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23年夏天，丁玲跟随挚友王剑虹由上海来到南京，试图在读社会大学的同时寻找理想的未来。8月下旬的一天，经沪上旧友施存统、柯庆施介绍，她俩认识了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瞿秋白，并很快被其英俊潇洒的风度和渊博幽默的谈吐所吸引。在秋白的动员和鼓励下，丁玲和剑虹于当年9月重返上海，进入当时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办学，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科学系主任的上海大学（以下简称上大）学习。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丁玲和剑虹坐进了文学系的课堂，开始亲炙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与精英文化，一时间，陈望道讲授的古文，邵力子讲授的《易经》，田汉讲授的西洋诗歌等等，纷至沓来。面对这异彩纷呈的文化大餐，剑虹喜欢俞平伯解读的宋词，丁玲则更倾心于茅盾担纲的希腊神话，《奥德赛》《伊利亚特》的故事，开启了她遥远而美丽的幻想。当然，在上大，最让丁玲（也包括剑虹）印象深刻和精神感奋的还是秋白。那时，他虽然不担任文学系的课程，但几乎每天下课后都会到丁玲和剑虹居住的小小亭子间聊天，使这里变得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对于当时的情形，丁玲在穿越半个多世纪岁月烟尘撰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以下简称《秋白同志》）一文时，依旧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秋白）“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显而易见，在上大，秋白带给丁玲的，不单单是丰富的文学知识、独特的学习方法，以及别开生面的俄国文学与俄文，同时还有一种全新的精神视野与生活乐趣，一种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境界和价值取向。就在丁玲尽情享受文化熏陶和心灵欢愉的日子里，有一天，施存统问她是否注意过秋白近期的情绪变化？进而告诉她一个消息：秋白恋爱了。丁玲把这一消息说给剑虹听，没想到一向同自己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挚友，竟然是一片沉默，良久无语，两天后还表示，自己要离开上海，随父亲回四川酉阳老家。剑虹的态度与情绪的变化，让丁玲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无意中从居室的垫被底下读到剑虹写下的情诗，她才恍然大悟：原来剑虹热烈地爱着秋白，而秋白的所爱也很可能就是剑虹。看来这自尊心极强的两个人，谁也不愿意首先表露心意，只能各自憋在心里默默受苦。这时，丁玲凭着一股陡然升起的勇气，毅然为朋友当起红娘。她找到秋白，把剑虹的情诗拿给他看，替他和剑虹捅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纸，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婚后的秋白和剑虹相亲相爱，琴瑟和谐。他们把丁玲当作最亲近的小妹，最贴心的朋友，给予多方面的关心与呵护：秋白夫妇像安排自家人的生活一样安排丁玲的食宿；他们之间每逢有创作或娱乐，总要请丁玲来分享；秋白赠诗剑虹，也不忘写一首送给丁玲，称她是有赤子之心的安琪儿；秋白夫妇有一只烧煤油的烤火炉，也坚持放到丁玲的房间，先供丁玲取暖。然而，就在这种温馨亲和的氛围中，丁玲却执意离开了上大乃至上海，返回湖南老家。此后一个多月，她在闻知剑虹病危时虽然匆忙赶回过上海，但参加完丧事，还是立即去了北京。

二

丁玲为什么要离开上大？对此，当事人在成稿于1980年初的《秋白同志》中，曾对50多年前的往事做过一番梳理与说明：面对终成眷属的秋白和剑虹，“我不能不随着他们吹吹箫、唱几句昆曲（这都是秋白教的），但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我向往着广阔的世界，我怀念起另外的旧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却只秘藏在心头，我眼望着逝去的时日而深感惆怅”。作家还坦言：

上海大学也好，慕尔鸣路也好，都使我厌倦了。我要飞，我要飞向北京，离开这个狭小的圈子，离开两年多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以前不愿意离开的挚友王剑虹。我们之间，原来总是一致的，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

由此可见：当年的丁玲对于秋白夫妇有些“旧文人范”的生活喜好，以及剑虹沉浸于“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不再关心社会潮动——的精神意趣，是持保留态度的——这样的生活做派和精神意趣固然使丁玲体尝到友谊的温暖和人生的余裕，但同时也把她引入了一个“狭小的圈子”，以致内心里感到“寂寞”“惆怅”乃至“厌倦”。为此，她决定离开上大，离开“以前不愿意离开”的挚友王剑虹而独自北上，去寻找更“广阔的世界”。

