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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往右：瓦雷利亚·帕雷拉、姜·阿尔图罗·费拉里、达尼埃尔·门卡雷利、乔纳森·巴齐、桑德罗·维罗内西、姜里科·卡罗费利奥 Corrado Corradi 摄

7月2日，意大利最大的文学奖、第74届斯特雷加奖落下帷幕，获奖者作品是桑德罗·维罗内西（Sandro Veronesi）的小说《蜂鸟》（Il colibrì）。这部作品讲述痛苦，也表现出面对痛苦和展望未来的那种顽强。该作品已经先期被意大利最大的报纸《晚邮报》的图书质量榜评为“2019年度图书”。另外，维罗内西还是斯特雷加奖史上第二位两度获此殊荣的作家，2006年的获奖作品《平静的躁动》（Caos Calmo）已经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文字，而且改编为同名电影。另一位两度获奖的作家是保罗·沃尔伯尼（Paolo Volponi，1924-1994），其获奖作品分别是：《世界机器》（la macchina mondiale，1965）和《资本的苍蝇》（Le mosche del capitale，1989）。

本届入围候选的12部作品包括：

《新的季节》，西尔维娅·巴雷斯特拉（Silvia Ballestra）

《被淹没的城市》，玛尔塔·巴洛内（Marta Barone）

《发烧》，乔纳森·巴齐（Jonathan Bazzi）

《时间的尺度》，姜里科·卡罗费利奥（Gianrico Carofiglio）

《意大利男孩》，姜·阿尔图罗·费拉里（Gian Arturo Ferrari）

《青春年少》，阿莱斯奥·佛尔焦内（Alessio Forgione）

《我的沉默小传》，朱塞佩·卢普（Giuseppe Lupo）

《万物救赎》，达尼埃尔·门卡雷利（Daniele Mencarelli）

《阿尔玛丽娜》，瓦雷利亚·帕雷拉（Valeria Parrella）

《邦费利奥·利博里的一生》，拉莫·拉皮诺（Remo Rapino）

《蜂鸟》，桑德罗·维罗内西（Sandro Veronesi）

《学徒》，姜·马里奥·维拉尔塔（Gian Mario Villalta）

最终获奖者桑德罗·维罗内西（1959-）是当今意大利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全方位的文化名人。从1988年开始，他出版了众多的叙事文学作品，并获得了包括意大利最重要的三大文学奖在内的各种奖项，以及法国菲米娜奖等。此外，他还从事戏剧创作，并且为众多的报纸和几乎所有文学杂志撰稿。出版《蜂鸟》的特修斯之舟出版社，2015年由埃科和维罗内西等知名作家和评论家创建而成。鉴于主要成员中很多是著作等身的文人，特修斯之舟在短短的几年里就成为具有很强实力的出版社，其出版的作品也频频在各大文学奖中得奖或者提名。

纵观最近几年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创作，对于身份的认定、意大利的近代历史、青少年的成长问题、家庭关系，尤其是全球化和移民问题导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凡此种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体现。然而，本届文学奖的评选恰逢一场罕见的流行病疫情肆虐的时期。或许正是出于此种原因，评委们选出的12部候选作品中大多数是对个人经历的叙述，尤其是那些痛苦的“边缘化”人生：艾滋病、躁郁症、口吃和失语症，或者是像《蜂鸟》中表现出的，生活的百般蹂躏等等，从而将对个体痛苦的叙述置于绝对的中心。2020年评选中脱颖而出的作品，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创伤，也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叩问自己的内心，亦或是钻入社会的皱褶，找到那些隐藏的结。在对痛苦的抗争中，文学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力量。半数以上的候选作品都具体描述了主人公对于书籍和写作的热爱。或许同样是因为这场疫病，人们更多地亲近书籍，并从中汲取营养与力量。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生活在偏远小镇，甚至失语或者口吃的孩子，终日与枯燥的法律条文为伍的律师，还是出于生活所迫漂流国外的游子，对于文学的热爱仿佛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道曙光，也是经历各种不同人生的一个法宝。

