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宁夏文学”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直是一个“隐形”的存在,而其作为一种区域文学的命名,真正被人所识、所评和所誉,始于新时期。作为宁夏唯一的省级文学期刊,《朔方》的定位、发展和调整都见证了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展轨迹。依托《朔方》,张贤亮的亮相和扬名、“三棵树”(陈继明、石舒清、金瓯)与“新三棵树”(季栋梁、漠月、张学东)的起步和惊艳,以及“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都令宁夏文学成就出一道令人瞩目的景观。随之兴盛的是有关宁夏文学的研究,它们大多关注作家个体的创作、群体的风格,抑或是从回族文化、地域特点等层面丰富了“宁夏文学”的内涵,遗憾的是,在笔者所能查找到的资料中,对《朔方》及其背后各种文学话语、力量的多元交汇与复杂互动的“故事”,学界至今尚未给以必要的关注。综合以上因素,本文以1976—1985年为时间域,通过考察《朔方》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内部机制的运作方式,来尝试还原新时期宁夏文学如何发生,并显示它的编辑出版在宁夏文学的展开过程中所起的推动、引导与形塑作用。

一、创生、复刊与更名

1959年5月16日,由宁夏文联筹委会创办的油印小报《群众文艺》在银川正式刊行。《发刊词》中如是说明创办宗旨:这本“群众性的、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所担负的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全区所有创作力量,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全区各项建设的新成就、新面貌的作品,鼓舞广大群众更加热情充沛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为完成这项任务,则主张“创作题材、形式和风格”多样化,并要建设一支由“现有作者、群众、老干部和工农作者”组成的“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的、工人阶级的文艺理论和创作队伍”。出于这一编辑理念,刊物常设的栏目主要有“革命回忆录”“工厂史”“工农习作”“创作漫谈”“小小说”“诗歌”“文艺通讯”等,刊发的文章大多反映新时代“工农业生产”的新面貌,或是热情赞颂宁夏各族群众的生活,这一初创时奠定的办刊方针也在“文革”后期《群众文艺》复刊时得到延续。出版了15期之后,1960年1月,《群众文艺》将创刊时仅为4开8版半月一期的小报,改为16开本32页的月刊杂志,并将原来的栏目调整为“小说、散文”“诗歌”“习作园地”“问题讨论”等四个版块。同年7月,为突显“地方特色”,刊物改名为《宁夏文艺》,继续以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特写、革命回忆录为主。1962年下半年,刊物改为季刊,1963年起又改为双月刊,持续出版发行了两年,1964年底,《宁夏文艺》被迫停刊。1974年1月,在“复刊潮”的影响下,《宁夏文艺》复刊,和其他同期复刊或创刊的中央级、省市级文学刊物相似,这一时期《宁夏文艺》的组稿和编排与社会波动、政治话语密切联系,故而主要是“赶任务”或配合政策。

作为《朔方》的前身,《宁夏文艺》是近代以来,在宁夏境内创办的第一家省级的以刊发纯文艺作品为主要内容,且具有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综合性文艺杂志。从创刊到停刊五年多,它促进了宁夏作家队伍构成模式的基本形成。在这一筚路蓝缕的阶段,《宁夏文艺》极少向外约稿,发表的作品多为生活和工作于宁夏的作者所创作的,这些作者的身份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四类:(1)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写作的“老作家”,如发表长篇叙事诗《沙原牧歌》(1960年2—4月)的朱红兵,延安鲁艺时期就写诗,既是编者也是作者。(2)“支边宁夏”的知识分子,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回族作家哈宽贵(上海人),他写作的短篇小说《夏桂》(1962年7月),开创了“回回写回回”的先声。(3)毕业后分配至宁夏工作的大学生,如戈悟觉(1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李克微(虞期湘,195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都分别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喜事》(1962年1月)和报告文学《在平凡的劳动中》(1963年3月)。(4)业余作者,在1963年接连发表小说《两个羊把式》《转》的作者张武,其时正在宁夏中卫县从事畜牧兽医工作。对于有潜力的习作者,如宁夏盐池县农民王有和、海原县农民翟辰恩,编辑部着力“培育”,不仅帮其反复修改文学脚本,而且此后还多次以“个人特辑”的形式推介他们的短篇小说和诗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时期宁夏文学重新规划的过程中,上述由不同身份和经历构成的作家队伍仍然积极发挥着作用。

