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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当代生活对我最有吸引力

来源:天津日报 | 何玉新  2020年08月05日06:18

贾樟柯 著名导演,1970年生于山西汾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代表作《小武》《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山河故人》等。

印象

尊重过去的自己

哪怕那时很幼稚

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后,7月25日,主办方特别为贾樟柯举办“导演大师班”,精心准备的贾樟柯谈到了他对电影、文学的认识,也谈到了他在疫情期间的思考和创作。

“疫情期间我还是挺适应的,就是工作节奏慢了,但其实平常也不是天天拍电影,拍完一部电影也有一两年的沉浸期,看书、写作。”贾樟柯说,因为去年刚刚拍完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新的影片正在筹备期,所以从个人创作来说没有那么多压力,就在家写剧本,写文章,积蓄力量。不过,由程耳执导、贾樟柯担任男主角的电影《不浪漫》因为疫情一直没开机,所以要想从大银幕上看到贾樟柯的表演,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虽然经历了疫情,但贾樟柯和他的团队一直没停下脚步。今年上海电影节由鹏飞导演,贾樟柯与河濑直美导演合作监制的《又见奈良》入选金爵单元,另外还有跟陌陌影业合作的《不止不休》,包括他公司投资的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的《记忆》,都在推进中。贾樟柯说:“很高兴跟年轻导演合作,因为我自己的成长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现在自己有一些能力,也会尽量去挖掘年轻导演,让他们有机会展现才华。”

贾樟柯在大师班上谈道,电影工作者什么年龄就去拍什么电影,不要否定过去的自己:“我28岁拍《小武》,现在50岁,再看那部电影一定有稚嫩的部分,但一定不能改,因为那是我28岁的认识和理解,带着那个年纪的体力,要尊重那时的自己,哪怕是幼稚的。人30岁时的认识和40岁时的认识肯定不一样,50岁时拍电影的体力跟30岁时也不一样。电影最终会回到作者论,带着这个作者所有的优点、缺点、体力、情感状态,那个时候正在热恋,可能拍出来就是热恋状态的电影,那个时候正在失恋,拍出来的就是失恋的电影,所有的生命信息拍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不要再改变它,要尊重它。”

上海电影节是疫情暴发后第一个恢复举办的电影节,虽然仍是线上线下结合,但能够开幕也说明疫情防控取得了成果。贾樟柯表示:“从我读大学时有第一届,至今上海电影节已经举办了23届,祝上海电影节青春永驻,一直能获得全国乃至全球电影工作者的拥戴。”

经历疫情后

电影期待新方法、新叙事

记者:疫情期间您拍了短片《来访》,能否谈谈您的构思,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贾樟柯:《来访》是受希腊一个电影节的邀请拍摄的,就在我的办公室,跟摄影师还有两个演员,用一部手机拍了一天,三分多钟,讲疫情改变了社交方法,也带来我们对常态生活的怀念,包括两个人坐在屋里看电影《山河故人》里人山人海的片段。我后来给荷兰一个电影杂志写了一篇文章,结尾就说希望我们战胜疫情,电影工作者拍出新的电影,我们重新回到电影院,重新肩并肩坐在一起,这是人类最美的姿态。

记者:前段时间处在停工状态,您在做什么?

贾樟柯:我在疫情期间生活可以分成前半程和后半程,1月份开始我一直在北京,每天写作,写了很多文章,最大的收获是答应“理想国”做一个普及性的有声读物,写了十二讲,七万多字,也写了两个剧本。只是不能外出,有一种封闭感,后来就从北京回了老家,在老家的村里住了三个多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变成一个农业人,改变了生活规律。主要还是在写作,作为写作时的调剂,也弄弄庄稼,弄弄菜。它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有韧劲儿,这跟我们有广阔的农村有关。很多在城市打拼的人,在乡村都有家,有这样一个“战略后方”,家门口可以种点儿西红柿、豆角,生活很踏实。所以我觉得要保护我们的农村。过去我们常说贴近生活,疫情回乡给了我很多新的认识和思考,做电影就是表现自己对生活的反应,这些崭新的感受会呈现在我未来的电影里。疫情好转得到控制后,我做得比较多的是为行业的复工、复产做一些呼吁、努力。因为整个一百多万从业人员的电影业也得复工、复产,很多人的生计也得维护、维持。

记者:以您电影艺术家的角度来看,疫情对人的精神生活有哪些影响?

贾樟柯:我觉得有弊就有利。疫情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影响,给电影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大家都在尽量减少这种危害。但相应来说,也带给了我们思考,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比如旅游、看电影,我们会去重新理解,会让我们更加珍惜。我相信疫情之后电影工作者能拍出更有电影感的电影,能拍出更适合在大银幕看的电影。因为我们经过一百多天没有电影的日子,我们重新理解了这个媒介,为什么要有电影院这样的画面去展示,电影院的美感在哪,美学在哪?观众也经历了疫情,他们渴望看到新东西,这个新东西是什么?这是电影工作者应该去探索的。我觉得,人们可能渴望看到当下生活,真实生活,希望获得心灵回应,需要新作品,新的电影语言,新的方法,新的叙事,而不是说,以后电影院没人了,都去网上看了。

拍一部电影

让观众体验一段沉浸式生活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电影比较个人化,不太顾及观众,您怎么看?

