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汝龙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提到他的名字，广大的契诃夫爱好者和许多作家都会肃然起敬。巴金曾赞美汝龙：“他让中国读者懂得了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以教书翻译为业

汝龙1916年生于苏州，其父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6岁的汝龙也来到北京上学。中学时代他受到了新文学思潮的影响，立志要“为人类献身”。

1937年，汝龙中学毕业后正要报考大学，适逢“七七事变”。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他和妻子文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到过南京、上海、西安、重庆，以教书、翻译为业，养家糊口。其间，用“及人”的笔名发表过描写流亡生活的中篇小说《一日》。

1947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汝龙根据英文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此后他又翻译了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其中以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的27本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最为读者熟知和喜爱。

汝龙与人文社

汝龙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是从上世纪50年代出版他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密切起来的。

人文社1951年成立后，俄苏文学不再出版转译作品，要求从俄文直接翻译。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有影响的英译俄文作品一律根据俄文原版重新校订后方可出版。比如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经俄文编辑刘辽逸根据俄文本重新校订和补译的。

在这种情势下，汝龙开始自学俄文，每周还到一个俄国侨民那儿去一次，解决疑难问题。据文颖回忆：“汝龙把以前由英文译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复活》根据俄文本重新译了一遍，有的重译过两三次，废稿就有百万字。”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前辈磊然也讲过，汝龙从英文转译的俄苏作品交给人文社时，全部经过他本人根据俄文本重新校订，责任编辑看稿也要根据俄文本校阅加工，有的还不止一遍。

孟昌是1957年版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的责编，他告诉我，汝龙根据俄文本重译了这本书，因为交来的是手抄稿，而不是在旧本上修改的稿子。1984年出版20卷《高尔基文集》时，我是第16卷的责编，该卷收入了《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我见到书稿上有许多修改之处，显然汝龙又下了一番功夫。

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有传言要废弃汝龙的译文，原因是他所有的译文都是从英文转译的。我记得天津作家冯骥才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此事，他认为汝龙译契诃夫是上乘译作，不可替代。

当时，确有一些俄文译者，在全国只有北京、上海两家出版社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情况下，要求我社更换汝龙译的俄文作品，但都被几位老同志否定了。当时孙绳武已任人文社副总编辑，他主张：凡是在我国翻译史上有过贡献的译本，要尽量保留。其实汝龙的译文贵在通篇造出的神韵，从其他译本中挑出一两句，也可能比汝龙译得好，但从整体上看，高低优劣就显而易见了。

1959年“反右倾”斗争之后，国家号召社会上的自由文艺工作者“挂靠”单位。汝龙找到了人文社，大概是因为这里出版他的译著，他与许多编辑熟悉，再有就是人文社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他被分配到人文社编译所。

汝龙在编译所做了哪些工作，无从知悉。但我手边有两份他亲笔写的申报《契诃夫著作集》的选题计划。第一份是1962年写的，计划庞大，共10卷，包括小说、戏剧、文论。第二份是1964年写的，等于是前一份的重新申报，不同的是多了书信部分。第四条中倒是透露了一些信息：“本集前一半第1至5卷已将完成，目前在整理第5卷。明年起开始后一半第6至10卷的工作，其中有些篇目已经译出，须加工整理。第一部分须新译，估计需四五年，到1968年或1969年本集全部完成。”

“文革”打碎了他的这个梦想。不过，天地有灵，50年后，他的这个计划还是在人文社实现了，先是《契诃夫小说全集》10卷本出版，今年又出版了《契诃夫文集》16卷。看来，无论梦有多大，只要你敢做，就可能实现。

我与汝龙

我与汝龙初次见面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去他家取《契诃夫小说选》的修订稿。当时老人家已身体欠佳，面带病容，但还算健谈。他很客气，视我犹如同事，其实我比他的小儿子汝企和还小3岁。谈了些什么，已想不起来，只记得我提了一个问题：“您一天能译多少字？”“3000吧，1000能用，2000还要修改。”

我当时正在和同学翻译《忧郁河》，有一天很在状态，竟翻译了7000多字，因此汝龙的回答让我有点吃惊。1996年我到上海草婴家谈《肖洛霍夫文集》事，也问了同样问题。没想到，这一南一北两位专业翻译家的回答是一样的。我常对译者说起这件事，因为有些译者译得很快，总把麻烦留给出版社。

我把这次编发《契诃夫小说选》当作一次提高自己翻译能力的机会，根据俄文本逐句地对照译文学习，收获很大。我也提了一些意见。后来汝龙寄了一本签名的《复活》给我，算是对我工作的认可。

这一版《契诃夫小说选》有一个大遗憾，汝龙答应的译者序言没能交来。他去世后，我还曾向文颖抱怨过。文颖告诉我，汝龙一直在写，她几次在汝龙的纸篓里发现撕碎的序言草稿。还有个遗憾也是无法弥补的，就是汝龙去世时，我正在苏联文学出版社做实习编辑。回来后孙绳武转给我一张汝龙晚年的照片。这张照片我至今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