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晚年的郑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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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先生寓所的窗外，有两个花园。一个向东，谓之：东花园；一个朝南，谓之：南花园。其中,东花园是她精心莳弄过的，她为之还写过许多优美的诗句。《清晨,我在雨中采花》，即是其中的一首，以此为题的同名诗集，近年已在香港出版。而这首诗，即得之于她的花园。

这是秋风很强劲的某个黄昏，站在东花园中。繁茂的蔷薇，虽然没有了花的灿烂，却依然绿得深沉。北面，有一簇金银藤，花尚剩三二，香自然已远去。脚下,是一片贴地的野草，郑先生语出惊人地说：“这下面是一片郁金香！”这是她参加荷兰诗歌节的纪念。据说，在开花的季节，它们是花园中最醒目的一群：红的如燃烧的火苗，黄的如挥动的手绢，而黑的更名贵，一如沉静的黑纱……而现在，远不是它们辉煌的季节。花园里，有半人多高的月季花在开放着，它们全然没有春的娇媚，夏的热烈，有的，只是秋风中的孤傲；一枝与另一枝，保持着距离站立。虽然昨夜刮了一夜大风，今天又是整整一天，但它们却极顽强地挺着花朵站着。满身的刺，坚硬如铁，表示着它们的不亢不卑。

整个花园，用粗木乱棒围成，颇有些野趣。郑先生很心满意足地站在园中，仿佛一个很“富有”的主人。她说，她爱花，是和她一生的经历与记忆有关的。比如，金银花就属于她孩提时候的记忆。在西南联大上大学时，她曾在昆明的野地里，看见一种叫白菖兰的花。对她，那是青春的象征。以后，许多年许多年她再也未曾见过此种花。直到不久前，她竟然在北京的花店中，见到了这种洁白如玉的菖兰，她说她当时差一点就流出了泪水。

郑敏与童诗白先生伉俪回国后，一直住在清华园。童先生执教于清华大学，郑先生则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她曾最喜欢师大园中毛泽东主席巨型石像西侧的月季。据说，那还是从辅仁大学继承下来的，多有名贵品种。在开花的季节，总少不了郑先生赏花的身影。可是，在那荒唐的十年中，这些月季却也曾遭受过灭顶之灾。那是“工宣队”进驻师大之时，在威风凛凛视察全校之后，“工宣队”认定，在毛主席像前种花栽草是很不革命的，遂命令统统拔掉，并种上白菜等等。自此，鸟语花香自不复存在，且因每日施肥不止，而将该区域弄成一片臭气笼罩。

其时，郑先生自顾不暇，大约是无余力再去种花弄草的。南花园中，原有一株葡萄，不料在尼克松访华时，却被有关部门勒令拔去，据说是叶蔓之下，容易隐藏坏人云云。郑先生还喜欢音乐，在她用英文打字机工作，也被怀疑是为敌特发报的岁月里，她依然敢在“革命老太太”随时可能破门而入的情况下，偷偷地倾听贝多芬。那美到极点的音乐，使她痛苦不堪的灵魂，得到了些许的安宁。此时，音乐是她的精神花园……

郑先生家中，在三四只花瓶里，都插着鲜花。有的还鲜艳欲滴，有的却已近枯萎。郑先生说：“诗和哲学构筑了我的精神世界。”她把她的诗神，唤作爱丽丝。爱丽丝伴她走过了青春，她的苦难深重的中年，而今天，爱丽丝又给了她神奇的力量，写下了许多真正的诗。郑先生从来不觉得老已将至，她只知道：“诗和艺术，是不知道年龄的。”在她的心目中，爱丽丝是一个非常宁静、安谧的小女孩，任何风雨也不能伤害她。郑先生把能幸运地从那十年里活下来，归功于爱丽丝的保护。是她的诗神领她从空中俯瞰这疯狂的下界和受难的人民。留在大地上的，是她的躯壳，而她的灵魂，则与爱丽丝朝夕相伴，在一片澄彻宁静之中……

出门左手，就是南花园。郑先生说，因为这里长着一棵大树，几乎种什么都不成。于是，她把这里称为自然植物保护区。即使如此，在早春里，浅蓝的二月兰也会碎碎地开满一地，白色的、紫色的丁香花会香飘数楼……