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是与当代文学体制的修复同步展开的。1977年1月,《宁夏文艺》新辟“散文”专栏——《火热的第一线》,此后一年共6期连续从煤矿、炼焦、汽车运输、生产队、铁路、石油钻井等方面来表现新人新事。3月,又专设《小说》栏目,并将其放置在刊首,首期的四篇小说前三篇为农村题材,最后一篇为工业题材,主要为配合当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政治任务和社会动员。现在看来,这一时期的小说内容单一,大都有主题先行的倾向,在形式和语言上也难以避免急就章的粗糙和草率。真正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是1978年第4期,从这一期开始,《宁夏文艺》的栏目设置趋于统一,固定为“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曲艺”“评论”“歌曲”“美术”等版块。其中短篇小说开始占据很大的分量,并且在作品内容及主题上与当时文坛畅行的“伤痕文学”极为相近。这一“信号”可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文艺评奖”中明显看出,1980年1月8日,获奖作品公示,在文学类获奖的33篇小说作品中,首发于《宁夏文艺》的《潘问渔》(程造之,一等奖)、《霜重色愈浓》(张贤亮,一等奖)、《三叔》(张武,二等奖)等,大多通过表述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理想、激情来揭露“伤痕”或反思历史。

从1980年第4期开始,《宁夏文艺》正式更名为《朔方》。在改刊词《文艺作品要美》中,编辑们着重探讨文学创造的价值追求,认为文艺作品应该敢于鞭挞、揭露“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运用美的“情境、形式、语言、风格”,去描写“美的事,美的人,美的性格,美的灵魂,展现出生活的美好前景”。就这篇富有感情色彩的改刊词而言,其立意一方面体现了时代思潮的价值诉求,即面对历史除旧布新的问题,通过更名达到“去‘文革’化”的目的,呼应着思想启蒙、政策解放;另一方面以“新生”来体现期刊在刊物主张、特色、选稿标准上对角色定位的渴求。相较于其他文艺期刊的更名,《朔方》为了彰显个性,还将建构西北“地域”特色作为革新刊物面貌的方向,专门在改刊词中首次明确地提出要“增加地方色彩,突出回族特点,培养回汉作者”。由此我们意识到,《朔方》的“复刊和更名”就像一面历史镜子,映射出宁夏文学在新时期“发生”时的地域、文学环境和存在的问题。当然,仅通过《朔方》的复刊与更名来探讨新时期初期宁夏文学的“实绩”,确实有些捉襟见肘,除了刊物在这一阶段重点不够突出、特色不够鲜明的局限性外,更重要的是缺乏“享誉文坛”的作家和作品。因缘际会,张贤亮的“闪亮登场”,使得《朔方》通往繁花似锦的春天的道路开始铺就。

二、“宁夏出了个张贤亮”

1978年11月的一天,《宁夏文艺》小说组编辑杨仁山在众多征文来稿中看中一篇名为《四封信》的小说,并着力推荐给编辑部主任路福增(又名路展)。读完后,他感觉小说语言虽不十分成熟,但“立意”“远超出了‘伤痕文学’的水平”,还“歌颂了动乱时代人们灵魂深处的善良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于是编辑部“决定立即发表”,而且“列为头条”,为此,甚至不惜做出“冒险之举”:将原本列为头条的一位知名老作家的新作挪至正文第二篇。这种不符常规的编排在《宁夏文艺》办刊史上尚属首次。《四封信》在1979年第1期的头条位置发表后,路福增提出要把这篇小说的作者张贤亮作为一个“尖子”来扶植,要让读者知道他、认识他和理解他,还要请高水平的评论家著文评介,造成良好影响。无独有偶,不长时间,编辑部连续接到张贤亮的来稿,编辑们不仅仔细阅读每一篇,有时更把他请到编辑部来共同商谈修改方案。在编辑部的大力扶持下,《宁夏文艺》连续在1979年第2、3、5期的头条位置刊发了张贤亮的3篇小说:《四十三次快车》《霜重色愈浓》和《吉普赛人》。与小说的发表“相得益彰”的是,《宁夏文艺》在第4、5、6期接连推出3篇评价张贤亮小说的专论文章。1980年伊始,第1、2期的“头题”位置再次刊登了张贤亮的新作——短篇小说《在这样的春天里》和《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一位“新人”在省级文艺期刊的头条位置连续发表6篇作品,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和议论。当时分管宁夏全区文教宣传的党委副书记陈冰注意到后问:“这个张贤亮是什么人?小说写得不错!”工作人员遂逐级核实,发现作者是一个还没有平反的右派兼“反革命”。陈冰得知调查结果后下达指示,“从小说看作者还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仔细查查,该平反的还要给他平反”。随即,由宁夏党委宣传部牵头,会同银川市检察院、银川市公安局、宁夏党校(代表张贤亮1957年时的工作单位“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南梁农场(此时的工作单位)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张贤亮的“历史”问题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重新认定张贤亮的“‘反革命分子罪行’完全源于右派问题,所以还算是右派,应在‘改正’之列”。不久,在时任宁夏文联主席石天的积极争取下,平反后的张贤亮从南梁农场子弟学校调入文联,专职从事《宁夏文艺》的编辑工作。