个人经历的磨难

斯特雷加奖的宗旨始终是鼓励读者通过阅读当代文学作品了解本民族历史传统、社会变迁和当今生活，选出的作品也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意大利人的文化氛围和文学趣味。这种讲述既可以以宏大的历史时期或者事件为核心，也可以主要聚焦个人的经历，将其作为某个时代、地域或者典型人群的缩影。本届的12部候选作品绝大部分都属于第二种类型。在这里就不禁要将《发烧》和《万物救赎》作为类似的现象相提并论。《发烧》中的主人公乔纳森生活在米兰郊区，是一次不慎怀孕的产物。年轻的父母闪婚和闪离，这使他很多时间在祖母和外祖母身边生活。那个郊区聚集着无数来自意大利南方，尤其是那不勒斯的“国内移民”。乔纳森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见证了各种不良的社会问题：吸毒、色情、犯罪等等。他成绩优异，从上大学开始就学习并教授瑜伽课程，这也使他更善于感悟和描述来自身体的讯息。在30岁的某一天，他突然发起了低烧，而且始终不退，医生们都毫无头绪。最终，他发现自己传染了艾滋病。这一发现并没有令他沉沦，而是感到某种解脱。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艾滋病已经是一种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的疾病。相对于患有其他疾病的人来说，艾滋病患者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是来自道德层面的谴责，而非身体上的病痛。所以，心理上的建设，也就是接受并且坚强地面对这个疾病，同时勇敢地渴望未来，可能是在药物之外必须的自修。从这个意义上讲，《万物救赎》中表现的躁郁症，同样是一种更多来自于精神和心理上的病痛。主人公达尼埃尔在突然犯病后被送进精神病院。虽然他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却充分体会到了身体受到禁锢，精神上又忍受着巨大恐惧和痛苦的滋味。尽管两部作品中表现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在现代社会中，来自经济、社会、人际关系等等方面的压力，使年轻人背负上了比前几代人更大的精神重负，由此而来的各种身心疾病也日趋严重，但又无法简单地通过药物医治，如此便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创伤。与这两种情形相比，《青春年少》中的少年所要面对的问题，表面上看痛感稍弱，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多次与丈夫发生争执之后，男孩的母亲在多年前离家出走。他对学校里的学习没有兴趣，足球队的训练也主要是用来打发时光，并与小伙伴们盘桓。他真正迷恋的是漫画书和杂志上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和现象。在13岁的年纪，他经历了各种第一次：吸烟、初恋、贩卖含有大麻的烟卷，以便购买轻型摩托车，同时这一切无不伴随着对母亲的思念。这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简单的成长故事，但作者却通过男孩的经历，见证了意大利南部或者说大城市郊区的生活状况和青少年犯罪问题。那里是他出生和熟悉的地方，就像《发烧》中的米兰郊区一样。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承受的痛苦。然而，有些人的痛苦被贴上了标签，甚至被定义为“边缘人”或者“边缘人生”。实际上，那些同样是某种形式的存在，因此具有作为存在的尊严。每个人在痛定思痛后做出的选择，以及他们找到的自我救赎的方式，也都值得钦佩。

在这些叙述个人生活的故事当中，《淹没的城市》和《邦费利奥·利博里的一生》算是稍显特别的，因为它们含有更多历史的成分。前者见证了“铅色时代”的都灵，后者则叙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意大利历史，从法西斯统治到战后经济腾飞、1968年的学生运动，以及随后的社会动荡，直到最近10年的意大利社会生活。前者将新闻记者似的调查与对父亲的记忆结合在一起，后者则通过一个“疯子”的眼睛审视那些年代的种种。尽管两部小说中的时代色彩比前几部作品更加浓重，但从作品的初衷来讲，《淹没的城市》无疑是一个女儿对父亲足迹的追寻，并通过不断的抽丝剥茧的探寻，使父亲的形象越来越具体，女儿对父亲的爱也随之越来越深厚。《邦费利奥·利博里的一生》则更多是体现这位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痛苦一生。

波澜不惊的乡镇生活

或许还有一种痛苦，是像意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1990）在《鲸鱼年幼时》（Quando la balena，1982）里面描述的那种：“在一个小湖里面，只能生长着小鱼。”那些宏大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仿佛都只是另一个世界的喧嚣。小说《学徒》中的故事以两位七旬老人的对话展开。他们一个是教堂里的圣器管理员，另一个是退休油漆工弗雷德，也是前者的所谓“学徒”。弗雷德从未离开过他生活的那个位于意大利弗留利大区的边陲小镇。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其实同样暗潮涌动：妻子因为癌症离世，他与乌克兰护工之间的感情只能无疾而终，与儿子之间的代沟也无法弥合，因为那代表着两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两种人生。这就是意大利小镇上发生的平常人的生活。与此相比，《意大利男孩》和《我的沉默小传》中的主人公在童年时期也都生活在小镇上，但他们始终拥有自己的梦想，并且经过努力得以到大城市生活，成为二战后意大利工业发展和消费社会到来的见证。《新的季节》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两姐妹在阿布鲁佐大区的农村出生，长大后到城市里学习和生活。当面临是否要出售祖辈留下的土地时，她们才感觉到那块土地，它的美丽风光和动人传说都是如此难以割舍。尽管后来她们卖掉了那片土地，但还是经常回到那里，回忆一些过去的时光。小镇或者农村的生活仿佛被排斥在社会变革之外，但那里生活的点滴中同样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只不过那种变化悄无声息。