在我的阅读印象里，历史上的丁玲对秋白夫妇热衷于低吟浅唱、诗词酬答的旧文人做派，以及剑虹只想作“爱人”的角色定位，确实有过内心的不满意或不赞同。1930年初，丁玲在《小说月报》连载以秋白和剑虹为模特的中篇小说《韦护》，其中关于男女主人公——职业革命者韦护（秋白）和知识女性丽嘉（剑虹），一度陷入爱情迷狂，忘记社会责任，而最终“迷途知返”的描写，实际上是作家对秋白和剑虹婚后生活方式的一种间接臧否和曲折评价。1981年4月3日，丁玲接受学者庄钟庆、孙立川的采访，当谈到自己在上大的一段经历时，更是明确表示：“他（秋白——引者）和王剑虹都钻到旧诗里去，一天到晚圈圈点点，写旧诗酬答，我认为这样不好。”（转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然而，是否是这一点促成了丁玲的离开上大？却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在这方面，丁玲自己的说法未免有些事理粗疏和情理牵强，以致让人难以完全信服。试想：抱定来上海求知与寻梦的丁玲，在经历了南京漂泊之后能进入上大学习，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在这里她不但邂逅了知识的矿富，同时也发现了梦想的曦光，因此，她对上大是热爱的、珍惜的、留恋的，如果不是遇到无法排解的人生难题，也是不会轻易舍弃的。而丁玲对秋白夫妇生活方式的一点儿不满，说到底不过是朋友之间的小龃龉、小分歧、小差异，基于他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的友谊，丁玲完全可以直言相告，当面沟通，即使对方不肯接受，也不妨求同存异乃至敬而远之，绝不会选择带有决绝意味的抽身而去。反过来说，丁玲既然选择离开上大，其原因就不会像文章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意味着她确实陷入了不得不离开的困难境地。

此外，从1922年初跟随王剑虹来上海，到进入上大，斯时的丁玲已有了属于自己的“朋友圈”。在这个圈子中，她接触最多的自然是剑虹和后来的秋白，但能够给予她精神启迪，或者说可以同她进行思想和生活交流的，至少还有王会悟、施存统、王一知、柯庆施、张琴秋、陈碧兰等，甚至还包括由母亲介绍给她的可亲复可敬的“九姨”——著名共产党人向警予。至于当时在上大传播新知新见的进步人士，更是此来彼往，目不暇接。置身于如此风云激荡的人文环境，丁玲却说自己陷入了“狭小的圈子”，以致感到“寂寞”和“厌倦”，恐怕也不是事实，相反倒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

正因为丁玲的自述存在不尽合情或合理之处，近年来一些作家学者开始重新探讨丁玲离开上大的原因。这时，有一种说法时有可见并渐次产生影响：当年的丁玲虽然成就了秋白与剑虹的恋爱和婚姻，只是她自己对秋白又何尝没有心弦的颤动？正是这种微妙的心动决定了她无法长久作秋白甜蜜婚姻的旁观者与见证人……这样的说法或许不是空穴来风，它在史料的夹缝里也可能存在某些蛛丝马迹，只是我们在接受这种说法时，仍要考虑如是因素：丁玲进上大时尚不足20岁，当时她想的更多的是如何获得“最切实用的学问”，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以不辜负母亲的殷切希望（参见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我的创作生活》等）。至于对异性的欣赏，对爱情的憧憬，不能说没有，但显然还不是生命中最敏感、最迫切的部分。因此我们对丁玲和秋白之间个人情感的想象不宜过于丰富和随意。况且丁玲既然已经化身为秋白心中善良美丽的“安琪儿”，那么她自然会格外爱惜自己那清洁的翅羽，而不会轻易改变乃至颠覆自己的形象。由此推演可知，对于秋白，当年的丁玲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儿朦胧的少女情愫，但这与她最终离开上大没有根本的关联。

三

秋白夫妇像安排自家人的生活一样安排丁玲的食宿；他们之间每逢有创作或娱乐，总要请丁玲来分享；秋白赠诗剑虹，也不忘写一首送给丁玲，称她是有赤子之心的安琪儿；秋白夫妇有一只烧煤油的烤火炉，也坚持放到丁玲的房间，先供丁玲取暖。然而，就在这种温馨亲和的氛围中，丁玲却执意离开了上大乃至上海，返回湖南老家。此后一个多月，她在闻知剑虹病危时虽然匆忙赶回过上海，但参加完丧事，还是立即去了北京。

2018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由瞿秋白、杨之华之女瞿独伊及其女儿李晓云编注的《秋之白华——杨之华珍藏的瞿秋白》一书。该书辑录了瞿秋白第二任妻子杨之华生前珍藏的一批关于秋白的珍贵史料。其中的书信部分，不仅收有瞿秋白致杨之华的书信20封，而且还保存了秋白与王剑虹之间的往来书信37封。正是这批杨之华以“凡是秋白友好朋友，我都能出于本能的发生好感而尊重”（杨之华怀念秋白的文章《无题》）的态度，保存下来的秋白与已故爱人的书信，为我们了解丁玲为什么离开上大，提供了最新也是最重要的材料。

