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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程》（The Final Stretch）是华裔作家萧锦荣的处女作，也是他众多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不仅曾获得1986年秘鲁最佳图书，还被评为秘鲁80年代十大好书之一。

在深入探讨这部作品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小说的题目做一简略的说明，因为这一题目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末程”实际上是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的题目，它原本指的是接力赛或者马拉松比赛中最后50米或100米的距离。萧锦荣之所以将其作为整部小说集的题目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被翻译成中文时，“末程”一词比较富有诗意；其次，《末程》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华人移民生命中最后几年的故事，因此，“末程”喻指的是人的老年；再者，进入1970年代以来，由于秘鲁政局的动荡，大批中国移民为了求生，纷纷被迫选择再移民，秘鲁唐人街的人口一度骤减到最初的水平，象征着秘鲁的华人社群似乎已然接近了它的“末程”。

短篇小说集《末程》共由一篇《序言》和九篇短篇小说组成，其题目分别为《末程》《堕落》《守灵之后》《老朋友》《两个老人的故事》《演讲》《红娘》《在公海上》以及《伟光的转变》。九篇短篇小说以扇形结构布局，其中的故事所展现的内容既包括苦力远渡重洋奔赴秘鲁的艰辛，唐人街杂货店主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和自我剥削，还再现了华人群体复杂的政治立场和时值“末程”的唐人街社会华人选择再移民的不易。通过短短的九篇小说，萧锦荣将秘鲁华人社会从苦力到唐人街再到再移民100多年风雨历程的生活全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在公海上》讲述了苦力贸易的黑暗与残忍。这篇故事是从一艘运送苦力的护卫舰“路易莎·卡内瓦罗”号上开始的。当时，为了解决秘鲁国内劳动力短缺的问题，739名中国苦力自愿或被迫地登上了这艘远赴南美的航船。在长达两个半月的航程中，船上的中国苦力像猪猡一样被塞在拥挤的船舱中。不堪忍受压迫的华工，时有反抗发生。反抗被镇压后，他们通常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有的华工被船长无情地扔进海里以儆效尤，其余的华工则被禁止再次踏上甲板透风以防叛乱再次发生。为此，恶劣的环境滋生了疾病的爆发，痢疾等传染病开始在船舱里肆虐，大批苦力因此而丧命。最终，起初登船的739名苦力中，有180人在旅途中丧生，没能活着抵达大洋彼岸的卡俄亚港。

《老朋友》和《两个老人的故事》都是有关两位老人的故事。他们既是朋友但内心里又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充分体现了人在为生存而生的逆境中暴露出来的人性的污点。《老朋友》中的主人公老林和老周是同船到达秘鲁的船友。身处异国，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两人的友情因他们之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而出现了微妙的裂痕。老林工厂的生意蒸蒸日上，住进了豪宅，而老周的生意多年来始终没有起色，经营着一家不死不活的杂货店。一天，从新闻里听说老林的工厂发生了火灾后，老周的心态极其复杂，带着一点难过，但更多的是喜悦。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老周压抑着内心的喜悦、幸灾乐祸地前去探望老林。但出乎意料的是，老林在事发前早已购买了火灾险，非但没有像老周想象的那样损失惨重，反而是塞翁失马，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益。回家后，老周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第二天就病倒了。《两个老人的故事》在主题上延续了《老朋友》中对人性的窥探。两位性格迥异的老人老罗和老钟在晚年合伙开了一家杂货店。但在合伙经营中，两人的关系因为钱的问题出现了罅隙。老钟生病后，老罗又总是处处觉得吃亏，认为老钟是故意装病。为了消除老罗的疑虑，老钟硬撑着病体在杂货店干活。不幸的是，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他不久就中风死了。事后，老钟意识到了自己的心胸狭隘并为此后悔不已。

