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桐城境内的读书之家喜谈本土文人掌故，几乎“家家桐城”，为桐城派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文化支撑；桐城读书人注重诵读、抄写、过录批点、不断更新选本、互批习作，形成一系列的“日常慢功夫”。作为桐城精神史的表征之一，桐城诸多读书之家秘藏戴名世零篇断简，可略见地方与家族在文化传统延续中的作用。以“手艺”类比桐城“日常慢工夫”，以“精神氛围”阐说其人文环境，可以更好地理解桐城派的发展机制。

关键词 文学流派；桐城派；桐城县；“手艺”；桐城模式

文学流派研究，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都是倍受关注的问题。何谓文学流派？在诸家论说中，当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界定较为完备：“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思想倾向、艺术主张、审美观点和创作风格相近，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由一定数量的作家群与其代表人物组成的”［1］。然或因篇幅限制，这一界说未对流派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等重要问题予以论说。此外，这一定义也只宽泛地提及“一定历史时期”，对流派延续的时间及其意义亦未能展开。桐城派作为一个延续二百余年的文学流派，在中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上，无论如何评量，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因桐城派流派意识明确、作家群体庞大、留存文献丰富、传衍时间久远，对于全面研究中国文学流派而言，是十分理想的“样本”，具备难得的典型性。欲探寻这一文学流派延续及拓展的机制，有必要回到“较长时间”（近似“中时段”）并落实到具体空间来考察，也就是说研究桐城派要回到桐城本土。萧穆（1834—1904）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十一年（1872）的日记［2］，是桐城一地文人活动及书籍交流的详细记录。本文虽选择较短时段的日记作为分析讨论的材料，但萧穆日记颇具“延展性”，所记录的诸多活动是未完成状态，是“进行时”，从中可预推桐城派的未来发展；同时因为萧穆所记种种书籍，是过去诸多书籍或学术活动的延续，其中暗涵“前史”或是“过去进行时”状态，如桐城文人掌故、批点本流传、戴名世著述的保存与复活，在日常记录中皆有或显或隐的轨迹。日记所记录的诵读、抄写、过录批点、重编选本、互批习作等活动，有较明显的“手艺”特征。桐城派研究中引入“手艺”概念或视角，有助于重新思考桐城派发展和延续的机制；同时由萧穆日记所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溯性地重现嘉道时期甚至更早时期桐城境内人文生态。基于萧穆咸同时期日记的研究，不但能揭示桐城可以作为清代地域文化研究的样本［3］，而且能证明内涵丰充的桐城派可作为中国文学流派中的“桐城模式”。

一 桐城县境内的“家家桐城”

书籍作为文化积累的重要表征，对一地人文风气的形成具有涵养之功。桐城境内的书籍交流网络背后有同宗同族、姻亲、师承等人际关系网作为依托。因姻缘、学缘的拓展，以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缔结群体的方式得以改变，特别是学缘，较大地改变或丰富了桐城文人结交的方式。桐城文人多以主讲书院或作塾师为谋生职业，作为地方文人群体中的一员，萧穆亦多年以授徒为业，这一职业的流动特征为他们与读书之家接触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推动书籍在桐城境内的交流。

萧穆对举业虽然从未放弃，但并未全心全意，而是将主要心力用于乡邦文献的搜集与编刊［4］。因萧穆一生做实事、喜结交且保存完整行迹记录，故其留存的人生轨迹较为连续、明晰；循此轨迹进入桐城一县，众多文人学者或读书之家得以串连呈现。经统计，在桐城8年的日记中，萧穆借阅的私人藏书有68家，这些“碎金”式的藏书散布在桐城各地。萧穆日记对山野间路线及里程数的记录，无意中勾勒出颇具辨识度的“地方空间”，其中有书籍流动，也有在途中或亲友家偶遇其它读书人之事。正是这些不经意的人事记录，桐城日常生活的一面才得以呈现。68个“藏书点”对应咸同时期县内不少地名，有明确记载的包括王家嘴、双溪、宕村、新圩、水围大村、陈家洲、县城东门小街、吕庄、皋庄、南山巷、石庄、刘庄、石门冲、唐家湾、老庄、孔城镇等。萧穆日记未记录的，据新修《枞阳县志》所载可考：姚莹家在牛集乡，方受畴家在浮山乡，吴汝纶家在会宫乡，汪志伊家在双铺乡（属西乡），方履中家在南乡，光昇家在北乡。总体看来，这些大大小小的读书之家，大多分散在各村庄。相较那些聚居型的地域群落，如苏州平江街区、常州白云溪、常熟虞山脚下南泾堂西泾岸一带，以及福州三坊七巷等，桐城境内呈现的是“满天微星式”分布样态。在萧穆日记中，还有更多声名较小的文人以及散布在桐城一县之内的小型藏书，这是桐城派生长的厚土。星散状态而不是过分集中，使得以家为单位的文化传承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均衡”， 这种格局有利于整个区域的文化多方面发展，涵育了整体性的地方文化生态。

家中藏几种书，乃读书之家常态；桐城读书人则更进一步，颇有意于保存旧书旧物，并视为一种“文化标准”。姚濬昌说：“与诸儿谈，人家能出得高曾以上旧物数件，不独知为旧家，且子孙必贤。若示人不过珠玉锦绣，则其子孙必不肖。何也？不重祖宗手泽，则心地浇薄；不好古，则感气轻浮。天下未有浮而能久长者也。”［5］重视“旧物”与“祖宗手泽”，造就了桐城“满天微星”的读书之家。