走在人生的经纬线上

正如错综复杂的生活一样，小说也不会总是线性发展，而更多由各种经纬线编织而成。在《发烧》当中，现实生活与童年回忆如同两条铁轨，故事的叙述就是在这两条铁轨上奔跑的火车。虽然两条线索的叙述具有各自的节奏和韵律，但总体上来说，两条铁轨上的受力均匀，因此小说的列车才能平稳前行，没有因为向哪一侧过度倾斜而脱轨。《我的沉默小传》和《意大利男孩》是将童年生活的小镇和后来定居的大城市米兰作为两极，并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有时仿佛不经意的对比中，体现意大利社会的传统与发展。在《被淹没的城市》中，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对父亲的模糊记忆彼此交织，最终描摹出一个丰满而真实的父亲形象。《阿尔玛丽娜》以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少年犯监狱为故事发生的场所，将两个看似完全不相干的生命逐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来自北方的中年孀妇和数学老师，另一个是16岁的罗马尼亚孤女和“小女贼”，她们在“互补”中得到生活的慰藉。《时间的尺度》同样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昔日的情人如今自然人老珠黄，但如今找上门来，请求律师帮助她为被判贩毒的儿子脱罪，他又怎能弃之不顾？尽管已经是成功的律师，但青年时代从风情万种的她那里受到的“情感教育”永远难以忘怀，而女人传递给他的对于文学的热爱，也一直延续至今。

假如说以上作品是通过两条线索来推进故事的发展，那么《蜂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而且并非都按照时间和空间的逻辑。相比《平静的躁动》中那个与我们一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家庭、孩子——仅仅是在意外失去妻子之后，才进入他的痛苦模式，进而以不同的心境和视角，发现了以前不曾注意和领悟到的世态炎凉的皮埃特罗，《蜂鸟》中的主人公马可则是受尽生活的百般蹂躏：少年时身材的过分矮小，以及由此产生的父母之间的争吵，中年时妻子的背叛和抛弃，女儿过早的离世，父母以及自己老年的疾病等等。世间所有的苦难仿佛都降临到这个男人的身上，其中的每一件都能够赚取读者的眼泪。然而，通篇读下来，你或许一滴眼泪也没有流。作者在章节名称后面都加上了发生的年份，仿佛是为了强调每个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以避免读者有理解上的困难，也稍稍冲淡了他的痛感。尽管如此，仔细看来会发现，那些事件并非完全是线型排列，而是打破了时间顺序的束缚，充满倒序，同时穿插了叙事以外的各种其他形式。这样的做法仿佛是在与某种固定的格式抗争，为线性描述制造一些小小的混乱。现代生活原本就纷繁无序，而文学原本就要描述发生在“非场所”的那些永恒的故事。这条与故事的叙述并行的线索，将散落在记忆中的碎片串在了一起：短讯、书信、邮件、清单，以及叙述与回忆。尤其是与昔日恋人路易斯的那些缠绵的书信，将他们之间聚少离多的、几乎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讲得如泣如诉。多少次相约永别，又多少次重逢，直至断了音信，到他临终时才又重逢。如此的设计，使我们在充满痛苦的章节之后邂逅一个温馨的回忆，尽管这个回忆可能发生在10年甚至20年前。可以说作者既照顾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又满足了自己叙述上的需求和喜好。

