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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仁:书写人生与精神的高原

来源:《解放军文艺》2020年第4期 | 李骏   2020年07月15日06:44

访者:李骏,军旅作家,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冰心散文奖、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等。著有《仰望苍穹》《住进铁营盘》等。

被访者:王宗仁,陕西扶风人,原总后创作室主任,著名作家,代表作《藏羚羊跪拜》《拉萨的天空》《青藏线》等,其中《藏地兵书》获鲁迅文学奖。

01

写作既要有造物主的眼光,

更要有芸芸众生的眼光,

这样你才能观察到人的独特性

李骏:每个人的创作都有瓶颈,都有从高原迈向高峰的苦闷期,有的人实现了飞跃,有的人却从此一蹶不振。您在创作中遇到过困难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王宗仁:实事求是讲,放弃文学创作的想法我没有过,从来没有。但瓶颈有过,而且多次有。我深切不悔地感悟到,出现瓶颈是好事,大好事。说明你对自己创作的作品不满足了,要奋争到一个广阔的天地去挥笔洒墨。即使创作很顺平的时候,有时有意识地给自己前行路上埋个“小丘陵”,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我想起了藏家流传的一句谚语:“凡是水草茂密的地方,都是好牧场,牧人手中的鞭子就始终不会挂在树上,总是紧紧地攥在手中。”我手中的笔就如同牧人的鞭子,不会让它休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沱沱河兵站采访了关茂福站长,他那张被高原雪霜雕刻的脸盘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近乎残忍:脸色极不正常,不单单黑,而且泛着一种不多见的深红,还透着枯黄。是心脏有了毛病还是肺染上了怪疾,在脸上才有了这种表露?我问他时,他只是捏着一支烟闷抽,久久不说话。我狠追问了几次,他才说:在这地方工作,能有几个人没有病。后来我才得知,他的心脏和肺都有毛病。就是这样的身体,不久他又主动要求调到海拔更高的唐古拉山兵站去工作。那次我在沱沱河兵站特地多滞留两天,采访他,终于用诚心打开了他的心门,他畅谈了自己的苦乐,还有梦想。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不该忘掉的人》,发表在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文艺报》。中央电视台七频道的编辑看到了这篇散文,让我在电视台讲述了关茂福的事迹。

就是这个关茂福,让我的心很久很久都无法平静下来。不带杂质的自责,比浮夸的喧嚷深到更深,宁静着我的心。就是这个语不惊人的关茂福让我多次自问自责:“我能像他那样吗?又有谁能像他那样?”

我开始检点自己以往写的那些反映青藏高原军营题材的作品了。不能否认它的历史作用,但毕竟太小家子气了。我很不满意。不满意就是孕育文学精神的动力。一个人要有能力发现自己的不足,这是一种向上的责任。我当然不会忘却来路,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今后的去向。关茂福的精神很快就成为我创作报告文学,反映青藏军人奋战高原的酵母,驱动力。我要站在更高处,力争用一览无余的眼光探寻高原战友的内心感情世界。写作既要有造物主的眼光,更要有芸芸众生的眼光,这样你才能观察到人的独特性。我走上世界屋脊,在没有山冈的山间也仰望世界。因为精神总是在云霄之间。我发现高原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故事。

一九九一年是我报告文学创作的转折点,也是丰收年。我创作的《青藏高原之脊——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一》《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二》《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青藏风景线系列之三》,分别在《十月》《当代》《长城》等刊物相继发表。接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青藏风景线》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朱向前主编的检阅军事文学的大型丛书,也将这本书冠名《日出昆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骏:您还有不少文章被选入小学和中学课本。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您的《藏羚羊跪拜》曾在中央一台读书栏目被展播,成为经典名篇,其展现的大爱与善心善念让人印象深刻。

王宗仁:如果奔着写出名篇流芳百世的目的去写作,这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凡是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毫无例外地都是作家人生经历、认识生活的积累和文学素养的精准,达到一定火候后,偶然获得的。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偶然的机缘找到了非写不可的“痛点”。这“痛”不是痛苦,而是快乐。一肚子的话到了非要从笔尖上吐出来不可的时候,不吐就痛,吐出来那就是痛快,幸福!