调到文联后时间不长,张贤亮就成为宁夏第一个专业作家。1980年3月,《宁夏日报》报道了巴西华侨严纪彤、王柏龄夫妇二人主动放弃国外优裕生活,谢绝亲人挽留,毅然归国继续从事家畜品种的养殖技术研究的事迹。这则新闻见报后在宁夏反响强烈,《朔方》编辑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文学的题材,就委派张贤亮和妻子冯剑华去灵武农场采访。采访结束后,张贤亮从侨眷夫妇的事迹中获得创作灵感,很快创作完成了名为《灵与肉》的小说,《朔方》的编辑们读后极其欣喜,“认为打破全国水平高不可攀的神秘感的时机到了”,小说虽存在一些缺点,但有较深刻的立意,基础很好,如能修改得完美一些,将有大的突破,发表后也许会对当时的文坛引起震动。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下,《朔方》的编辑们几乎全员“出动”,先后举行了5次小型会议,为《灵与肉》的修改出主意。反复的删改曾一度令张贤亮有些灰心,觉得很难再改下去,甚至想放弃,而《朔方》依然不断进行鼓励,路福增也明确表示,《灵与肉》“一定会成为向全国水平冲刺、突破全国水平的一把尖刀”,因而一定要改好,而且一定要在头条位置上发表。1980年9月,《朔方》再次以“头题”形式推出《灵与肉》,三个月后,发行量更大、影响更广的《小说月报》又将其列为第12期的“首篇”而隆重推介。在《灵与肉》广受好评和喝彩的同时,路福增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专程到《文艺报》社拜访唐因、谢永旺等领导,请他们多关心宁夏的“文学新星”张贤亮,紧接着又拜访了《当代》主编秦兆阳,希望能借助这一国家级平台发表张贤亮的作品,以此来扩大宁夏文学的影响。不久,《文艺报》就刊发了编辑部主任谢永旺(笔名沐阳)的评论《在严峻的生活面前——读张贤亮的小说之后》,在这篇极具分量的文章中,《灵与肉》被视为“一九八〇年优秀小说”。在评论者看来,《灵与肉》因为“超越伤痛,写出了人的精神上的充实和力量”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而“具有了开阔的、振奋人心的思想境界”,此外,他还对《朔方》“连续在头条位置刊载张贤亮的小说,郑重向读者推荐”这一“有胆有识”的做法大加赞赏。随后,中国作协著名评论家阎纲的文章《〈灵与肉〉和张贤亮》在《朔方》1981年第1期头题位置发表,批评家开篇就“引吭高歌”:“宁夏出了个张贤亮!”盛赞了小说的“境界”——“在处理灵魂、血缘、肉体,个人、父亲、人民诸关系中”,“振作了人们的爱国情操和民族自信心”,也“领悟到自己的责任和价值”。