作品中还充满了各种隐喻。首先是作为标题的“蜂鸟”。它每秒钟能够振翅80次，仅仅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也就是悬浮在半空中。这种世界上最小的鸟表现出惊人的顽强，而它生存的状态像极了马可的人生。面对生活中一次次考验，尤其是疾病与死亡（父母、女儿、姐姐和自己），他始终在顽强地抗争，从而使时间静止，使生活保持原样。痛苦是我们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可以确定的东西。失去的痛苦会使我们难过，也会使我们在对它的准备和面对中变得坚强。接受痛苦，展望未来。小说将对于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叫做“未来人”的外孙女身上。她诞生于一个逝去的人（母亲），诞生于一个旧世界的废墟，却用她超人般的才华与能量，不仅鼓舞着一个失去亲人、又在晚年身患重病的马可，也是作者希望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和赋予自己作品的能量。我们曾经见过多少作品在中途“夭折”，虽然叙述仍在继续，却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相反，在维罗内西的小说中，这种奋力振翅的蜂鸟精神，正是历经生活磨难而又顽强生活的主人公的真实写照，而“未来人”所代表的能量与活力，带领着我们走向未来。文学的力量在于作品中的真情，以及表现这种真情所必须的细节。《蜂鸟》是一部充满细节的小说，真情也没有被各种纷繁的思绪冲淡。与女性作家相比，男性作家更多倾向于理性的思考，较少使自己陷入“情感的泛滥”。作为一位敏锐的文学家，维罗内西能够感受痛苦且传递痛感，但他的目的并非限于描述痛苦，而是痛苦之中的抗争，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文中那种隐喻手法的使用，为平实的语言增添了色彩和哲理的火花。

作品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一条并非线性发展的线索，那就是维罗内西本人的思考，它们来自作者亲身经历的某些时期的重要文化元素。贝克特的那句名言“我无法继续。我将继续”；来自另一位意大利作家菲诺利奥（Beppe Fenoglio，1922-1963）的灵感：在标题为《在小磨坊那里》的章节当中，第一句和最后几句几乎完全照搬了前辈作家菲诺利奥的短篇小说《漩涡》（Il gorgo，选自1991年出版的菲诺利奥小说集）的开头和结尾，因为维罗内西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重现那种纯洁与绝望；另外，还有最喜爱的作家之一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对维罗内西的影响，以及他经历的所有年代中最令世界侧目而又令他难以忘怀的著作、文章、歌曲等等，都尽数列举在作品后面叫做“债”的部分。这个附加的部分如同是作品的跋，或者是某种“参考文献”，将作品中那些重要的“内核”逐一点出，便于读者理解，又使作者感到倾诉的畅快。从这个角度来讲，维罗内西和他的老朋友埃科有类似之处，读他的书同样需要查阅文中提到的那些歌曲、文章和作品。第三条线索中包含的庞杂而纷繁的社科知识，无疑也是向读者和译者提出的挑战。

文学的梦想与救赎

著名作家翁贝托·埃科经常会鼓励人们读书，如此便可以经历各种不同的人生，而这是一种“极好的特权”。不过，或许还存在着更大的特权，那就是创造这些人生。本届斯特雷加的候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和作家梦。《我的沉默小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时也是一部成长小说。4岁的时候，妹妹的降生使主人公患上短暂的失语症。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发现这种失语症或许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同时也是心理上的。他出生在意大利南部巴西里卡塔大区的小镇阿泰拉，父亲是一个名叫“塔楼”的文化俱乐部的负责人。黎明时分，他家的大门不时会被来自外地的文人敲响，而他和妹妹还没有起床。如此一来，从幼年时开始，他就置身于“令人无法开口”的文化名人中间，而父亲最大的梦想就是儿子能够去米兰学习和居住，而且成为作家。儿子果然不负众望，成为米兰天主教大学的文学教授和著名文人作家。小说有很高的自传性，文学与人生合二为一。

在小说《发烧》和《万物救赎》中，文学的作用同样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救赎。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需要忍受超出常人的痛苦，也同样对文字、语言和书籍产生了深厚的情感。无论是从事真正的写作，还是仅仅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都使他们摆脱现实的禁锢，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文学也就成为他们的武器和生活的中心。即使在《意大利男孩》和《时间的尺度》这两部以反映二战之后意大利社会变迁和表现犯罪问题的小说当中，文学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意大利男孩》中的明尼，童年生活在乡村里，由于口吃而羞于启齿，也经常被同伴耻笑。外祖母的藏书如同是一个宝藏，陪伴他度过童年的孤独时光，也鼓励他努力学习，并且凭借优异的成绩逐步走向成功。《时间的尺度》的主人公是一位律师，但青年时期在恋人的影响下热爱书籍和电影，养成了在业余时间逛书店和参加关于文学的讨论的习惯，甚至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辞去枯燥的律师工作，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在作品之外，《青春年少》的作者虽然因为生活的原因远走伦敦，从事着与文学不相干的工作，却坚持通过写作来体验不同类型的人生，而《阿尔玛丽娜》的作者还曾经到作为她作品背景的那个少年监狱开办“文学工坊”，希望通过文学来帮助那些迷途的年轻人。无论是以上的哪种情况，都表现出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对于书籍和文学的强烈热爱与依恋。

（作者系斯特雷加奖海外评委，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