二〇一〇年初,在《藏羚羊跪拜》选入语文教材十年后,《语文学习》编辑部主编周燕才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约我为刊物“课文作者”栏目,写一篇创作《藏羚羊跪拜》的体会。当年六期刊物刊登了我写的《青藏高原山水的馈赠》,文中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记得一九九九年盛夏,我乘车奔赴拉萨途中,经过藏北草原时,司机小马深情地给我讲了一只藏羚羊跪在猎人枪口前求饶的故事。我至今无法忘记的是小马讲完后,含在眼里的那伤感的泪水久久不落。人只要稍有一点善良之心,一点关爱生命的同情怜悯心,都会被这只作为母亲的藏羚羊为护子而下跪的神圣一拜戳痛心扉。藏羚羊受辱曲蹄求饶,人呢,为什么如此铁石心肠?”

总有一些人生活在丰盈的阳光下,不安分守己却要逃离现实,寻找阴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着生存之忧、痛苦之苦、死亡之悲、仇恨之恨、情思之痛,而后又念经求佛。何苦来着!人呀,多么复杂的群体,那个举起屠刀宰杀藏羚羊的猎人,也许属于这类人群,也许不完全是这样。可以原谅他放他一马的是,毕竟他放下了屠刀,消失在没有阳光的角落里。

忧患是作家应有的本色,但不能被忧患牵着走。要跳出忧患让人迈向光亮的地方。

02

从生活中爬滚出来的作家,

他们身上带着泥巴甚至牛粪,

未必能写出好作品

李骏:您一直坚持现实主义道路。为此,在身体允许时,曾先后六十多次翻越青藏线,每年都到线上体验生活。您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分别是什么时候?回忆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和较大的改变?您认为生活与创作关系非常重要吗?有些作家是凭经验创作,有深厚的生活经历与现实主义风格;而有的作家完全靠想象的经验创作,只要有好的故事题材,甚至可以虚构出一个世界。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王宗仁:应该说确实有凭经验写作这一说,也的确有这样的作家。我相信会有不少人认为我是属于这类作家。对此,我承认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完全认可。所谓凭经验写作,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从生活中爬滚出来的作家,他们身上带着泥巴甚至牛粪,还能写不出好作品,谁信?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作家自认为写得很真实,都是亲眼所见亲耳听来的事。可是在读者看来反而不真实,越看越不爱看。我们缺的往往不是真实,而是真知。

这句话和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一点不相悖。怎么说呢?其实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讲得一目了然:“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那么,如何高于生活呢?就是作家走进生活后,还必须从生活中走出来。如果就是泡在生活的激流里难以自拔,那么淹没以至淹死在生活里都是有可能的。要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学艺术,不能挪用生活,而要孵化生活,酿造生活。它拔高后的失真没有任何关联。这就是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突破。只有站在比现实生活更高的台阶上,才能发现生活的美、人性的多姿,也才能正视人性的丑恶,历史进程中的阴暗,显示出深重的忧患意识。

那年,我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在总政宣传部召开的反映三大战役创作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写平津战役,还有其他作家写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都必须站在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这三大战役的位置上写,才有可能写得真实!”这话讲得不无道理,当然我们是力争这样做的!

03

文学创作让作家成为幸福的人

李骏:有一段时间,军队作家许多都去写电视剧。触电可以挣钱,您写过电视剧吗?您如何看待作家的电视剧写作?军队作家要有哪些坚守?

王宗仁:因为不会影视作品,所以从来没有触电的奢望。倒是一直以来渴望有人把我的那篇散文《情断无人区》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且这个愿望还很强烈。自认为张艺谋编导最合适。

为什么我对《情断无人区》有如此强烈地改编成影视的愿望?这部三万字的纪实散文,是我用心用情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叛匪头目的女儿拉姆,和其父恩断义绝与解放军战士李湘的奇特、曲折爱情经历。展现的是战争中人们经历的苦辣酸甜与人性变迁。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平息西藏叛乱年代。战火中诞生的爱情故事照样非凡绝伦。贵族家族的千金小姐拉姆,在随叛匪头目父亲逃窜至羌塘无人区后,被为了保命的父亲遗弃荒野。追歼叛匪的解放军战士李湘巧遇拉姆,拉姆将自己一双绣花藏靴送给因追歼匪首赶路双脚溃烂的李湘。李湘千推辞万谢恩后,只收下了一只藏靴,继续急追叛匪。