在笔者看来,这两篇出自名家之手的评论文章,不仅对《灵与肉》与张贤亮做了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史定位,某种程度上,也因一定的导向性为《灵与肉》此后的获奖和引起的争鸣“造势”了。1981年1月15日,“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工作正式展开,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向评选委员会提出的备选篇目中,《灵与肉》列入前五篇内;3月16日,根据群众推荐票数和评委意见,评委会确定当选篇目,《灵与肉》在30篇作品中排名第8位;3月24日,评选结果揭晓,被《朔方》寄予厚望的《灵与肉》如愿获奖。获奖后的《灵与肉》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热烈反响,不同意见相互激荡碰撞,于是,《朔方》在1981年第4—9期,首次开辟《争鸣》栏目,专门针对《灵与肉》引发的评议。在持续半年的讨论中,这一栏目共刊发7篇文章和1篇“来稿来信综述”,发表文章的作者的身份较之以往更显庞杂,讨论的话题也包含作品内蕴、“许灵均的形象塑造”和“许灵均与秀芝的婚姻是否真实”等多个方面。这场讨论对《朔方》及“宁夏文学”而言具有三重意义:首先,在“争鸣”之中重新定位了期刊的角色。我们注意到,在一篇篇争鸣的文章之中,《朔方》并没有公开评论同意哪种观点,即使我们看到有质疑声音的存在,如汤本的《一个浑浑噩噩的人——评小说〈灵与肉〉的主人公许灵均的形象》,但它似乎也是作为“标靶”而出现,与其针锋相对的则是多篇对《灵与肉》持肯定和赞扬的文章,于是我们很轻易地会从争执双方所处的情势当中判断出刊物的立场。其次,《争鸣》栏目也成为《朔方》的特色版块,此后围绕一位作家或一篇作品进行笔谈、讨论的基本模式也初露真容,即先列举一两篇对某部作品持肯定及否定的文章,待引起关注之后,由编辑亲自派发一篇“编者按”来表达立场,再刊发与编辑部“志同道合”的文章来进行反驳,在读者被“导向”之后,以经过后期处理的“来稿综述”作为压轴。最后,《朔方》在有意夸大争鸣现象的同时,也是在参与对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建构,其所设置的《争鸣》栏目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和规范,吸收了当代文化流行的重要概念和词汇,同时也直接影响和指导了本地作家的构思、想象与写作。

作为与“新时期”历史同时展开的文学写作,张贤亮机敏而又亦步亦趋地回应着国家的政策调整与社会转型,从最初几篇小说的“投石问路”,平反罪名后转换身份进入文联成为正式作家,到《灵与肉》的刊发、推介并最终获全国大奖,再到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和中篇小说《绿化树》分别于1983年、1984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优秀中篇小说奖,以及1985年创作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使得文坛内外争议四起,“宁夏出了个张贤亮”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坛持续和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毫无疑问,张贤亮“归来”时产生重要影响的标志性“事件”,都与《朔方》息息相关。概而言之,《朔方》把一个初起的写作者扶持上路,使其成长壮大为“家”;对一篇作品的写作、发表及引发争鸣的规划与组织,既反映出当时文学的时代症候,实际也参与筹划了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时的格局和具体操作。

三、三次“改版”

1976—1985年的十年间,《朔方》共出版92期,每期大约10万字,共刊发小说498篇,散文304篇,诗歌1700首(含组诗),评论424篇,报告文学37篇等。

由上述图表统计的内容可知,“文革”结束后,《朔方》开始改变复刊三年来的单一风格,容量增大,发表题材逐渐多样化,小说篇目逐年增加,所占篇幅也最多。除此直观印象外,细致翻阅这92期刊物,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朔方》在栏目编排、版面设置和装帧设计等方面所进行的三次重要“改版”行为。

首次“变革”发生于1977年3月的第2期,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开始弱化与“文革”相关联的元素。我们看到,期刊封一不再出现加黑字体标注的“毛主席语录”,封面和封底也彻底取消“文革”宣传画,取而代之的则是由水彩、笔画、摄影等多元素构成的艺术化设计。此外,栏目也依序被重新设置为“小说”“诗歌”“散文”“小演唱”“评论”,而且将小说放置在“头题”位置。此后一段时期内,编辑部又在细节上进行调整:第一次采取两项措施——“读者反馈和有奖征文”来提高刊物质量和订阅数量。1977年第6期,《宁夏文艺》中随附一张“读者意见表”,表格正反两面,需要读者反馈的信息主要涉及期刊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封面、标题、编排、栏目、插图以及印刷、出版发行工作”等。而同期发布的“《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征文启事”则反响更大。这则启事发布时间不长,《宁夏文艺》便陆续收到稿件,1个月后就发表了3篇“征文来稿”(小说、诗歌、散文各1篇),随后“大量应征作品”纷至沓来,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稿源。