“我把这个花园交给了上帝。”郑先生身穿蜡染花布衣裳，天真地说：“上帝是我的园丁！” 199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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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的郑敏考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想攻读英国文学，但在注册的那一瞬间，忽然改进了哲学系。她自述原因是：“深感自己对哲学几无所知，恐怕攻读文学也深入不下去，再加上当时联大哲学系天际是一片耀眼的星云，我心想，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天象……” 在同一篇文章中，郑敏认为在联大的四年中，冯友兰的“人生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汤用彤的“魏晋哲学”、郑彤的“康德”、冯至的“歌德”是构成自己知识结构的梁柱和基石。在另一篇文章中，她加上了冯文潜的“西洋哲学史”。

西南联大人在讲到西南联大的精神时，往往脱口而出就是“自由”二字。何兆武说这个“自由”外延很广，也包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与郑敏同一年入校的何兆武，进的是土木工程系，以后几乎每年辗转一个系，中文系、外文系，一九四三年毕业时，他是历史系的在册学生。他曾问哲学系的女同学顾越先：“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顾的回答是“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想解决人生问题的人很多，但真正进入哲学系的人却极少。而女生，则少之又少。从西南联大一九三九年哲学心理学系注册名单看，全系新生只有区区十二人。 至一九四三年毕业时，减为七人（王启文、郑敏、彭瑞祥、曾本淮、马启伟、张精一、马德华），必须注明的是，这七人中有五人为转系而来。因此，从入学至毕业始终坚持在此系的，只有两人：郑敏与王启文。王启文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从毕业名单上推测，郑敏是惟一的女生。

顾越先是郑敏同系、同年的好友。但从哲学系毕业名单看，并没有她的名字。或是转系，或是失学，原因不详。顾越先的父亲顾寿颐是清华第一届学生，与梅贻琦同学。她在九十岁时曾回忆联大岁月的趣事：她和同屋的郑敏为了上课不迟到一路小跑，看见前方有一先生也在奔跑，定睛一看，正是教“西洋哲学史”的冯文潜教授。于是，师生次第挥汗奔跑，成为美好的一景。

郑敏、顾越先都曾回忆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课，给自己带来弥远的影响。还有一例：吴讷孙(又名鹿桥）曾对李赋宁说，在联大二年级（一九三九年）时，有一时期感到生命空虚，毫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忽然想到要最后拜访一下冯友兰先生，请教人生的真谛。经冯先生一席开导，吴讷孙改变了消极厌世的思想，从此发奋读书。吴讷孙一九四二年从外文系毕业，在一九四五年，他完成了一部六十多万字的小说《未央歌》。小说以西南联大和昆明的风光民俗为背景，时间大致为一九四零至一九四三年之间（正是郑敏在校期间），故事主角伍宝笙、余孟勤、蔺燕梅、童孝贤……

郑敏在联大期间开始写诗，影响她最大的是冯至。她在《恩师冯至》文中写道：“在国内，从开始写诗一直到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的形成，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先生。这包括他诗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层次，哲学深度，以及他的情操。” 郑敏写诗的触媒，应该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冯至《十四行诗》由桂林明日社出版之时。与西南联大时期活跃的诗人们不同，郑敏的诗歌处女作发表较晚，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大公报》文化副刊上，冯至是主编。因此，在联大期间，郑敏的诗歌创作仅限于一个极小的范围，既少为人知，在同时期的文学社团中，也似乎鲜见她的身影。

冬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最活跃的团体之一”，且“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 （杜运燮语），社员中有穆旦、巫宁坤、汪曾祺、萧珊、刘北汜等，在杜运燮一九八四年写的《白发飘霜忆“冬青”》的文字回忆中，并没有郑敏。穆旦、杜运燮、郑敏和袁可嘉四人，作为西南联大的代表，在一九八○年同被舆论列入了一个叫“九叶派”的诗歌流派。与另三人在校期间就以诗名横行不同，郑敏的诗，起步于昆明，在抗战胜利后进入诗坛，直到1948年浮海赴美留学。

鲲西（王勉）一九三八年毕业于蒙自时期的社会学系，他曾写过《西南联大与现代新诗》一文，内中对联大诗人群体进行了一一简评，如冯至、卞之琳，对穆旦着墨尤多。也提及了闻一多、杜运燮、赵瑞蕻，甚至燕卜荪、温德和翻译燕卜荪《南岳之秋》的王佐良。甚至提到了现在已经被人忘却的诗人周定一的《南湖短歌》。但对郑敏，没有提及，未置一词。

王勉说：“抗战八年在昆明，我已卒业并在广播电台工作，但和联大的师生保持密切关系。而我怎样得识冯君培先生（诗人冯至）已不记得了，这时冯先生的《十四行集》由陈与元任主编的明日社从桂林运来，书是用土报纸印的，我得了一册并写书评在电台播出。自此我以晚辈的身份成为冯先生家中的常客。和我社会学系师长若吴景超师、潘光旦师不一样，冯先生给予我的启迪是在文学与艺术这些领域，听他讲歌德、里尔克，尤使眼界大开的是为我展示德加（Degas）的画册。这是我首次领略西方美术的纷繁的美。” 王勉与冯至相识并交往的时间，恰与郑敏在诗歌上开始写作并紧随冯至同时。