后来,这只藏靴成为他们爱情难以跨越的一座桥梁。

叛乱平息后,拉姆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李湘也迷路在数百里难得见到一个人的无人区。其实,严格地讲他俩都可以在经过千难万难以后走出无人区。只是他们都在惦记着对方,在互相寻觅。李湘日夜奔走寻找那位送藏靴的藏族姑娘;拉姆也四处打听那个金珠玛米,她却丝毫没有讨回藏靴的意思。今天消失了是明天,太阳落了月升起,每送走一天他们都觉得仿佛绕地球一周。忘记了年月日,他们却没有被遗忘吞噬。

在空旷、阔远的无人区,四大皆空,脑空心静,拉姆的心灵陡然得以净化,升华。她回想到父亲平日把农奴当马骑耀武扬威的显摆,甚至割下农奴的头盖壳当酒杯,她的心瞬间碎成了粉末。她突然有了要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念想!她在追寻李湘,他应该把父亲这样的恶人抓到了吧!

同一时间,李湘追寻拉姆的心境随着无人区的空旷也在一日比一日急切!

两人终于在无人区相遇;相爱。

随后的故事颇为曲折,离奇。他们生子;游牧;李湘完全藏民化了,衣着、话语全退化了汉族的本色。二三十年啊!他们的儿子被野狼袭击后,狼崽竟成了他们守家的卫士。最后两人分手。拉姆进了尼姑庵。李湘还在背着那只藏靴追寻,等待。最后呈现于他眼前的是一座尼姑坟……

人性深处的命运悲喜剧,与家族历史紧密黏合在一起。展示了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与人性,遇到宗教、阶级的无形或有形堑沟后无法退却。在完成这部作品后,我突然更深地知道了什么是生活。无人区这位战士和这位姑娘的生活,比我以往听说过的所有的故事、读过的所有的书都要丰富宽广,我才知道文学高于生活有时是不可能的事。

李骏:您未退休时,许多人在您悉心指导与培养帮助下,走上了专业创作或编辑之路,其中不少人成为名家,为军队和地方输送了大量人才。更多的人通过文学书写的方式,最后改变了命运,大家对此充满感恩与回忆。当年,您工作与创作任务都非常繁忙,还把大块宝贵的时间用于培养文学新人新秀,当时是如何考虑和看待这个问题的?又是如何推进这项工作的?

王宗仁:文学创作是个体脑力劳动,能不能创作出好作品,能不能成为作家,主要靠个人奋斗。外因只能起到助推作用。所谓培养作家,说得准确点,就是为奋斗的作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让他们有后顾之忧。比如保证深入生活的时间,提供发表作品的阵地,作品创作出来后,请编辑和评论家做实事求是的评点。等等。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踩着多少人的掌心肩膀攀爬着文学的昆仑山。我清楚地记得,为我的作品开过三次研讨会,全是总后政治部领导主动提出来召开的,从邀请参加会的人员到布置会场以及记录整理会上大家的发言稿,都是别人分工专人操持。一个受恩于军队熔炉锻炼和文学大家庭温暖的有良心的作家,他总是在寻找反哺之恩的机会。至今我无法忘记的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九〇年初的一天下午,刚就任总后政委的周克玉上将,约请赵南起部长指名道姓地在总后礼堂首长休息室接见了我。他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总后的文学创作抓起来,并同意每年拨款五万元创办《后勤文艺》杂志。周政委和赵部长救助濒临歇息的文学事业的举措,犹如重石火花刹那击中我的心,我被燃烧,被彻悟,对人生对自己的事业有了豁然开朗的寥廓和提升。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每年五万元的资金,后来我们培养作者的口号都是虚晃一枪,难以开花结果。

我作为当面聆听两位领导给力的作家,怎能不努力工作把总后的文学创作抓起来,且一抓到底呢?周、赵两位领导给我们输送的不仅仅是钱,更多的是推动文学向高峰攀缘的动力。事后,好些年,我们组织了一次三十多位作者赴青藏高原采风笔会。

我重提这段往事,意在表露心迹:我们总后这支文学生力军,东杀西拼,是用道德的感情回报党恩。我是一个曾经遇到“贵人”的人,我也要把自己变成“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