1979年底,《宁夏文艺》开始逐步实施第二次改版,不仅将“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期80页左右,而且将刊物正式更名为《朔方》。这些焕然一新的景象也延展到内容和栏目的构思,首先在继续保留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和评论四大版块的格局上,不定期以“特辑”形式重点推介本地作家作品,如在“小说”专栏下,推出了“本区新人新作小说特辑”(1981年3月)、“农村小说特辑”(1981年6月、1982年1月)、“本区业余作者小说专辑”(1984年10月)。而“银北诗会”(1981年1月)、“新人诗页”(1982年2月)、“女作者诗页”(1983年9月)等诗歌专辑,则表明了有潜力的“诗人群”被有计划成规模地推出。此外,这次改版最大的惊喜是“争鸣”专栏的开辟,其中不仅有对当时各种文艺理论问题展开的自由讨论(1980年1月),而且连续三年(1981—1983)设置“本区作家作品评介”专栏,通过作品选读、新作推介、创作谈、作家访谈、文学批评等形式共推出12位作家、18篇作品和1本诗歌集。除了在栏目上的推陈出新,从1981年第6期至1983年第12期,编辑部还别出心裁地在每一期的扉页上撰写了约500字的“卷前丝语”,主要以“导读”的形式对本期刊物所发表的作品进行简明介绍与精彩评价。

对于《朔方》来说,198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第1期,期刊再次“改头换面”,良田万顷鸟瞰式的封面设计、竖版排列的彩色目录、舒展大方的小说题图、疏密有致的诗歌版面,以及彩色的封底广告,都给读者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新鲜感。为了此次力度最大的改版,编辑部从1984年下半年就开始进行筹划和调整,而且改版后仅一个月,《朔方》就借在北京参加1984年短篇和中篇小说的评奖选拔会议的机会,举行小规模座谈会,专门邀请10余家文艺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们对刊物建言献策。经过由“内”(期刊编排)及“外”(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一系列的措施,我们会发现,经过近10年的发展,《朔方》在尽量保持刊物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前提下,办刊宗旨和角色定位也更加明朗。

以文学史视野观照《朔方》在新时期初期三次重要“改版”行为——改版缘起、改革中的具体状态和效果,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体察期刊审美趣味、办刊宗旨、组稿能力等与文学思潮的深层关联。进一步而言,作为和新时期宁夏文学同步发展的见证者,它有效地参与了针对新时期宁夏文学展开方向的构想。

在笔者看来,其有效性首先体现在有意呈现鲜明的族性意识、族群情感,促进形成氤氲于宁夏文学之中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情调。从1979年到1984年,《朔方》仅这6年间就“发表了回族作家(作者)的作品三百余件,是1976—1978年间的十倍”。在来稿内容和题材的择取上,《朔方》既希望作品细致描绘民族、民间的风土人情,又能深入开掘回族民众的新生活,将地域的民族的精神内涵审美性加以呈现。作为突出“民族”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辅助”,《朔方》还采取当时“时尚”的策略:一个是“广告”宣传。1981年第5期,《朔方》在封底发布了一整页的广告,以征求订户,扩大发行。这在《朔方》办刊史上还是第一次。更为特别的是,这则广告是九个民族省区的汉语文学期刊在同一时期联合发布的。其“广而告之”的意义一方面表明刊物对回族文学的重视,突出“西部”和“回族”特色在刊物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逐步扩大的传播效果,更新着社会对回族文学存在状态的认知。另一个手段是“画页”渲染,即在刊物的封面或封底上刊登与回族文化、地方色彩相关的美术作品,如人像、风俗和图案等,不仅追求视觉审美上的冲击力,而且讲究与刊物宗旨、内容的契合。

有效性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对本地作家的竭力扶植和培养。这一时期,《朔方》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稿源“荒”。为此,刊物“负责人专程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托关系,找熟人,大作家见了不少,但最终也没有约到一篇稿子”,编辑部意识到“办刊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养作家,因为不提高本地作家的创作水平,刊物的质量也上不去”。于是,编辑部开始有意识地印一些学习的小册子,发给来稿的业余作者,同时,长期跟踪扶植那些势头好、处于上升状态的作者,“从主编、副主编到编辑,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其修改作品”,有时甚至将远在山区的作者请到家里,一同吃住修改作品。作品完成后,还会借助“作者小辑”的形式集中推出,这些专辑中既配有作者的创作谈,也含评论家的文章。例如马连义、马治中、高深、杨继国、汪宗元等人正是从特辑中亮相、起步,并成长为新时期宁夏文坛的中坚力量。《朔方》积极培养本地作家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设立奖励制度。1982年第3期,《朔方》发布启事称:“为提高刊物质量,繁荣小说创作,积极培养文学创作新人”,决定举办“一九八二年《朔方》优秀小说评奖”,这次评奖是《朔方》自创刊后首次以刊物名义进行的作品评选,奖项没有设置具体等级,只评选出优秀作品。一年后(1983年6月),编辑部公布了获奖名单,5篇优秀小说从1982年度77篇小说中“脱颖而出”,获奖作家中3位为回族,1人为满族。

