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周立波所有的译介作品中,俄苏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文字最多,占他翻译总量的一半以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翻译作品有三部,分别为《秘密的中国》《复仇艳遇》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三部作品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较大,其中,《复仇艳遇》和《被开垦的处女地》都属于俄苏文学。除了翻译文学作品,周立波还在报上发表了《俄国文学中的死》《自卑和自尊》《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纪念托尔斯泰》《一个巨人的死》《普式庚的百年祭》等评论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俄苏作家及其作品。周立波在促进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二三十年代的俄苏文学翻译

周立波翻译的第一部俄苏文学作品是1930年发表在《摩登月刊》的《北极光》,《北极光》是苏联进步作家皮尼阿尔克(Boffs Pilniak,1894—1941)的一篇短篇小说,周立波通过英文版转译。这篇译文也是周立波对翻译的首次尝试。周立波的第二部译作是与周扬合译的《大学生私生活》(原名狗胡同),该长篇小说的原作者是苏联作家顾米列夫斯基(Lev Goomilevsky,1890—1976),周立波和周扬根据英文将之转译过来。周立波也是从这部译作开始,为了表示自己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和热烈追求,采用英语Liberty(自由)的音译“立波”二字作为自己的笔名。这部译作于1932年1月由现代书局出版,之后连续印了三版,但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查禁了。从周立波对翻译的最初尝试可以看出,他一涉足翻译领域就把目光对准了俄苏文学。

周立波对俄苏文学的关注是随着俄苏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兴盛而发生的。20世纪20年代,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现了“极一时之盛”的译介局面。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统计,1920至1927年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印成单行本的有190种,其中俄国的为69种,大大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的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已可略见。茅盾在谈到当时的情景时说:“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运动”。1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左联成为俄苏文学翻译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中国左翼作家开始有系统地把十月革命前后在俄国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引进中国。俄苏文学翻译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翻译中的主流。

在这一背景下,周立波一进入翻译领域就对俄苏文学特别关注。作为一个刚踏上文坛的文学青年,周立波最初的翻译只是盲目地跟着社会文化潮流走。他与周扬合译《大学生私生活》就反映了他那个时候的心态。周扬后来回忆当时翻译的情景时说:“当时,我们不懂俄文,只懂英文,见到是苏联的作品就翻译。那时,美国尽翻译一些苏联不大好的作品,《狗胡同》就是我们根据美国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大学生私生活》被归类为苏联不大好的作品,因为它是一部探讨革命的恋爱道德的小说,充分反映了当时苏联的年轻人为了革命工作否定恋爱,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就如吃饭和睡觉一样,只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生活程序而已,正如小说的主人公所说:“我们不承认什么恋爱,那只是布尔乔亚的一种事业,而且是要妨碍我们的工作的!健康和能率;规则的饮食;规则的工作时间;休息和娱乐;规则的和女人的关系——那就是最重要的。”这种对待男女两性关系的态度正是当时盛行的“一杯水主义”的体现。这部作品与后来周立波翻译的较为正统的文学作品在主题思想上是明显不同的。

周立波翻译这部小说,是因为此类题材的苏联小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热点。同类题材小说的代表作家是苏联女作家、政治活动家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她写的革命的恋爱道德题材的小说曾在中国名噪一时。她的作品以表现性解放为主题,她本人对待性关系也持自由的观点,是“一杯水主义”的倡导者,因而在苏联受到正统批评界的攻击,1927年以后,她的小说便不再出版。有意思的是,她的书在苏联成为禁书以后,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流行一时。周扬在翻译《大学生私生活》之前就译过她的《伟大的恋爱》(水沫书店,1930年)。她的其他小说,如《三代的爱》《姊妹》和《赤恋》等全都在中国翻译出版了。柯伦泰的作品与《新俄大学生日记》《右边的月亮》等被统称为“苏联的性文学”,以其逾越常规在中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什么这类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受到如此青睐?恋爱问题和性问题是当时“兴盛”的话题,因此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着很好的市场销路。但是周立波和周扬等中国的译者对于顾米列夫斯基、柯伦泰等所宣扬的“一杯水主义”并不认可。他们在《译者的话》里说:“这种现象虽是发生于苏俄的新社会的一隅,但是这是新性文化的过渡期的现象;这是一部分的,而不是普遍的;这是革命的过程中的许多的‘苦恼’之一,而决不是革命的归结与理想。现在的苏俄,正如这书的结论所提示的一样,已经体现了一种一夫一妇的、相互信赖的同志的恋爱关系。像这书中所描写的那性的混乱和性的苦恼之姿,在新的男女的脑海中,恐怕不久就会当作一个过去的现象而被遗忘罢。”

