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最权威的也是最为人们接受的排序法即是人们常说的“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那么，老舍是如何经典化而成为现代经典作家的？是他成为经典作家后才生成文学经典作品，还是他的文学经典作品成就了他的现代经典作家？作为老舍的文学经典作品有哪些？老舍文学经典又是怎样生成的？其类型、特征是什么？老舍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化文学建设有何意义？这是本文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经典作家老舍的经典化历程

一个作家必须经过经典化才能成为经典作家，经典作家及其文学经典是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标志，更是文学发展史中的最醒目的流传物。经典作家和非经典作家的不同处，就是经典作家在文学史中具有显赫的位置，而非经典作家仅仅在文学史上留有其名，但掀不起文学史的大波大澜。老舍与一般作家的不同处，就是他一登上文坛就不同凡响，他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老张的哲学》于1926年7月至12月《小说月报》上连载，1928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单行本；《赵子曰》初载1927年3月至11月《小说月报》，1928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二马》初载1929年5月至12月《小说月报》，193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掀起了“打破当时一般作家的成规，另向新的风格方面创作”[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第225页。]的大波澜。这三部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精英批评家、文学史家朱自清的评价和赞赏。朱自清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中一是评价其讽刺艺术特色，它们与清末“谴责小说”接近；二是在人物性格上的扩大的描写方法与《阿Ｑ正传》接近；三是称赞老舍是写景能手，“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 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载1929年2月11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7期,署名“知白”。]。也就在1929年，朱自清在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编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在本书的第五章“长篇小说”一节中，评述了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突出了它们的讽刺的个性及讽刺的发展，由前两部小说的“过火的讽刺”而发展到《二马》则成了“恰如其分的讽刺”，尤其可贵的是他发现老舍受“鲁迅的影响”，这就提升了老舍的地位。因此，《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老舍经典化的开端。在此之前的文学史影响较大的，比如1926年大光书局出版的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其中最后一节是讲新文学的，评述的作家作品较多，突出彰显作家地位的是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蚀》和《虹》。那时已经把鲁迅视为中国思想界的领袖，现代中国文学的实际大家。当然，赵景深出版这部文学史时，老舍早期的三部小说还未问世，他未对老舍加以评论是在情理之中。但到了1933年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时，老舍作为现代作家经典化的程度已上升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第四位了。黄修己先生称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具有文学史的权威性。在这部文学史中，第五章：新文学创作第一期，小说部分评述了鲁迅等26家，重点突出鲁迅；诗歌部分突出胡适、郭沫若。第六章：新文学创作第二期，小说部分评述的小说作家分别为茅盾、老舍、巴金、丁玲等19家，从这部文学史看，已初步显露出“鲁郭茅老巴”的经典性位置了。这部文学史对老舍的评价相当高，不仅对具体作品作了富有特色的评点，认为《老张的哲学》是一部讽刺小说，“给读者换了一种新鲜的口味”；《赵子曰》《二马》仍然保持着“讽刺的风味”，《二马》具有“异国情调”；《猫城记》“对于婚姻及教育各种问题，都有深切的讥讽”。而且从总体上评价老舍是“以夸大的诙谐的笔锋，描写故都的风物，陈旧的社会”的天才作家，“就作风上说，在当时的讽刺小说也不是没有，然像这样雄宏的气魄，冗长的题材，巧妙的诙谐，除了老舍的作品以外，尚找不出第二人。只就他打破当时一般作家的成规，另向新的风格方面创作而言，已经值得我们佩服了”[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第225页。]。这就突出了老舍的经典所在：他是描绘故都北平市民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开创者，他是现代讽刺小说、诙谐幽默艺术风格的创造者。