68家藏书总量或许不如江浙一大藏书家之规模，然对于萧穆而言，这一散布山野的藏书网点犹如一个隐伏的书库。他要看到书，必须与人交往，或藉中间人介绍，因而必须与人交谈。萧穆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式是“与某某谈”。这类交谈内容丰富，或谈文论学，或聊掌故轶事，或说乡间琐事。因为密集的交谈，萧穆发现了许多书籍收藏线索，其中有些量小的藏书，他可以一次翻阅，还可将书目借回抄录，如同治九年曾抄录叶章民的书目。也有不少人的藏书是渐次向萧穆开放，如日记中记录了“抵押式”的“质借”。一部大书册数较多，先借数册，还后再借；还有一些稀见之书，必须通过深入的交谈，或者收藏者终被萧穆热爱乡邦文献的诚心打动，藏品才露出真面。程际云、方涛、许子受、吴棣村、马起升、姚振之、徐宗亮、张星五、方宗诚、张大谷、方朔、程曦之等人藏书，萧穆曾多次借阅，其中方涛、方宗诚的藏书在日记中更有较长时间借阅记录。这种藏书分布格局的“发现之旅”，应该得益于萧穆对《桐城文录》及《桐城县志》“艺文志”的编修。特别是《桐城县志》，因其“掌故”“文征”类目，能号召桐城众多文人或读书之家参与，这一机缘也让萧穆接触到诸多私家旧藏，并得知与其有关的故事。或可如此理解，机缘的促合与萧穆的诚心，使那些散布在桐城乡野的“花朵”应召“绽放”；因为这一特别时刻的存在，桐城地方文化生态也得以较为全面的呈现。

若仅有藏书之家，桐城也只能视为有文化积淀的书香之邑，并未见其特出之处。在萧穆日记中，这68家所藏书籍数量有限，只有几家藏书有自编书目，书目所录超过百种的不多见；然在有限的藏书中，几乎都收存桐城派文献或桐城地方文献，如桐城先辈画像、书札、条幅、试卷、家谱、著作的稿抄本和刻本、过录的批点本等。如此集中出现，是萧穆有意搜求所致。他甚至将友朋所藏“地方特色文献”列出书单，以备借阅，如张大谷、张二谷藏书［6］。从另外一角度来看，在萧穆视野之外，可能还潜存不少藏书之家未被查访、记录，或者有更为丰富的桐城文献存在。

桐城人保存桐城派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著作者的后人；一是在著作者后人之外、对这些著作热爱或珍视的读书人，如方宗诚、方振卿。在此之外，还有一批“桐城派爱好者”，如许子受、吴棣村。许子受藏书中，“望溪十本”，或即《方望溪集》；而《古文辞类纂》所谓有苏惇元临方、刘、姚批点，并不是方、刘批点过这部书，而是苏氏将方、刘某些古文的批点过录到选本中；吴棣村藏书中的“海峰选本”，或指刘大櫆精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且有批点。诸家收藏各自有讲求，究其用意，既是家族后人保存先辈著述的责任感，也出于乡人希贤慕古的珍惜之意。

萧穆所借阅的诸家藏书中，多有零碎容易散落之物，如同治五年正月，观张星五所藏张廷玉遗像二幅，“一为冠带像，一小像也，然与端甫所藏《龙眠山庄图》小像各有不同”［7］，此语亦顺带指出“端甫”也有收藏；同治八年正月萧穆到周庄刘二姑家，见刘大櫆曾祖刘心曜、刘大櫆弟画像，其中后者有刘大櫆题诗。“刘二姑”或是刘大櫆一族后人，她出嫁之后，仍有传承保护之责。这些画像，与那些稿抄本、零星墨迹一同构成与单纯刻本有别的文献类型；这一类型文献对于收藏者而言更有亲切感，能昭示那些过去的先人或乡贤前辈“此时此刻与我同在”。同治五年二月初四日记，萧穆记录一则并不十分要紧的文字：“（方朔）五婶母为取惜翁破手札一纸。”［8］这与“刘二姑”的行为一样。虽说读书之家，保存文献，“人人有责”，但此处“人人”或多是男性，两位没有全名的女性无意中被写出，真可见桐城一县文化涵养之深。

保存桐城派文献之举对于桐城独特的文化氛围或文化传统发挥熏染作用，涵育出“虽无老成人，然典型犹在”的氛围。如果说桐城人文或文学传统在某一时刻有衰败、断裂、解体之事，其迹象应是这类“亲切感”“与我同在”的文献类型从民间的消失。而这种消失，至少从萧穆的日记看来，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因为众多桐城民众或读书之家的抱残守阙，文献虽遭损毁厄运，然大体犹存。萧穆的日记中，有头有尾的文献收集、编辑之事颇多，就以“惜翁破手札”关联的姚鼐尺牍入手查看，萧穆同治元年三月开始借阅《惜抱轩尺牍》，此后着手搜辑，日记中留下搜集“进程”。在搜求姚氏尺牍的同时，萧穆对方苞、刘大櫆尺牍亦曾用力。期间，还应同乡郑福照（容甫）之请，分享所得刘、姚尺牍及文章。郑福照辑《姚惜抱先生年谱》，大约同治六年完成。萧穆同治七年五月收到郑氏所寄赠年谱四部。此赠书四部，或是对萧穆提供尺牍并帮助考订姚氏年谱的回馈。