《堕落》是一篇极富自传色彩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为萧锦荣的另一篇长篇自传体小说《此生不易》（This Sort of Life）。刘先生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他满心期待自己的儿子埃克托能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杂货店主，将来接替他的位置，继承家族产业。但事与愿违的是，埃克托对经营杂货店根本没有兴趣，文学和艺术才是他所中意的理想。后来，在父亲的逼迫下，埃克托不得已在13岁时就辍学了。不过，这丝毫没有缓解父子间的矛盾。父亲对儿子的刻薄和变本加厉的盘剥反而加重了他们之间的怨恨，以至于父亲一看到埃克托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刘先生梦见自己心脏病发作时，埃克托就在一旁若无其事地站着，眼神中充满了仇恨和敌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奄奄一息地死去。这一梦境无疑将父子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推向了极点。

《守灵之后》讲述的是主人公“我”和四哥阿冲为姐姐守灵的故事。姐姐阿秀25岁时在母亲的安排下嫁给了40岁的李书文。阿秀文秀舒雅、容貌端丽；李书文却身材矮小、面色惨白，时常佩戴的那副墨镜又给他的身上平添了一股邪气。显然，这桩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母亲之所以为姐姐安排了这桩婚事，完全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终于，惨剧发生了。尽管小说中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但不难想象，姐姐阿秀在这桩婚姻里是不可能收获幸福的。最终，她不堪忍受婚姻的不幸上吊自杀，在结婚三年后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从整体上看，这篇故事的基调是非常凄惨、冰冷的。一方面它反映了包办婚姻在华人移民群体中的普遍存在及其对女性的戕害，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移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正如“我”在走向灵堂时所感受到的那样：“我感觉我身处在一个隧道中，而那黄色的灯光标志着出口的所在。但我错了：隧道尽头的光总是充满着喜悦、希望、温暖和银一般的光亮的，但这束光却是暗淡的，它所标志的不是隧道的尽头，而是隧道的开始”，其中充满了看不到尽头的失望和绝望。另一则和包办婚姻有关的故事是《红娘》。但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包办婚姻是跨国婚姻。诚如前文所言，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秘鲁在贝拉斯科的独裁统治下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工业大部分收归国有，土地被重新分配，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最终这场运动导致了国家的破产，引起了秘鲁国内半数民众的恐慌。而对华人移民而言，这场灾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大，这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丧失，而且还意味着再度流浪，再度寻找新的家园。毫无疑问，《红娘》所反映的主题是沉重的，但其中却也处处饱含着幽默的笔调。迎春的大姨受人之托，专程从旧金山到利马替人说媒。由于语言不通，大姨就让外甥迎春担任她的翻译与女方交涉，但罗莎的母亲听了大姨的来意后，非常惊异于这种“包办婚姻”的古怪想法，认为只有自己的女儿能够决定嫁给谁或不嫁给谁，父母是无权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的。无奈之下，大姨只好铩羽而归。其中，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其实罗莎就是迎春的女朋友，但迎春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向大姨透露此事。随后，故事的情节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罗莎从单纯的女孩出脱成深谙世故的成熟女性后，竟然为了自己的前途，放弃了与迎春四年真挚的爱情，投奔了大姨介绍的那位在旧金山相识不到一周、年龄比她大将近20岁的张宝善，再也没有回来。笔者以为，这一情节的转折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失为一种败笔。固然，这一情节上的转变的确营造出了出人意料的感觉，突显了再移民问题的紧迫性。但其欠缺之处在于，在情节转折之前，作者并未埋下任何的伏笔予以铺垫，使这一转折显得过于突兀和生硬，影响了结局的可信度。

《演讲》这篇故事同样充满了喜剧色彩。蒋开文是三门中学的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天，中文系主任陈先生把开文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交给了他一个在他看来非常“光荣”、非常“重要”的任务，让他在“双十节”当天代表学校讲话。接到这个任务后，开文欣然答应了，不仅在陈先生的精心辅导下将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还在陈先生的调教下配合上恰当的动作。但就在一切都看似进展得相当顺利的情形下，开文却在庆祝活动当天出现了差错。他假装腹泻，以疾病为由，破坏了陈先生的完美计划。原来，陈先生在挑选演讲者之前，并没有核实开文的政治倾向。开文用他的聪明智慧破坏了陈先生精心布置的“国庆”庆祝活动，搞得支持国民党的陈先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梦里，他（开文）看见巨大的红旗迎着从北方吹来的寒风在空中飘扬”，鲜明地彰显出开文的政治立场。