文学批评文章的组织与刊发也是《朔方》参与构建宁夏文学的有效手段。10年间,《朔方》设置了“评论”“投枪集”“创作杂谈”“争鸣”“朔方谈”等栏目,共发表批评文章457篇。总体来看,这些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其一,作家作品专论(包括作品研讨会综述、作品争鸣)。它们主要对作家创作历程、成长之路和写作风格进行归纳总结。其二,对宁夏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回族文学特色进行适时总结。在一众评论文章中,其中有20多篇是专门探究宁夏回族文学的。其三,作品争鸣。如“歌颂与暴露”的笔谈(1980年1—6月)、《灵与肉》的讨论(1981年4—9月)、《绿化树》的笔谈(1984年7—9月)等。对于此阶段的《朔方》而言,设专栏凸显刊发的作品引起的争鸣或热议,有时不免存在有意夸大,表面看似是对批评空间的开创,实则更多时候是呈现一种效果,借小说引发的话题,表明刊物抑或是宁夏文学在新时期的现场感和存在感。其四,不定期辟出一小块版面专门发表内容短小、语言精练的文学动态,既有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笔会,文学评奖活动的报道,又能见到作家新作的报道与评论,民族文学书籍或刊物的出版介绍等。经过上述对相关文学批评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会发现,作为考察新时期宁夏文学起源问题坚实的支撑,《朔方》“评论”栏目刊发的文学理论与争鸣文章及小说创作与评论等,担负着作品经典化和规划文坛格局的特殊任务,一定程度上会演变为对此后发生的文学现象的权威的评判律例,并以此为出发点与依据,规划了宁夏文学创作的走向。

余论：地方性史料与宁夏文学研究

宁夏地处西北边陲,经济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基础相对薄弱,但新时期以来,它却是草根作家茁壮成长的沃土,宁夏文学也逐步成长为中国多民族文学中独具特色、生机勃勃的一支力量。近些年,“中国文学的宁夏现象”也引发文坛热议。然而,当前学界对宁夏文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或者是作家作品的总体概览,资料整理和文学制度研究相对滞后,因此,当“文学批评”完成了对宁夏文学创作精彩的阐释后,对其研究就不能仅停留在批评,而应该开展扎实深入的历史研究,对史料进行全面梳理与整体把握,来拓宽宁夏文学的研究视野,挖掘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全方位地描述、梳理“宁夏文学”,是一个过于宏大的任务。我设想的研究工作,并不是在文学性意义上评价哪位作家创作的优劣,而是期冀以一种历史化的研究方式来读解“历史中的文学”。其中,新时期宁夏文学起源的考究工作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在研究思路上需要明确,理解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应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是它的“发生”与“前三十年”的文学资源之间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联系;一是其“展开”采取了怎样的策略。这就需要进行分期的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将“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理解为一种认知装置,考察其与“前二十年”(1958-1978)的承传关系,同时视角向后延伸,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比较和呈现文学及其作家所拥有的世界性眼光、思想观念和创作手法,以此来描述宁夏文学是如何建构的,在此过程中注重宁夏文学发展史上1978、1985、2000、2006年等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的文学史信息。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在条分缕析爬梳报纸杂志、文学文化资料汇编等地方性史料的基础上,理解贯穿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历史逻辑。正如本文以《朔方》的行政归属、等级结构、历史变迁(创刊、停刊、复刊、改版)和功能定位(综合型文学期刊)等为中心,采用以刊证史的学术路线,对它生成和演变的历程以及其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内涵加以追溯,试图还原“新时期宁夏文学”如何发生,并揭示转折时期编辑、作者、读者的矛盾痛苦和欣喜的生命状态,这并不仅仅是扩大研究边界和范围,而是想尝试借助一个“编辑部的故事”建立新的理解方式和观念。当然,作为一面“镜子”,《朔方》是新时期宁夏文学的鼎力支持者和现场参与者,保存了真实、原始的文学文本,鲜明地体现出宁夏文学的基本风貌和发展格局,成为重返“历史现场”的重要通路,而宁夏文学研究的具体工作也应该由此拓展开去,通过更多因贴近文学现场而充满活力的地方性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不仅能够弥补既有文献的不足,还可能在对比、联系中看到统一和差异,更为全面地描述出“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与建构”的复杂与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