周立波、周扬翻译《大学生私生活》除了顺应当时的社会文化潮流以外,他们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据胡光凡的考证,这部作品脱稿后,由周扬找上海现代书局卖出,得了一笔稿费,周立波靠所分得的部分维持了几个月的生活。由此可知,靠赚取稿费生活也是周立波翻译这部书的重要目的。周立波在上海时期的生活十分拮据,一直住在房租低廉、生活条件较差的亭子间里。陈明远研究过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他把上海作家按经济状况分为四个等级,其中最低等级的作家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1～2元,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陶江湖,他们仍属于贫民。周立波在上海的生活状况符合陈明远所划分的第四等作家,生活的拮据使得周立波不得不选择翻译一些比较受市场欢迎的“流行文化”。

周立波在刚到上海不足两年的时间翻译了《大学生私生活》,此时的他尚未加入左联,虽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但他的兴趣一直在实际的革命行动上面。1929年,他考入上海劳动大学之后,经常在闹市参加“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革命活动,后来被校方察觉。193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他被开除了学籍。周扬知道此事后,觉得十分惋惜,也流露了不满的意思。周扬后来回忆说:“劳大是免费的,有了饭吃,还能念书,这很好嘛!但我回来时,他已被开除了。这使我对他很不满意:好不容易找到个免费读书的地方,又被开除了!……我没有责备他,但表示了不满,他不大高兴,他认为‘你老是鼓励我革命,我参加革命活动了,你又对我不满意’。……他当时很单纯,就是要革命!”这件事反映了刚到上海的周立波对革命怀有极大的热情,但行动上又十分幼稚。这时的他并未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文艺中,对革命文艺也没有明确的意识和目的,再加上离开劳大后生计也成了问题,因此初涉翻译领域的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难免带有市场的盲从性。

二、周立波与普希金的《复仇艳遇》

译完《大学生私生活》后,周立波因积极鼓动和组织神州国光社的工人罢工而被捕,在上海的西牢里被关了20个月。从狱中放出后,他很快加入了左联,正式投身左翼文艺斗争工作。加入左联后,他又重新开始了翻译活动,此时的他在翻译的选择上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1935年,周立波翻译了普希金的中篇小说《复仇艳遇》,该译本本来是译给《世界文库》的,《世界文库》后来改了计划,一直等到两年后,正逢普希金逝世百周年的时候,上海生活书店愿意为他出单行本,这个译本才与中国的读者见面。《世界文库》是郑振铎主编的综合类丛书,它从筹备到出版在文坛上都造了很大的声势,发刊缘起及编例先后在《艺风月刊》《华北日报·每日文艺》《文学》《译文》《太白》等刊物上同时发布。郑振铎以文学史专家的眼光来定位这一“弘巨的工作”。他说,“我们介绍欧美文学,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却从不曾有过有计划的介绍;往往都是随手抓到一本便译,或为流行的观念所拘束,往往费了很大的力量去译些二三流的著作”,因而特别强调系统性和“第一流”的世界文学名著。他计划出版200种左右,“从埃及,希伯莱、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将被包罗在内”。周立波最初的翻译就十分符合郑振铎所说的“为流行的观念所拘束”“随手抓到一本便译”。从为《世界文库》译书开始,他翻译的目标便锁定在世界名家名篇上,俄国古典作家普希金引起了周立波的兴趣。