三十年代是老舍创作的丰收期，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有《小坡的生日》、《离婚》、《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等。《离婚》、《猫城记》曾得到众多文学批评家尤其像李长之、王淑明等大批评家的评论、赞赏，大都认为这两部小说达到了老舍创作的成熟的阶段，称《离婚》是作者创作中的第一本完美的作品；《猫城记》表露了作家的国家观念、爱国思想和对国民性的批判态度。成熟之作，完美之作，无疑提升了老舍作为经典作家的经典质素，而到了《骆驼祥子》这部文学经典的出现，更加固了老舍经典性的地位。虽然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对老舍有这样或那样的质疑，像舒乙于2014年2月22日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讲老舍时所说的，左翼文艺思潮对老舍作品的评价是不高的，把他看成了另类。但是“另类”并不影响作家成为经典，因为老舍有大量的精品尤其是经典作品。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四十年代，作为经典作家的老舍的经典地位已经上升到了辉煌阶段。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当选为“文协”的总务部主任，即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联、作协的主席，因战时特殊原因，“文协”不设主席、副主席，全部的事务、责任都由总务部主任统管。所以这个时期的老舍地位，很明显是在鲁迅、郭沫若之后、茅盾、巴金、曹禺之前了。当然，老舍自己是不在乎也从不计较什么地位、荣誉的，他始终把自己视为“写家”、“文艺界尽责的小卒”。但是，他为了配合抗战、宣传抗战，激励民气，创作发表了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抗战话剧、抗战诗歌、抗战散文，到抗战中后期，创作发表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惶惑》、《偷生》），登上了文学创作（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峰。老舍为抗战文艺以及“文协”所作的不朽贡献，深得广大民众和各阶层、各党派作家们的高度赞赏。1944年4月，在重庆由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二十九人联名发起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纪念活动，４月17日，各界人士三百余人向老舍表示祝贺，十余家报纸开设专栏，共发表数十篇文章，对老舍的为人为文作了高度评价。他们称老舍为“新文艺的一座丰碑”，他在“新文艺上划出了一个时代”，“无论在做人做文上，都为我们创作出更多不朽的范本，使我们的新文艺愈加充实光辉，文艺界愈加团结一致，促进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 邵力子、郭沫若等：《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曾广灿 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44页。]。这已将老舍放在新文化新文艺运动的旗手、主将后面了。同时，老舍此间的通俗文艺创作、话剧《残雾》、《国家至上》，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也都进入了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1947年９月，现代出版社出版）。四十年代另有一本较有影响的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43年11月，世界书局版），将现代小说分为四派，鲁迅、叶绍钧、老舍等为第一派，是新文学前十年中主要的一派。应该说，进入文学史并在文学史中占有突出地位，是作家经典化的重要标志。

从抗战时代起，老舍就不断地追随时代，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将自己真诚的情感融入新社会、新时代的大潮中，他常以新旧对比的模式，歌颂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五十年代初期，他以话剧《方珍珠》尤其是《龙须沟》的创作，获得了现代作家中唯一一位由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作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权力话语的代言者的周扬，在五、六十年代的报告、发言中，肯定了现代经典作家们的经典地位，其中包括他对老舍的定位。他认为，老舍是改造自己并很快实现“转型”的一个典型。他在《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一文中，提出主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1951年3月4日《人民日报》。]。老舍本来是伦理文化型作家，当他在政治生活化的社会氛围下，完成像周扬所说的向富有“真正的政治热情”的政治文化型转化，再加上“人民艺术家”的头衔，这样既保持又发展了经典作家的经典性。特别是到了1957年话剧经典《茶馆》的出现，更将老舍作为经典作家推向了经典化的第三个高峰阶段。可见，经典作家催生了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又推动了经典作家的经典化进程。

从文学史进行考察，50、60年代，老舍作为经典作家的定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权威文学史即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9月版，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8月版。]中得以充分展现。“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模式及叙述方法虽未浮出水面，但对他们则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评价。老舍虽未设单独章节，但在上册第８章第４节“城市生活的面影”中，评述老舍、叶绍鈞、沈从文、张天翼、欧阳山等，显然，老舍的篇幅占居第一；而下册第3编第13章第一节《战时城市生活种种》中，在诸多作家中，评点了老舍的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和长篇小说《火葬》，第14章第２节《抗战与进步》，在介绍诸多抗战戏剧中，介绍了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张自忠》《大地龙蛇》《归去来兮》等。其后的文学史著作像带有政治化色彩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7月，作家出版社），以政治划线，分革命文学作家，进步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突出鲁迅的旗手地位、郭沫若及茅盾的革命文学作家特质，将老舍和巴金置于进步作家中加以评述。但不管怎么划线，“鲁郭茅老巴”的文学史位置显现出来了。这个时期还有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7年，作家出版社）,他突出了鲁迅，以专章加以评述，而将叶圣陶、巴金、老舍诸作家，放在“对于现实的暴露和批判”的标题下加以介绍，显得对他们的地位及价值认识之不足。在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年），上卷突出了鲁迅（设专章）、郭沫若（设专节）；中卷第十九章介绍长篇小说七大家中介绍了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茅盾的《子夜》等，在短篇小说一节介绍了《月牙儿》；下卷第二十六章“长篇小说竞写潮”中介绍了老舍的《四世同堂》。文学史发展下来，到了新时期开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共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0年版），“鲁郭茅巴老曹”全以单独章节现于书面，第二册第九章第二节：老舍和他的《骆驼祥子》。这之后的钱理群、吴福輝、温儒敏、王超冰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鲁郭茅老巴曹”为序设专章，第十二章：老舍：现代中国的“市民诗人”，将老舍定格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市民诗人”；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按“鲁郭茅巴老曹”为序设专章或专节；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13》（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按照“鲁郭茅老巴曹”为序设专章。总之，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大都以“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专节形式出现，进一步确立了现代经典作家的文学史定位，同时在史书中出现的作为老舍文学经典的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