对于桐城文献的保存和传统的弘扬，桐城人一方面做一种“连续性”的工作，如不断出现的桐城地方总集；另一方面也在有意无意中做一种“互补性”的工作，譬如同是“桐城耆旧传”，萧穆用辑录的方式，马其昶则撰写新篇。同是姚鼐著述，萧穆编尺牍集，郑福照编姚氏年谱。现存的桐城文献具备难得的体系性，但萧穆、郑福照等在着手编著时，尚不能断言经过整体规划；不过，可推测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有交流、“走动”，萧氏日记中频频出现的“谈”，定然在发挥作用。从交流或互动的角度来看，萧穆只是桐城境内书籍交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还有更多、更早的一批读书人在做持之以恒的保存、传承工作，尤其是对本土文献，他们特别尽心尽力，这一集体性行为关系到一地的民风、教化，甚至精神，并逐渐积淀成地方文化底蕴。

桐城一地“家家桐城”氛围的形成，还与地方文人口述桐城前辈掌故相关，这为桐城文化在纸本文献记载之外增添一个生动的日常生活层面。一地掌故、逸事之多少，如同前文所言书籍的散布一样，也是测量一地人文底蕴的指标之一。其中关键部分可能暗示“天下文章出桐城”的自豪感以及文论生成、发展的现场感，如桐城派看重吟诵的掌故就很有代表性，张裕钊说：“往在江宁，闻方存之云：‘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是或一道乎？”［9］此外，掌故轶事的感染力或远在文献之上，借助于事件的选择、细节的编排，可将所讲人物置于一个“新奇”的语境中，其形象更加鲜明，如姚永概光绪二十四年（1898）于《方氏读书小楼记》中回忆光绪九年听方守敦讲掌故情形：

忆昔癸未之春，余与伯兄应童子试，借楼之北屋寓焉，时先生新自北归，年逾六十矣。日坐楼下，点读《通鉴》，数十翻不倦，夜则召余兄弟侍谈先辈文学师承及生平轶事。洪声大口，须眉开张，夜分乃罢。［10］

方守敦传承的桐城文学“口述历史”，是“洪声”缭绕或融入“表演”的过往。然而桐城文学和学术通过旧闻轶事，融入日常生活，部分实现精英文化向民间文化的转换；通过讲述、绘声绘色的演绎以及润饰，使这些点滴史事变为“活态文献”，形成一种有地方特色、现场情境并不断再生的文化。

逸事、掌故成为读书人或乡野间的谈资，是流动的文献，是一种风气；同时融入文章，形成一种文体，一种叙写方法。在桐城诸家文集中，就暗含一条撰述辑录掌故的思想脉络。就专写桐城人物而言，戴名世有《书光给谏轶事》；方苞“纪事类”文中标题名“轶事”者即有8篇，其中最为人知的是《左忠毅公逸事》；此后如马树华、方宗诚、马其昶、姚永概，皆有以“逸事”名篇写桐城人物者。萧穆更是偏爱桐城乡贤旧闻轶事，撰述较多，如以“逸事”名篇的有《记方恪敏公轶事二则》《记姚薑坞先生轶事》等；以轶事掌故入文的有《追录旧游何氏青山石屋寺后记》《记方恪敏公画像》等。

日记作为一种较具私密性的文本，相较公开文本，更能呈现相关掌故搜求过程中生动、真实、鲜活的一面。桐城人日记中记录谈先辈掌故之事不少，如萧穆日记就保存了桐城人谈掌故的片段：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刘开弟子彭泽柳）谈孟翁行状及翁无时不看书、力学等情，余甚思而慕之。［11］

同治八年三月初八，到（马）顺如处辞行，并坐谈一切。顺如述其令祖元伯翁及光栗翁、方植翁、姚石翁诸老之规模动静，娓娓可听，令人神往。［12］

萧穆自小沉浸在桐城文人掌故的氛围中，相较于纸上文献，这种口述传统可能对他有更强的熏染。上录两则只是日记中意图稍为明显者，观其遣词造句，萧穆是主动寻求，且对前辈充满神往之意。类似的掌故辑存，姚永概日记中也留存不少。在萧、姚之后，桐城文人掌故仍在流传，同时也在新生。桐城派收结期人物李诚就有一篇《民初桐城文人轶事》［13］，显示掌故的生命力。这些未被写定、或写定后仍在口传的旧闻轶事，出自桐城一县各乡各镇，在流动中形成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

西方学者指出，谣言是世界最古老的传媒，是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掌故和谣言相比，自有不同之处，然也有相似甚至重合之处，如挪用此论来理解掌故的作用，则掌故已由即兴的新闻变成较稳定的故事，每一次传播，不像谣言边流传边衰竭，而是渐渐演变为一个结构完整、具有完美形式的述说。掌故不仅具有维持聊天、彼此娱乐的作用，还有教育与激励的功能［14］。在桐城境内，口传的轶事、掌故可能一直作为谈资流传，其中一部分被文献固定，渐形成“稳定的叙说”。当然，有些文字还可重新回到桐城乡村城镇的讲谈之中，同其它形态的文献，一起塑造或丰富文化和文学传统、习俗与记忆，甚至共同成为价值判断的一种参照。

二 桐城派的“手艺”