《复仇艳遇》虽然因为《世界文库》计划的变动而被搁浅,但是它1937年的出版却有一个契机,那就是普希金逝世百年的纪念而使得它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用罗果夫的话来说,从这一年起“这位诗人的节日才初次被广泛地纪念着”,一批普希金的纪念专刊和作品集得到了出版。周立波的《复仇艳遇》就是这次百年纪念的产物。中国的作家、翻译家们如此盛大地纪念这位俄国作家,与苏联掀起的“一个惊人的普式庚的复兴运动”密切相关。苏联在普希金逝世百年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经过中苏文化协会的组织直接波及中国,苏俄作家对普希金的高度评价被大量翻译过来。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对普希金的重新定位。

与其他俄国古典作家相比,普希金是唯一一位得到左翼文坛的全面推崇,代表着文艺发展方向的旗帜性人物。在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之前,普希金之于中国的意义还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持论者态度客观,并无推举膜拜之意。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普希金“初建罗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扬”,继而塑造“力抗社会,断望人间,有斐伦(拜伦)式英雄之概”的奥涅金,表现出“不凭神思,渐近真然,与尔时其国青年之性质肖矣”的同时,也不避讳批评普希金对于拜伦“仅摹外状,迨放浪生涯毕,乃骤返其本然”,从而“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诵,美其国之武功”的变化。郑振铎甚至认为普希金不如莱蒙托夫伟大,他说莱蒙托夫“反对战争”“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是他比普希金更伟大的地方”。瞿秋白对普希金也多持保留态度,他虽然译介了果戈理把普希金标举为无人能出其右的“民族的文学家”“于俄国的天性,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像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的经典言论,但认为果戈理对普希金的推崇“流于过分的夸奖”。五四时期因倡导“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使译者对普希金具有浪漫主义特征作品的翻译产生疑虑,致使耿济之为安寿颐译《甲必丹之女》作序时,还要先阐述一番为什么翻译这篇在一般人看来“其性质为历史小说,其著者乃属于浪漫派,其内容亦不过插写儿女间之爱情,实为平淡无奇之作品”的大道理。可以说普希金在五四时期还仅仅被看作俄国文学的开创者,虽说伟大,但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抗诗人,他受欢迎和崇拜的程度是不能与其时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相比的。

中苏文化组织借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之机,大肆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出版了一批纪念专刊和普希金作品集,还建造了普希金纪念碑,这是中国土地上唯一的外国作家纪念碑。周立波翻译《复仇艳遇》无疑也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影响。该译作在出版的同时,周立波还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普式庚的百年祭》,向读者详细介绍了普希金的生平及其创作,还对他的几部著名的作品进行了评析,以此来配合普希金的百年纪念活动。周立波认为普希金的散文简单明易,易于翻译,“它的流行比它的韵文更广远”。 10年后,罗果夫在编辑《普希金文集》时也印证了之前周立波的观点:“以中文翻译普希金的诗歌的困难,也造成这样一种情形,就是中国读者所知道的这位大诗人,主要的还是位散文作家。翻译普希金的散文,当然比翻译诗歌容易。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散文作品差不多都已经译为中文,而他的诗歌作品,则只译了很少的一部分。”看来散文比诗歌更容易翻译恐怕也是周立波翻译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周立波在翻译《复仇艳遇》之前,除了与周扬合译的长篇小说《大学生私生活》外,还译过4个短篇小说,这说明他已经具备了翻译英语文学作品的能力。但刚涉足翻译领域的他,翻译的作品有限,语言准备的能力还不够成熟。吴蒙在1936年10月的《中流》上发表《略谈〈秘密的中国〉——兼论立波的译文》一文,指出了周立波译文中的一些错误。比如英文原文中的“In theface of the camera”,正确的翻译应为“对着摄影机”,周立波却译为“在影戏片里的面孔上”;“Dressedup in a disguise”应译为“乔装打扮”,周立波误译为“扮做女的”;“Chanting in unison”应译为“齐声地念诵着”,周立波译为“谐和地谈着话”;等等。这中间有些错误可能是译者粗心导致的疏忽,但有些是明显的理解错误,这说明周立波驾驭英语的能力还达不到一个成熟翻译家的水平。因此,周立波在选择翻译普希金时,很自然地选择了相对容易翻译的小说进行翻译。