二 老舍文学经典的生成及其类型、特征

作为经典作家老舍的经典作品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它们既为文化精英、社会大众所公认的，也是文学史所接受定位的。它们不仅在文学作品内部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新性，无限的感染力，而且在文学作品外部的社会、时代、文化权力、大众接受等方面，具有时空的跨越性和永久的生命力。

文学经典的生成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是由多方面的文化文学因素组成的。老舍文学经典的生成也有着多种文化文学因素，首先，它们是在作家经验主义的创作基础上产生的，是历经作家精心打磨而成的，带有经验型的特征。老舍在《骆驼祥子》未产生前，已发表出版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以及《赶集》《樱海集》中的短篇小说。同时，在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中，也已写成了像《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式的我怎样写九部作品的九篇文章。到1936年夏《骆驼祥子》写完后，又补写了《我怎样写〈骆驼祥子〉》等篇文章，使《老牛破车》成为了老舍式的“经验主义”的创作理念和文学批评观的理论之作，而不是单纯的创作经验谈。《老牛破车》所说的老舍式的“经验主义”的文学批评观，都是从创作实践中来，受到创作实践的需要，也受到创作实践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的启发而形成的，还会再回到实践中去，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实践也即作品的质量。从《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到《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你可以看到是老舍创作的不断发展成就了文学经典《骆驼祥子》的诞生。从小说创作题材上看，从写学堂、商人（《老张的哲学》），“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赵子曰》），市民公务员的灰色人生（《离婚》），社会组织体制的整体剖析（《猫城记》），再到市民社会贫民阶层的生活、精神遭际（《骆驼祥子》），题材贴近生活的关系更加成熟；从人物描写上看，由类型化逐渐走向典型化，创造出市民社会中的车夫祥子“这一个”典型；从人性展示、性格刻画看，从描写好、坏对立的一元化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的人性、性格形态，发展到真正描绘出了像祥子那样的“好人也有缺点”以及虎妞、刘四式的“坏人也有好处”的人性的多样性和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从读与写的经验的增多促成文学形式之美考察，由初期两部作品受狄更斯影响下的“泼辣姿肆”到采用康拉德说故事似的往“细”里写《二马》[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73页。]，继之读法国小说，回国后读俄国小说“觉得俄国的小说是世界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读的多了，就知道一些形式，而后也就能把内容放到个最合适的形式里去”[ 老舍：《写与读》，《老舍文集》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46页。]，加之写的多了历经艺术形式上的磨炼，才使《骆驼祥子》达到了艺术上的完美。从幽默艺术风格上看，从初期的“立意幽默”到《猫城记》“禁止幽默”到《离婚》“返归幽默”再到《骆驼祥子》幽默的成熟，老舍说：“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而且小说的文字“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再加上提炼过的北平的口语俗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因此，《祥子》可以朗读。它的言语是活的”[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08页。]。这就在“经验主义”创作基础上形成了《骆驼祥子》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新性，艺术的感染力。同样，《四世同堂》是在《大地龙蛇》对东方文化进行全面审视的基础上，也是在总结《火葬》写战争经验得失的基础上的大发展，实质上的创新性；《茶馆》是在他“经验主义”的诸多话剧创作的基础上，在艺术技巧上的大创新、大发展，也是在《秦氏三兄弟》（《茶馆》前本）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经典话剧。

