其文学和思想贡献之上的，如果他不是文学家和思想家，那么其政治思考和政治活动早就被人遗忘了，今天也没有重提的必要。

第二，从已有的研究来看，钟诚著作的研究基础，是建立在“结构性紧张”“历史中间物”“中间项”“清醒的现实主义”等已有的概念之上的，它并没有围绕“政治鲁迅”提取出一个新的研究概念或范畴，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没有看出新的途径。所以该书的新观点还是建立在已有的研究范式之上，只是更换了研究的问题：车还是那部车，路还是那条路，只是运来了新的货物。所以作为一部著作，提出了新的见解，但要引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目前来看还无法胜任。邱焕星、韩琛等人的研究也是如此。

第三，在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提出“政治鲁迅”的口号，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鲁迅政治化的年代尚未走远，很多记忆都还清晰，很多亲历者尚心有余悸，所以“政治鲁迅”这一概念天生带有一块黑色胎记。而这一概念的提倡者又有着借鲁迅思想参与现实精神建构的冲动，这里很可能潜伏着某种值得警惕的信息，需要研究者慎重处理。

但无论怎样，一批年轻学者挑出“政治鲁迅”的旗子，呼朋引伴，试图为鲁迅研究打出一个新局面，这都是值得欣慰的，更何况这一新的研究动向才刚刚开始，其前景值得期待。

注释：

[1]数据见葛涛《薪火相传：百年中国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第3期。该文提供的鲁迅研究论文和著作的数据截止到2012年。2013年以后的论文数据是本人从中国知网上统计的。

[2]蒋永国：《鲁迅研究的三个问题》，《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3]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4]迟蕊、王琪：《鲁迅研究的“困境”与对话中的“突围”——辽宁省鲁迅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侧记》，《党政干部学刊》2016年第3期。

[5]郜元宝：《打通鲁迅研究的内外篇》，《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6]汪卫东：《“诗心”、客观性与整体性：〈野草〉研究反思兼及当下鲁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7]邱焕星：《鲁迅研究：“走出八十年代”》，《文艺报》2017年3月20日第5版。

[8]国家玮：《为鲁迅研究撕开一道裂缝》，《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9]韩琛：《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东岳论丛》2018年第2期。

[10]《会议缘起》，“鲁研新状态”微信群推送的海报。

[1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引论”第一页

[12]关于鲁迅研究“再政治化”的问题，讨论的文章很少，但在日常交流中，很多鲁迅研究者听到这个说法就表示不满，甚至是厌恶，因为这一说法很容易勾起人们不愉快的联想。

[13] 韩琛：《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东岳论丛》2018年第2期。

[14]钟诚：《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导言”第3页。

[15]钟诚：《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16]邱焕星：《鲁迅与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

[17]邱焕星：《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

[18]邱焕星：《“后五四鲁迅”：思想革命与文化政治》，《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19]韩琛：《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8期。

[20]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斯基》，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