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被定位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诗歌的成就要比小说更大。早在1838年,别林斯基就在《文学纪事》一文中说:“作为诗人,普希金无疑是一位世界性的(虽然不是首屈一指)的人才。”在别林斯基看来普希金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诗人。周立波在《普式庚的百年祭》一文中也介绍了普希金的诗歌成就,但只有寥寥数笔,他在文中花费大量笔墨详细地评介了《大尉的女儿》《复仇艳遇》《铲形皇后纸牌》等普希金的小说创作。在这里,周立波似乎是有意突出普希金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形象,而淡化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这恐怕与20世纪上半叶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系。据张铁夫考证,从1903年到20年代中期的20多年间,汉译普希金作品均为小说,没有诗歌。温佩筠1933年出版的《零露集》是最早从俄文把普希金诗歌译成汉文并收集成册的。也就是说在周立波译介普希金之前,普希金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小说为主。究其原因有我们前面说到的小说比诗歌更容易翻译,另一方面普希金小说与诗歌发生错位的现象也反映了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其观念在中国产生的变化。自从梁启超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口号以来,从“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这一现象出发,整个小说界兴起了一场革命:“新小说”理论家一方面批判“旧小说”诲淫诲盗,另一方面赞赏新小说觉世新民。自此小说从不入流的小道一跃而为最上乘的文学,小说的观念和地位在中国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国的小说界革命是与翻译外国小说同步进行的,并且受到了它们的影响。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谈到,晚清的小说翻译多于创作,“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普希金小说的翻译早于诗歌,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

普希金及其作品传入中国后,评论界非常看重他作品的时代性、社会性和人道主义特点,这些都是普希金作品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特色。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虽然把普希金作为浪漫主义诗人来评述,但他也谈到普氏的诗“多讽喻”“虽有裴伦(拜伦)之色,然又至殊,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这一质分……”。其中《叶甫盖尼·奥涅金》,“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鲁迅强调的是普希金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因素。瞿秋白在评价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时也说道:“作者艺术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的是,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这里所说的“贫困不幸者”指的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小人物”,而这一作为俄国现实主义重要特点的主题,正是由普希金第一次引入俄国文学的。耿济之在为安寿颐译的《甲必丹之女》所写的序言中也对普希金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做了肯定:“普氏著有两篇最著名之历史小说:一为《大彼得之奴》,一为《甲必丹之女》,皆能于日常各种琐碎生活之中存时代之精神,而《甲必丹之女》一书尤能将蒲格撤夫作战时代之风俗人情描写无遗,可于其中见出极端之写实主义。”由此可见,普希金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作为写实主义作家的身份被传播的。周立波在对普希金的评价中强化他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因素,而淡化他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也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对普希金的定位。

周立波译普希金的小说而不译诗歌,除了有语言方面的限制、现实的因素以外,还体现了他的个人情感共鸣和审美情趣。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青年时的周立波个性冲动,经常凭着自己的主观感情行事,导致革命行动的不成熟。严文井后来回忆和周立波的相处以及他名字的由来时说:“他是带着某些单纯的理想参加革命的。他曾告诉我,他为什么取名‘立波’,立波是英语Liberty(自由)的译音……表明他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周立波敏感的个性加上他对自由的热烈向往使得他对文学的追求也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即偏重主观体验与表达的写作方式。《复仇艳遇》的主人公杜布罗夫斯基在为父报仇的过程中,爱上了仇人的女儿,为了爱情,他原谅了仇人和情敌,并停止了劫富济贫式的斗争,最终带着满身的伤痛离开了俄国。周立波认为杜布罗夫斯基“安那其式的反叛,化为了爱的容忍。这是普式庚时代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而这方式是多少带着一种黑暗时代的凄凉情味的,……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是多么的寂寞和阴郁”。“寂寞”是他解读普希金作品主人公的关键词,他在分析《铲形皇后纸牌》的女主人公的悲剧时也使用了“寂寞”。1940年周立波在延安鲁艺讲授外国文学时留下的《鲁艺讲稿中》再次申明《复仇艳遇》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了反抗者的寂寞。