1924年1月，时任鲍罗廷（苏联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翻译和助手的瞿秋白，前往广州参与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当时，秋白与剑虹新婚燕尔，因此顺理成章地开启了相当频繁的“两地书”。而在这些书信中，两人除了传递彼此之间的相思之情，还一再涉及到他们都很熟悉也很亲近的两个人：秋白的胞弟瞿云白和剑虹的挚友丁玲。1月7日，剑虹给刚到广州的秋白写去一信，心急火燎地告诉他，自己遇到一个不知该怎么办的大难题：云白因深爱丁玲而精神几近崩溃：

畇（指畇白，云白的又名，以下引用书信文字时均遵从写信人的习惯称谓）的心，怕要被爱火烧焦了！昨日（六号）他同冰（冰之，丁玲的字——引者）已宣布一切，但是他所希望的伊实在苦于不能付与。他深切的知道，而他的……又更不可收拾，……昨晚，双方都未成眠。他的冷泪只是那样直泪（流），时或变声狂笑，那种苦笑，简直连我的心都撕碎了。我的冰已经处于无摆布的“奈何天”里了啊！！……

……我既难受他的种种，同时我的冰向我吟唤，我更难过啊!

他俩的生活全都扰乱得不堪了。畇从昨晚起自（至）今天没有停止过眼泪，也没有清醒过情绪，只痴痴迷迷，笑啼并作……冰只好寸步（不离）厂（厮）守着，执定他的手……可是，只厮守着有什用处，他所想要的并不在伊那点怜惜，但是敎伊又怎办呢？伊除了怜惜，劝慰，厮守着，还能做什呢？……

……

“单恋”，“单恋”，好残酷的非刑！！

云白对丁玲的那份痴情，秋白早有觉察，同时他还发现丁玲并不爱云白。为此，秋白曾多次劝说云白，希望他放弃这份不可能得到回应的情感，而云白却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在兄长离开上海的日子里，他禁不住贸然行事，通过王一知、陈碧兰向丁玲做了间接但又是明确的爱情表白。对于云白藏在心中的那份感情，丁玲是意识到了的，却感到难以接受。当得知云白请朋友代为转达对自己的爱慕时，丁玲想到的是：“不如表明这一方的心意，绝他希望，免他痛苦更加深长。”（丁玲对剑虹所言，见王剑虹1月24日致秋白的信）于是，她主动向云白说明了自己的态度，结果便出现了剑虹信中讲述的“扰乱不堪”的那一幕。

面对“爱神”搬演的不惜让情感错位的行为，秋白又能有什么办法？这时，他能做的也只是当即复函剑虹，请她在丁玲与云白之间，多做一些勉为其难的说服或排解工作。请看秋白给剑虹的回信：

冰之和畇白的事我早就料到的，——畇白是个傻子，哪里禁得起。然而我看冰之也的确不爱他，冰之也的确不能给他所求的，那有什么法想！……畇白呢？他也不是真爱，——真爱又何必这样勉强。他不知道既然表示之后已经得了一个否定的答复，——假使他真正爱她，真正的信她是理想中的人格，——他就应当体谅她那“被爱而不爱”的苦，不再纠缠着。既是爱得她如此真挚，应当愿意她有幸福，而他的苦笑眼泪无一不是置她于无可奈何之地。那又是什么爱呢？”（1月17日）

如今畇白又如此不体谅我，如此不听我的劝说（我曾经劝过他两三次）。我劝他的话决不是不懂人情的话，他不听，有什么法想？你再替他（我——引者）说一遍，他想起我的话，便要好些的。只要放在心里，爱在心里，自己能克己的牺牲，便是真爱冰之。冰之对他怎样，我当然不能说话。（1月18日）

同时，秋白也写信给云白，埋怨他的不听劝告，批评他的行事草率，当然也免不了重申爱情的要义，要求他尽快走出一厢情愿的“单恋”……

不知是秋白的爱情理论过于高蹈，还是剑虹的调解方法不够得力，从接下来的情况看，云白与丁玲之间的“扰乱不堪”并没有很快化解。云白依旧深陷痛苦之中，“心情很是恶劣。”（剑虹1月23日致秋白）丁玲呢？她当然无法改变原来的态度，不能在情感上欺骗自己或虚与委蛇。然而，云白毕竟是秋白和剑虹的亲人，秋白是那样爱云白，而自己来上海后，秋白和云白又给了自己那么多的关心、照顾和帮助，这使得丁玲在拒绝云白时，又只能好言相劝，耐心抚慰，甚至还带着些许请求谅解和宽宥的歉疚，无奈这一切不啻于扬汤止沸，结果让云白愈发撕心裂肺，痛苦不堪。而对于自己和云白的事情，挚友剑虹的劝解看似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希望其圆满的意思。她一再说给丁玲的是：“我只想能寻找得着叫男女饮了互相恋爱的药才好……若真的寻得着，实在比念南无佛还大功德……”（剑虹1月19日致秋白）。这时，年轻的丁玲委实感到内心的无主和做人的两难，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安于原来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于是，她和当日为爱所困的剑虹一样，决定到春天时便回湖南老家！——这才是丁玲要离开上大的真正原因。