编选、抄录、批点是清人较为常见的阅读或撰述方式，然在桐城文人中采用此方式者更多，时间延续更长，留存文献也更为完善，而且这些书籍之间，读者、作者代际之间，包涵更为丰富的联系，故可视为一种“典型的群体行为”。这一读书法，大致是划分段落、圈点、附以批语，武义内雄以为这是姚鼐之法，后来桐城众人效仿，变成“桐城派的读书法”［15］。这种读书法在桐城境内近似一种匠人的“手艺”［16］，是成为“家”的必经磨炼。这种行为近似做工，是手工艺中的“耗时手工”；看似简单的抄录与圈点，其中蕴涵着“隐性知识”［17］，从做工、技艺的习得，从重复、单调或无止境的磨砺式日课中体认、领悟形而上的“义法”“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理论。在萧穆日记中，围绕书籍的收藏流动，也呈现出一幅鲜活的画面。

萧穆所置身的书籍交流网络有层次之分：其一，一般书籍的借还；其二，较为珍稀的、各家秘藏先辈文献的借阅；其三，特定文人群体内批点本的流通与分享［18］。他在书籍交流网络与多方搜求收纳的过程中，也逐渐成为“珍稀资源”的输出者［19］，从咸丰十年到同治十一年，萧氏日记中有12次为他人代临批点本的记录，其中有孙吉甫、方涛（方东树孙）、方振卿、吴汝纶、徐晋生，他们也是萧穆所阅书籍的提供者。咸丰十年至十一年，萧穆为孙吉甫所临批点本包括：刘大櫆批点茅抄八家文、刘大櫆圈点《孟子》《庄子》。咸丰十一年萧穆为方振卿临刘大櫆圈点《左传》，同治十年为徐晋生临刘大櫆圈点《唐人万首绝句选》，以及同治十年日记记载的刘大櫆批点“渔洋古诗选二本”。诸如此类，可知萧穆对刘大櫆的批点本用心搜求并有一定数量的积累。

在萧穆过录批点或借阅的过程中，刘大櫆著述的多种形态也渐次展现。咸丰十一年二月，萧穆临刘选《历朝诗选》七律圈点于刘选《七律正宗》上，此年四月五月，临刘大櫆圈点《文选》《左传》；同治八年九月借阅刘氏批点《高青邱集》，十二月临刘氏圈点八家文；同治十年二月临刘选《楚辞》。刘大櫆的诗文也被桐城后辈编选，同治四年三月萧穆从吴棣村处借到“海峰选本”［20］；同治八年七月六日，“取左叔固先生删定《海峰文集》，以徐椒岑赠本照录之”［21］；同治十年二月，萧穆为编《桐城文征》，选择“海峰文，抽存三册”［22］。刘氏选本并未固定，或者刘氏所选在以各种“组成单元”流传。同治二年十月日记记录姚小五有刘氏选五言律诗一本，同治六年正月借到刘选“茅抄韩柳欧王四家文十本”［23］，同治八年八月借方朔所藏刘氏选订古文，同治十年八月借到朱伯平藏朱歌堂抄录刘选七古诗一册，同治十一年借到程曦之藏无名氏抄刘氏五古诗选一本。

刘氏在评点、编选、删订过往经典时，本人所撰作、所编选的诗文也不断被评点、编选、删订。萧穆的众多编选、圈点书籍中，有两种他尤为用力、视为志业。同治九年九月廿五日日记曰：

整理刘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选》，并以初选之文拟订四册，附二三次定本十册，可存玩。又取《历朝诗选》十四册，前为题跋，合存《海峰全书》定本，置一处。倘余尚能延年，必将此二书及搜辑先辈遗书次第刊板，且倩有力者各为刊行也。［24］

萧穆编辑刘氏选八家文定本一事，早在咸丰十一年已初具规模：“临刘本圈点，久之，成。乃以茅本前所临批点订成一本，此本皆序也。余数年谋临刘选八家文全本，至今日乃告成十本。此部多凑成，批点不整齐，俟他日谋得茅抄全本，重订一部，而以李、晁、归三家文各抄附之，以成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选定本，他日谋以刊行于世。”［25］此后只是不断充实。拼凑、整合，以求刘选八家文定本；萧穆整合刘氏的《历朝诗选》，也有与八家文定本近似的意图，是持续多年的事业。上文所提数种刘氏诗选零册，多是《历朝诗选》的“抽选本”，或与刘氏原选已有差异。同治八年三月，萧穆见到光聪谐手抄《历朝诗选》十余册，乃光氏“以意选录”［26］，与刘氏原选本比较，已作增减。

多种方式的汇合批点及有意增减的编选，如上文所提到的光聪谐手抄《历朝诗选》，左坚吾删定《海峰文集》、萧穆编海峰文所形成的三册选本，使得至少在桐城境内或特定桐城文人圈中，各种选本及其批点的源流因不断变异、汇集而呈“纷纭”之态。其中，王士禛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已被刘大櫆圈点，并有“删益”，而萧穆所藏旧抄本又与刘氏圈点本存在差异，经其过录，遂成一新本。

桐城境内文人，传承此种模式，并积极加入选本的编选与改造中。王灼《历代诗约选节本》《增定唐宋五七言近体诗选》、朱雅《历代诗约选》、姚鼐《五七言古今体诗抄》、方东树《五七言古今体诗抄》等选本，都留下刘大櫆《历朝诗选》《五七言古今体诗抄》的痕迹。在刘大櫆的两种诗选基础上经删益、节选而形成的选本，当然不只以上数种，结合上引各种批点本和选本，可大致看出“新本”产生的路径。“新本”不仅是文献的版本问题，也是文学观念的传承与新变的记录。