老舍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作家创作时对“经典”的潜心追求也有一定的关系。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在心理愿望上就很想把它打造成文学经典。他是在辞去山东大学教职后拟做“职业写家”而开始写《骆驼祥子》的，老舍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05页。]。他满怀信心要放响这“第一炮”，他写完后就认为这部小说是“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文学经典已经住进了他的心中。同样，《四世同堂》也是在他经验主义的创作基础上，经过精心打磨而成的文学经典，如果说《骆驼祥子》酝酿构思的时间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那么到了《四世同堂》，它创作的时间更长，从1944年１月写第１部《惶惑》、1945年写第二部《偷生》到1947-1949间写第３部《饥荒》，历经长达６年时间的精心磨炼，才成就了《四世同堂》文学经典。老舍说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老舍：《致劳爱德》，《老舍书信集》（舒济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文学经典的生成必须有广泛的阅读接受，必须具备跨时代被接受的品质。老舍这三部文学经典从问世以来，一直具有超越时空的广泛的传播接受的品质，而且不断地形成时空的传播接受“热潮”。老舍的作品大都先在报刊上连载，继之出单行本，不仅在国内多次出版，而且在国外出版多种翻译文本。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是老舍。据不完全统计，老舍有20多部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这三部文学经典的版本更多，流传更广。《骆驼祥子》在《宇宙风》杂志连载后，从1939-1941年，上海人间书屋版共出版６次，1941-1949年，文化出版社共出版11次；解放后不同出版社的版本有10余种。国外有日、朝、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文的译本，直到2017年，马西娅?施马尔茨译成葡文版，首次被译到巴西出版。《骆驼祥子》创造了广泛的时空传播接受之最，它的不同译文的出现，即带来了该地域、该民族的老舍“阅读热”和老舍“研究热”，这种文化文学现象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日本、俄罗斯和西欧。以苏联、俄罗斯为例，《骆驼祥子》的各种译本就有10余种,由此带来了老舍研究“热潮”，据统计：“1953年至80年代末的30多年间，俄罗斯共发表出版了老舍研究论文、论著约120篇（部）”[ 宋绍香：《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四世同堂》也是如此，以它在日本的传播为例，从1949年至1983年就有日文译本７部，其中邻木择郞等于1951-1952年间翻译的《四世同堂》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畅销书。80年代初期，芦田孝昭译《四世同堂》（上），竹中伸、芦田孝昭译《四世同堂》（中)，日下恒夫译《四世同堂》（下）[ 日下恒夫翻译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不仅翻译了前面的中文部分20章（老舍称“段”），而且对末尾的英文的13章（段）进行重译，这样就成全了日译版的共100章（段）的《四世同堂》。]，也都是日译本名著。在日本，更出现《四世同堂》“研究热”，据不完全统计，仅五、六十年代就有14篇评论文章。此外，《四世同堂》还有德译版、英译版等。

《四世同堂》在国内的传播“热潮”是循序渐进的，且直到当下还出现新的热浪，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初载1944年11月10日至1945年9月2日重庆《扫荡报》，1946年1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第二部《偷生》初载1945年5月1日至12月15日重庆《世界日报》“明珠”副刊，1946年11晨光出版公司分上、下册初版。第三部《饥荒》只在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小说》月刊连载了前20段，即因故中止。在特殊年代作者手稿丢失，此书遂成残璧。1981年，马小弥根据浦爱德翻译、美国哈考特?布拉斯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四世同堂》节译本《黄色风暴》，转译了该书的最后13段，补足了作家原设计的全书的100段。马小弥转译的13段中文稿，载《十月》杂志1982年第2期。之后，大陆流行的《四世同堂》主要版本，后面的13段都是马小弥所译。近年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武平在哈佛大学的艾达?普鲁伊特的档案里，发现了《黄色风暴》之前的英文手稿本，这个手稿本比《四世同堂》的100段的版本多出了整整３段，这就使《饥荒》在20段后有了16段，全书成为103段。这部分与马小弥转译本不同的内容，经由赵武平的转译，发表于2017年第１期《收获》杂志。同年８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四世同堂》的完整版（103段）。接着又有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四世同堂》完整版；201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四世同堂》完整版（103段）。这就形成了文学经典传播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各种文学版本均以“完整”和后16段的翻译出色而竞放光彩，从而引起学界对《四世同堂》文学版本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老舍文学经典不仅在纸制版本的广泛传播上显示其经典品格，而且在戏剧影视改编、演出上，更能凸显它们的经典品格。在现代作家中，老舍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就有二十多部（从1950年电影《我这一辈子》以来至2016年的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有21部，不包括小说改编的话剧），他的文学经典被改编成戏剧影视的数量最多、且精品、经典纷呈。《骆驼祥子》改编成戏剧影视的有：1、话剧《骆驼祥子》：1957年7月，梅阡改编同名五幕六场话剧，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主要演员：舒绣文、李翔、英若诚、于是之等），从剧本发表至1958年3月不到一年的时间，梅阡说它已演出100场以上。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数据：北京人艺从1957年演出话剧《骆驼祥子》到1962年共演出200余场。1980年再上演以来至1989年陆续演出了近100场。2007年上演了顾威导演的新排本《骆驼祥子》[ 日本《老舍研究会会报》第30号（2016年9月3日）第14页。]。对于话剧《骆驼祥子》一代一代演下去，年年上演，仍然是一票难求的文化现象，顾威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这种现象一是得益于深厚的文学基础（老舍小说经典和梅阡改编的话剧经典），二是归结于戏剧的魅力；２、电影《骆驼祥子》，1982年9月，由凌子风编导，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同名电影，成为电影经典；３、京剧《骆驼祥子》，1999年1月，江苏京剧院上演；４、电视连续剧《骆驼祥子》，李翔改编，1999年2月播出；５、北京曲剧《骆驼祥子》，2011年；６、歌剧《骆驼祥子》，2014年5月，国家大剧院首演；７、广播剧《骆驼祥子》，香港版，共５集。一部文学经典产生出这么多的经典的剧种剧目电影电视，这是少见的文化艺术现象。电影《四世同堂》，1985年，林汝为导演；电视剧《四世同堂》，2009年，汪俊导演；这两部也成了影视剧经典。