郑敏晚年写过不少诗歌理论上的文章，但对自己的身世写得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很少。从现在能检索的西南联大人的回忆中，可能因为郑敏在校园生活中的不活跃，有关她的回忆，也是极少的。对自己的身世和家人，她采取了能省则略的态度。所以，要知道她的当年状况，只能采取旁征的办法。

我之所以引用王勉先生的回忆，首先因为他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当事人；其次，更重要的是，他正是郑敏的长兄。但在郑敏的回忆中，找不出直接论据，而王勉也极有意思，似乎兄妹间有过直接的约定，或是有间接的默契。于是，在王勉诸多涉及昆明年代的文字中，绝口不提郑敏其名，遑论挑明两人之间的关系。郑敏对于昆明年代，也有文字，但不多，不多的文字，主要是怀念当年的老师。对这位同时生活在一地的胞兄，也未着点墨。

王勉晚年以鲲西的笔名，写了很多回忆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文章，颇得好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没有目睹西南联大的建校。一九三八年卒业后由昆明经贵阳北上重庆，找到我的第一个职业岗位。三年后重回昆明，联大已是校园完整的大学，我也因此没有赶上听钱锺书先生的讲课。但我却看到了联大录取的第一届学生。” 看到这里，不禁莞尔，仿佛话到了嘴边，又吞了回去。郑敏不正是一九三九年录取入学的第一届学生吗？！

他在《文林街上的教授身影》中写：“文林街恰如山阴道上，往来人多，你上街总会碰到熟人的。有位哲学系女生告诉我她上汤用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个子矮小，又是平头，一身布衣，研究佛教哲学，真像一个出家修行的人。但有一次她看见汤先生在文林街面馆吃鳝鱼米线，觉得很滑稽。” 看到此，哑然失笑，那个“哲学系女生”觉得“很滑稽”，是因为“文林街面馆的鳝鱼米线味美价廉，那时大学生生活苦，伙食往往不能果腹，因此常有人上这种小馆吃一碗米线充饥”。在学生的生活领地中突然见到大教授，且还貌似出家人，颇有些违和感，故有一笑。这位“哲学系女生”将所见告知了王勉，王勉则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形诸笔墨，汤先生的侧影因此得以传世。王勉此处讲的这位“哲学系女生”是其胞妹郑敏的概率，几乎是百分百的。但不知何故，正在呼之欲出的时候，他硬是将“郑敏”两字掩隐了起来。

一九九二年，曾有诗歌编辑请年过古稀的郑敏举出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一首诗，郑敏感到困难。提问者有些霸蛮，突出一个“最”字和一个“一”字，但不可否认这个提问是业内惯用的专业娴熟且漂亮有效的套路。郑敏最后给出的答案是——里尔克的《圣母哀悼基督》，她认为此诗“短短的诗行，简单的语言，却捕捉到一个说不清的复杂，这里是不可竭尽的艺术魅力……”此诗有数种汉译，这里当然首选郑敏先生的版本：

现在我的悲伤达到顶峰

充满我的整个生命，无法倾诉

我凝视，木然如石

僵硬直穿我的内心

虽然我已变成岩石，却仍记得

你怎样成长

长成高高健壮的少年

你的影子在分开时遮住了我

这悲痛太深沉

我的心无法理解，承担

现在你躺在我的膝上

现在我再也不能

用生命带给你生命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在秋光洋溢的清华园中访问郑敏先生。作为一个年轻诗人，我并未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谈诗。当她兴致勃勃带我参观了她的两个花园之后，我们的话题从植物花卉迤逦而去。言谈间，在走廊尽处的另一个房间，仿佛远远的出现一人，看不真切，但肯定是她的家人。郑先生大约看出我眼中的询问之意，主动告诉我：“他是我的爱人，叫童诗白，在清华工作。”看我用笔在本子上记录，又细心地补充说：“儿童的‘童’，诗歌的‘诗’，李白的‘白’。”好一个诗意盎然的姓名！

最后，她突然补充了一句：“他爸爸是童jùn”。对此我莫名所以，所以也根本没有追问这个jùn究竟为何字。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童jùn”者，童寯也。中国第一代留美归来的建筑大师。

（郑敏先生1920年7月生于北京。谨以此贺诗人百岁寿辰——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