在诸路径中，过录圈点、批注形成“累积性”的版本，多为桐城文人采用。作为一种“手艺”，有较多的“器物制作”，如《古文辞类纂》《韩昌黎文集校注》等。诗选方面，方东树《昭昧詹言》乃在其“家塾诗选”上批注辑录而成。方东树依据的选本，主要是王士禛《古诗选》《盛唐诗选》《唐诗正宗》等［27］。统计《昭昧詹言》引述桐城诸家之说，姚范最多，有37条；姚鼐有29条，“先君云”（方绩）有17条，姚莹有7条，“姚云”（或是姚鼐）5条。方东树依据的诸多诗选，在桐城特具的风气中，很可能已有过录的批点。这些批点，经其取舍，又在“家塾诗选”中部分得以穿插，如论中唐刘长卿《献淮宁军节度李相公》，方东树在引其父说外，并引刘大櫆《七律正宗》，又引姚鼐之说［28］。《昭昧詹言》作为诗选批点本的独立产物，自其刊行后，与其它知名诗选相似，也有不少读者。仅萧穆日记中所记，向他借阅或借抄的人就有姚濬昌、方朔、左绳甫、章耀奎、左润皇、“吉甫”。

桐城派的编选与批点之举，既是有意的保存弘扬，又是无意的个人兴趣与偏爱，然合而观之，这一行为颇具规模，或有长远的用意，已显出桐城文人抱残守阙的心态；而对归有光及方、刘、姚的推扬，则更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归有光文经桐城文人前呼后应，到萧穆手中，合成一种全新且具权威性的归文选本。萧穆同治九年闰十月十八日日记云：“是日取刘、姚所选归震川古文一册（此乃咸丰丁巳左鸿遇抄本），临二家批点于上，刘选用硃笔，姚选用黄笔。刘选三十四首，姚选三十二首，同选者二十三首。震川集文佳篇大略在此矣。”［29］此外，桐城读书之家，多有归评《史记》。萧穆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日记，揭示有方苞评点本、张若需过录本、姚范过录而形成的新本，三种新本皆以归评本为基础［30］，隐约形成一条评点史线索。

特别是《古文辞类纂》，萧穆日记留存众多借还记录，因而此书以丰富的样态存在。咸丰十年，萧穆所教桐城弟子借《古文辞类纂目》二本去；同治八年三月，孙吉甫赠送《古文辞类纂》一部；同治十年正月，萧穆送吴汝纶一部，八月向姚子襄“借其考青太史手抄《古文辞类纂》二本”［31］；同治十一年一月，为苏求庄临《古文辞类纂》圈点，五月在金陵书肆购买湖南重刊吴刻《古文辞类纂》，八月将该集（或是批点本）送孙诒让，并嘱转呈其父孙衣言一阅。《古文辞类纂》作为一个文选范本，被借阅、抄录、购买，被作为礼物；同时，也因“附加值”的增加，完成了文献的再生产。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一种苏惇元临方、刘、姚三家批点《古文辞类纂》［32］。所谓“方、刘、姚批点本”，按方、刘的辈份、年岁以及《古文辞类纂》形成的时间，方、刘不可能对该书批注。这种看起来近似“时代错乱”的批点本，在萧穆的日记中可觅“错乱”酿成的轨迹：

咸丰十年八月廿六日，临刘选韩、柳“序”“书”圈点于姚本上。

同治二年三月十五，临望溪古文圈点于《古文辞类纂》上，用蓝笔。

同治二年四月初一，家居，临古文圈点，用硃笔，盖遵惜抱晚年定本也。［33］

上录三则日记片段，第三则是萧穆过录姚鼐晚年《古文辞类纂》；而第一、二则是将方、刘其它古文选本中保留的评点，过录到姚选对应篇章中，经过汇合，塑造出一个权威性的桐城三祖注本。萧穆在塑造心目中“完美批点本”时，尚不能预知一年之后借到苏惇元的《古文辞类纂》三家批注本。《古文辞类纂》的谱系较为丰充，在此类批注本及黎庶昌、王先谦的两种续选之外，还包括梅曾亮的《古文词略》、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抄》，意在简化或调整姚选的结构与容量。在《桐城文学撰述考》中，尚著录数种相关古文选本。不约而同，皆有编选之举，是桐城派文人群体追求完美注本、选本的表现。这种不断编选选本的现象较为普遍，只是典型性稍逊“三祖批注《古文辞类纂》”而已。

方苞在萧穆日记中的笔墨不及刘、姚，然亦颇可观；此外现存萧穆笔记收录了一份方苞文集“评论资料”的汇集，萧穆亲手抄录并名之为《望溪文集自记并诸家评识》，这一汇集，除收方苞自记外，还录有自钱澄之至方道希138家评语，其中不少出自桐城本土文人［34］，更有出自桐城以外诸家评语。资料汇集无疑是萧穆日积月累的结果，较为真实地呈现方苞集被认可、被评说以及逐渐成为“新经典”的过程。方、刘、姚三大家之外，桐城派中期文人的诗文集也进入批点流程。萧穆咸丰十一年日记记录戴钧衡、马三俊（融斋）、方宗诚批点方东树文一部，同治四年记录方东树批点管同《因寄轩文集》，同治八年记录刘开《刘孟涂集》抄本，有圈点，且所收内容与刻本不同。

