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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愚:传送传统文化的“流光溢彩”

来源:解放日报   | 王一  2020年07月11日08:16

传统文化能给人生带来什么?

南京大学副教授李晓愚给出她的答案:“它给了我诗意的感受,让我了解生命的深度,甚至在绝望中拯救了我。”她将这份感悟沉淀,将文化故事积累,完成了《中华文化故事》丛书。

在这套书中,李晓愚介绍了汉字的创制演变与造字方法,探寻词语的来龙去脉,品读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趣谈古画背后的逸闻典故,追溯书法的渊源历史,精选承载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物件、风俗习惯,为读者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流光溢彩、魅力无限的风貌。

古人境遇与心思的凝聚

读书周刊:在《中华文化故事》丛书中,您为什么选择汉字、词语、诗词、古画、书法、风物这六个领域?

李晓愚:出于出版和研究的需要,我把传统文化分为诗词、书法、绘画等,但其实传统文化是一个整体,就是古人的生活,不同领域彼此之间是相互渗透的。

我举个例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着一件镇馆之宝——翠玉白菜。这件玲珑的玩意儿由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料雕刻而成,菜叶上头还雕着一只蝈蝈、一只蝗虫。

这是一件艺术品,但如果你要理解这件艺术品,调动的知识是复合型的。你首先要知道白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雕棵白菜,不雕棵西兰花呢?在我们民俗文化中,白菜谐音“百财”,是财富的象征。白菜的叶子是绿色的、菜帮是白色的,合起来就是“清清白白”。蝈蝈在古时候有一个文雅的名字——螽斯,这种昆虫的繁殖能力极强。古人生活在农业社会,相信人多力量大,多子便是多福,他们看到蝈蝈就联想到旺盛的生殖力,自然要歌颂一番。

如果再追问下去,你会发现,这棵白菜颇有来头,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娘娘入宫时的陪嫁品。所以这件艺术品的意思是,我们家世显赫、新娘“清清白白”,祝福她多子多孙,为皇室开枝散叶。

这些是词语的知识还是艺术的知识呢?所以不能分裂开来看。

中国和西方在美术欣赏方面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叫读画,西方叫看画,读画是读什么呢?很多画是有典故的,你如果不了解这些典故,画的意思就打折扣了,很多画上还有书法,是题画的诗。这些都是融为一体的东西。

读书周刊:即便看不懂这些艺术品,也不妨碍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些古老的知识?

李晓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传统文化能帮助人们去发现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美。比如你在西湖边,如果是阴沉沉的天气,望着远山,你会想起姜夔《点绛唇》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当诗句从你的脑海中冒出来的刹那,你眼前的风景都不同了,它会帮我们在美的层次上,有更深刻的领悟。有一句话是“世间不缺少美,而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眼睛怎么能发现美呢?不是只靠眼睛就行了,背后需要知识的储备。

此外,传统文化还可以让你看到生命的深度。我看到自己的白头发,就想到“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就是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离树飘零的落花。变老、时光流逝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想到这里就会觉得很感伤,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有别的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只把自己当成花,就很惨,因为花要凋谢,但是你换个视角,把自己当作泥巴,老了去护花、去延续,那你的生命就有新的价值了。

读书周刊:人生未必如诗,但人生却应该如诗。以诗意的心灵去感知和判断世事,才会有诗意的人生。

李晓愚:我原以为传统文化之“用”也就在于给人生以诗意,但其实不止如此,我还被诗词拯救了。几年前,因为工作压力和产后抑郁,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一旦黑暗来临,害怕睡不着的恐惧就将我深深裹挟。无数个夜晚,我坐在床上放声痛哭,不明白为什么像睡觉这样人人会做的事,我居然不会!中医、西医、神经科、心理科我看了个遍,各种方法都试过,却无改善。在无心睡眠的漫漫长夜里,翻阅古诗词成了唯一的排遣方式。每每读到“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徘徊欲睡还复行,三更犹凭阑干立”之类描写失眠的句子,我的心中就会滋生无限的安慰。从三千年前《诗经》里的君子,到孟浩然、高适、陆游,他们统统失过眠,“吾道不孤”啊!古人夜不能寐,或为爱情,或为事业,或为家国兴亡,或为坚守气节,跟他们相比,我的失眠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还从古人那儿得到了一个重要启发:他们虽没有安眠药,却从不为睡不着而焦躁,或弹古琴,或观松月,或徘徊散步,连陶渊明“披褐守长夜”的“守”字里也透着一种安定和坦然。在无眠的夜晚,这些诗词成为我精神上的加持,我不再痛哭,不再焦虑,不再把睡不着当回事。奇怪的是,当我放弃与失眠的搏斗之后,竟然轻松地睡着了。