《末程》中的主人公阿婆属于第一代华人移民。大儿子老陈是个有钱的商人，在蒙特瑞科购置有豪宅，妻子（是梅斯蒂索人，即出生在美洲的白种人和当地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和两个儿子都不会说粤语。二儿子阿胜在一家餐厅工作，单身一人住在父母留下的老宅里。自从阿婆的丈夫去世后，阿婆就一直和大儿子住在一起。但如今，搬进了豪宅，她却意外地要求搬去和二儿子同住。其实，她要搬走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老房子这里，她每天都可以步行去故友老崔的店里和他以及他的女儿用家乡话粤语攀谈。对她而言，粤语就如同是一种可移动的家园，使她可以与故乡产生某种精神上的联系。遗憾的是，崔家在秘鲁局势不明朗的情形下，和众多秘鲁华人一样选择了再移民，举家迁往了萨尔瓦多，又留下阿婆一人独处一室，不再有人和她用粤语交流。随之，阿婆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急转直下，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当中，瞬时苍老了许多。故事的结局自然以悲剧告终，阿婆在一次步行去杂货店购物的途中惨遭车祸而死。

在所有的故事中，最复杂、也是最有趣的故事非《伟光的转变》莫属。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一文中曾指出：“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同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伟光的转变》就是对霍尔所主张的流动的、去中心化的文化身份理论最好的例证。伟光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秘鲁本地人。两岁那年，伟光随叔叔回到中国并在那里长大。时隔30多年后，他又只身乘坐飞机返回秘鲁寻找自己的婶婶——也是他妈妈的姐姐，并在旅途中认识了在利马经营杂货店的康叔。伟光虽然长着一张白人的面孔，但他却因身份的尴尬而难以在秘鲁社会立足。首先，由于他在广东长大，语言上，他只会说粤语，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因此，他很难在唐人街之外找到合适的工作；其次，从身份上，尽管他在中国长大，但在华人眼中，他由于长相的缘故仍被视为“鬼佬”。为此，好心的康叔收留了伟光，雇他在自己的杂货店中做店员。然而，即便如此，连康叔对伟光的情感也是错综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鉴于以往的经验，康叔对“鬼佬”员工充满了偏见和猜疑。他认为，和华人员工相比，“鬼佬”大多手脚不干净，是不值得信任的。而伟光呢，他复杂的身份可让康叔犯了难。每当他讲粤语时，康叔总是毫不犹豫地将他视为自己的同胞，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可一旦遇到伟光沉默或者偶尔不太熟练地说起西班牙语时，他的深眼窝和高鼻梁又常常使康叔联想起他的“鬼佬”身份，对他产生惧怕和不信任。此外，伟光的杂糅身份在他的婚事上也成了巨大的障碍。碰到秘鲁女孩，他根本无法与其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而是将对方视为另一个种族、另一种文化、另一个世界的他者。碰到华人女孩时，女方的父母又常常把他视为“鬼佬”，不愿接受这桩婚姻。无奈之下，康叔夫妇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让伟光冒充“土生”，这才勉强解决了他的终身大事。故事的结尾，伟光和康叔坐在一起喝茶，探讨着伟光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语言学习的问题。他俩都担心，孩子不在中文学校上学，不说粤语，将来会成为与父母在语言和文化上格格不入的“鬼佬”。由此可见，文化身份问题无疑是这篇小说观照的核心，而语言在其中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末程》在秘鲁文学史上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尽管这些故事在发表之初因种族偏见饱受秘鲁评论界的贬抑和批评，甚至被认为是有人冒充亚裔作家创作的作品，但萧锦荣的文学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对此，秘鲁文学之家研究及创作总监桑德罗·基里是这么评论的：“在某种程度上，萧锦荣是一个文化上的英雄……他见证和经历了华人社区的转变和文化过渡。”《末程》恰恰就是这样一部具有“见证”作用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些短小精悍的故事，萧锦荣不仅将华人从苦力贸易到唐人街的兴衰再到再移民的这一系列被秘鲁社会消声的别样历史呈现了出来，同时还对华人社群中所突显的语言、文化、身份、性别等重要议题予以了深入的关注与探讨，以写实的笔法刻画出了一幅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秘鲁华人社会图景。