此处可以切换“镜头”，看桐城文人如何延续过录圈点这一行为，保存本土文献的“惯习”。姚永概在《伯兄行略》中称其兄姚永楷“博观于诗歌古文，所取忻诵者手抄之若干册，见一人评点本，必手临之”［35］。姚永概现存日记始于光绪七年（1881），其时十六岁，五月初九日，过录姚鼐评点《渔洋精华录》，七月初一过录姚鼐圈点《五七言今体诗抄》。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又及此事：“予家有惜抱公自订《五七言今体诗抄》，乃初刻本，而复增删加圈点批注者，与刻本圈点有异，取校之。”［36］十月十九日为二姊姚倚云临《五七言今体诗抄》圈点。光绪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抄《古文约选》目录，圈点批语，以此书明年二兄欲携之湖口也”［37］。这一过录批点的惯习，据姚永概日记所记，仍旧在传承；在吴汝纶著述、被类编的日记及其子吴闿生的记述中，亦有迹可寻。

就萧穆日记所记诸多别集、选本，可看出在桐城本土对诗的推崇并不在文章之下，然在全国的影响，桐城诗学却远不如桐城文章，其中原因有多方面。从作为文学流派拓展利器的选本而言，桐城派的诗选，可能在王士禛的诗集以及诗选笼罩之下，主张及特色并不明显，流传几乎局限于桐城本地。相比之下，桐城文章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创作牵引，还有类似《古文辞类纂》等选本大力推扬。以选本为依据推测，桐城文章观念的扩散，及《古文辞类纂》较为广泛的传播，应是在嘉庆年间有刻本之后，产生普遍性影响则在咸同年间。而嘉庆之前，先于《古文辞类纂》为桐城文章发挥推波助澜作用的，应是桐城诸家奉为宝典的归评《史记》。

“一个社会是一个连续的存在。连续性是一种跨时间的一致性，它取决于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而这种一致性、稳定性要依靠不断的“重复”和“自我复制”完成，自我复制既出现在个人内心，也发生于个人之间，“复制的机制赋予社会以持续性”［38］。复制作为一种机制，当然不是模型化生产。诵读某些经典或选本，以及不断批点或借阅、过录，可以视为桐城一邑读书人日常性的“手艺”学习。桐城派诸多层面的传承有“手艺”特征，这一特征是保持桐城学术和文学传统一致性、稳定性的重要条件。

三 戴名世著述的复活与桐城的精神氛围

戴名世被诛是桐城人的“精神创伤”，是一极端事件。戴廷杰著《戴名世年谱》十二卷所附《戴名世先生后谱稿》，似仿《史记》“其后……年”之意，记录戴名世被诛多少年之后与其相关之事。“后谱稿”自咸丰十年起到同治十一年，以萧穆搜集、整理、传播戴氏著述之事形成脉络。因萧穆对戴氏文献的热衷，故年谱这一时段的条目较为细密，同治八年十月初七日日记记录了他保存文献的承续之功：“夜检阅戴订《四书朱子大全》诸条记，此方存翁藏本，传为南山手所批订，欲他日照此重刊。后归戴孝廉钧衡，今归存翁，余往年曾借藏过，今仍向方氏借回，欲以前在金陵赵季翁赠本照此硃墨笔临一副本珍藏也。”［39］萧穆日记中所记乃当下所见所闻，大多与戴氏著述有关；而戴氏著述何以能保存流传，则有必要追溯其“前史”。

据《戴名世先生后谱稿》所记，戴名世著述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起被严苛查禁，至道光年间管控稍松弛。道光二十一年（1841）戴氏宗人戴钧衡为所编《潜虚先生文集》撰“书后”，其时乃戴氏被诛后一百二十八年。此后方东树与方宗诚论文，极推崇戴氏。咸丰二年（1852），方宗诚与戴钧衡编辑《桐城文录》，方宗诚遂向马三俊（命之）借《潜虚先生文集》，方宗诚有题识云：

此吾友戴存庄所编辑，而吾友马命之之藏本也。咸丰二年，余纂《桐城文录》，借读之，见其多闲杂之文，乃为删节而慎取之。其后此书为方子观借去，而命之又殉节，其家播迁靡定，故此书竟未归马。今年子观归于吾，复为删节，选为定本。［40］

方宗诚咸丰七年删定钱澄之、戴名世文集，咸丰八年《桐城文录》编成，“授萧生敬甫编校之，是书搜罗编订已六年矣”［41］。由此推之，道光末年咸丰初年这一时段，至少在桐城境内，戴名世的著述可以在文人圈里谈论、阅读、编辑。其后戴氏著述在桐城的流传情况，萧穆日记保存了不少记录。通过萧穆日记所记及其它文字追溯并合理推测，萧穆这则日记中提及方宗诚、戴钧衡以及丹徒赵彦修皆曾收藏戴氏《四书朱子大全》（见同治八年日记）。方、戴二人之事就是咸丰二年方宗诚题识所述保存戴氏文献之事的延续，然咸丰二年所述之事中提及一位更早且具悲剧意义的保存者马三俊（马宗琏孙），这些关键人物事迹可连结形成保存戴氏文献“历史”的主脉。在主脉之外，萧穆日记还记录了其它保存者。同治八年九月，萧穆看余作霖藏书，其中有余氏先人著述，“作翁又出示所藏，有田间、南山、海峰诸集。作翁又云旧藏《南山全集》刊本约有数尺，盖数十大册，咸丰间兵燹失之云云。然翁语似非妄言者，穆以为《南山全集》未闻刊本如是之多，疑未能决也”［42］。据萧穆自咸丰十年至同治十二年日记所记，保存戴氏著述的读书人有周丙申、姚濬昌、徐晋生、马起升、余作霖等12人，此外还有前文提及的方宗诚、戴钧衡、马三俊，15人中有两人为外地人，其它皆为桐城人。其中几人可确定是桐城知名家族之后，如马氏、姚氏、张氏，而戴钧衡为戴名世族裔。他们的戴氏著述很可能是承袭先人所藏，先人所藏亦或具较长时间的传承，而乾隆三十年以降的严酷查禁，这些家族必有一段保存戴氏著述的隐秘历史。同治八年余作霖所述《南山全集》刊本有数十大册，至咸丰战乱失去，可见如此“显眼”的大书已经渡过乾隆朝危险期。戴名世著述在桐城一邑私密保存及在咸同朝的复出，可以看出以下四方面问题：