如果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在广泛的多姿多彩的戏剧影视改编上创造了经典品格，凸现其经典特征，那么《茶馆》则在广泛的跨越时空的经久出新的演出中，创造出奇迹般的经典品格，彰显其经典特征。1958年3月29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第一场《茶馆》，焦菊隐、夏淳导演，于是之、郑榕、黄宗洛、蓝天野、英若诚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演出，立即产生轰动效应。之后常演常新，经久不衰，精彩纷呈，创造了北京人艺的演剧经典。总导演焦菊隐把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和中国戏曲艺术相结合，为中国话剧民族化作了有益探索，进而形成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而北京人艺一代卓越的导演和表演艺术家们，对确立《茶馆》的当代“经典”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上演的由谢添执导、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们主演的电影《茶馆》，更加广泛地传播了《茶馆》的经典品格。到了1992年7月16日，北京人艺的第一版本结束了第374场的演出。1999年，由林兆华执导，梁冠华、杨立新、濮存昕等演出的《茶馆》第二个版本，至2018年6月17日，第二版的《茶馆》演出了336场，这样《茶馆》上演60年，计700场，而且每一轮上演都引起全城轰动，一票难求的场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由这种文化现象，又派生出一些具有先锋创新精神的导演艺术家们以各自独特的阐释与演绎的《茶馆》演出方式：2017年11月，由李六乙导演，四川人艺演出的四川话版的《茶馆》；2017年7月21日，导演王翀将19世纪的“茶馆”搬到了21世纪的校园里，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演出了“残酷校园”版《茶馆2.0》；2018年由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制作出品广播剧《茶馆》，高度还原老舍作品精髓，填补了《茶馆》在听觉领域的空白；2018年10月18日至21日，在乌镇戏剧节上演了由孟京辉执导、文章领衔主演的中德合作剧《茶馆》，此版全新的舞台剧是站在当代角度，用整个人类的视角观察周遭，将当下融于传统进行再创造，打造一场抽象现实主义的时空碰撞。此戏在乌镇首演后，又开启了德国、法国、北美洲等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作为文学经典《茶馆》在国内不断地创造奇迹，而到国外的演出传播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光辉，显示了它的更加灿烂的经典品格。1980年，《茶馆》赴西德、法国、瑞士进行了为期50天，巡回15个城市的访问演出，掀起了欧洲“《茶馆》热”，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这是新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1983年，《茶馆》在日本演出，创造了继50年代和70年代“老舍热”而掀起的第三次“老舍热”。2016年，北京人艺赴加拿大演出《茶馆》，创造了加拿大的“老舍热”。总之，老舍的文学经典是跨时代的，跨地域的，国际化的，永远绽放着思想艺术光辉。