周立波对于“寂寞”是有共鸣的。他20世纪30年代写的一批散文就充满了“寂寞”的情调。“我走出当铺的时候,天在下雨,而且已经在黑了。雨的黄昏,是多么的沉郁呵。到了黄鹤楼的梯级上,我望着那倾颓的古郭,情绪很坏。虽然我知道大地不尽是荒废,阴雨也只有今天,可是今天呵,总有些抑郁。”这是周立波早期写的散文《当》中的一段话。文章描写的是周立波出狱后打算回家,在路上只能靠当掉随身物品来换取路费的悲惨境遇,而这段话正是他那个时候心情的真实写照。周立波在追求革命无果,又经历了生活的贫困和牢狱之灾后生发了那个时代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有的“寂寞”情感。1939年,叶紫逝世后,周立波在发表的纪念文章《为叶紫喜》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但是,我得自认,我是他的朋友。自认为是这样的一位寂寞者的朋友的这心情是昭然的:因为自己也是寂寞者。”“寂寞”是上海时期周立波的真实情感体验,因此他选择翻译《复仇艳遇》也体现了他对强调主观感觉和心灵体验作品的偏好。

另一方面,周立波十分欣赏普希金小说的艺术风格。他认为普希金的小说简单明朗,是“散文里面的最优美的模范”。在后来的《鲁艺讲稿》里他对普希金小说的艺术风格做了重点分析。他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普式庚和莱蒙托夫的叙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洁和迅速地行动。”“简单不只是真理,也是天才的标帜(志),每一个真的艺术家都努力要尽可能简单明了地表现他的思想。……简单一定朴素,自然。只有朴素是迷人的。”“清晰的思想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的表现。不说多余的话,……赤裸的真理,是最美丽的。表现愈简单,印象愈深刻。”因为是讲课提纲,许多地方语焉不详,但仍然可以反映出周立波对普希金小说简单明朗风格的推崇。鲜明、准确、简洁和修辞结构的极度纯朴,有意识地弃绝任何种类的修辞装饰,描写手段简约而又不失表现力,是普希金创作最基本的特点。因为按照他的理解,散文应该是现实生活和思想的表现。他对于形容词似乎格外吝啬,仿佛稍微多余一点修饰和形容都会损害意义的表达。普希金认为,除了“思想加思想”,再漂亮的词句也没有任何用处。托尔斯泰在一则日记中就称“普希金的中篇小说简直是赤裸裸的”。周立波选择翻译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无疑也有对他小说简单明朗风格的欣赏和青睐。

普希金的《复仇艳遇》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既符合周立波满足现实的功利目的,又能体现他文学艺术上的审美追求。它在译者那里达到了思想和审美的统一,因此成为周立波翻译选择的目标。

三、周立波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

1936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周立波翻译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是周立波1936年得到《世界文库》的赞助,被当作当时世界“第一流”的世界文学名著出版的。其实周立波早在1935年就开始着手翻译这本书,他受到几个朋友的鼓动,准备大家出钱自己印。这个译本也是周立波通过英文转译,再参照日文本译出的。他最先找到的英译本是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合作出版社”出版的本子,日文本是上田进本的译作,后来他找到加里的英译本和米川正夫的日译本,将四种译本对照着译。经过了约四个月的紧张劳动,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他终于译出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据他的《译者附记》,他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周扬、杨骚和林淙三人的许多帮助,杨骚和林淙还根据日译,帮他翻译了两三万字的初稿,周扬对全书从头至尾校阅了一遍,使这本书更快更好地得以出版。

《被开垦的处女地》是以1929年开始的苏联全国农业集体化运动为时代背景,讲述的是哥萨克向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集体农庄过渡的历史性事件。小说以过去的白匪上尉、反革命头目波罗夫则夫和支援集体化的先进工人、共产党员达维多夫同一天到达格内米雅其村开展活动开始,全部情节都集中在集体农庄在斗争中的建立和巩固,小说的人物基本性格特点也都围绕着他们对集体农庄的态度而被揭示出来。作品着力描写了两个阵营、两种势力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不仅设置了集体农庄的敌人富农和白党分子的极力破坏,也安排了具有两面性的中农如何艰难地与私有财产和观念告别,加入集体农庄的过程,更展现了苏共派往农村支援集体化的工人领导贫民、团结中农,打击敌对势力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小说围绕着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的私有制观念与公有制的矛盾以及共产党内的正确路线与过“左”思想和过激行为的矛盾这三条线索穿插交会,反映出这个历史事件的纷繁复杂与波澜壮阔。