年岁愈大,涉世愈多,我愈发现传统文化是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个人的经历。就如王夫之所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自得”二字道出了读诗的真谛。一首诗,一阕词,都是古人境遇与心思的凝聚,至于后人能得到多少,全凭各自以生命阅历去印证。

“普通知识”绝不普通

读书周刊:看到《中华文化故事》的书名,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写给孩子的书,您在写作时设定的目标读者是谁?

李晓愚:我设定的第一读者就是我自己,因为搜集资料和完成这套书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旅行。我觉得旅游有两种,一种是出国,去陌生的国家,还有一种是去往昔,这不也是“外国”嘛,只是我不用背着行囊,只要捧着书就能够到陌生的“国度”中,在这个旅行中你也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好奇心被满足。很多旅游的人都喜欢写游记,在古典文化畅游中的我,也想把这些说给感兴趣的人听。

关于这套书适合谁看,我觉得适合所有人,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很多成年人觉得汉字、成语、词语这些知识他都是了解的,我在书中将这样的知识称为普通知识,但读了书你会发现恰恰是这些普通的知识,才是最不普通的。

读书周刊:为什么这些普通的知识才是最不普通的?

李晓愚: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故事中就有这么一段。女凶手伪装成被她杀害的尊贵女士,出现在一个上流人士的宴会上,宾客闲聊,有人提到了“帕里斯的裁判”(Judgement of Paris),女凶手插话道:“什么,巴黎的裁判?我看现在巴黎已经做不了主,管事的是伦敦和纽约。”“帕里斯的裁判”是西方著名的典故,说的是帕里斯王子将金苹果判给爱神阿弗洛狄忒,之后在爱神的帮助下把绝世美人海伦诱拐到特洛伊,从而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帕里斯”与“巴黎”的英文拼写完全一样,无知的女凶手将它们混为一谈。正是这个知识漏洞,使她露了馅——她可以在外形上伪装成尊贵的女士,却无法伪装她的学识。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普通知识的传统》一文中引用了这则侦探故事,以此为例来说明:普通知识就是不普通的知识,因为它只对某个阶层而言才称得上是普通。

对于中国人而言,很多典故仍以勃勃的生命力顽强地“活”在当下的语言环境中。我们日常的交流离不开这种共享的知识库。这些知识虽然大多来自道听途说、耳濡目染,却已融入我们的生命,身处中华文化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不动声色地随意享用。但如果对这些“普通知识”缺乏了解,交流就无法顺畅地进行。《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把“三十而立”解释成“三十个人排排站”,引得观众哈哈一乐,但那是电视剧。试想在现实生活中,当你义愤填膺地向小伙伴怒斥某人为“陈世美”的时候,小伙伴却好奇地问你陈世美是谁,你会不会感到崩溃?

“古典”的价值不仅在于“古老”,更在于“经典”,那些跨越时代流传至今的词语典故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这一点上说,“普通知识”的意义绝不普通。

读书周刊:实际生活中,误用成语和滥用汉语、成语的现象十分普遍,似乎变成了一种语言“灾难”。

李晓愚:这种语言使用现象折射出一种浮躁的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信息化时代、读图时代有一定关系,人们“享受”快餐文化,很难潜心读书,不求甚解,简单而机械地模仿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语言的使用只是其中一个表征。

每一种文明的语言都与那种文明的思想方式、价值理念和民族习俗密切相关。这就是我们需要典故的理由之一: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词语,洞悉古人的思维模式,从中获得启迪。我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很喜欢搜集那些记录愚蠢行为的成语,比如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按图索骥、揠苗助长、南辕北辙、自相矛盾、掩耳盗铃、杞人忧天,等等,这些成语都是前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我们的老祖宗的确用心良苦,用高度简洁的方式让我们牢记:人类的愚蠢是无边无际的,而且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还有一些成语,比如大而化之、断章取义、出尔反尔、人尽可夫,在时光的推移中它们悲惨地“沦落”为贬义词,可如果你去了解一下它们最初的含义,一定能从中窥见古人的智慧。这些典故本身就是一种关于为人处世的教育。

读书周刊:语言是一个不断处于更新中的系统,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为这个系统贡献新的词汇。在网络时代,各种时髦话更是层出不穷。网络流行语对我们成语的文化有冲击吗?