其一，制度、法令或因人情及地点在执行过程发生变异，产生“弹性”，并未出现从制度、法令落实时理应出现的效果。

其二，桐城的家族或“姻亲联盟”在关键时刻可能是地方文化传统的一道保护屏障。

其三，桐城的重文氛围或传统，孕育出一种较为独立的、以道统为内核的评判标准，故戴名世被诛最初若干年，关于他的回忆及文章选编之事并未消匿；而戴氏著述历经乾隆朝文字狱的大风大浪，也可见桐城的这一氛围或传统并未断绝。诺伯舒兹在论建筑现象学时指出，“任何人为场所最明显的品质就是包被”，这些场所是精神氛围（spiritualaura）的场所［43］，挪用此意，桐城已不是地理上的空间，而是有精神氛围、具有“包被感”或安全感的场所。这一场所的长期延续，是桐城文章、学术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资源。

其四，从萧穆日记及桐城后人文字所存零星记录或掌故中，可判断戴氏文章、学术成就之高，不能抹杀；且与方苞等几位人物关系密切，论方苞等人或桐城文章、学术时，戴氏不得不被关联。

在戴氏文献之外，萧穆还接触了其它“违碍”人物，如与吕留良有牵连的孙学颜（号麻山），咸丰十年曾作《孙麻山先生遗集后序》。同治十年正月，萧穆向吴汝纶借书数种，其中有外地作者禁书“吕晚村文集五本”［44］，说明吴汝纶的家藏中也收存禁书。在收藏之外，可能还有秘密的借阅与传抄，如萧穆日记记载其整理禁书时，就有不少桐城友朋向他借阅，包括方涛、吴棣村、苏求庄等。从家族到地方，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到咸同两朝，官方文字狱及多次查禁，对桐城一地似乎没有官方文书所推衍出的强势“杀伤力”；就地域而言，不如江苏、浙江那般严酷，其中原因或有多种，暂不一一展开。然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可能要回到桐城本土，要留意二十多个知名家族自明代以来，因不断强化、密集的联姻而结成的婚姻集团所发挥的作用。就桐城文化而言，虽有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之说，但实际上就是这些家族代表地方，家族的联盟是一种潜在、扎根深入的力量。考察这种力量时，虽不必刻意在与官方对抗的格局中拔高，但可确定在应对大灾难时，他们会同情、团结，主动避让以求自保。王汎森曾论及家族的力量，指出官方搜查，人力有限；同时，地方上的读书人因地缘血脉形成人际网络，予以阻挡［45］。戴名世其文其事在桐城的传播，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费孝通提出的“双轨制”之说。这一论说近年虽有学者质疑，然结合萧穆所记清代桐城境内禁书的留存和传播情况来看，“皇权不下县”可能更接近传统社会的现实境况［46］。

戴名世著述的保存，作为一个“事件化过程”，有助于看清包括桐城在内的“任何社会生活的逻辑和规则都不会自行空转”，戴名世著述流传的前前后后，可将这些逻辑和规则激活，看到内部的运作节奏与风格；由萧穆日记所展现的诸人的“生命历程”［47］，更能理解文学和文化传统如何得到传承和延续。从萧穆日记所记，还原这一事件的余波，看戴氏著述的隐伏与复出，所关注的已经不是作为个体的戴名世。因为多层关联，必须注目桐城文人群体，这一群体是指从前人到萧穆身处的群体，以及这一群体赖以涵泳的精神氛围。

余论

笔者曾以家族联姻与地方文献编刊的独特性作为切入点，指出桐城可作为清代地域文化或文学研究的典型性区域［48］。萧穆咸丰十年至同治十一年的日记，再一次强化桐城这一区域的“样本特征”，并可将这一“样本”设想予以拓展和深入。以萧穆所记对于桐城派及桐城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而言，在于呈现出较为细致的桐城本土文化图景，更重要的还在于显示一种演化过程或“未完成状态”，从书籍的保存和流动中可见文化土壤的深厚；从戴名世案和太平天国战事的极端事件中，可见一地人物的文化责任感和异于时趋的精神持守；从批点本的过录、融合与追求“完美选本”中，可见桐城文学的多种滋养，以及不拘守、求变通的生发机制。