尚在广州的秋白从剑虹的信中获知丁玲要回湖南的打算后，立即致函剑虹，请她从前景和责任的高度劝导丁玲：

你的魂儿（生活中的丁玲常称剑虹为“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这里以“魂儿”借指丁玲）竟如此决意的要回去吗？我心说不出的难受。你能安心的听她回去吗？……冰之是地上的神仙，千万要劝她把握定自己的倾向，勉力做得世间人；她和你都能大有益于世间呢。不要颓唐，不要灰心，留的一些清明之气，同时找着一点世间的事做，我们的努力必定留些痕迹于世间。其实单为自己想，也是做些事好。

秋白的劝导高屋建瓴而又语重心长，但最终却未能让丁玲改变主意——在暑假将至的时候，她还是挥一挥衣袖，告别了上大和上海，踏上了返湘的水路。

值得稍加枝蔓的是，丁玲的《秋白同志》在写到“我”告别上大时有一个细节：

我走时，他们没有送我，连房门也不出，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阿董（秋白住处的娘姨——引者）买了一篓水果，云白送我上船。

显然是因为秋白夫妇“没有送我”的举止有违人之常情，以致引起了研究者对此的关注与阐释。学者李美皆指出：“这种情形很奇怪，不是一般的不舍就可以解释的。”她进而发问：“是瞿秋白和王剑虹之间已经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是他们担心丁玲的缺失将会使他们之间出现什么问题？”（《丁玲生命中的男人之瞿秋白》）而《丁玲传》的作者李向东、王增如则干脆断言：对于丁玲的执意离开，秋白和剑虹均“难以接受”，为此，他们以“连房门也不出”的方式“表示着不满”。这类说法孤立起来看似乎不无道理，只是当我们知道了丁玲与云白之间的事情后，便不得不承认研究者还是落入了郢书燕说。其实，丁玲返湘，由云白相送，应当是秋白的苦心安排；他和剑虹不出房门，无非是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云白和丁玲——天下的有情人未必都能终成眷属，但他们的内心总应该多储存一些温馨、美善、祝福乃至原谅啊！

四

坦诚，率真，敞开心扉，直吐胸臆，是丁玲散文的一大特征。这一特征即使在作家那些重在表现私人情感和个体记忆的作品中，同样有着酣畅充分的体现。《不算情书》《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包括《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中的一些篇章，都可作如是观。被誉为丁玲“最精彩的怀人之作”的《秋白同志》，大体也属于这一类型，然而，该文讲述作家在上大的情况，尤其是离开上大的原因时，为什么要隐去云白的事情，而另找一些显得牵强的理由？从相关材料和情况来看，与瞿云白的经历相关。瞿云白毕业于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参加过“五四”运动。秋白任教上大期间，云白到上大读书，随之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上海工人运动。这时的云白兼管秋白的家务，因此与丁玲多有接触。1925年，云白被党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到该大学所属的莫斯科中文印刷所担任翻译。1928年秋白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继而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兄弟二人在异国相聚。从上海到莫斯科，云白都是秋白的好帮手，他以自己的勤劳和细心，替哥哥解除了若干琐事的烦扰。

云白是秋白的大弟弟，年龄比大哥小三岁。对于云白，秋白一向寄予厚望且扶助有加，云白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秋白引领和影响的结果。然而，云白却没有在大哥引领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1932年，已经回国并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印刷工作的云白不幸被捕，继而变节，成为国民党反动宣传组织的一员。解放战争时期，还投奔过已为国民党效命的张国焘，任其麾下杂志社的会计。全国解放后，组织上根据云白的情况，将其安排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俄文译员，但因历史问题屡受管制，1958年因病去世。毫无疑问，在瞿氏四兄弟中，相对于秋白的从容就义，景白的惨遭谋害，坚白的血洒疆场，云白的生命是扭曲的、灰暗的、失败的，然而，或许正因为瞿氏三兄弟已为人民慷慨捐躯，人们不情愿、不忍心让瞿门的荣誉受损，所以瞿家的后人和一些研究者对云白的存在，常常采取淡化和回避态度，较少在公开场合提及。复出后的丁玲应该了解这种情况，她在《秋白同志》中略去云白当年的举动，恐怕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