三 老舍文学经典的当代意义

从上述经典作家老舍的经典化历程可以看到他是追随时代的，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入文学史的经典定位的。从上述老舍文学经典生成的实质上的创新性和无限的感染力看，他是属于民族的文化伦理型的经典作家。他既从伦理范畴反映人伦关系以及维持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又以道德目光审视社会上的生命，以道德标准考量人性、人伦，进而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我们从老舍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中，总能受到伦理力量的感化，伦理力量成为老舍文学经典的最终的具有决定性的感化力量。老舍作品始终都有“善”者形象的存在，以“善”者形象感化人。以女性形象为例，初期《老张的哲学》中李静为救叔父而嫁老张，后被人救出，最终抑郁而死，是个守爱情、讲人伦的“善”者形象；《月牙儿》中的女儿为生活所迫也为养活年迈的母亲而卖身；《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有着为父亲和弟弟们的饭食、养家糊口而献身的精神；老舍不是把这些妓女形象作为有违人伦道德的化身，而是把她们作为为父母家庭献身的“善”者形象塑造的。到了《四世同堂》中的韵梅，她不仅是贤妻良母形象，而且是在民族危亡、战争灾难中，凭着坚忍的精神维持着“四世同堂”全家人的生活，帮助丈夫保持了一家人的清白，是一位伦理化、道德化、民族化的“善”者形象。即使像虎妞，也有“善”待祥子的一面。至于《四世同堂》中的几位老太太，她们身上或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国民精神弱点，但她们对家庭子孙以及对街坊邻里的“善”，也都为人们所喜爱。在老舍伦理化的审视中，善与恶的对立，总能让人感悟到“善”能净化社会风气，人们能够从社会的善者、良者身上得到伦理道德的完善；而“恶”则是滋生社会腐败的细菌，从而引起人们对“恶”者的憎恨，消除滋生“恶”者的细菌土壤，这同样能起到道德完善的感化作用。当然，老舍文学作品尤其文学经典作品中对“善”与“恶”的伦理化形象化的描绘，对人性的揭示、考量，又是多元的、丰富的、复杂的，就是在那些为作家所张扬、同情的“善”者形象身上，也有着人性丑恶的一面，而人性丑恶的一面，恰恰是人类社会的通病，老舍对这一人类社会通病的批判，往往以对“国民性”的揭示与反思来实现的，这又使老舍文学经典具有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

老舍以伦理目光审视社会上的生命，以道德标准考量人性、人伦，又使他的文学经典具有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老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全盘颂扬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地继承。他继承的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性的东西。作为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则是贯穿老舍一生创作的思想情感主线。爱国情感在国外创作的《二马》中表现强烈，回国后，三十年代的小说大都以暴露、批判现实为主调，但在暴露、批判中蕴涵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民族精神。到了四十年代的《四世同堂》爱国主义情感、民族精神的主题发展到了高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在钱默吟身上得以充分展示，而在祁瑞宣身上，则让我们看到了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家国情感发展的心路历程。作品通过抗战八年亡城北平中的各色人物的人生、人性、人情的描绘，让人看到“小羊圈胡同”乃至整个北平城里的爱国主义的正气始终成为压倒汉奸们卖国行为的试金石，正义，和平，爱国，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追求。《茶馆》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蕴藏在“埋葬旧时代”的主题表达之中，剧本最后的舞台展示：三个老头走完了他们的人生路，在台上撒纸钱以祭奠自己，各自发出了悲愤的倾诉：王利发一辈子没忘记改良，只盼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秦仲义办民族工业，为国家做好事，可到最后他的工厂被腐败的政府给拆了，所以他悲愤地说：“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常四爷：“我盼哪，盼哪，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可他迎来的是国家越来越不像个样儿，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人民群众爱国有罪，学生爱国运动受到镇压，“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21页。]这些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感是很能教育人、感化人的。

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位老人的人生悲叹，爱国情感的悲愤倾诉，也深深的带有老舍自身“爱国”心路发展的特点。老舍在《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一文中，写出了他的“爱国”心路历程，特别真诚。他说：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会说‘爱国’两个字”，可那时国旗上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国旗上的“龙”与皇帝本是一体的，那时候的爱国前面还有忠君二字，所以他讲那时候会说“爱国”两个字，就“有些不大自然”，不懂得“龙”和皇帝为什么代表中国。到了民国，五色旗代替了龙旗，爱国上面已不必加“忠君”，感到轻松些了，“爱国心也就更大了”。可是军阀混战，各处都有土皇帝，“使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中国”。到了蒋介石当权，“我几乎没法爱国了，因为爱国就有罪”。老舍到过欧美各国，“一出国，我才明白中国为什么可爱”，尽管他在国外明白了“中国与中国人的伟大”，“我却抬不起头来”，无论在纽约、伦敦，还是罗马，“我都得低头走路”，因为人家看不起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不一样了，“到哪里都可抬头走路了”，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爱我们的国家吧，这国家值得爱！”[ 老舍：《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初载195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第３版。

[谢昭新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