通常论桐城派，多集中于文章，实际上桐城文章的光焰遮掩了桐城经学、史学、诸子学［49］；或可换一角度，桐城文章长盛不衰，得益于桐城读书风气和经史子集并重的传统。以批点或过录批点而言，萧穆日记记录的要籍近二十种。桐城境内诸家批点或阅读经史子集要籍，是一种多样性并存的文化生态，他们并不拘守某一部或某几种书，四部之中集部的批注及创作多得益于其它三部。换一个较为通俗的比拟，就是桐城自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土壤中有充足适合的营养。研究桐城派，不能孤立地研究文章，要关注其它诸多学问；研究桐城文章，不能孤立地研究创作，要研究阅读、保存、编选、圈点、评论等多种问题，要重视氛围和传统。

在桐城文章、诗学、经学的承继和弘扬过程中，技术、物质这两种传统呈现的样态颇为丰富，甚至可加深拓展希尔斯的论说，如关于文章技法、诗法及读书治学的方法，独具特色；而关于物质传统的论述，除一般性保存之外，还关联朝代更替、突发政治事件、大规模战争等外在不可控因素与文献保存及复活等重要问题，以及桐城一邑文人内部的保存，如家族性保存，亲密家族内部批点本流通，志趣相投或有师承关系文人的书籍交流，批点的过录、汇合以及“断以己意”的文本新生，诸如此类，皆可以丰富关于传统的论说。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将桐城派视为文学流派的“桐城模式”，既是因为它所拥有的丰富资源，有助于后来者从多方面考察这一流派延续二百余年生生不息的机制；又是因为桐城派在以文章为主导时密切关联桐城诗学、桐城经学等学问，更能体现中国文学流派的内涵与包容性质。生长机制的形成，需要各种因素和力量的和合，而回到桐城本土中，引入“手艺”视角探寻，可从其它地方性的手艺中得到启发与印证，如湖笔、端砚、宣纸的制作等。从这些匠艺的地方特色、匠艺规则、工艺步骤以及延绵时间等方面来思考桐城派的“手艺”特征，不是贬抑，而是提供一种新思路，可在成套理论和系列选本中再思“日常慢功夫”的意义：“每个优秀的匠人都会展开具体实践和思考方式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慢慢演变成持续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又在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之间确立起一种节奏。”［50］桐城文人促成一系列的手工实践活动，还有一系列的读书方法和作文规则，这些法则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共享和传达，并且能让学艺者有“入手”之处。由实践锻炼到文章观念的把握，由器物的制作到道的体悟，“手艺”将桐城派的规则、知识“内化”，在不断的比照与磨合中，形成一种身与心、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融合生长的机制；这一实实在在、生生不息的机制，表面上是个案或桐城独有，然在与其它艺术形式的映照中又呈现出典型性或普遍性，因而由“桐城模式”或可思考中国文学流派或古代文学传统演进的一般路径。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3册，第32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2］这一时期萧穆与桐城联系密切，此后主要在上海活动，故暂不讨论；而这13年中又有4年多在汴梁、安庆、金陵等地，故可真正利用的日记仅有8年。又，萧穆自22岁时记日记，至70卒，今存日记72册，收录在周德明、黄显功主编的《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丛刊》中，共11册，其中第29册、第30册为本文讨论的内容。

［3］［48］参见徐雁平：《论桐城可作为清代地域文化研究的范本：以世家联姻与文献编刊为例》，《安徽史学》2019年第4期。

［4］参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彭君华点校，第445—446页，黄山书社2013年版。

［5］姚濬昌：《叩瓴琐语》附《五瑞斋遗文》，民国铅印本。

［6］［19］［34］参见萧穆辑：《萧敬孚丛钞》，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10辑，第2377—2378页，第2377—2378页，第3705—3792页，台湾文听阁图书公司2012年版。

［7］［8］［20］［25］［30］［32］［33］［44］萧穆：《敬孚日记》，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丛刊》第29册，第542页，第543页，第498页，第279页，第466页，第447页，第206、384、387页，第445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

［9］张裕钊：《张裕钊诗文集》，王达敏点校，第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0］［35］姚永概：《姚叔节先生文存》，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11］［12］［21］［22］［23］［24］［26］［29］［31］［39］［42］萧穆：《敬孚日记》，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丛刊》第30册，第196页，第212页，第248页，第453—454页，第4页，第401页，第210页，第419—420页，第512页，第284页，第27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

［13］参见李诚：《李诚全集》下册，第960—962页，海天出版社2019年版。

［14］此节文字据《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推衍。［法］让-诺埃尔·卡普弗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郑若麟译，第8、117、1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5］参见［日］武义内雄：《桐城派之圈识法》，朱修春主编：《桐城派学术档案》，第44—4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将此法归于姚鼐，从萧穆日记来看，欠妥。

［16］［38］参见［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第85页，第180—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耗时手工”“隐性知识”的说法，参见［英］摩尔·利：《编织时光的手艺：时间投入在当代西方手工艺中的价值》，《碧山》2015年第6期。又，本节论说还受到张桃洲《诗人的“手艺”：一个当代诗学的观念谱系》（《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一文启发。

［18］参见徐雁平：《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27］［28］方东树：《昭昧詹言》，汪绍楹点校，第539页，第4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36］［37］姚永概：《慎宜轩日记》，沈寂等点校，第76页，第134页，黄山书社2010年版。

［40］［41］［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第1008页，第1009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43］［挪］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明译，第59、195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5］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第610—611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46］参见费孝通：《基层行政的僵化》，第337—338页，《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7］参见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49］参见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50］［美］理查德·桑内特：《匠人》，李继宏译，第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