周立波翻译肖洛霍夫的这部作品是想借它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的读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振奋了处在黑暗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他们不仅在文学上“以俄为师”,而且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息也十分关注。郑振铎在推荐苏联短篇小说集《蔚蓝的城》时说道:“对于许多想知道这个‘共产国’的真实情形的人,这部书确是很重要,只有在文艺的作品里,才能将一个社会,一个崭新的社会,真切无伪地表现出来;他们将一切的好处、一切的坏处都写出来了;他们将一般人民的新的生活与心理也都写出来了。读遍了一切的正面或反面的宣传文字,都敌不过一册两册的文艺作品的能够使人彻底了解或明白他们。”《被开垦的处女地》反映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十分契合人们了解苏联的期待,因此有着很好的传播基础。

如果说《复仇艳遇》的翻译体现了周立波有意识地选择能为中国现实提供精神食粮的俄苏现实主义作品,那么《被开垦的处女地》则是寄托了作为左翼青年的周立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追寻。虽然肖洛霍夫与普希金都被统称到俄苏文学作家的大类之下,但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普希金是俄国古典作家,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肖洛霍夫的作品以苏联社会主义集体化为描写对象,是十月革命前后的产物,这类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被称为“新俄文学”。一个“新”字把反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的文学与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也是左翼文学家们对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看法的变迁与深化的体现。“新俄文学”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的崭新特征,塑造了一批全新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面对着充满新生活气息的“新俄文学”,不少中国作家很自然地意识到了旧俄文学思想上的局限。在仍然肯定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同时,一些左翼作家明确地提出,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才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们明天怎样去生活”。如果说周立波的《复仇艳遇》最初是为世界文库所译,有可能是“定制之作”,那么他翻译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则是自己的选择。从翻译普希金的《复仇艳遇》到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可以看到周立波的翻译兴趣从古典现实主义文学转向了新俄文学,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认识的深化。

自从1933年周扬首先引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之后,左翼文学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与探讨,作为左翼文学青年的周立波也参与到了其中。周立波翻译在苏联被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范”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可以看作是身处左联的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一种回应。他认为这部作品“增高了苏联文学不少的声望,预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威力”。周立波翻译这本书时,左翼文艺界的“两个口号”之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周立波是“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者和积极倡导者,可是这场争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却退出了,埋头翻译《被开垦的处女地》。据徐懋庸回忆,鲁迅在1935年秋天曾对“空头文学家”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徐懋庸把鲁迅的意见在左联常委会上进行了传达。出于对革命导师鲁迅的尊重,也出于对“空头文学家”的反省,他选择了翻译相关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国防文学”的认识。他在《译者附记》中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一反俄国文学传统中的“含泪的微笑”,他们的眼泪只属于过去,现在他们的微笑是一种来自生活的欢愉,他们可以像书中的主人公达维多夫一样自信地说:“一切都属于我们,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周立波认为展现新生活的欢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髓所在。周立波在文章的最后以苏联来反观当下的中国,认为“我们还生活在他们的‘含泪’的‘过去’。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象他们一样的欢愉的笑?”。这最后的感叹包含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和译者强烈的情感信息,体现了国土沦丧在他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因此,这篇译文也寄托了周立波的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成为他接受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精神土壤。

从以上周立波三个俄苏译本的翻译情况来看,他对俄苏文学的翻译有一个从市场盲从到趋向进步到有意识地翻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过程,这也反映了他作为左翼文学青年,在各种革命文艺思潮的洗礼下,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他的翻译一方面体现了他在面临“亡国”命运压迫时,希望从俄苏文学中找到精神食粮,能为中国当下的文学注入一股鲜活的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左翼青年,他积极地响应组织的号召,竭力宣传革命文艺思潮和政策,利用翻译文学来教育读者和团结抗战。周立波对俄苏文学的理解和接受在他的译介过程中得到了加强和深化,他在俄苏文学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审美诉求。思想和审美在周立波的俄苏文学翻译中得到了统一。

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