李晓愚:我不想做个“老古董”,所以偶尔也会顺应潮流,使用“压力山大”之类的流行语。但我也很想告诉年轻朋友们,一味顺应潮流恐怕不行,我们还得顺应文化、顺应古典。流行词汇的确创造了一种更直接、更率真的表达方式,但也失去了文化中细腻、幽微的一面。古人对于“压力山大”有着更多样的表述:任重道远、如牛负重、千斤重担、忍辱负重、心有余而力不足,等等。这些词都在说压力大,但又有着微妙的区别,可以运用在不同的情境中。我有时会担心,时髦话和流行语的泛滥,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长此以往,我们的表达会变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粗俗。当我们的语言日渐枯燥贫瘠时,我们的感情和思想也会变得枯燥贫瘠。

只有理解,才能挖掘

读书周刊:毋庸讳言,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难题。随着时代文明的更迭、生活方式的革新,传统文化受到来自自身与外界双向的生存压力。

李晓愚:很重要的是要知道,“传播”和“传承”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

“传播”是在空间中传递信息,而“传承”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前者不易,后者更难。比如说,王羲之的书法已经没有真迹存世,就连大名鼎鼎的《兰亭序》也是唐代人的摹本,那是什么促成了王字传统跨越时空的传承?王羲之书法本身的艺术水准固然重要,但仅凭其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坐稳千年“书圣”的宝座,其中既有技术的助力,亦有文化的加持。就技术层面而言,中国艺术有临、摹、刻帖、拓片等特有的复制手段,书画原迹一经好手摹拓,便可一本化为千本,有如明月倒影千江。文化层面的因素更丰富,包括体制(复古传统、艺术史书写、皇家与文人趣味)、机构(宫廷、博物馆收藏)、个人实践(历代书法家的追摹和转化)等等。技术与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保证了王字传统在过去和当下之间循环。因此在丛书《书法的故事》中,我不仅仅谈论书法家和他们的作品,还想试着从技术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书法的经典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延续的。

法国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传播社会”中。我们在征服空间上具有越来越完备的现代性,然而,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却越来越弱——作品有多少能流传,又能流传多久,心中毫无把握。如何同时驯服时间与空间,我们或许能从传承中汲取些有益的经验。

读书周刊: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程度不够,应该如何深度挖掘传统文化,并实现新生?

李晓愚:拿艺术品举例,现代人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艺术品制作出来是供人摩挲把玩或令人赏心悦目的,简而言之,是为了观看、为了审美而创作的。然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天陈列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里的古代绘画最初大多不是有意作为艺术品来展出的,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比如敦煌莫高窟窟顶的精美壁画,它们绘制在幽暗的空间中,以正常姿势站着的观众根本无法看到。那么,画家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地描绘呢?不是为了展示技艺,而是为了积累功德,重要的是制作,不是观看。再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它先是悬挂在亡者的灵前,供生者表达哀思;然后覆盖于亡者的内棺上,作为亡者的替代物,象征着亡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永恒存在。如果马王堆没有发掘,这幅帛画根本不可能被观看。无数的绘画都是为了特定的场合、特定的目的而制作的:有的可能是为了行使巫术,如贺兰山岩石上的《公牛》;有的是为了陪伴亡者,如汉代画像砖上的《弋射收获图》和唐代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有的是为了进行道德训诫,如《女史箴图》《历代帝王图》;有的是为了宣扬帝王的功业,如《职贡图》《北齐校书图》。至于《韩熙载夜宴图》,其实它是一幅刺探大臣私生活的“情报图”。

总之,这些画的首要目的不是被观看和欣赏,而是要有用。难怪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一开篇便声明“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艺术家着手工作时,必须把绘画的目的、功能、使用的场合等种种因素都考虑进去,而不能纯粹为了美而创作。今天,我们解读这些画作的时候,也要努力地将它们还原到最初的历史语境中去,只有理解了,才能挖掘,才能传承。

读书周刊:传统文化就像一个生命体,只有跟人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才能不断进化。

李晓愚:其实,传统文化部分地属于我们之前的创造者,部分地属于我们身后的世世代代。我们只是传送者,位于它们的过去和未来之间。我们敬畏传统文化,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自然进化的产物,蕴藏着也许我们还未充分认知的合理性,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古老和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