贾樟柯:其实这话是错的,我特别看重观众。但是角度不一样,大部分电影是希望讲一个故事,但我希望拍一部电影,让观众过一段沉浸式的生活,体验一种人生。当你带着这个理想去拍电影,你就能找到你电影中人物所需要的细节、质感。因为生活就要面临柴米油盐,坐什么车,说什么话,吃什么饭,这就形成了你跟观众之间的一种默契,观众愿意进入这个旅程还是不愿意进入这个旅程,差距就很大了。

记者:您觉得故事重要吗?

贾樟柯:有一种电影是先有故事,说有一什么事特别吸引我,前因后果特别曲折,然后确立人物。另外一种电影是先有人物,比如《小武》,1997年的时候,过去的生活方法、情感方法都变了,我特别想写一个适应不了变化的年轻人,有了这个人物形象,才开始去构思人物关系,因为他的人物关系,才构思他的故事、动作。包括我的上一部影片《江湖儿女》也是,江湖故事恩恩怨怨,各种离奇多得是,但我们不是从江湖传说入手,而是因为江湖最稳定的人和人之间的结构是用情义连接,但它在改变,在崩溃,身处其中的人会怎么样?有人带着一种乌托邦式的信念在坚守,有人为了适应变革而改变自己,我们由这个人物反推他会经历什么,也是从人物出发的。

记者:从人物出发或者是从故事出发,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更有优势?

贾樟柯:每部电影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从人物出发还是从故事出发,都没有错,但是从人物出发你可能发现一个很好人物,由此找到很好的叙事,你的问题是要解决叙事的问题。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了,从这个故事出发构思一个剧本,也没问题,可能更大的挑战是要塑造好人物,最终这个电影每一环都得使劲。比如我在拍《山河故人》时,我当时也想写人,不管哪个时代都会面临一个问题,生老病死。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辩证,一方面从大的叙事来说,都是拍了一万遍的三角恋,青春爱情,出走,离婚,复合,这些老套的故事,为什么会老套?因为人类老在上演这样的故事,但是每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清末民初的生老病死和今天的生老病死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写的是这些故事在当下是什么样。

电影工作者是劳作的人

不要失去劳动者本色

记者:您如何界定一部电影好还是不好?

贾樟柯:我们笼统地把电影称为“气息”,听起来很抽象,其实很具体,就这个味道对不对。通常我们说这个电影拍得特别有味道,这个评价其实特别高。什么叫特别有味道?是用感官,是用听觉、嗅觉、触觉来判断的。一部好的电影是五官全开的,你拍一条马路,拍一个城市,你就感觉身临其境,所有的感官在发生作用。相对来说,拍得不太好的电影就是感官比较窄,听不到、看不到、闻不到、感觉不到,这样的电影就死了。所以我们才说这个电影特别鲜活,鲜活是来自于你敏锐的感官的。文学也有这样的概念,像沈从文,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五官全开的,对声音的描写、感知力,对颜色的感知力,对天气、体感的感知力,呈现出一个立体的世界。如果你只是在讲一个故事,那我们没法感知这些东西,那显然这个电影、这个小说,除了故事就没有别的了。

记者:您最新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由贾平凹、余华、梁鸿出任叙述者,讲述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关注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家庭,您如何评价这部电影的味道?

贾樟柯:这个电影有两种味道,但都是咸的。前半部分是汗水的味道,就是中国人在这70年是怎么生生不息地走到今天的。后半部分是海水的味道,我们希望进入到一个更开阔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蔚蓝色的,也就是余华所讲的故事里那样一个世界。这个电影由十几个篇章构成,一代一代的人讲我们在发展变迁的过程中解决了哪些问题。第一个章节是吃饭,过去吃不上饭,饥饿的记忆是什么样,怎么解决了吃饭问题?第二个段落是恋爱,过去没有自由恋爱,怎么开始自由恋爱了?十几个篇章都是中国人曾经要面对的、解决过的问题。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我们还在路上,还要往前走,所以我称它是“海洋版的愚公移山”。

记者:您从1998年拍第一部电影,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当代题材,为什么如此执著?

贾樟柯:我觉得当代生活对我最有吸引力,我也筹备过别的类型,包括古装片,筹备了十来年,最后一拍又拍成了当代故事。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自己对于当代故事、当代生活特别有激情,总是第一时间想去拍。但是,你要想了解当代生活,也需要去理解过去中国的历史、人文、社会、家庭。一开始我觉得这种理解是无意识的,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但随着对现实的思考得越来越多,会逐渐形成某种系统性,这会反过来帮我们理解历史文化,帮我们理解当下。

记者:对想拍电影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

贾樟柯:现在越来越方便,喜欢电影的年轻人可以做更多的事,拿手机拍个短片,把你想到的故事拍出来。包括旅行,认识陌生的地方,认识陌生人,都是在为拍电影做准备。我喜欢“电影工作者”这个词,因为带有某种劳作的感觉。经常有人说,导演好牛,坐在监视器前发号施令,那其实只是一面,另外一面是劳作,一个字一个字写剧本,一张脸一张脸选演员,一个景一个景选场景,一天一天坐在那思考拍摄,到后期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剪出来……始终不要忘了我们是劳作的人,不要失去一个劳动者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